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小说中的三大要素

第一，银子：在明代四大小说中，《金瓶梅》所叙述的故事是最为零星琐碎的，其故事多为鸡毛蒜皮的私事，但在这些表面凌乱的故事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动着每一个故事的神经，而这只手就是“银子”。

《金瓶梅》几乎所有的故事都与银子挂钩，以至于有学者说《金瓶梅》是一部专写银子的小说。举例来说，小说中的潘金莲被张大户“收用”，是因为潘金莲是张大户用银子买来的。武大郎能在娶潘金莲之后，继续让张大户与潘金莲私通，那是因为张大户给他房子住，暗含着银子的作用。西门庆能勾引上潘金莲，就是因为王婆贪图西门庆的银子。西门庆与潘金莲私通杀死武大郎而能逍遥法外也是银子的作用。西门庆娶孟玉楼是以银子开路先收买了杨姑娘。孟玉楼嫁给西门庆是看中西门庆的家产。武松为兄打官司的失败，是因贪官接受了西门庆的银子。清官陈文昭想法办西门庆而不得，是因为西门庆给当朝宰相蔡京送上了银子。西门庆在谈论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时，张口就说李瓶儿手里有一笔好钱，而其后和李瓶儿的通奸，不能不说是贪图李瓶儿手里的钱。西门庆受杨戬案的连累，将要被发送蛮荒之地，由于给李邦彦送上了银子而悄然脱身。而西门庆能一步登天成为大宋的提刑官，就是因为蔡京接受西门庆的银子太多了，赏赐给他一个官职。李桂姐这个妓女自然不必多说，一切都是为了银子。宋惠莲和西门庆的勾奸就是为了攀上西门庆这个高枝。而应伯爵在西门庆鞍前马后奉承，一旦西门庆命归西天，马上另寻主顾张二官，实际都是为银子。韩道国和王六儿夫妻同谋，用性赚取西门庆的银子。至于那些官员——蔡京、蔡蕴、夏提刑，哪一个不是对银子充满了贪婪？而那些和尚、尼姑，所谓超于世外之人，没有一个不对银子充满了贪欲，常在西门庆家走动的薛姑子、王姑子就为一两银子争得不可开交。

可以说银子是《金瓶梅》潜在的主角，众生的“脑髓”，整部《金瓶梅》就是银子的交响曲。恰如第五十六回常时节所说：“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这如此形象地表现出当时人们对银子的贪婪。

在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就是一部写银子的小说。在笑笑生所生活的晚明时代，由于商业的发达，银子的高度流通，银子在事实上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统治者。它冲击着社会的法律、道德、伦理秩序，冲击着官僚阶层，冲击着每个人的人性。正是由于对这种金钱关系的书写，使笑笑生的《金瓶梅》在精神实质上和19世纪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惊人的一致。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批判金钱的社会，而《金瓶梅》写银子批判的也是金钱对人们的扭曲。

第二，权力：《金瓶梅》写出了一完整的社会。有社会之处就有组织，有组织之处就有权力的存在。在《金瓶梅》中，这种权力意识是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和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的生活密切相关。

《金瓶梅》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是西门庆的家族史，另一个就是权贵们的荣辱史。在笑笑生的笔下，西门庆是靠交通官吏而起家的，西门庆与四大奸臣蔡京、杨戬等，构成了一个密切社会的权力网。这个网是西门庆生活的基础，没有这个网的存在，西门庆根本就不可能飞黄腾达。

西门庆与上层社会结成权力网，而下层社会又以西门庆为中心编结成网。应伯爵、谢希大等人和西门庆之间的交往，所看重的正是西门庆的权势，而不是所谓的友情。在以往的小说中，下层人物对权力意识并不十分敏感，但在《金瓶梅》中，下层人物对权势却非常敏感。如李桂姐这个妓女在得知西门庆当官之后，马上就拜吴月娘为干妈，这说明在妓女的世界里，也有着极为敏感的权力意识。书中的媒婆在介绍西门庆时，一定要提到西门庆和四大奸臣的关系，这说明她们是极为重视西门庆所具有的权势背景。

《金瓶梅》中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的关系网中，这个网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常说《金瓶梅》是网状结构，其实这个网就是《金瓶梅》中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在这个网中权势占有重要的位置。

《金瓶梅》中所写的权势与其他小说不同。比如，《三国演义》写了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是在社会上层人物之间的，与平民百姓没有多大关系。《水浒传》也写了梁山英雄与官场人物之间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唯独《金瓶梅》写出权力对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权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正是在这种权势意识之下，得志者，如西门庆之流可以飞扬跋扈，而附庸者奉承迎合，由此形成一个极为势利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一点真情，所剩的只是虚假。

中国官场的权力总是给人以威严感和神秘感，但是《金瓶梅》打破了这种神秘。在此书中权力是可以用金钱来等价交换的。西门庆出钱，可以在蔡京那里买来提刑官；乔大户出钱，也可以捐个官。尤其重要的是，《金瓶梅》写出一个重大的时代变化，即不单西门庆向官员靠拢，而官员们为了钱财也主动地向西门庆靠拢。如此书中写到蔡蕴、安忱这些官员绕道到西门庆家里打秋风；蔡京主动加封西门庆为提刑官。这些都反映出晚明时代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官员和商人之间的相互勾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种官商之间的勾结导致了吏治的腐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而笑笑生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并对之加以严厉的批判。

权力是组织起整个社会的一张大网，而《金瓶梅》形象地体现出这张权力之网的存在，并以此来安排其人物的行动和命运，这说明其作者笑笑生对整个晚明社会有着颇为深刻的洞察力。

第三，性：《金瓶梅》从头到尾始终贯穿着性关系，性是连接这部作品主要情节的第三根纽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金瓶梅》和以往的色情小说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金瓶梅》所写的性有一部分是属于色情描写，而其中大部分并非为了写性而写性，而是写性背后所隐藏着的复杂人际关系，因此《金瓶梅》中所写的性是有内涵的。尤为重要的是，《金瓶梅》借性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更为复杂的精神世界，展示出人物在灵魂上的丑陋，这一点是远远超于所有色情小说之上的。

《金瓶梅》用大量的笔墨写了西门庆的猎艳史，反映出这个暴发户穷奢极欲的生活状态。如西门庆是借助于金钱的力量来寻找快乐和纵欲的，他的“豪言壮语”就是：“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在这句话里，西门庆敢对天上的神女出言不敬，他认为只要花钱，这些女神都可以成为他的玩物。由此可以看出，在西门庆的思想观念中已经丝毫没有对神女的敬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金钱至上主义者，他自恃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此外，在西门庆几乎病态的淫乱活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暴发户在精神上的极度空虚，除了女性的脐下三寸之地之外，西门庆的精神可以说是毫无寄托，空空如也。因而，《金瓶梅》表面上是写西门庆的猎艳史，但在实质上却是对西门庆这个晚明时期的暴发户进行精神上的刻画和写真。

《金瓶梅》写了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王六儿、李桂姐、宋惠莲、庞春梅等众多的女性人物。在刻画这些女性人物时，笑笑生同样毫不掩饰地写出这些女性人物复杂的情欲状态。如潘金莲的性欲如烈火；李瓶儿把西门庆比喻成医治自己的药；王六儿为换得金钱，把自己整个身子交给了西门庆；庞春梅过度纵欲，最后死在周义的身上，等等。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没有一部小说像《金瓶梅》这样写出了女性人物如此复杂的性欲望。尽管，作者在写这些内容时，隐藏着一种深深的“女祸”思想。但是，从他能正视女性情欲的存在这一点上讲，他所刻画的女性人物要比其他小说深刻得多。

在《金瓶梅》中所写的性不再是简单的原始欲望，它与金钱交织在一起，演化成为一种赚钱的工具。这一点在韩道国和他的妻子王六儿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如王六儿把自己与西门庆私通这件事告诉韩道国，韩道国非但没有恼怒，而且满心欢喜，唆使王六儿大胆去做，千万不要放走西门庆这个财神。这夫妻俩把性当成了发家的终南之径，借此过上小康生活。作者以此辛辣的笔法，讽刺世人对金钱的贪欲，同时也说明在晚明这个时代，人们的贞洁观念早已荡然无存了，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

《金瓶梅》的性描写还反映出晚明时代人际关系的冷漠。性关系本是男女之间最为真挚的关系，但《金瓶梅》写出在金钱的作用之下，这种真诚已被冷漠所取代。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西门庆疯狂地猎艳，而他对之真正有感情的女人又有几个？同理，对西门庆有真情实感的女人又有几个？除了李瓶儿，我看找不出第二个人。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指出，货币经济使社会分化，使一切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包括人的性关系。“一个嫖客付给妓女钱，并不是要记住和这个女人的关系，而是为了忘掉，因为支付了金钱这种交易就已经结束了。金钱实际上使人的欲望可以随时地发泄。同时，使男女之间的关系更加地淡薄”^[3]。《金瓶梅》形象地对这一点做出了说明。

《金瓶梅》写性重点是在写人的丑，尤其是写人的心灵之丑。这种丑多表现在西门庆和那些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西门庆每次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多是许之以财物，而无论是王六儿还是宋惠莲与西门庆性爱之后，都是要东西和银子。而这其中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嫖客和妓女的关系。性本是人基本的欲望，属人的自然本性，而《金瓶梅》写出在银子的作用之下，性关系已经变得丑陋不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