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呼之欲出的文学语词

在左翼文艺研究领域，许多先行者从不同角度涉及“左翼启蒙派”问题，尽管他们没有明确使用“左翼启蒙派”、“左翼独立派”或“左翼启蒙主义”这样一些概念，但他们或者意识到了这一思潮或派系的存在，或者感觉到了这一文学派系与左翼功利派的差异，或者阐发了左翼启蒙派作家与其先驱者鲁迅之间的思想联系，等等。例如，有些研究者对延安解放区以批评为导向的文学现象予以归纳，刘增杰很早就使用了“延安文艺新潮”^[9]的说法，并在强调这股“新潮”的启蒙倾向基础上深刻地指出，“延安文学新潮正是架设在鲁迅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一座庄严的桥梁！”^[10]在一观点影响下，近年袁盛勇指出，在延安文学新潮中，“无论是丁玲，还是王实味，他们当时运用的批评性文体与批判精神大都来自鲁迅”^[11]。有些研究者从“五四”传统角度对相关的左翼启蒙派作家进行了阐发，钱理群很早就提出了胡风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这一命题。

有些研究者从革命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左翼启蒙派文学思潮与左翼功利派文艺思潮的差异进行了区分，温儒敏指出，胡风重主观与体验的现实主义与毛泽东《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思想分属两种现实主义理论体系^[12]。陈顺馨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视野几乎一开始就可大致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较对苏联开放的，即较贴近苏联官方立场，这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和周扬的阐释为代表；另一种则较着重五四新文化的传统，即较远离苏联官方立场，这以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阐释为代表。”^[13]王嘉良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政治阐释”型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的时候，“只有胡风等少数作家以对马克思主义和鲁迅精神的双重接受孤独地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启蒙方向”^[14]。陈思和指出，新文学存在着“一种‘鲁迅—胡风’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它是“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遗产中相当宝贵的一部分”^[15]。王福湘认为，王实味和胡风“他们一个在解放区，一个在国统区，都是鲁迅‘改造国民性’事业的自觉的继承者，是革命现实主义思潮内部坚守五四新文艺的启蒙主义传统的代表”^[16]。这些论述实际上是把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与左翼功利派的文艺思想作了清晰的定位和区分，明确了革命现实主义语词下的不同理论指向。

此外，刘川鄂在《鲁迅的超越性：在左联与自由主义文学派别之间》中认为，鲁迅在左联与自由主义之间具有超越性，鲁迅“不仅超越了他的对手，而且也超越了他的‘同一战壕的战友’”。“他力辩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明确肯定阶级社会里文学的阶级性特征；但又不把阶级性作为文学内容的全部和唯一特征”；“他既为左翼文坛的正义性辩护但又肯定‘同路人’存在的必要性，既肯定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实合理性又不一味抹杀创作独立性和创作自由”。鲁迅“在保持个人独立与依靠政治政党力量之间、在文学启蒙与全民救亡之间、在左翼文学理念与左联文学团队之间”，“是既坚定又矛盾的”^[17]。而赵歌东认为，鲁迅不仅从思想上尽力把启蒙与革命对接起来，而且其“创作在后五四时代的现代性追求包容着启蒙与革命、左翼与右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后五四时代的鲁迅创作和思想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现代性事件，这一现代性事件的存在无论对启蒙与革命的转型，还是对左翼与右翼的整合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8]。这些观点，显示出了鲁迅与同时代左翼作家的差异所在，突出了鲁迅在左联中的特异性和独特性。两位学者的论述深化了笔者对鲁迅参与左联这一文学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

在针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中，严家炎、支克坚和张永泉的理论触角较为敏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触摸到了这一文学派别的存在。严家炎先生是从分析左联内部的分歧入手的，他在《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第一个称得上是‘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反对派’的人，应该说是鲁迅，他是左翼文化阵营的旗帜和领袖，但同时又是一个坚决反‘左’的反对派。”^[19]同时认定“胡风是鲁迅事业的接班人……鲁迅反左倾，反了十年：胡风又接着反了接近二十年，而且是在鲁迅周围的人像丁玲、冯雪峰先后遭到点名批判，萧军则已经于1948年被打倒的艰难情况下持续地进行斗争的”^[20]。从这段论述来看，他是较为明确地意识到以鲁迅为核心的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反对派”的存在的，尽管“反对派”的说法并不准确。此外，严家炎提出的“带有启蒙意味的新文学与革命相遇”命题，对把握这一流派的思想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不仅关注左联的内部差异，还注意到了胡风、丁玲的文艺思想与“五四”反封建传统的内在联系。严家炎先生认为：“坚持五四传统，对封建意识侵袭革命队伍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在抗日战争和整个40年代，有两位作家在这方面突出地显示了文艺战士的清醒头脑，那就是解放区的丁玲和国统区的胡风。”^[21]在他看来，丁玲在1941年发表的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杂文《三八节有感》等，“尖锐揭示了封建思想、小生产习气对农民及其干部的侵袭，与众不同地反对了无条件将农民神圣化的倾向，提出了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至少与劳动农民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的看法”。对于胡风，他指出：

而胡风，则从理论上提醒人们注意几千年封建统治所带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在“抗日救亡”年代防止将“反封建”任务消解的倾向；并且对知识分子做了符合实际的分析，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原本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反对了不适当地故意贬抑识分子的时行论调。这些思想见解对于维护五四以来文学的现代方向，捍卫新文学应有的思想性，防止文学的封建性逆转，都具有重要意义。……在40年代，共产党内确实受到过农民意识和封建意识的某种侵袭，这不仅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封建道德以及小生产意识影响的加深，而且表现为日常政治生活中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倾向有所抬头。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胡风和丁玲的见解的正确性。^[22]

严家炎把国统区的胡风与解放区的丁玲、萧军等人放在一起论述，深刻地把握住了左翼启蒙派的思想脉络与内在实质，并且在这个前提下把胡风与鲁迅联系起来，将其视为鲁迅的思想传人，显示出极为敏锐的史学眼光。但是，他未能进一步分析解放区杂文运动时期的丁玲、萧军、艾青、罗烽乃至王实味这样一批作家与鲁迅思想的内在联系，也没有提出一个恰当的名词来归纳这一文学现象，而使用“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反对派”这样一种说法来命名鲁迅、胡风等作家在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启蒙倾向也不够精确，这多少有些让人感到遗憾。

支克坚对鲁迅小说“思想批判特色”的有关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流”以及“从鲁迅到胡风，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派”^[23]的相关论述，都说明他也意识到了左翼启蒙派的存在。他反复强调：

鲁迅仍旧代表着中国现代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流派，一个非常独特，而又强大有力的流派。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要知道，准确地分析像这样的流派在文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中的地位和影响，极大地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和它所达到的水平等问题……鲁迅小说不仅仅是具有思想批判的特色，他们更是独特地执行了思想批判的任务。鲁迅是从对旧的、被扭曲的灵魂的揭示，对旧的、不合理的人生的揭示，来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而与此相联系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的特殊的地位，也正在于他从新文学一开始，就为新文学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流。^[24]

此外，支克坚还从“中国人的灵魂怎样被历史和现实所戕害”和“文学应该是主观和客观结合的产物”两个角度比较了鲁迅和胡风的思想成就及其内在联系，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鲁迅到胡风，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现代新文学发展的一派。”但他只看到鲁迅与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之间的联系，而没有论及鲁迅与延安某些“文抗”作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派”的构成、特征以及在文学史上的走向。

对鲁迅、丁玲都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永泉认为，研究鲁迅，“不仅要看他的著作、他的生平，还要看在他的旗帜下聚集了怎样的队伍，看他的追随者和继承者成就了怎样的事业，又遭遇了怎样的命运，这样才能进一步理解鲁迅的思想，鲁迅对中国的价值。鲁迅的追随者可谓多矣，但真正的继承者也就那么几个：胡风、冯雪峰、萧军、萧红、王实味……其中当然有丁玲。丁玲是鲁迅真正的传人。丁玲说她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成熟起来的，此言不虚……”^[25]张永泉尽管只是从丁玲研究的角度对鲁迅的思想传人进行梳理，但却用个性主义来概括鲁迅与其思想传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这无疑是颇有见地的。稍显遗憾的是，他没有将鲁迅及其思想传人这一文学现象放在左翼文学研究的宏观视野中予以观照，也没能给以准确命名与定位。

总之，无论严家炎、支克坚，还是张永泉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得出了大体相近的结论，都明确意识到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对立派系问题，并且把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视为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来对待，这说明这一极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已经逐渐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此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很多研究者之所以不能从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宏观视野把握这一文艺思潮，就是因为受困于原有的“左翼文学”^[26]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思谦重新定义的“左翼文学”概念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有利于左翼文学整体观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