四 辩论的视角
(一)沙克尔的解释
乔治·沙克尔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他认为经济活动的跨期协调是这场辩论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沙克尔解释说:是储蓄倾向的增加是否会“刺激生产力从消费品转向中间产品(资本品)”(1933:27)。沙克尔的观点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哈耶克似乎从纯技术的角度对凯恩斯的观点所作的批评,以及他试图说明凯恩斯的什么假设使他忽视如此重要的跨期市场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哈耶克使用的本质上是庞巴维克的观点。不过,这个关于资本理论的方法不止是形成了哈耶克本人的理论的基础。
(二)作为一种元方法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
哈耶克并不完全明确,但他似乎相信庞巴维克资本理论是一种元方法。它是极为重要的方法,正因为它是以一种非总和的方式构建的,[17]而且使利率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它使所有相关的跨期市场力量都得到考虑。而且正是基于这个方法,哈耶克认为他已经能够指出凯恩斯总和的层面,以及他缺乏对利率的实际决定因素以及利率作为跨期配置的决定因素的了解,使得他忽视了关键的市场力量。其明显含义是,如果凯恩斯有考虑到所有相关的市场力量,他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来检验一下这个看法,首先简要看下凯恩斯本人对跨期协调的见解。
(三)跨期协调
《货币论》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讲的是悲惨的香蕉种植户,这很明显是对《通论》中储蓄悖论的预见。凯恩斯希望用这个故事说明“储蓄行为本身并不能保证资本品的存量会相应增加”(1930:175)。在香蕉种植户都充分就业的理想社会中,突然兴起了哈耶克理论中的储蓄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香蕉需求量和价格的下降,而因为工资是刚性的,就造成了损失和失业。这对香蕉生产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需求会和生产成本(也就是工资)同步下降。只要计划的储蓄超过计划的投资(假定不变),香蕉生产者就会遭受损失,而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香蕉种植户死亡或者储蓄运动停止。
哈耶克对这令人沮丧的情境的评价是,据他看来凯恩斯完全忽视了“利率的作用”,因为凯恩斯假设当消费品生产不再有利润后,“……其他一些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不会被发现”(1932:31)。凯恩斯忽视了利率的配置功能以及消费品和投资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这个“忽视”本质上是专断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得出这么令人担忧的结论。这个观点更加适用于《通论》。因为从经济活动的跨期协调的角度看,《通论》是“……我(指凯恩斯)经过多年思索的思想的自然演变”(1936:ⅩⅪ-ⅩⅫ)。这里,凯恩斯提高了总和的范围,将资本品及其价格,以及它们的预期回报之间所有相关的因果联系概括为两个总和变量,即分别是资本的边际效率和“长期预期的状态”。
(四)《通论》
凯恩斯在《通论》中对跨期协调的评论(1936;主要在第12和16章),主要关注的是被他视为持久缺乏的跨期协调。与哈耶克的分析完全相反,凯恩斯从来没有将跨期偏好作为相关参数或者外生变量来对待。隐含之意是,人们偏好的跨期消费模式的改变并没有反映在已实现的模式中。特别地,不允许企业家的预期以任何一种协调的方式去整合跨期消费模式和跨期投资决策(可以参照Garrison,1985)。这源于凯恩斯的未来不可预知的观点,以及他对货币化了的生产经济中,大部分的期货市场都缺少相关的经济原理的强调,及应该将利率(“事实上是当前的现象”)同家庭跨期偏好区分开来的坚持。
当然,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存在跨期的联系,尽管它们并不是用来协调计划的,而是资本的边际效益和长期预期状态。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凯恩斯的企业家”所要面对的未来消费的性质和时间的不确定性(在哈耶克的体系中,未来的消费可以通过额外的储蓄实现),与这种消费完全缺失是等同的。如凯恩斯所说:“被视为一种永久性习惯的消费倾向的减少,必然会减少对资本品的需求,也必然会减少对消费品的需求。”(1936:106)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的企业家”实际上认为任何这样的“减少”都是“永久性习惯”。
正是基于这一点,凯恩斯批判老一辈经济学家——但是也包括比他小16岁的哈耶克——因为“错误地认为在节制现在的消费的决策与准备将来的消费的决策之间有一种联系”(1936:210)。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凯恩斯在《通论》中这么严厉地批评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凯恩斯理解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概念与跨期协调之间存在关联。在“最适度的迂回程度”的讨论中,凯恩斯强调说“在最优的状态下……生产的最有效的组织方式是,当消费者的需求变成有效需求时,能够提供物品”(1936:215)。然而,凯恩斯认为这种“最优的状态”——如《物价与生产》中的“储蓄情境”所描述的——预设了一种他认为一般来说(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跨期偏好和跨期生产计划之间存在关联。
(五)哈耶克的隐含假设
当然,哈耶克对此有根本不同的看法。有一点必须强调,《物价与生产》中的储蓄情境并不仅仅是完全抽象的思维试验。正相反,储蓄情境适用于真实世界(特别地,可参见Hayek,1933b:143-144),这意味着从中可以得出重要的政策结论(例如货币必须保持“中性”的建议)。哈耶克的先辈们更加谨慎,从来没有将他们的分析用于这样的现实解释。例如,维克塞尔强调在静态均衡之外,储蓄和投资决策的充分协调需要企业家的“适应能力以及一定的远见”,而这“在现实中是绝不存在的”(1934:191)。庞巴维克解释说,企业家匹配“家庭储蓄计划”与“相应的投资”的努力并不是包含“准确信息”的事实,而是“一个测试、猜想和试验的过程”,一般包含“生产力的错误运用”(1901:68)。
如今,我们意识到,哈耶克这个强有力的结论是以一系列相似的、强大的隐含假设为条件的。例如,交易费用、封闭型市场(包括期货市场)和投机行为之间的联系现在大多已为人熟知。而且尽管对于均衡的存在性和独特性我们知道的相对较多,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对稳定性的一般问题所知甚少,对于调整速度及其决定因素知道得就更少了。我们不应因此而埋怨哈耶克——这是反历史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他的分析中,他隐含地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没问题的,而他的政策建议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皮埃尔·斯拉法(和其他批评者)在批评哈耶克的物物交换经济中没有任何的非均衡的概念时,隐约地意识到了这些隐含假设的性质,并强调在非货币经济中,跨期协调的问题并不比在货币经济中少:“不管有没有货币,如果储蓄和投资没能匹配,很大程度上增加储蓄将是失败的(abortive)。”(1932:52)最后,斯拉法强调在哈耶克的分析中缺乏对制度的关注:“在他的假定中,没有债务,没有货币合约,没有工资协议,没有黏性价格。”(同上:43)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在辩论中似乎讨论的是同一个模型,他们利用的却是根据不同的分析框架,采用非常不同的(隐含的和明确的)假设来表达他们的评论和回应。哈耶克的观点,即“总和法的代价是忽视了重要的潜在因果关系”,是正确的并在后来的辩论中十分重要。将其用于凯恩斯的研究,将表明凯恩斯在那个层次上的总和忽视了任何资本理论都应该提及的内/bd}}容:资本并不是萨缪尔森的“什穆模型”(“shmoo”,漫画人物——译者),而是许多非常不同的资产的“无定型的”(amorphous)集合。然而,之前的一些论点对哈耶克有关“总和法”的观点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会提出疑问,尤其是当他将它应用到凯恩斯早期的研究中时。
(六)凯恩斯与跨期协调:认识论与利率机制
实际上,凯恩斯并没有像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由于过度的总和而完全排除和忽视所有跨期的市场力量。早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就说明了经济运行趋缓的原因与这两个方面有关:(1)知识,尤其是涉及未来的知识;(2)利率决定的投机方面。
关于知识问题,凯恩斯广为人知的一个讨论是他认为估计“十年后”的“铁路、铜矿、纺织厂”等的产量缺少理性基础(1936:149),这已经不需要再重复一遍。更有趣的是,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就已经强调如何“精确预测这些事情”,例如预测储蓄变化的结果,“……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获得比一般所能得到的信息多得多的信息,企业家的一般行为事实上主要受当前的经验所支配,并以宽泛的概括为补充”(1930:160)。这与《通论》中强调“习俗”是预测的基础非常接近。所以早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就强调,就长期投资而言,企业家的认识论状态“有问题”。哈耶克所指的企业家有完全不同的定位。在对《生产与价格》的储蓄情境的尖锐评论中,埃利斯(Ellis,1934:355)认为哈耶克笔下的企业家“……结合了爱因斯坦的数学‘魔力’与哈耶克才具有的经济学理论能力”。换句话说,哈耶克笔下的企业家在处理问题时,好像知道古典利息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
关于利息问题,下面这些分析是可靠的。其他商业周期理论家——例如斯皮特霍夫和庇古——先于凯恩斯把企业家的预测困难视为任何商业周期理论核心的。哈耶克(1933a:81)批评这些方法,认为将不稳定性归因于企业家预测错误的理论应当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价格和利率的变动不能抵消这种不稳定性。一般来说,这是(非货币)理论家还没能做到的事情。
凯恩斯在《货币论》的(或预期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中,刚好为缺失的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哈耶克没有看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在他的研究中,他系统性地忽视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他的英国同辈人的研究中至关重要,例如家庭的货币需求、资产市场上的投机等一般问题。《货币论》中主要的创新可以视为是拒绝消费品价格和投资品价格之间存有任何固定的联系。[18]这同时意味着反对古典利息理论。正是基于这点,凯恩斯坚持认为“……储蓄和投资会出现不一致……没有对哈耶克博士所定义的‘中性’做任何改变”(1931:393)。偏离中性,即货币周转率发生变化,是货币非均衡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中性不再能够保证跨期均衡。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投资品的价格水平是“……公众愿意持有的储蓄存款与银行系统希望而且能够创造的储蓄存款数量相等时的价格水平”(1931:143)。根据这个洞见,凯恩斯引进了一个货币投机性需求的理论。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使他能够消除货币需求中存量—流量/收入—财富之间的混淆,二者之间的混淆自从马歇尔开始就已经困扰着剑桥学派的货币理论(参见Keynes,1931:140-146,232)。凯恩斯通过将“替代效应”补充到货币变动的财富效应中,摧毁了稳定性思想,这个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支配着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包括哈耶克的理论:固定的货币数量保证了货币均衡。现在这不再是自动出现的事实。例如,即使在货币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证券投资组合的改变也意味着利率的变化。运用到哈耶克的理论中,这意味着中性货币不能保证货币均衡;事实上,即使在没有偏离中性的情况下,储蓄和投资决策也可能出现不一致。或者说,货币变化会导致危机的结论是没有保证的。本质上,凯恩斯断然否认一般可以依赖于金融市场来协调储蓄和投资。哈耶克从来没有对这一挑战给出严肃的回答。
(七)均衡的不同定义与利率的作用
这表明了哈耶克关于总和法的观点,尽管是很聪明的观点,但应用到对凯恩斯的研究的分析中时,却几乎是无涉的。凯恩斯指出的非均衡的来源不能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内得到解释。这同样表明,均衡的概念在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理论中都十分重要。哈耶克的利率的概念,作为一个固有的跨期相对价格,“……在价格关系的整体结构中表现其自身”(1933a:207),而且他从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视角来处理跨期协调问题,与他1928年最先提出的跨期均衡概念是完全一致的。非常类似的是,凯恩斯的马歇尔主义的均衡概念——并不意味着跨期计划的一致性,而仅仅是当前的供给和需求相等——与他将利率和跨期偏好相分离,以及他对真正的不确定性和投机行为的强调完全一致。
而且,正是基于这个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多个不同的货币均衡概念应该要留意。一方面,有哈耶克的概念(本质上源于维克塞尔),根据这个概念,货币均衡/中性意味着“……一项货币政策是‘中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价于非货币化经济,两者的区别仅是称呼不同”(Sraffa,1932:51)。另一方面,有一个最终胜出的概念,即希克斯(1933,1935)对凯恩斯(1930)“试图依据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产需求,对货币的正边际效用提供合理性”的一般均衡版。如希克斯所解释的:
我们要么对正利率的时候人们持有货币这个事实进行解释,要么就不得不以某种方法回避困难。正是伟大的、传统的回避导致流通速度、自然利率及所有相关的东西。(1935:66)
从这个角度看,哈耶克的理论恰好是“……伟大的、传统的回避”的一个例子,而凯恩斯(1936)的观点,即古典利息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关于非货币经济的一个理论——至少如哈耶克的理论所应用的——是完全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