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延安岁月
（一）延安前期：相对开放的文艺环境
随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一块较稳固的根据地，从此大致安定下来。除了原来在红军中的成仿吾等作家外，第一个来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区的著名作家是丁玲。1936年，她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后，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热情接待。这年11月，以丁玲为核心，陕北根据地出现了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丁玲担任主任，她还与别人一道创办了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副刊《红中副刊》。[44]抗战爆发后，大批的文化工作者相继来到延安，1938年9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文联”）成立，次年5月，又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正式成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分会，这是一个带有“文艺联合会性质”[45]的文艺团体，成员包括延安各界的文艺工作者，丁玲、成仿吾、周扬、柯仲平、刘白羽、田间等都曾是其中较早的执行委员，但后来随着以萧军为代表的几位东北作家以及艾青的加入，到1941年，“文抗”逐渐成了延安左翼启蒙派作家的汇聚中心，而周扬、柯仲平以及何其芳等则被视为“鲁艺”（鲁迅艺术学院）作家。
由于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报道，也由于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失望，一时间，处于大西北的陕甘宁边区成为知识分子安顿理想的停泊地，许多知识青年怀着诗意的向往，向陕北靠拢。沙汀等人在赶赴边区的路上，发现奔向延安的青年人，“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公路上不绝如缕”[46]。连曾经在艺术的象牙之塔自得其乐的京派作家何其芳，也在延安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圣地”。来到这里以后，他颇为兴奋地说：“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美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47]他念叨着：“一个比我们现实世界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有的，一个将来的合理的社会，是我们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原因，也同时是我们爱好文学的原因。”[48]
再次来到延安的陈学昭也认定“边区是我们的家”：“我们像逃犯一样的，奔向自由的土地，呼唤自由的空气；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共产党把每个人民，看待做自己宝贝的儿女，它要将幸福给所有的人民！”[49]新型的社会实验和乌托邦理想的结合，的确给人某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向知识分子展示了关于民族未来的一种新希望。
延安时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很重视知识分子的。193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在全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促使更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涌向延安。就文艺界的状况而言，中国共产党最初对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的领导也较为开明、开放。这一时期分管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张闻天就曾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推动下加入过文学研究会，并曾用多种文体进行创作和翻译，在文学上也作过多方面的尝试。在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他于1932年11月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章认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是‘左’的关门主义”，从而批评左联领导人的“关门”倾向，由于他作为党的重要领导者的特殊身份，其上述观点对于扭转左翼文艺运动的激进倾向产生了重要作用。[50]应该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潮流中，中国共产党党内在文艺问题上出现这样理性、清醒的声音是很难得的，这不仅显示出了张闻天在文艺问题上的深厚造诣，也体现出他具备一定的开放意识。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张闻天在主管边区文艺工作期间，延安文艺界形成了较为民主、开放的氛围。有研究者认为，张闻天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毛泽东侧重于在敌我对立中强调文艺应该较为直接地为当前政治目的服务，而张闻天则在强调文艺为抗日统一战线形式服务的同时又比较注重‘文艺的方法’与‘具体的表现’”[51]。总体上说，张闻天的文艺思想受到“五四”人文主义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强调：“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提供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52]“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53]“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54]这些说法，显示出一个深通文艺的领导者对作家和其他知识者给予的某种尊重和特殊关照。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礼遇与张国焘主政的鄂豫皖苏区对知识者的无端猜疑、压制和打击颇为不同。
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1941年6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指出：“人类历史上的前进运动常常和思想自由的开展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55]。6月10日，发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8月3日，又发表《努力开展文艺运动》。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领导人的思想导向往往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致看来，在张闻天分管文艺工作的这段时间内，延安文艺活动的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在这种比较讲求“自由”的文化氛围中，甚至连周扬也都在谈思想解放。但是，边区文艺界的这种宽松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意识形态的要求，逐渐全能化的社会氛围，政党政治的功利要求，都不能不对作家的创作心理产生某种消极影响。
1942年1月，张闻天带队下乡调研，实际上主动离开了领导岗位。从他请假至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文艺工作基本上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因此，延安文艺界较先前更为活跃。
（二）初显对立的两个“山头”
1978年底，复出不久的周扬接受香港记者赵浩生的采访，在谈到延安文艺界时，他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56]周扬的说法尽管没有得到当时对政治仍然心有余悸的丁玲的认可，但的确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当然，无论是“文抗”还是“鲁艺”，都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存在，周扬的说法只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的。
1937年9月，曾遭到鲁迅点名批评、处于人生低谷的周扬，在潘汉年、冯雪峰的安排下离开上海，他带着妻女，与艾思奇、李初梨、周立波等一行十数人，于10月下旬抵达延安。此时，他仍然没能走出鲁迅批评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所以在见到毛泽东后主动作了检讨，出人意料的是，后者并没有批评他，而是对他进行了某种鼓励。中央先安排他在中宣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稍后便任命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这一重要职务。正如徐庆全所说：“中央对周扬的这项重要任命说明，对周扬在上海的工作是肯定的。”[57]次年4月，周扬又兼任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期间，他还接受毛泽东委托，认真修改《陕甘宁边区实录》这一“歌颂”型著作，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何其芳是“鲁艺”文学系的骨干教师，他是在1938年8月与沙汀、卞之琳等人一起由成都经西安到延安的。他在兴奋之余，很快便彻底抛掉了北平时期的迷茫与柔弱，投入到抗战的教育、宣传工作中去。次年，他与沙汀带领部分鲁艺学生跟随贺龙部队转战华北，在战火硝烟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理解。一年多以后，何其芳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自己的感受：
我那时是那样的狂妄，当我坐在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德·萧（即萧伯纳）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我举起我的手致敬。[58]
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他就陆续写下了那些滚烫的诗文，并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文教工作中。何其芳的思想转变过程是很有代表性的。
“鲁艺”最初由毛泽东兼任院长，1939年10月，改由吴玉章任院长，周扬任副院长，由于吴还有其他工作，“鲁艺”的管理工作主要是由周扬主持的，尤其是在后来的“整风”中，周扬几乎成了掌握着“鲁艺”生杀大权的一言九鼎的人物。“鲁艺”校长下面分设戏剧、音乐、文学等系，各系都设有主任，再往下是任课教师和学生。也就是说，它是“科层”式垂直管理的，因而比较强调等级观念与服从意识。当然，在“整风”之前，“鲁艺”的气氛还是比较活跃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不同意见存在。不过，就整体而言，“鲁艺”师生是严格围绕着中共的政策运转的。在这种体制下，再加上周扬的导向，在“歌颂”与“暴露”问题上，鲁艺师生很自然地便倾向于“歌颂”了。
较早的一次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争论发生在1941年春，尽管争论者没有直接使用这两个语词。当时有些从大后方到边区的作家和诗人，因为不适应、不熟悉新的环境，创作上陷入苦闷状态。对于这种现象，何其芳在一次报告中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特别关注边区的政治实践，而在当下，诗歌的主题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对这种强调政治理念的说法，《解放日报》编辑部的陈企霞不能接受，他写了一篇《旧故事的新感想》，在《文艺月报》第3期上刊登出来，批评何其芳的观点。接着，双方一来一往地展开了较长时间的辩论。不过尽管“这次讨论的问题是异常重要的，但由于双方多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对主要问题反而注意不够，因而未能产生积极的结果”[59]。
后来，“鲁艺”师生创办了期刊《草叶》，在第5期发表的社论《给读者们》中谈到了两个选稿标准，其中一个就是“要使读者读后，多少能够得到一点东西，就是说要有一定分量的艺术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的内容，既反对空洞无物的概念化、公式化，也不赞成对于新的现实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60]。
由于上述原因，甚至连毛泽东也知道“鲁艺”是“主张歌颂光明”的[61]。毛泽东除了在1942年春曾一度想利用文艺工作者冲击“左”倾教条主义之外，都一直强调边区文艺工作者应该“歌颂光明”，即便要“暴露”，那“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62]。
与“鲁艺”相反，20世纪40年代初的边区“文抗”则是另一番景象。
1938年1月，从上海刚刚到武汉几个月的《七月》编辑部同人接到李公仆的信函，邀请他们到位于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这样，除了胡风留下继续编辑《七月》以外，萧军、萧红、聂绀弩、艾青等人又踏上了前往山西的行程。到了临汾之后，他们发现学校受到阎锡山的控制，思想保守，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萧军等人与该校进步教授团结起来，支持学生与学校当局抗争，于是学校在由临汾迁往吉县时，解除了萧军等人的教职。
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幸运地遇上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聂绀弩曾受鲁迅、冯雪峰委托护送丁玲到西安，这次他乡遇故知，自然很高兴。而大家又大都是彼此相通的“鲁迅后期弟子”，很快，丁玲和萧军、萧红等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随后，萧军委托丁玲照顾萧红，自己奔赴五台山“打游击”。其他人则随着丁玲由临汾到达西安，然后又各奔东西。在战争带来的离乱不定中，数年后，几经辗转，萧军、艾青等先后和丁玲等又在延安“文抗”聚首。
“文抗”也许是边区最自由的“单位”，这里除了创作之外，没有什么具体任务，而在组织形式上更像文艺沙龙一样，群龙无首（名义上的领导者为艾思奇、刘白羽等人，丁玲应该算是实际领导者，但此时她本人也是很推崇这种自由状态的），众声喧哗，许多人思想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如萧军、艾青、罗烽、舒群等人。在这里，许多具体的文艺组织管理者都是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民主的气氛比较浓厚。但是，延安的大环境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
这样，“鲁艺”与“文抗”这两个作家、知识分子的聚集中心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象。此外，这两群人之间因为此前的某些文坛恩怨而使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如周扬与萧军等鲁迅弟子的隔阂、何其芳与艾青的矛盾，等等（有意思的是，两组纠葛背后似乎都有胡风的影子）。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当下的思想分歧。
1941年7月中旬，周扬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分三期在《解放日报·文艺》上刊载出来，文中除了号召作家深入生活之外，第三部分对假定性的作家写不出东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反驳。周扬认为：
在延安，有些弄创作的同志感觉写不出东西来了。我们过的原是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生活，而创作在这里又是自由的，为什么会写不出来或写得很少呢？莫非在新的生活面前创作才情反而枯竭了么？当然不是。于是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有趣的解释：有的说一伟大思想家（好像是恩格斯罢）讲过人类文明是靠吃肉类来的，而我们的肉吃得太少了，或者说因为我们的食物缺少维他命，营养太不够。又有的说大家都拿津贴，生活虽苦，却不愁衣食，毋需乎卖稿子。再有的说延安文艺刊物太缺乏了，不能刺激大家。诸如此类。[63]
表面上看，周扬的分析似乎很辩证，语气也比较缓和，那么，“文抗”这群作家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
实际上，周扬的前提中已经包含着对延安这一创作环境的高度肯定，而把写不出东西的原因一股脑儿推到了作家自己身上。他甚至认为，作家们之所以老看“太阳”中的“黑点”，是“特有的艺术知识分子”步伐落后了的原因。周扬的这些指责是“文抗”的启蒙派作家完全不能接受的。
就周扬的前提“创作在这里又是自由的”来讲，绝大多数的“文抗”作家并不这么认为。萧军曾跟毛泽东交谈，当后者问作家为什么在延安写不出东西时，萧军分析说，党内的作家，个性被销磨掉，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其中的投机分子则以文章作为牟取利益的工具。而党外的作家，生活琐碎，精神受到很大压抑，也就很难写出作品了。[64]他显然把创作环境的压抑视为延安的作家写不出东西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周扬的文章发表后，“文抗”作家们都很愤慨，萧军起草了《〈文学与生活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文章着重对周扬第三部分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还特别质问周扬是不是对“太阳中的黑点”也必须给予歌颂。
萧军起草完之后，联合舒群、白朗、罗烽、艾青一起签名，准备刊载在《解放日报》上，没想到博古主持的《解放日报》不同意发表，具体负责该刊《文艺》栏的丁玲本来也打算一起签名，但因为不赞同该文的激烈口吻而作罢。看到自己的言论被《解放日报》封杀，萧军愤愤地到毛泽东处辞行，要离开延安，毛泽东则好言挽留，并建议该文可以发表在他们自己编辑的《文艺月报》上，萧军只好照此办理。《文艺月报》是“文抗”的刊物，发行量不到200册，影响当然很有限，但尽管如此，他们总算把自己被压抑的恶气发泄出来了一些。
仔细打量这次论争，就会发现，《文艺与生活漫谈》的写作意图本身就是“文抗”作家所反感的，他们隐隐感到，周扬是在代表延安上层来对作家们进行规训，要求作家们反省自己，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而这正是这批作家们不愿接受的体制约束。实际上，曾经担任过左联领导人的周扬，也是延安位置最高的文人，显然，他确有通过批评文章来引导甚至领导延安作家们的意图，对此，“文抗”作家们当然很反感。此外，这些作家觉得，已经占据高位的周扬，享受着小灶等特殊化的生活待遇，反过来责怪已被边缘化了的作家们的“吃肉”问题，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厚道的。
有意思的是，周扬提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并含蓄地说“这里大概不会出纪德，也不至有布宁吧”，意思是说，作家中间会不会出现反对或不认同现行体制的知识分子？明显是在警告作家们不要在思想上走得太远。对这种代表体制的警示声音，萧军等人反唇相讥，说如果党内出现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这样的人物，以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姿态，引申出错误的理论，就有可能把成千上万的真正的布尔塞维克战士绞死，比较起来，像纪德和布宁也不过是“思想犯”而已[65]。言外之意是说，如果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以一种错误的理论来规训知识分子，许多革命参与者就会被无端地送上断头台。显然，萧军等人对未来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他们已经从周围体制化的政治环境中隐隐感觉到了某些值得警惕的倾向，这比鲁迅在对“成仿吾式的革命者”与“奴隶工头”们忧惧时更多了一些“黄金世界”里的体验。实际上，他们自身就是延安这一特定环境中的“纪德和布宁”，而且他们对于自身遭受批判的命运似乎也并非没有预感。
这些争论更像是稍后启蒙派主导的“延安文艺新潮”与功利派推出的“工农兵文艺思潮”之间冲突的一个序曲。
（三）杂文创作与启蒙声音
的确，从某种角度来看，1942年春天延安批评性杂文的兴起与衰落以及当事人的遭遇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一场预演，只不过规模小一些而已。事情的经过与后来的结局，都有某种相似性。两场运动最早都来自最高领导人对“批评”的倡导，但是，响应号召的知识分子批评的声音又都超过了领导者能够容忍的限度，于是，领导者反过来通过舆论与行政手段报复、压制曾发出批评声音的知识分子。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号召掀起一场整风运动，其中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66]第二天，《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向全党发出呼吁：“共产党人是不害怕自我批评的。我们不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和缺点。……对于自己的弱点和缺点毫不掩饰，毫不宽容，是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的表现。”3月9日，《解放日报》又发表题为《教条与裤子》的社论，历数延安存在的种种弱点和缺点，要求人们要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共产党之所以区别于其他非群众的党派，所以得到胜利的发展，难道不是群众的这种监督审查的结果吗？那么共产党在爱护自己的人们面前严肃的表露自己，是则是，非则非，为什么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呢？”这些反反复复的政策宣示，激发了作家们探索创作自由、批判现实的勇气。从2月底到4月中旬，丁玲、王实味、艾青、罗烽、萧军等启蒙派作家响应整风号召，陆续发表了多篇批评性的杂文，从而形成了一股小小的“暴露”文学创作潮流。
应该说在毛泽东发出呼吁之前，启蒙派作家早已经开始了批评性杂文的创作，但主旨是呼吁创作自由，倡导鲁迅式的杂文，要求发挥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如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杂文还废不得说》、《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对这些“鲁迅弟子”（艾青与鲁迅的直接联系并不多，但他通过胡风这一桥梁，深深地受到鲁迅思想艺术精神的浸润）而言，当下的杂文创作是发扬鲁迅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丁玲早就多次呼吁批评性的杂文创作。1941年1月1日《文艺月报》创刊的时候，她就在上面发表了《大度、宽容和〈文艺月报〉》，呼吁说：“我以为《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1941年11月23日，她又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需要杂文》，指出写杂文“只是为着真理”，“现在这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很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而我们却说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该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丁玲从新时代（“进步的地方”）与旧中国的联系入手，强调鲁迅式的杂文在铲除“封建恶习”方面的作用：“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几个月后，丁玲的呼吁终于得到了回应。
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是有感而发的，后来他回忆自己写这篇杂文的起因时说：“因为当时延安有那么几个‘权威’人物，在私下叫嚷什么鲁迅杂文的文体形式在延安可以废除了。依我当时的理解，他们非要拔掉这根‘刺’的来由有二：一是××们在上海就领受了鲁迅杂文的厉害，二是如让杂文得势，也将会触痛他们的疤痕。”[67]他在这里所说的“‘权威’人物”正是周扬为代表的上海过来的以前“文委”的负责人。针对这股小小的否定鲁迅杂文的暗潮，罗烽针锋相对，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在边区——光明的边区，有人说‘杂文的时代过去了’……但事实常常不如希望那末圆满的，尽管你的思想如太阳之光，经年阴湿的角落还是容易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68]提倡杂文创作，实际指向的是现实的缺陷，但由于并非直接批判现实，所以并没有引起相关人士的立即反击。
而直接批判现实或思考现实问题的杂文创作是在毛泽东发出整风呼吁之后，才开始出现的。主要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和《灵感两则》，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等。这类杂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三八节有感》主要抱怨延安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号召女性革命者要自强自立，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当权者的不满和批评。“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特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69]这里男女性别比差距太大，僧多粥少，“女同志的婚姻总是被人注意”，不结婚是问题，结婚无论嫁何人都是问题，如果嫁给“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就会打破了醋罐子：“一个科长也嫁了么”；如果嫁给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会讲：“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各种闲话、蜚语总是围绕着可怜的“女同志”。文章在为延安女性鸣不平的时候，也涉及延安的封建观念、等级特权，等等。“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此外，“小孩也各有不同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其中有几句话是说江青的，当然纯粹是从女人的角度：“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70]所谓的“骂我们的总司令”，应该就是指文章对“抱在保姆”怀里的小孩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的议论。丁玲在这里批判的实际上是革命文化中的封建阴影：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女性对强悍男性的人身依附以及把女性的工具化倾向和弥漫在革命阵营中的官本位意识，等等。
《野百合花》尖锐地批评了延安存在的等级差别、官僚主义以及干部的特殊化问题，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延安上层，认为某些“大头子”、“小头子”，“只顾自己搞特殊化，对下面同志”，“差不多漠不关心”，还经常“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是“自私自利的家伙”；指责“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因此，作者要求一切应该按照“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问题”，公开反对在“干部衣服小厨房”等方面人为划分等级[71]，等等。这样，就等于基本上否定了延安的讲究等级差别的供给制的合理性，也扯破了所宣传的“官兵一致”，在上层看来，这便自然而然地“抹黑”了以平等为主要诉求的党的形象。这两篇文章发表出来之后，认同者感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认为触及了延安真正应该正视的问题；反对者则感到“像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
《野百合花》所反映的问题在延安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就吃饭问题来看，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据《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介绍，1940年5月，中央“着手制定党内干部待遇等级，按大、中、小灶来区分”，两年以后，西北局也对伙食供给作了区分，其中参加小灶的条件为：“部长以上的干部及相当部长者”，“年老而身体有病者”，“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者”。并且特别规定“以上三个条件以职务为主”[72]。“伙食标准除大、中、小之外，还有特灶，主要供给中央主要领导、革命元老和外籍专家。”[73]艾青作为文化名人到了延安之后享受中灶待遇，一家人也要实行严格的分灶制度，艾青妻子和孩子就吃大灶。“中灶由小鬼每顿饭送到窑洞门口，吃完后再把饭碗交给他拿回去。如果你不想吃，就原封不动地拿走，家人是不能吃的。”[74]1941—1942年春是边区最为困难的时期，百团大战后，日军强化了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使解放区的面积大幅度萎缩，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加重了供给紧张，延安的“公家人”又急剧膨胀，“大生产运动”还没有收到大的成效，所以普通革命者生病后偶尔喝不上一碗米汤也是可能的。当然，文章显然带有偏激情绪，多少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倾向。不过对这一点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所以他在文中说：“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们有镜子的作用。”[75]如果把心态稍稍放宽一些就会发现，这两篇文章的出发点显然都是善意的，《三八节有感》一开始就肯定“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作者只是期望“‘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提出”；《野百合花》对“旧中国底代表者”的谴责是很有力度的，甚至把“我们自己”的问题归结为“旧中国底代表者”沾染的结果：“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的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76]这段话后来被批评者完全忽略了，他们只看到文章对现状的讽刺、批判，而故意漠视了作者炽热的理想主义真情。
在《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杂文创作热前后，延安还出现了几种轰动一时的壁报：文化沟中央青委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其中，《矢与的》以其激进的“民主”姿态在延安引起了轰动，有几期甚至还贴在布上高挂在延安南门外的闹市区，引来许许多多的参观者。王实味应该是《矢与的》的灵魂人物，他在第一期发表的《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在第三期发表的《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都特别引人注意。王震在看了壁报以后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晚，毛泽东就挑灯前来阅报，看完后当即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77]。这个目标自然是已经发表了《野百合花》而后又在《矢与的》上惹人注目的王实味。
王实味，1906年生，河南潢川人，曾在开封留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就读。1926年在北大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稍后因恋爱问题受到党组织的批评而离开。后来在上海曾一度与托派重要人物陈其昌、王凡西有过接触，并为其翻译过托洛斯基传的某些章节和《列宁遗嘱》，他曾试图委托陈其昌引荐其加入左联而未果，但当他了解到陈、王的托派背景后便与其脱离了接触，并辗转来到开封一所女子中学教书，并在这里重新加入共产党。“一二·九运动”波及开封时，他率领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曾在他带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休息》中刻画了一个有着“暴烈的火性”的“自觉的青年”秋涵的形象，秋涵意识到“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阽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和责任”。秋涵的独白表达出了王实味内心的思想趋向。
卢沟桥事变后，王实味因为在学生中大力宣传抗战，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盯梢，随后便率领几名学生千里迢迢奔赴延安，最初在陕北公学七队当队长，稍后便听从张闻天的安排，在中央研究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他工作刻苦认真，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共译出两百多万字的马列原著。王实味个性倔强，“感情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78]。最能显示王实味独立姿态的是他对托派的态度。尽管他从来没有加入托派，但却在内心深处同情托派的某些人物，认同其某些观点，质疑斯大林的作风与“人性”，并经常将之溢于言表，这些言论与共产党奉行的在托派与苏共中央之间一边倒的政策是很不一致的；甚至在被打成“托派分子”批斗、关押的情况下，王实味仍然坚持自己某些有关托派的“另类”看法。这个热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对自己献身的事业抱着赤诚的态度，但他依然酷爱自由、极为珍视自我意志，还经常与自己不服气的上级领导顶撞；在此期间，他居然在中央研究院策动了一次民主投票选举，在延安引起轰动。他尤其不能容忍延安的等级制与长官意志，他要用更大“药用价值”的“野百合花”医治中共党内的种种弊端。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文艺新潮”中，王实味有意识地延续鲁迅的批判精神，他不但刻意模仿鲁迅的杂文文体（周文认为：《野百合花》的形式，是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的[79]），而且在处于被围攻的尴尬位置时仍然“以现代的鲁迅自居”[80]。
（四）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文化冲突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延安文艺新潮”之所以受到整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左翼启蒙派作家的相关言论张扬了革命阵营中的知识分子立场，从而对延安占据主导地位的农民文化现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野百合花》发表后，很快便在延安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说，当读到《解放日报》刊载的该文第三、四节时，毛泽东异常气愤，“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81]。一些工农出身的高级将领反应更为强烈，王震、贺龙、朱德都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严厉的批评意见。军事将领作出这样强烈的反应并非不可理解，他们觉得这样一块根据地是他们自己千辛万苦开辟出来的，因此对这里感情很深，现在眼见得事业在一天天壮大，但却被外来的知识分子随意挑剔批评，心里很不是滋味。据说，3月下旬的一天，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范文澜约请王震到中央研究院看壁报，看完后，王震非常愤怒地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82]到了毛泽东那里，王震仍然情绪很激动，反应很强烈，直到萧军当面纠正了他的一些过激说法，并提出用“以枪报枪、以笔报笔”这样的话来回应，他的情绪才渐趋平复[83]。被惹怒的高级将领当然不只王震，在接下来中央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贺龙也情绪激动地大骂一顿，会后丁玲不得不主动找他承认错误，让他帮助改正。但无论怎样说，这里的文人与军人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革命阵营中现代观念与某些传统思想意识的碰撞。
贺龙曾很自豪地宣称自己“就是农民，到今天我的生活还没有和农民脱离”，他“一有空闲便干起各种体力劳动。路上见到一个赶驴子的老乡也会聊起天来没完没了”[84]。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为人处世还如此质朴，当然可以看作一种美德。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审视，具备这种农民习惯的人是不是仍然保存着某些农民式的保守意识呢？据说，在一次联欢晚会上，士兵们要求贺龙表演一个节目，被拒绝了；他们仍然再三要求，并且有人说：大家表决一下，让司令员表演一个怎么样？贺龙听后勃然大怒：“老子说了就算了，表决算个屁？”不愿意表演节目当然可以理解，但对“少数服从多数”程序的反感，表明他习惯了农民式的家长作风，一个人有这种心态怎么会接受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呢？
连对延安新生活极为赞赏的何其芳也认为，延安“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有普遍性”[85]。实际上，对知识分子的提防与歧视在此前的革命阵营中曾发展到很可怕的程度。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就曾说过：“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四方面军有一个肃反口号就是“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康克清曾说：“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那时我们还是能插上一支钢笔的），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后来她还发现，江西苏区也有这种情况，许多知识分子都被作为AB团被杀掉了。[86]
如上所述，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老干部排挤知识分子的现象。延安医院的筹建者——何穆博士的突然出走，“其真实原因是他关于这座现代医院的管理理念和自由民主、科学效益的社会人生理想，与革命队伍里某些地方日渐孳生着令人窒息的落后愚昧、专制奴性习气的矛盾冲突”[87]。何穆是留法归国的著名医学博士，于1938年8月来到延安。稍后，他受命筹建一座正规化的综合医院。他全力以赴，殚精竭虑，经过四个月的紧张工作，医院已初具规模。就在要开业的时候，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在不征求何穆意见的情况下开始插手人事工作，何穆不愿意卷入人事纠纷，于是携家离开延安。他的妻子陈学昭在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中透露了男主人公晓平在观念上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人才的使用好像是建立在了解上，被了解就能被重用。但是怎样了解呢？怎样才算是到了被了解的程度呢？如果要被大家，这一个和那一个人，人人了解了之后才能得到一个适当的工作，那至少在这个地方需要混上10年20年。”何穆因为当时没有这种被“了解”的机运，所以在使用上要打折扣。尽管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又设法把何穆接回延安，暂时委以院长的重任，但两年后他又被傅连璋变相取代。傅在瑞金和长征中曾多次给毛泽东等领导人治病，可谓已被充分“了解”，这样的“关系”当然是何穆所缺乏的。
最能体现外来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冲突的当属黄克功事件。黄克功是井冈山时期就加入红军的年轻老干部，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立有军功，其时担任抗大十五队队长。在工作中他逐渐与年轻的下属刘茜产生了感情。刘茜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1937年8月进入抗大十五队学习。刘茜曾说过要嫁给他，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发现两人在性格、文化水准、精神层次等方面差距太大，于是含蓄地提出分手，并开始与别人接触。黄克功的自尊心受挫，感到自己被欺骗了，于是便约刘茜到河边散步，极力劝说她回心转意，但刘茜去意已决，当即表示拒绝，愤怒的黄克功向刘茜开了两枪，将其杀害。一时间，延安各个学校的青年学生群情激奋、议论纷纷。边区政府经过两次审理，最终判处黄克功死刑。黄克功在最后为自己辩解时，一再说刘茜玩弄他的感情，损害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荣誉，“破坏余之威名”。据说，在最后的审判会上，黄克功大声喊叫：“我知道我犯了什么样的罪”，要求戴罪立功。他还亮出左背上的伤疤，让众人看，许多人被感动了。不少工农干部发言，要求免除他的死刑，让他戴罪立功，以功赎过。死刑宣判之后，“不少红军老干部甚至痛哭流涕”[88]，心里很不是滋味。可见，军功荣誉在这些工农干部心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没有军功荣誉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被他们放在心上了。判处黄克功死刑，意味着军功可以豁免犯罪这一逻辑的断裂，也就意味着军功特权的某种流失。
黄克功事件显然不是孤立的。据沙汀回忆，“鲁艺”有一批到120师随军的女学员就常常受到军事干部的公开包围。其中，有位负责干部想把一个女学员介绍给周士弟，被女学员拒绝。这引起部队的不满，说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而随军的男学员因为看不惯军人的粗俗而大发牢骚，使得双方的关系变复杂了。[89]革命军人对爱欲的需求转化为军队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冲突，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观念、两种不同人生的碰撞。在军人队伍里，文静高雅的知识女性引起男性军人的性躁动似乎也是符合人性的，但问题在于，女人毕竟不是泄欲的工具，她们也是“人”，尤其是知识女性，她们也有自己的志趣、愿望与好尚；更为重要的是，她们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不仅发生在知识分子与老干部身上，还发生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出身的士兵身上。萧军因为衣着别致、个性豪放不羁而屡屡受到中央警卫团站岗士兵的嘲笑，感到人格受到侮辱的萧军要讨个说法，警卫团军官则袒护部下，而且出言不逊，双方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这种情形反复了多次，后来还是在张闻天的干预下，几个官兵才勉强向萧军表示了歉意。可见，知识分子文化与农民文化之间的碰撞在解放区是很普遍的。
正是因为有上述心理背景，工农出身的高级干部对王实味、丁玲这类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尖锐批评特别不能容忍。在这些老干部看来，这些批评不唯戳到了延安的痛处，抹黑了延安的形象，而且颇有代表知识分子向工农干部挑战的意味。
在这样的文化心态影响下，毛泽东本人也逐渐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90]此前，康生曾在报告中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91]这一观念很快便在延安传播开来。此外，“毛泽东在谈及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时候，往往把它与知识分子并列甚至等同”[92]，这样，很快就把知识分子推上了被改造的位置。总之，农民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冲突的结果是以农民文化占据主流位置而告结束，此后几十年，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位置的农民文化一再挤压知识分子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农民和知识分子互换位置：“知识分子下牛棚”，“贫下中农”则“管理学校”。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长达十年的农民文化的狂欢节，而知识分子恰是这场狂欢节盛宴上的“牺牲”。
国外许多研究者在评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时，都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负面认识归因于他早年在北大遭受的心理挫折，这当然有些道理，但却完全忽视了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文化与农民文化的冲突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毕竟，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尽管曾受过较深的知识熏陶，但他接受最多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水浒式的造反文化，身上带有很深的农民文化的烙印，而他最亲近的战友，也大都是工农出身的。这里之所以用了较多的篇幅述及这两者的冲突，原因不仅在于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了针对左翼启蒙派作家的“规训与惩罚”，还直接导致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确立；此外，它不仅影响了以后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转型的价值取向，使整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当然，如果这些大权在握的老干部视野更开阔一些，心胸再宽广一些，思想更开放一点，少一点农民式的狭隘与偏激，如果能够对文人的这些批评，真正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强化相关的制度建设，那么，他们所建立的新中国应该能少走一些弯路，他们这一群体后来应该也就不会在农民造反文化鼓动起来的红卫兵之“继续革命”中受到重创。这或许是书呆子的迂腐之论，因为历史毕竟是不能假设的。不过，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的是，王实味之所以被打成“托派”、“国民党奸细”，除了康生的阴毒以外，军队老干部的极端情绪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心理背景。
（五）毛泽东接手文艺工作与文艺座谈会召开
1942年1月，张闻天带队下去调研，不再领导文化宣传工作，而毛泽东一时间也忙于其他事务，顾不上文艺宣传工作。当然，他早就开始了与作家们的接触。
最初是由于物以稀为贵，作家在边区是凤毛麟角，所以格外受器重。丁玲刚到边区的时候，曾引起轰动，张闻天、朱德等人纷纷陪她吃饭，毛泽东也特地赶来探望。丁玲还被委以重任，先是担任刚组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团长，又担任中央警卫团的副主任，并且常常在毛泽东公务之余到其住处聊天，甚至在她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华北四处奔走之际，毛泽东还专门为她创作《临江仙》一词并用电报发给她。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途经此地，在临汾遇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后，他不顾萧红、丁玲等人的劝告，执意要到五台山打游击，但由于道路受阻，不得已来到延安。获悉萧军到来，毛泽东赶紧派秘书探望并邀请萧军去他那儿做客，但生就一副傲骨的萧军并不买他的账，婉言谢绝。无奈之下，毛泽东只好亲自登门拜访。但这次萧军并没有留下来，而是继续自己的行程。在兰州与王德芬结婚之后，他携家到达重庆大后方，但又不时受到特务的盯梢，无奈之下，萧军只好又一次来到延安。他很快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宾，与其过往频繁。从1941年8月到1942年5月，两人频频书信往还，其中仅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就达十封之多。
作曲家塞克，本来打算取道新疆前往苏联，由于交通断绝，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在朋友的劝说下来到延河边。他刚安顿下来，毛泽东就亲自探望。后来，为了深入了解文艺界现状，毛泽东还派人接他到杨家岭面谈，但被塞克回绝了，说是自己不愿去拿枪站岗的地方。听到回话，毛泽东让人再去约请，并专门在塞克到达杨家岭的这天，撤掉了岗哨。
礼贤下士，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传统，纵观历史，尤其是在夺取天下的用人之际，人才争夺战是非常激烈的。再说，自古“士为知己者死”，有了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人才便自然会趋之若鹜。在繁忙的军政公务缠身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抽出大量时间与文人接触，丁玲、萧军、艾青、罗烽、舒群等文人，几乎都感受过毛泽东礼贤下士的一面。
1942年春，批评性的杂文创作热兴起之后，毛泽东为了深入了解延安文艺界的状况，先后邀请十几位作家、艺术家到其住处交谈，详细询问他们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其中以萧军、欧阳山、艾青等人的谈话次数最多。此外，他还专门委托其中的一些人搜集有关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
艾青在《漫忆延安诗歌运动》中回忆说，这年4月间，毛泽东给他的信中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去后，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两天，艾青又收到他写来的第二封信，艾青便将自己对文艺问题的一些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寄过去。毛泽东看后，又给艾青来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便从蓝家坪骑马随公务员一道渡过正在涨水的延河，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把文章还给他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他们谈了一些有关歌颂与暴露方面的问题。回去后，艾青对文章作了修改，发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这就是《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看法》。其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召开，艾青发现，自己文章与毛泽东《讲话》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左的。
文人到延安，身份不同，目的不同，行止也有很大区别，党员作家是回家，但在享受自“家”温暖的同时，也要小心翼翼，不能冒犯了家长权威和家里的规矩；有些非党作家是为了投奔革命队伍，那也好说，来了就安排适当的工作，按部就班地干起来；但有的作家仅仅是为了抗日的大目标，或路过，或访问，或暂住，这就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了，他们与毛泽东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尽管多少有些依附之感，但也绝非过去的门客，他们的身份最初应该是宾客。在抗日的大背景下，国共争相向文化名人示好，这就使他们有了较自由的生存空间。延安招揽文化人，一是拓展事业的需要，二是为了打造边区的形象。然而，一旦文人触犯了延安的相关禁忌，那就另当别论了。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文化对边区农民文化挑战的结果最终是农民文化的主导者对知识分子进行“规训与惩罚”，毕竟，他们才是边区的主人。
在掌握了延安文人的思想动向之后，毛泽东决定于1942年5月2日召开文艺座谈会。当天，毛泽东作了目标指向极为明确的开场白，随后，萧军被指定第一个发言，他却没有接毛泽东的茬，一开始就信马由缰地谈开来：“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93]
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听完之后马上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94]
何其芳则发言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95]据说，会议结束后，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毛泽东专门敬了他的秘书胡乔木一杯酒，对其表示鼓励。
5月1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萧军又开炮：你们共产党现在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仍然是胡乔木反驳，他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胡乔木的发言开始有了火药味，在中宣部工作的吴亮平也站起来驳斥萧军、附和胡乔木，但很快又被支持萧军观点的人打断。
在这天的会上，周扬作了一个简短但态度明确的表态性发言，毫不含糊地支持毛泽东的文艺观点。
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朱德作了很长的发言，他先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第一天的发言，然后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关于歌颂和暴露问题，他反问说，共产党和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颂呢？[96]
这天晚上，由于人太多，小礼堂已经坐不下了，在外面的空地上，毛泽东作了总结报告。他强调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97]这段话在公开发行的《讲话》正式文本中被删除了。除了开场白通常的寒暄与谦虚以外，毛泽东主要肯定了朱德的意见，并说明中央的意见一致，含蓄地表示，朱德的发言和他的讲话都是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是一种组织行为。这就进一步把权威性突出出来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正式文本是胡乔木整理的，他根据自己的回忆笔记，参照会场速记员的轮班记录稿，整理好了之后又经毛泽东本人审阅修改才正式定稿[98]。并于1943年10月19日也即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发表，显然是为了暗示《讲话》精神与鲁迅精神的一致性。
但除了已被意识形态询唤的丁玲、艾青之外，真正继承鲁迅精神的启蒙派作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讲话》持保留态度。在国统区的胡风谈到自己在1948年进入解放区的感受时讲，“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99]，“五四传统和鲁迅实质上是被否定了”[100]。
座谈会之后，毛泽东完全掌控了延安的文艺方向，文艺界相对自由的空气完全消失了。而周扬通过在座谈会上和批判王实味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尤其通过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101]，赢得毛泽东的高度信任，正式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在整个文艺界忠实地推行《讲话》精神，这样，政治功利主义成了左翼文艺的主要价值标准。
（六）规训与惩罚
如前所述，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高级干部情绪激愤，纷纷表达了对《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的不满，毛泽东在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102]毛泽东的总结等于为这一事件定下了处理的调子，这就是把王实味从包括丁玲在内的边区左翼启蒙派作家群中给突出出来，予以特别处理。在文艺座谈会后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又说：
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谈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有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103]
上述两次谈话的核心，是要区分这批人的不同情况，以便采取不同的策略。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在文艺座谈会召开时仍然邀请了丁玲、萧军等人，而把王实味晾在了一边。显然，惯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就是要抓住王实味这个典型，严肃处理，营造出高压态势，杀鸡骇猴；而对丁玲、萧军、艾青等作家在施加压力的同时，采取一定的怀柔政策，将其询唤过来，暂时为我所用。
阿尔都塞曾把国家机器区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运用暴力’发挥功能”，后者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104]。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功能的主要方式就是“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通译为询唤——作者）为具体的主体”[105]，这个主体臣服、服务于意识形态，因此也就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基本范畴”[106]。阿尔都塞在这里使用的“主体”概念特指“一个俯首称臣的人，他屈从于一个更高的权威，因而除了可以自由地接受他的从属地位外，他被剥夺了全部自由”。而当“个体被询唤为（自由的）主体，以后他将（自由地）屈从于主体的诫命”[107]。
当然，尽管已经把王实味这一“个”从左翼启蒙派的“类”中提取出来，功利派主导者并不打算对其立即运用“镇压性国家机器”，而仍然试图采取各种措施对其进行“意识形态询唤”。
受毛泽东委托，胡乔木先后六次找王实味谈话，要他表态承认自己的错误，实际上也就是接受询唤，但每次都被王实味所拒绝，显然，他不想成为一个没有自由的意识形态“臣服主体”。
这样一来，对王实味的批判就开始逐步升级。在5月底的一次讨论中，李宇超在发言中提出王实味的问题已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一观点得到罗迈（即李维汉）的赞同。6月9日，陈伯达等人认为王实味不仅有托派思想，还加入了托派组织。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罗迈在总结发言中认为，根据大家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王实味是一个托洛斯基分子，他愿不愿意从反革命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范文澜对此给予附和。
尽管对王实味的询唤并未达到目的，但批判王的声势以及区别对待的方法却对丁玲、艾青等人产生了震慑效果。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此时已变相“接受询唤”的艾青为了跟上形势，在发言中措辞严厉地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们读他的时候，就像是进了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108]6月11日，丁玲在大会上反省了写《三八节有感》的错误，说现在开始恍然大悟，表示决心好好学习，接受思想改造。谈到王实味时，她说，王实味的问题，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艾青、丁玲的行为表明，在政治压力面前，他们开始在态度上向左翼功利派靠拢，开始接受自己在政治意识形态面前的“臣服地位”。
6月15日至18日，文艺界40多人在“文抗”俱乐部召开座谈会，周扬、丁玲等人组成主席团，大会由丁玲作总结，提出开除王实味的会籍，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会后，王实味的“文抗”会籍被开除。
7月28日、29日的《解放日报》连载了周扬的长篇批评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文章采取断章取义、扭曲原意的方式将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加以批判。
延安高层对丁玲和王实味之所以如此厚此薄彼，当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毛泽东一贯使用的“抓典型”和“缩小打击面”的方法外，首先是因为两人的名气以及在全国的影响有很大区别。中共出于与国民党争夺人才以及扩大政治影响的考虑，对于有影响、名气大的左翼文化人特别重视，即便是这样的名人对其并不顺从，也往往尽可能地待之以礼，如对延安时期的萧军就是如此。与王实味相比，丁玲成名很早，在全国文学界以及进步青年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孙犁认为，丁玲“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109]，孙犁的说法或许不无夸张，但丁玲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却是事实，当年国民党就因为忌惮这种影响而最终将其变相释放；共产党当然不能不考虑处置丁玲可能引起的政治影响。实际上，丁玲自觉不自觉的，早已成了延安文人的领袖人物。据刘白羽回忆：“她成为‘文抗’这个小单元里和谐的核心、快乐的核心”，“丁玲的窑洞便自然成为我们聚会之所”[110]。连毛泽东也认为丁玲周围“有一个文化人的俱乐部”[111]。而王实味的名气显然要小得多，甚至他曾经创作小说这一事实在延安也少为人知。[112]其次，相对于王实味对共产党等级观念、官僚主义的“暴露”，丁玲涉及的妇女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软肋，这一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更为严重，而且丁玲在文中也肯定了延安妇女的某种解放，对共产党危害较小；王实味的平均主义诉求对一贯以平均主义代表者自居的共产党形象不仅是一次严重的抹黑，而且也形成了极大的理论挑战。再次，丁玲仅仅发表文章宣泄不满情绪，并没有相应的政治操作；而王实味不仅在言论上触犯了延安的禁忌，而且在行动上也格外犯忌，在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共产党党内，他居然在中央研究院成功地策动了一次“民主投票”。在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会上，领导人罗迈指定院领导与各室主任自动担任负责整风的检委委员，遭到王实味等人的强烈反对。王实味提议检委委员应该由群众选举产生，获得主持会议的范文澜与四分之三以上群众的赞同，投票结果导致两位主任落选，在21名委员中有两位普通群众当选。这件事很快传出，在延安引起轰动，影响很大。尽管两位主任又被拉进了委员之中，两位群众因受冷落而不得不自动退出，但这一选举模式对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构成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正因为如此，王实味受整肃在延安似乎已经成了迟早的事情。对于王实味的民主参与，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13]显然，毛泽东把这样的“极端民主化”的政治行为看得很重，因为它冲击了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民主集中制”。通观王实味的言行，他以民族的解放、政治的民主、社会的完美为人生与政治诉求，是心里容不进一丝灰尘的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像许多献身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一样更容易遭遇来自同一阵营的非难与迫害。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延安对王实味的讨论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批斗会，参加讨论的人们往往群情激奋，“一切谩骂都成了判决”，这其中当然也有个别理性的声音，但很快就被淹没在群众愤怒的波涛中了。与此同时，早已插手这一问题的康生，不满足于王实味只有一顶“托派”帽子，将王实味与他的几个并不怎么来往的邻居，罗织罪名，打成“五人反革命集团”和国民党奸细。10月，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1947年6月，中央社会部批复同意晋绥公安总局要求处死王实味的报告，7月1日夜，王实味遭砍杀后又被推入一口枯井掩埋。
处死王实味确非毛泽东的本意，但王实味事件的处理方式却体现了毛泽东惯于使用的“抓典型”的工作方法，只不过这次抓的是反面“典型”而已，目的在于惩一儆百。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整风的重要意图之一就是削弱党内高层中“留苏派”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他在削弱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影响的同时，却极大地扩展了康生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他生杀予夺的权力。相对于比较理性、温和、民主而带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色彩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康生是典型的阴谋家式的政治人物。从此，他的这一套随意锻织他人罪名、予以政治迫害的方式方法便在共产党党内蔓延开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走向极端。左翼启蒙派作家也都先后被这种莫须有的锻罪方式推向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位置。王实味只不过是其中最早的受难者而已。
在回应延安文艺界这股批判性的文艺思潮的同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革命文学指出了新的发展路向，这就是工农兵方向。至此，边区的工农兵文学终于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工农兵文学作为左翼文学的深化与发展，其焦点是以革命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为标尺设计出一套操作性极强的文学活动程序。首先，作家必须确立“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作家必须围绕着党的政治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来写作，歌颂应当是根据地文学的主要调子；另一方面，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把自己的世界观完全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从工农兵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其次，坚持“普及大于提高”的创作原则。这就要求作家重视民间形式，创作大量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普及性作品，“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而“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群众中迅速流传”。把原有的大众化理想转化成为政治为底层服务的文学实践，并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而开展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表现出对知识分子高雅文化的某种否定。再次，“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也即五四启蒙主义话语受到贬黜，个性解放和改造国民性被认定为过了时的空洞能指，“知识分子必须深刻反省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作家由提升大众素质的启蒙主体被认定为需要被工农兵同化的改造客体，共产党改造过的民粹主义压倒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此后的几十年，知识分子不得不一直在农民文化语境中改造自己、求得认同。最后，以“暴露”为基调的创作倾向与鲁迅式的杂文被判定为不适于解放区的需要。“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114]领袖的话语斩钉截铁，一锤定音。
经过这一转型，共产党完全掌握了文艺的领导权，根据地的文艺话语也由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混合的局面变为单一的革命话语——工农兵话语，文化立场也由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流行的革命文化并存的局面迅速转向打上革命烙印的农民文化，赵树理、李季等一批工农兵型的作家受到推崇，成为根据地文艺的标本。尽管工农兵文学在形式上与20世纪20—3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着较明显的区别，尽管两者在口号与操作形式上有一定差异，但40年代共产党设计的工农兵文艺实际上继承并强化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前面提及的阶级性原则、工具论原则和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等，总之工农兵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终目的是革命而不是文学。集中统一是这次文学转型的明显要求，因为这次转型本身就是共产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焦点是完全统一左翼内部的思想，由一种声音代替众声喧哗。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末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一次文化裂变，那么工农兵文学转型则是左翼文学阵营的进一步分化。这次转型使左翼文学阵营内部的思想差异进一步显现出来，左联时期的功利派代表人物周扬等一批作家努力适应延安的政治需要，主张创作以歌颂为主，尽量迎合毛泽东等人的文学主张，逐步与工农兵文学趋近，并与工农兵文学的倡议者和代表人物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左翼功利派，这就使他们更加明显地与左翼启蒙派作家拉开了距离。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周扬成为《讲话》的积极阐释者，为《讲话》占据共产党党内外的意识形态主流位置作出了很大努力。基于此，原来受到鲁迅批判的周扬也很快赢得了共产党高层的信任，彻底掌握了文艺领域的行政权和话语权。在这次文艺转型中，思想活跃的左翼启蒙派作家的言论与思想成为整肃的当然对象，他们身上的启蒙意识和精英姿态受到贬斥与否定。作为文艺界反面典型的王实味被“打倒”，而丁玲、艾青等则被根据地主流意识形态所询唤，纷纷加入对王实味的批判运动中，并沉痛反思自己的异端思想，成为意识形态询唤的标本。至此，根据地左翼启蒙派被成功地分化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