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左翼启蒙派的生成、发展与湮没
第一节 初步集结
（一）“革命文学”论争与左联初期的分歧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潮越来越显得空泛而不着边际，五四新文学较为单纯的反封建思想指向已经不能缓解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五卅惨案”发生后，民族矛盾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许多进步的新文学作家纷纷南下广东、武汉、上海，或参与北伐事业，或从事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或进行进步的文化教育工作，刚刚诞生不久的新文学就遇到了生存危机，这一时期文学的歉收也显示出了它与社会现实的某种脱节，可见，新文学面临着转型的压力与契机。
尽管各自的终极目标不同，但革命却是曾相互合作稍后又互相对立的国共两党的共同话语。这一事实表明，革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时代风尚。因而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具有引领时代新潮的流行性文化之特质，相关革命文学杂志和书刊的风靡、畅销，更清晰地表明读者渴望革命，并期待革命文学的出现的社会心理。1927年，国共两党的分裂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迷茫、压抑、悲愤的氛围，而没来得及释放的巨大的革命能量在政治上被突然遏制。与国民党“清党”有关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参与大革命事业的亲中共作家纷纷从武汉、南昌等地撤退到上海，利用租界的掩护，将强烈的革命情绪以文学话语形式喷发出来，他们试图通过争夺文学话语权来控制政治话语权，进而挽回革命党在政治上的失利。而在日本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短暂历练的一群左翼青年，在创造社元老成仿吾的邀请下，也纷纷回国参与文学话语权的争夺。经过初步酝酿，补充了新鲜血液的创造社与匆匆组建的太阳社，便对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语丝社作家，以茅盾、叶绍钧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以及从创造社中游离出来的郁达夫等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正式拉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由于原本就对国民党“清党”持有决绝的否定态度，也因为革命文学的巨大感召力，还因为唯恐落后于时代的思想压力，向来操持启蒙话语的鲁迅在应对这一文化批判的过程中，写下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革命咖啡店》《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等一系列文章，就革命文学的诸多问题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唇枪舌剑的论争，稍后他对革命文学的态度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由反感渐趋认同。为了更好地探究与革命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做事认真的鲁迅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其文艺思想也在原有的启蒙观念基础上叠加了新时代的阶级革命观念，这使他最终（经由中共地下组织的协调）与他的批判者们一道携手构建起带有鲜明的政治斗争色彩的革命文学组织——左联。
革命文学论争标志着新文学阵营内部文艺观念的裂变以及由启蒙思潮到革命思潮的转换，刚刚移植来的甚至在理解上显得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主导了这次文学转型。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参与者的理论素养多么薄弱，也无论其观点多么偏激，他们还是在这次论争中确立了一些长期统治文坛的左翼文学的基本原则与理论观念：（1）文艺的阶级性。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初步阐述。李初梨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1]这样就把文学的阶级意识放在了革命文学的中心位置。（2）文艺的政治功利性。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强调的是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工具的宣传作用，亦即其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文艺“应该积极地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2]，这些说法开始表露出某种唯政治唯革命的文学工具论趋向。（3）文艺批评标准上的政治性原则。无论创造社还是太阳社，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问题上，基本上只涉及内容上的政治要求。钱杏邨认为：“现代文艺批评，应该注意思想的综合与分析”，“专门注意技巧的批评，是一种最大的错误”[3]。忻启介在《无产阶级艺术论》中居然宣称：“无产阶级艺术，是有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宣传煽动的效果，宣传煽动的效果愈大，那么这无产阶级艺术价值亦愈高。”[4]这些僵硬机械的说法在延安被略加改造后便长期坚持下来，成为以后半个世纪文艺的指导原则。
实际上，尽管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创造社、太阳社并不怎么关注文学本身，其真正动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弘扬革命理想，力图以文学形式变相地与国民党政府争夺文化宣传领域的话语控制权。经过这一转型，在政治上暂时失利的中国共产党，竟然在文化上取得了胜利，逐渐控制了文化与社会舆论的话语主导权。由于论争是通过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随着革命文学与革命话语的风靡以及左联的成立，左翼文艺占据了文坛的中心位置。“但是由于左派幼稚病，左联不仅在组织上继续采取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而且在文艺路线和理论体系上继续重蹈‘革命文学’倡导者理论上的左倾错误，并且使其进一步合理化、规范化与系统化，长时间地制约着左翼文艺发展的方向和行动的轨迹。它使革命文学背离了文学本质特征。”[5]客观地说，这样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绝不是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由各种现实因素造成的。五四之后的激进主义思潮一直在向文学领域扩展，1923年之后，中共政治活动家邓中夏、恽代英和文学界的沈雁冰、蒋光慈、郭沫若就一直在呼吁“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造社由对浪漫主义的向往很快转向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并纷纷南下加入日渐高涨的革命洪流，到了1926年底，一向谨慎持重的鲁迅也跃跃欲试，准备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共同的战线”。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已经很激进的作家们更加激进，而受日本左翼文艺影响的留日文学青年也热血沸腾，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必然要在文坛上发出自己不同凡响的声音，而酝酿已久的“革命文学”便成为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口号。之所以加上“无产阶级”这一限定词，完全是因为国共两党分裂，革命在其看来已经只是无产阶级的了。
正如鲁迅后来所言：“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到挫折，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压迫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才有了强烈的活动。”[6]鲁迅的说法倾向性明显，并在大陆得到广泛认同；被学界广泛采用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作了这样的认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一种规模浩大的文学运动，在1928年崛起，主要是由政治形势突变所推动。”[7]
如上所述，这是一场争夺文学话语权的较量，而要想一举夺取话语权，策划者就要做到出其不意、石破天惊，就必须拿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和社团开刀，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语丝社，茅盾、叶绍钧主导的文学研究会都是当时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社群。此外，以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的“革命”标准来衡量，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和以茅盾、叶绍钧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创作都绝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革命文学：语丝社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活动作为五四文学的延续，其思想内核依然是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为主调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这样，鲁迅等人就天然地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至于后来研究者认为他们批判鲁迅是“错误”的说法，完全是事后的一种判断。就当事人来说，他们并没有选错目标；而到了论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所以要求停止攻击鲁迅，显然也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原来互为对手的鲁迅以及他影响下的少数作家与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就勉为其难地走到了一起。
但正如民间谚语所说，“强扭的瓜不甜”。左联的成立既没能解决其中的思想分歧，也没能完全弥合双方的感情裂痕。鲁迅在刚刚参加完左联的成立大会之后，便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8]信中讽刺蔑视之态溢于言表，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鲁迅，他觉得自己无端地被攻击了近两年，一时感情难以转换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究竟不是圣人。但这些“茄花色”的青年现在毕竟又都成了他的战友，既然早就存有与其联合之心，就应该有相互利用的心理准备。当然，鲁迅对其轻蔑的原因主要还是觉得这批青年作家文学能力稚嫩。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联合阵线的双方就处于一种很不对称的状态。
左翼青年对鲁迅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迫于组织的压力，他们虽然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击，但并不真正认同鲁迅的思想观念。阳翰笙就回忆说，在党组织要求创造社、太阳社中的党员作家带头尊重、团结鲁迅之际，还有一些人“说鲁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实际上心中不以为然”[9]。连夏衍也说：“在成立‘左联’的时候，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意见，与鲁迅实行了联合，并以他为‘左联’的领导人，但在思想上显然与鲁迅还是有差距的。”[10]冯雪峰发现：左联成立的当天，对鲁迅的讲话，“到会的人中就有不重视和抵触的现象”；会后还“听到有几个人说过这类意思的话：‘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11]。这说明创造社、太阳社中的许多人依然不买鲁迅的账，他在成立大会上所作的那个著名的讲话甚至引起了这些人的反感。也就是说，左联成立并不意味着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分歧得以解决，只不过是中共地下党通过组织的命令强力阻止了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围攻。鲁迅本人在选举中得的票数不高这一事实也恰恰表明了这一点。在按照票数排列的左联执行常委中，他位列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之后，仅仅排第四位，在三名主席团成员中得票最少。这个排名与内定的盟主地位形成了反讽，这意味着论争的对手尽管受到了党内的压力而不得不推举鲁迅，有些人却并没有真正捐弃前嫌。这也表明，宗派主义在左联成立一开始就存在着。好在最初一段时间，左联面临着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压力，这些分歧还没充分暴露出来。但随着左联声势的壮大，内部不和谐的一面便逐渐显现出来。胡风后来回忆说：“从五四以来，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以及文学研究会）在思想上（以及人事关系上）是有矛盾的。到20年代末对鲁迅的‘围剿’，那矛盾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左联’成立后，这个矛盾潜伏下去了，但并没有消失，在斗争涉及敌、我、友的某些历史情况时，常常会发生不必要的误会。”[12]胡风的说法虽然有欠准确之处，但道出了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矛盾的事实。
在鲁迅与这些文学青年论争及联手的同时，远在日本的胡风却利用自己与日本左翼文艺界的密切联系为鲁迅进行辩护。中国文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以及左联的成立，都引起了日本左翼文艺界的极大关注。不过，由于创造社、太阳社中的许多人都是不久前从日本回国的，他们与日本左翼文坛联系密切，这导致日本左翼文艺界受其影响而一度排斥鲁迅等人，日本左翼社团开列的中国左翼文艺书目中就没有列入鲁迅的著作。在这种状态下，了解中国左翼文坛现状的胡风，不仅在集会上为鲁迅鸣不平，还撰写《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一文，发表在日本普罗作家同盟编的《无产阶级文学讲座》第三卷上[13]。他批评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及其宗派主义情绪，文章评价鲁迅“无论在创作方面，谈感想方面……都一直毫不屈服地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以对黑暗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廉洁的个人生活和一定的艺术高度，集全中国知识分子尊敬于一身”，并认为“如果是出于正确的立场，不管从哪一点来说，都不应该攻击他”[14]。胡风的看法虽然比较接近事实，他却并不完全理解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心态与意图。有意思的是，胡风还引用冯雪峰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对鲁迅所作的判断：“在革命的现阶段，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15]看来，胡风与鲁迅、雪峰的缘分从他们还没谋面时就已经开始了，后来他们发展到关系那么密切并非偶然。
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是由于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两社成员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认识的差异，那么左联成立初期，鲁迅与以两社同人为基础的左翼激进青年的矛盾则主要来自对左联这个组织的看法不同。鲁迅是以一种开放心态来看待左联与左联工作的，在他看来，左联首先是个文学组织，大家应该主要从事左翼文学的创作、批评与编辑活动，以此来促进左翼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而影响社会革命进程。所以，鲁迅尽可能地扩大革命文学阵营，甚至把郁达夫等作家也吸收进来，并尽量团结包括巴金等人在内的倾向于革命的大批作家，极力扩大左联在文化界的影响。
但是，在左联的激进青年看来，左联首先是个革命组织，因而特别强调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他们甚至将街头抗议、散发传单、宣传鼓动等作为左联的主要工作。他们以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为由，将蒋光慈、郁达夫这样在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排除出去，并且还因为鲁迅、茅盾较少参加政治集会而对他们颇有微词，私下宣称鲁迅、茅盾等人的路数已经过时，并且在某些会议上把重视创作的倾向斥为“作品主义”；他们最关注的是飞行集会、发动群众等政治活动。对青年人在自己背后的鼓噪，鲁迅并非不了解，但一般说来他还是以大局为重，勉为其难地偶尔也出席某些会议。但即便如此，双方在目标、策略上的差异仍然会发生一些激烈的碰撞。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时候，周扬在其编辑的《文学月报》上发表芸生的《汉奸的供状》一文，该文以极其粗鄙的语言对“第三种人”展开谩骂、攻击和威胁。冯雪峰（时任中共上海“文委”书记）读了文章后，将周扬猛批了一顿，并要求其设法补救，周扬很不服气，双方吵得面红耳赤。这次争吵是两人关系的分水岭，自此之后，这两个个性都极强的左翼领导人再也没有真正和解。无奈之下，冯雪峰只好请鲁迅出面写篇文章纠正《文学月报》的错误，鲁迅撰写了《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发表在周扬编辑的《文学月报》上，周扬此时羽翼未丰，至少表面上对鲁迅还是买账的；但文章发表后，鲁迅居然受到左联激进青年的批评：首甲（祝秀侠）、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署名在《现代文化》上公开发表《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指责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一个月后，祝秀侠又以首甲的笔名在《现代文化》上发表《关于胡秋原、苏汶与左联的文艺论战》，文章在批判胡秋原、苏汶的同时，指责鲁迅的《三闲集》是“反左联反无产阶级文学的那一副所谓‘幽默’的老调”，“在左联里，而出版反左联的书籍，岂不可笑，我们不能容忍鲁迅先生这种行动，尤不能不纠正左联的偶像主义、情面主义的右倾毛病”。作者除了对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不满之外，还特别反感“三闲集”这个书名对成仿吾文章的讽刺以及里面的相关内容。
总的说来，左联前期的这些分歧虽然对左联的工作方针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没有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在面对左联的对手时，他们还是能够保持大体一致的立场的。
（二）左联后期的分化与《海燕》杂志创刊
1933年下半年，冯雪峰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周扬接替他负责左联工作。冯雪峰在担任左联领导职务期间，成功地把鲁迅、瞿秋白、茅盾、丁玲等杰出作家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团结广大盟员，极大地扩展了左翼文艺的影响，把左联的事业推至巅峰。冯雪峰离职前，回国不久的胡风就被吸收进左联的领导层。胡风按照日本左翼文艺界的组织架构，把左联盟员分成小说、诗歌、理论等研究小组，强化了左联的专业色彩。稍后，他还接替冯雪峰负责左联与鲁迅之间的联络工作，由于得到鲁迅的信任（这种信任很可能与鲁迅了解胡风在日本为其辩护有关），胡风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这段时间，左联事业仍然保持着生气勃勃的景象。但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如前所述，冯雪峰与周扬因为《汉奸的供状》一文曾发生过激烈争吵，此后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所加深。冯雪峰离开左联领导岗位后，有段时间仍然住在上海，有时找胡风聊天，这引起了周扬的不快[16]。此外，胡风与周扬也都是个性很强的人，又都年轻气盛，两人在开会时意见常常相左，经常发生争吵，这无疑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与合作。
当时左联盟员为左联工作，基本上都是无偿的，所以大家一般还要自己挣钱养家糊口。其时，孙科创办了一个半官方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一种名为《时事类编》的刊物，主要翻译介绍外语资料。左联盟员韩起介绍胡风去做翻译，每月有些收入，胡风曾向左联领导层报告过这个情况。1934年，左联诗人穆木天被捕，出狱之后，他向左联党团组织汇报说，胡风是南京派出的奸细。对此，胡风并不知情，有天，他在该馆上班时，碰到新来的韩侍衍，双方争执起来。韩侍衍原是左联成员，后来又变成“第三种人”，并对鲁迅、胡风心怀不满。这次两人一见面，韩就当着众人的面说胡风：“你老兄倒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穆木天在公安局，公安局什么都问了，就是不问你老兄。”他实际上等于说胡风是在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无奈，胡风只好辞掉这份翻译工作。但至此，他也明白了自己已经被左联内部怀疑为国民党奸细了。为了澄清问题，他找到周扬，要求为他恢复名誉，并且说，如若不然，自己只好辞去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但周扬并没有挽留，只说自己要搬家了，却又不说自己的新家地址。这种态度表明他不仅默认了胡风的辞职，也认可了穆木天的说法。胡风辞职后，把上述情况跟鲁迅谈了，鲁迅沉默半天，回答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份内的事，多用用笔吧！用笔的工作并不是可有可无的。”[17]
不久之后，周扬约鲁迅见面，同行的有夏衍、田汉、阳翰笙，他们提醒鲁迅要疏远和提防胡风，说“胡风是奸细”。鲁迅对胡风非常了解，因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胡风成了他本人与中共中央特科的联系人（这是周扬等人所不知道的）。他听了这种话自然很反感，非常严肃地回应说：“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自此以后，他们跟鲁迅的联系基本中断了，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四条汉子”事件。关于胡风辞职问题，有些学者以当时斗争形势严峻、不易分辨真相为由，为周扬等人的做法辩护，但沙汀的回忆却证明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们是想以此来影响胡风跟鲁迅的关系[18]。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等人宣称“胡风是奸细”，与延安时期康生等判定王实味是“托派、国民党奸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认定“胡风反革命集团”都一样的简单与草率，其杯弓蛇影、罔顾事实的心态是有些相近的，只不过前者手中尚未掌握“专政”之权而已。这其中显示出来的是对同一阵营中战友的人格和生命的极端漠视。而鲁迅对证据的强调，则蕴涵着对个体人格的尊重。
原先，为了加强左联盟员之间的交流，胡风曾创办了油印刊物《文学生活》，这个月刊得到鲁迅的支持。每月的经费是鲁迅赞助的20元和茅盾赞助的10元。胡风辞职后，鲁迅也就停止了赞助。于是，左联领导层就在背后议论鲁迅“小气”，这些话最后传到鲁迅这里，他自然不会高兴。
周扬等人本来想用胡风的“内奸”问题疏离鲁迅与胡风的关系，但却导致鲁、胡之间关系更加密切。从此，失掉组织归属感的胡风只好“独战”在鲁迅身边，成了鲁迅的得力助手和忠实追随者。没有了政治事务的拖累，胡风开始在鲁迅的指导下认真撰写文艺批评文章，先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和《〈生死场〉后记》等很有分量的文章，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差不多与此同时，左联内部人士接连发生了几次在报刊上化名批评鲁迅的事件，使鲁迅与左联领导层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先是1934年7月3日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了廖沫沙以“林默”为笔名撰写的《论“花边文学”》，攻击鲁迅的《倒提》一文有买办意识；不久田汉以“绍伯”的笔名又在这家报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称鲁迅善于调和，“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这次，鲁迅被彻底激怒，他不再寻求通过私人关系解决，而是发表《答〈戏〉周刊编者信》，对田汉的行为给以公开抨击，并且将其文章与廖沫沙的联系起来：“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邵伯先生可以施展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19]此后，鲁迅越来越感受到来自左联实际领导层的某种无形的压力，并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20]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心寒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21]
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22]
在这类问题上，左联实际领导层不仅态度暧昧，而且有些领导人还私下责备鲁迅做事少、吝啬等。鲁迅对此当然很反感，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23]在给曹靖华的信中，他又忍不住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24]
关于鲁迅与左联实际领导层的关系，茅盾回忆说：
在一九三三年冯雪峰去江西前，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主要通过冯，而且配合得很紧密。一九三四年上半年胡风担任“左联”秘书长时，也能经常向鲁迅请示报告。可是三四年下半年胡风被撤了秘书长职务之后，就没有人接替胡风与鲁迅建立亲密的关系。渐渐地鲁迅这个“左联”执委会常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一块招牌，用得着这块招牌时就来招呼一下，用不着了就凉在一边。这种情形鲁迅和我都深有感觉。[25]
鲁迅与左联实际领导层的对立，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这里面既有几年前革命文学论争留下的阴影，也有某些不健康心理的影响，还有宗派圈子的对立，但最主要的是双方对左联的工作目标、行为策略的不同认识造成的隔阂。例如，对于“做事”的理解，双方就有不同的理解，鲁迅认为搞好翻译、写作就是为左翼文艺工作，如前所述，他在嘱咐胡风多写文章的时候，就曾颇有针对性地说“用笔的工作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这表现了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态度。而在大多数左翼激进青年看来，只有实际的政治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这正如冯雪峰所说：
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主要是把“左联”当作了直接政治斗争的一般群众的革命团体，而差不多忽视了它的应该特别发挥的特殊的战斗性能与作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并经过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去完成政治斗争的任务。[26]
不管怎样说，日益严重的分歧导致鲁迅和周扬等人在感情和事业上越来越疏离，于是，一些尊崇鲁迅的左翼青年集结在他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群体。萧军、萧红作为左翼进步作家，虽然早在哈尔滨时期就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密切接触，但1934年底来上海后却听从鲁迅的建议，没有在组织上参加左联；聂绀弩虽是左联成员，但比较自由散漫，很少参与左联活动，却跟鲁迅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虽然思想倾向于中共，也热心于左翼文艺活动，但与当时掌握组织的左联领导层或保持距离，或有意见分歧，或干脆没有接触，却都簇拥在鲁迅的旗帜之下，愿意接受他的指导。
1935年底，鲁迅因为“《译文》事件”[27]退出生活书店编辑的《文学》月刊。与此同时，聂绀弩和萧军夫妇都想在鲁迅支持下办同人刊物。鲁迅和大家商量，觉得不宜分散力量，决定以胡风为核心（其实是以鲁迅为中心），大家合办一个刊物。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筹备，《海燕》杂志于1936年1月20日正式创刊。“文稿由胡风集结，看定后就交聂绀弩付排，校对等也由他去负责办理。编排方面是由大家商量的，但大多由胡风做主。”[28]此外，萧军也参与了编辑工作。
鲁迅对这个刊物特别热心，他不仅为刊物题了刊头，而且将自己的小说《出关》、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七）以及小杂感《文人比较学》（署名齐物论）和《大小奇迹》（署名何干）发表在创刊号上。此外，创刊号上还发表了萧红的小说《访问》、萧军和罗烽的诗歌《我家在满洲》以及胡风的评论《文艺界的风习小景》等，初步展示了“鲁迅派作家”的阵容。
《海燕》在内容上明显刻上了“鲁迅”的印记，在编排上也沿袭了鲁迅编印《莽原》的横排风格。因此，出版之后当天即销售一空。“与在左联时辅助出版的半地下刊物不同，《海燕》像一道长空的闪电，划破重重的黑暗，使人们眼前为之一亮，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9]鲁迅很兴奋，当即约了胡风、萧军、聂绀弩、罗烽等人在饭馆就餐，以示庆贺。
由于《海燕》是作为公开合法的刊物出版的，刊物上必须署上编辑和出版发行人的名字。为了迷惑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海燕》创刊号的编辑人用了“史青文”的假名；并由聂绀弩与曹聚仁商定，将曹主持的上海群众图书公司作为总销售处。第二期出版后，国民党相关部门负责人找曹聚仁谈话，他只好将《海燕》的真实情况作了如实反映，并登报声明辞去《海燕》发行人。这样，《海燕》杂志也就被取缔了。
《海燕》虽然仅仅出了两期，但它却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显示出聚集在鲁迅周围的左翼青年作家已经在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凝成了一支独立的艺术力量。
（三）左联解散与“两个口号”论争
1935年底，鲁迅在内山书店收到一封发自苏联的信函，该信是萧三在王明的再三要求下写的。信中说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要求左联盟员“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30]。鲁迅看过之后，托胡风把信转给了文委。
很快，周扬在其主持的文委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按照来信指示解散左联，并让徐懋庸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虽然赞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同意解散左联，尤其怀疑能否把左联原来的敌人拉来做合作伙伴。显然，他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就能化敌为友的人。
经过茅盾、徐懋庸的反复解释，鲁迅最后勉强同意左联解散。但他对徐懋庸讲：“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的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31]
鲁迅的这个建议没有被文委采纳，所以当徐懋庸把文委领导层的结果告诉他时，鲁迅“就脸色一沉，一言不发”[32]。在左联解散这个过程中，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局外人，被排斥在整个决策之外。这显然是鲁迅不能接受的；但他更不能接受的是，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一个组织、一个运动，没有被国民党压垮，却因自己人自作主张就悄无声息地“溃散”了。
1936年4月7日，鲁迅接受日本改造社社长的采访，谈及左联，鲁迅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33]显然，在左联解散问题上，鲁迅对周扬等人是有很大意见的。原来就有的他与左联领导层之间的矛盾、隔阂也加重了一层。
鲁迅的特点是不轻易相信什么，但一旦投入，就锲而不舍，坚持到底，所以很难接受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大幅度转变。此外，他一直对曾剥夺他朋友生命的国民党政府非常憎恶，这也使他一时难以接受与其联合，可见除了个性因素之外，感情因素也使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转弯。此外，还有一个尊严问题，在他看来，是否发表宣言是问题的关键，这不仅关涉是否铺设一个他个人对现政府态度转弯的台阶，而且关涉许多人用生命捍卫的这个文学组织的尊严。
在鲁迅看来，左联从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到自行解散而去与对手联合，这一跨越也过于激进，过“左”了，类似于他所谓的“流氓”行径。当然，后来经过冯雪峰的耐心解释，鲁迅逐渐认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不过，即便是冯雪峰，也反对与国民党作无原则的大幅度的妥协，他后来之所以辞职回乡写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不惯博古等人对国民党代表过分妥协的态度。
作为共产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是于1935年4月底从陕北来到上海的。他很快就去拜访了鲁迅。见到这位久别的学生和战友，鲁迅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随后两人便彻夜长谈，鲁迅向冯雪峰倾诉了上海文艺界当时的情况以及自己不得不“独战”、“横站”之苦。
在此之前半年，周扬就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并在抨击反对者意见的同时，还批评“到现在还是保持着超然的沉默的态度”的作家，声称他们是“左的宗派主义”，指责“他们的宗派主义对于文艺上的统一战线或多或少发生了阻碍的力量”[34]。也就是说，在周扬看来，任何对这个口号的批评和沉默都是不能容忍的。周扬咄咄逼人的态度，在鲁迅等人看来，很有些自以为真理在握之后以理压人、以势压人的意味。
鲁迅对周扬这个口号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要随随便便地就放弃革命主张，并对冯雪峰说：“‘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你等着看吧。”[35]
胡风也向冯雪峰表达了对周扬等人的愤慨，明确表示“国防文学”是一个投降主义的口号。冯雪峰听了两人的意见后，同胡风想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以表明左翼文艺在新形势下的文学立场。最后冯雪峰带着疑惑找鲁迅商量，得到鲁迅的肯定，“这样，这口号的最后的决定者是鲁迅，也就是说，这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36]。
随后，冯雪峰告诉胡风，口号最后由鲁迅确定下来了，并请胡风写一篇文章，将口号提出来，胡风很快就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刊登出来。胡风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华民族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凡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当然向文学提出反映它的特质的要求，供给了新的美学的基础，因而能够描写这个文学本身的性质的应该是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37]胡风在文章里进一步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包含的内容，但没有阐释提出这口号的目的、意义以及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更没有解释口号酝酿的过程，也没提鲁迅的名字。胡风愣头愣脑的文章带给人们的感觉似乎就是用这个新口号来取代“国防文学”口号。
文章刚刚发表，便招致了“国防文学”拥护者的猛烈反击。这样，传说中的“鲁迅派”（又称“胡风派”、“雪峰派”）与“周扬派”的幕后冲突就直接转化为“两个口号”的激烈交锋。周扬推荐的左联行政书记徐懋庸马上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武断地认为完全没有提出新口号的必要，质问胡风是不是故意搞对立：“为什么对于已有的号召统一运动的口号，不予批评，甚至只字不提呢？……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呢？”[38]随后，一些反对新口号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与此同时，聂绀弩的《创作口号和联合战线》、龙贡公（陈望道）的《抗日文学阵线》等拥护新口号的文章也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双方唇枪舌剑，剑拔弩张，火药味很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已经不单是文艺口号之争，而实际上展露着双方强烈的宗派主义情绪。当然，口号也涉及政治认识问题。如果仅从阶级立场来看，“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口号，确实能体现出左翼原本就看重的“大众利益”和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但仅就统一战线而言，“国防文学”口号似乎更容易被各方人士所接受，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它显然有更多的策略考量，标志着从革命反蒋到联蒋抗日的大幅度转向，尽管它忽略了所谓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显然体现出了对左联立场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就“两个口号”提出的过程来看，“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时间尽管较早，但具体阐释却是与酝酿解散左联同步进行的，就是说周扬等人是为了更好地执行萧三来信而极力推行的，多少有点唯上是从的意味；而新口号则是在变化中求不变，带有明显的独立思考的色彩。当然，就其中的宗派主义情绪而言，双方都有责任。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缺乏沟通、信任和理解，再加上长期积累的矛盾是双方冲突的深层原因。
由于冯雪峰约束着胡风，不让他再写文章论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中间一段时间似乎更理性一些，但鲁迅还是最终被彻底激怒，通过公开信的方式，终于把郁积数年的怨气全部发泄出来了。
为了表明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支持，说明“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这样一种关系，鲁迅抱病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文章，由冯雪峰交给周扬主持下的《光明》杂志登载，但被周扬拒绝。冯雪峰无奈，只好又托茅盾将稿子送到徐懋庸编辑的《文学界》，徐只在杂志不重要的位置上刊登了后一篇文章；并在茅盾写的一篇调解“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后面加上“后记”，表示“国防文学”才是正统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现阶段没必要提出来。[39]这等于变相否定了鲁迅的意见。
更让鲁迅气愤的是，徐懋庸，这个他为其杂文集写过序言的、左联与他本人之间的联络人，在回老家的前夕，给病中的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在目前，我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行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
……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40]
这封信彻底激怒了鲁迅，但由于身患重病，他只好答应冯雪峰把信带回去，代拟了复信初稿，随后鲁迅又强支病体，在初稿上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这就写成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说：“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41]鲁迅的信给“国防文学”派以毁灭性的打击，此后，不仅徐懋庸在上海文坛难以立足，连周扬在左翼文坛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有件逸事颇能说明周扬等人受到鲁迅批评后的强烈情绪：
周扬当时强横，也因为有人支持他的缘故。后来茅盾也不满“国防文学”口号和周扬那一套，同意鲁迅先生的意见了，周扬就恨茅盾。我听夏衍说过：在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那篇文章发表后的某一天，周扬和苏灵扬、周立波、沙汀等四人拿了棍子要到茅盾家去打茅盾一顿以泄气，恰好夏衍去，被夏衍阻止了。这事当时曾被作为笑话传说一时。[42]
文章的争执居然发展到要用棍子来解决的地步，真可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了，可见，周扬等人的“意气”是多么严重。这股意气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终于发泄出来了，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作家几乎都受到惩罚。
“两个口号”论争的双方实际上构成了左翼启蒙派与左翼功利派作家阵容的雏形，就前者来说，胡风、冯雪峰、聂绀弩等鲁迅的几个弟子（萧军在青岛创作，虽没有直接卷入，但态度也是很明确的）都被卷进去；就后者来说，周扬、夏衍等因为鲁迅一句“四条汉子”，这个语词在鲁迅去世后作为一种历史形象而被凝固了下来。左翼文坛长期对峙的两个派别就这样大致形成了。而“周扬和鲁迅在上海的冲突是一个先兆，预示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与知识分子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