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之悲歌

《金瓶梅》是一部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的小说，是“国之悲歌”。但是，在书写政治时，作者不是笼统地停留在国家衰亡这个表面的层次上，而是更为深刻地写出晚明政治体制中种种弊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官商勾结”，因此它又是一部“国家政治的悲歌”。也正是这个主题把宋徽宗所代表的国家命运和西门庆所代表的西门氏家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晚明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其标志就是商业化的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一时期随着晚明城市化、商业化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商人，商人在社会上地位逐渐地抬高。晚明时期的商人主要是贩运型而不是生产型的商人，他们发家的方式主要是利用地区之间的商品的差价来牟取利润。如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就是一个商贩，而西门庆所做的买卖——贩药、贩布、贩盐都属于贩运型经济。

中国地大物博，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均衡，这有利于贩运型经济的发展。而贩运型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囤积居奇，以求暴利。这种利用地区之间差价来赚钱的方式，涉及商品资源的获取、货物的运输、商业税收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官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商人阶层向官僚阶层靠拢是这种经济发展的必然。此外在古代中国这样的专制体制下，一个商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借助于官方的保护。故商人阶层向官员寻求保护也是当时社会普遍的风气。尤其在晚明这个时代官员腐化堕落，不仅是商人向官员靠拢，官员为获得利益也在向商人靠拢，于是官商之间的勾结成为社会的最普遍现象。

西门庆是一个市井商人，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有“痞子气”的商人，西门庆发家的历程就是交通官吏。如他借助于自己女儿西门大姐的婚姻，结交上陈经济的父亲陈洪，而陈洪又是四大奸臣中八十万禁军都督杨戬的亲家，以此西门庆和杨戬建立了关系。当西门庆因武松的案子将被陈文昭所抓时，就是杨戬求助于蔡京，蔡京给陈文昭下密书，才赦免了西门庆。而当杨戬倒台后，西门庆又投到蔡京的门下，并在蔡京身上不惜重金。也正是因此蔡京赏给西门庆一个官职：山东提刑所副提刑官。对这个官职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因西门庆本身就是个不法的痞子，而作者让他成了主管司法的提刑官，这本身就是对大宋吏治腐败深刻讽刺。在此后西门庆利用蔡京的关系贩盐，又拜蔡京为干爹，从而在经济、政治上迅速崛起。西门庆向蔡京靠拢，蔡京也把西门庆当成自己赚钱的工具。因此才有第五十六回西门庆到东京给蔡京拜寿时，蔡京单独招待他一个人。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见蔡京对西门庆的“厚爱”。但是西门庆和蔡京走的是两条路，西门庆所走的路线是金钱—权势—更多的金钱，而蔡京所走的路线是权势—金钱—更大的权势。如果说西门庆是钱的符号，而蔡京就是权的符号，西门庆与蔡京之间的交易就是典型的“钱权交易”^[9]。在晚明时代笑笑生就能从政治腐败、权力寻租这个角度来写社会的政治问题，这是相当深刻的。因此本书认为这也是一个“悲歌”，写出了晚明时期国家政治的可悲之处。

围绕着西门庆的发家史，作者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官场的“百丑图”。如蔡蕴这个蔡京的假子，在回家省亲的路上要绕道到西门庆家来打秋风；蔡京的管家翟谦向西门庆要女人；宋御史到西门庆家中索要八仙鼎；而为了迎接六黄太尉，官员们不顾西门庆家正处在李瓶儿的丧礼期间，强行让西门庆在家中大摆宴席，这实际上是在勒索西门庆。这种官商之间的勾结，最后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西门庆不仅升为正提刑，而且能左右官员的升迁，能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买卖。如他要贩盐，马上就有蔡蕴可以为他提前放盐；他要做古玩生意，马上就可以到宋御史那里拿到批文；他的货物要过关，把关口的钱老爹只象征性地收点关税后马上就放行。正是官商之间的勾结，西门庆可以横行霸道，而这个社会对他没有任何的束缚力。

官商勾结对于国家来说是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于国则是亡。西门庆靠官商勾结起家，横行霸道，当他死去后，树倒猢狲散，于家则是破。而借助官员势力暴富的西门庆纵欲无度，以身殉色，于个人就是一个悲剧。这三点就是作家在书写官商勾结这一主题时想要告诉读者的。

官商勾结问题是《金瓶梅》中最为复杂的问题。这表现在作者对西门庆这个人物的态度上。作者写西门庆是个精明的商人，但是他对西门庆勾结官府，依权仗势是十分愤恨的。作者写到西门庆依仗官府，行贿于官僚，屡做坏事而受不到惩治。他毒死武大郎，发配了武松，气死了花子虚，遣送了来旺，导致了宋惠莲上吊而死，暴打并气死了宋惠莲之父宋仁，可以说是夺人妻、霸占人家的产业。但这些坏事不仅没使西门庆受到任何的制裁，反而使他步步高升。在写这些事情时，作者对西门庆是严厉批判的。但当西门庆当上官之后，与那些无比贪婪的官员相比，西门庆反而还要好得多。在此时作者对西门庆肯定之处反倒多了一些，如写他的豪爽、大气、一掷千金，等等，而对那些贪贿的官员却无比愤恨。

作者对西门庆的态度是矛盾的，这反映出作者对西门庆这类新崛起的商人阶层的看法是两重性的。作者既看到其恶，对之加以批判；但同时又看到这些人物所具有的“能量”，对之不免羡慕。这种态度与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待那些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态度尤为相像。巴尔扎克对法国的贵族阶级充满了同情和好感。因为他看到了法国资产阶级暴发户对贵族阶级日甚一日的冲击，看到了这一阶级必将取代贵族阶级。巴尔扎克虽然在内心了瞧不上那些满身铜臭的暴发户，但对这些人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钦佩之情。既钦佩又愤恨也是笑笑生对西门庆的态度，对这一问题，本书在分析西门庆这个人物形象时将做进一步的阐释。

《金瓶梅》全书中写出权势之盛，写官商之间勾结时气焰之嚣张，但实质所奏响的却是对国家政治的哀叹之调。我们说此书是“以艳当哭”，当作者写权势之艳时，实际上是哭，哭的是那种清明的政治不在，哭的是正义、公平、法律的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