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著作，很多人对它的思想内容、章节结构、逻辑组成以及核心概念都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熟稔的掌握，同时，也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的两个“草稿”分别写于1847年6月和11月，一份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另一份是《共产主义原理》，它们的作者通常都被认定是恩格斯。加上《共产党宣言》，这三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统称为“三个稿本”，或《共产党宣言》的“三个稿本”。
“三个稿本”的形成史及其自身的文本都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细化探讨，这不仅因为《共产党宣言》对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曾经改变世界面貌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它作为理论文本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同它的两个“前稿本”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必然能够涉及国内外学者都普遍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关系是什么样的情况？这种互补互助的关系又是怎样在文本、文献中体现出来的？
要相对上面的这个问题作出合理、科学、令人信服的解释，显然要重回《共产党宣言》“三个稿本”的创作史中，同时还要借助对文本、文献的文本解读和分析，综合全面、客观公正地探寻“三个稿本”的思想及其背后的思想家关系原貌。毕竟，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时的那段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早已离我们远去，要想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一些史实，只能寄希望于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类文献资料。
“三个稿本”都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准备的政治纲领，因而非要在它们身上找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根本思想、政治立场、基本哲学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上的差异，绝对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只能在“三个稿本”的行文中，发现和搜寻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之间非原则性的不同，进而更好地理解《共产党宣言》的“合著”性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人，因而，到“三个稿本”以及全部《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中去研究那些先前不被人充分重视的理论问题和文献问题，是一件颇有意义和趣味的事情。
“三个稿本”之间是不是一个逐级递进、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不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理论水平相对最低、《共产主义原理》居次，而《共产党宣言》是思想最为成熟的“最完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政治纲领？实际上，之前有人关注到的“三个稿本”的“进化史”，很多时候都只是翻译带来的“虚幻效应”，原本并非真正的“思想进步”或“理论发展”。例如，《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讲到要“废除私有财产”，而《共产主义原理》中则是“废除私有制”。从字面上看，“废除私有财产”似乎有些语义不通和匪夷所思，而“废除私有制”则合情合理，符合常识。但是，“财产”和“所有制”在德文中是一个词汇：Eigentum。当翻译者将其译为财产时，我们就可能依据这个疑问而产生诸多疑问和迷惑，进而就会找到不少“问题”。显而易见，这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谈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中间必然要牵涉具体的语境和写作的真实环境，毕竟相当多的理论研究者和文本解读者并不是专业的翻译人员，过多地纠结于译文问题，也会误入歧途。应该说，权威的中文译本都是在掌握和精研了充足和大量的历史资料文献的前提下呈现给广大国内学者和读者的，其中的每一句译文、每一个词语，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的敲定和落实，都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反复的推敲。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两版中文版的翻译文本非常值得信赖，虽然研究者在研读“三个稿本”的时候必须耐心仔细地核对德文原文，但中文版的“三个稿本”是其将文本解读和分析做下去的绝佳参考资料。
坦率地讲，对《共产党宣言》的创作、思想及相关的文献文本的研究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中的一部分学者较为关注的一个领域，不过“三个稿本”的创作史以及其间的问题称不上是最被人热衷的研讨话题。其实，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常识的人无须多加思索就能想到，《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一些问题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梳理和再研究；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十分紧迫的重大课题。
《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及文献文本研究主要是解决“三个稿本”中的文献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具体说来，《共产党宣言》创作过程中的问题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创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共产主义原理》创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共产党宣言》创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三个稿本”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理论问题、《共产党宣言》创作史视阈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比研究问题以及《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创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简言之，《共产党宣言》的文献文本研究的重点和核心在于对“三个稿本”的思想、创作、文献和文本的研究。本书将会用四章来对这七个问题分别进行探讨和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简称MEGA）第2版，也就是通常人们所了解的MEGA2的第6卷计划收录《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遗憾的是，MEGA2的第6卷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出版，对于大多数对《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感兴趣的研究者而言，还不能利用到最新、最全的MEGA2资料。多少令人感到一丝欣慰的是，梁赞诺夫主编的MEGA1的第6卷中包含了《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新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里也有“三个稿本”，因此，研究者还是有原始文字的文献资料参考。
若要在MEGA视野下对《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及其文本、文献进行研究，会不会由于MEGA2的暂未出齐而受到影响？而且，即使是MEGA1，也未能收入直到1968年才被后人“重新发现”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这样的话，作为原本应是“一体”的“三个稿本”本身就显得“残缺不全”，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在MEGA视野下对文本和文献做出研究？
《共产党宣言》的“三个稿本”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它们的作者都是独立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的作品，《共产党宣言》则由马克思一人撰写。因此，“三个稿本”中不存在大量、琐碎、过于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纯文献学问题，比如说字迹的辨认、章节的编排、句子的顺序、思想的区别等等。单就MEGA的学术重要性和资料价值而言，MEGA对于“三个稿本”的意义明显不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多数情况下，MEGA是为研究者提供最为权威的原始文字（以便于研究者对其进行原文核对、概念辨析和思想探析）以及《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诸多文献信息和真实情况，从而加深和扩展人们对《共产党宣言》创作史的理解水平和认识程度。所以，“MEGA视野下”的《共产党宣言》研究，并不会因为MEGA本身的齐整状况而遭受难以估量的困难和阻碍，更不会降低人们对“三个稿本”文本研究的学术水准。
“三个稿本”中的第一个稿本——《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一份“教义问答”式的纲领草案。有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算不上《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稿”，其根据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之前有过其他纲领（比如“十一月公告”、“二月公告”）；同时，因《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它不是一份科学共产主义性质的纲领草案，甚至恩格斯是不是它的作者都值得怀疑。但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原始文献上的字迹表明，恩格斯确实是它的作者。恩格斯为了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一些成员相妥协以争取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不得已做出了让步，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行文中掺杂了少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词句”，不过这些词句并不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主体内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性质是“革命的教义问答”。而且，在具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之前，也没有其他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提供过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草案。因此，《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共产党宣言》‘第一稿’”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
《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为准备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撰写的一份更为科学、翔实的纲领草案，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稿”。通过对比《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的文本结构、思想内容和哲学基础，可以发现后者保持了前者的哲学基础和根本性质，二者之间是补充和完善的关系。
《共产主义原理》历来为一些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所诟病。这些西方学者怀疑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阐述的思想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一致。《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在极为匆忙和短暂的时间内写成的，因其写作的文献基础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因此恩格斯未能改变《共产主义原理》的文体形式——仍然采用了“教义问答”的写作方式。囿于《共产主义原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著作性质和“教义问答”的文体形式，它不可能反映出恩格斯在当时的思想全貌，西方“马克思学”所谓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多处“缺陷”并不能说明恩格斯的思想不同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原理》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稿”或是“直接草稿”，是当之无愧的。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独立起草的，虽然写作时间较短，但《共产党宣言》的确是马克思深思熟虑和反复琢磨的成果。以《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时间短暂为由来否认《共产党宣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深度的做法极不可取。少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为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是存在思想差异的，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完全不一致”的假象。有些人据此而质疑《共产主义原理》中的历史观和共产主义思想同《共产党宣言》大不相同。然而，《共产党宣言》这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两部文献虽有细微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合作关系和互补关系，《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典型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作品，否定其中任何一部文献，其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
不过，对于“三个稿本”间差异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视阈下独具研究价值和理论魅力，《共产党宣言》的“三个稿本”都是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著作，以“三个稿本”文本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能够凸显出《共产党宣言》创作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思想特质和研究视角，这对于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史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思想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有着不可忽视乃至至关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不可忽略。通过讨论《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的作者问题、七篇序言和《宣言》正文的关系问题，以及七篇序言的理论价值和学科建设价值，能够证明《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与其正文是一个统一的文献，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进行研究，不能无视七篇序言的存在及其价值。七篇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概括和总结、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再探讨和再认识等，都属于《共产党宣言》整体的思想内容。总之，在《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农村公社、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保持了思想上的基本一致。七篇序言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治学态度，无可辩驳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它绝不是僵化保守的教条，而是一种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只有把《共产党宣言》的正文和七篇序言同它们各自创作时的历史背景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才能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