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策创新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

有了西部大开发前十年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改善、省会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从单纯的行政中心向经济增长极的嬗变等基础，中央决定实施深入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里又提出一个新问题，“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能够完全依靠西部自己的努力吗？”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对西部自我发展能力发育状况的判断。如果说，经过前十年的开发，西部已经形成了自我发展能力，那么，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就能够完全依靠西部自己的努力；如果说，虽然有了前十年开发西部形成了发展基础，但还未完全形成自我发展能力，那么，结论就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固然必须立足于西部自己的努力，但是，各种支持、特别是中央政策的继续支持仍然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事实证明，结论应该是后者，因为西部以县域经济为代表的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正在形成中，所以，离开了各种支持、特别是中央政策的继续支持，深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困难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以下观点：

1.政策支持是西部从“助推发展”向“自我发展”的关键

充分肯定政策支持对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性，是全党的一个共识。

2010年4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会议指出，今后十年是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必须以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支持，坚定不移地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01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会议明确强调，西部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应该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要从财政、税收、投资、金融、产业、土地、价格、生态建设、人才、帮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体现项目倾斜。

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中的政策支持部署下，国家有关部门积极予以落实。

2010年8月4日，财政部网站报道，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委下发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包括对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内容。

2010年9月，国土部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的意见》，出台了适当降低西部地区开发园（区）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等在内的26条政策，以支持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支持有条件的省级开发园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园区。主要内容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安排向西部地区适当倾斜，增加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占用荒山、沙地、戈壁等未利用地指标，优先安排产业园区建设用地指标。优先安排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用地。保障承接产业转移的必要用地，鼓励合理使用未利用地，适当降低西部地区开发园（区）建设用地的基准地价，支持有条件的省级开发园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园区。

《前进论坛》2011年第4期发表了陈雅棠《关于落实西部大开发特殊性政策支持的建议》的文章。[9]文章认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中的政策支持，应该集中突出四个方面的政策支持与完善：（1）建立更加稳定的资金扶持渠道。主要是：增加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增加均等化转移支付比重。对困难较大的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取消或减免地方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的配套比例；建立多渠道融资体系。支持鼓励西部地区发展金融业，特别要鼓励发展村镇银行，吸引东部民间资本支持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发展；改革财税体制，对西部实行更优惠财税政策；设立“固边项目”水电路建设专项资金，同时整合各部门的专项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以差别化产业政策培育西部自我发展能力。主要是：在西部资源富集区优先布局一些重大项目；对能源资源型产业，在技术升级和节能环保方面予以扶持；对一些污染小、排放少的部分产能，因地制宜确定制定适当的淘汰期限，帮助特殊地区和企业实现平稳过渡，尽快完成升级转型；发挥西部地区在军民结合型产业方面的潜力。（3）加大对西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扶持力度。继续加大基于生态保护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国家西部生态屏障保护补偿基金；适当加大主要使用西部资源的“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项目征收的资源税中对西部资源输出省的返还比例；把西部地区的森林碳汇优势以及可再生能源优势转换为碳排放信用优势，使西部地区在国内碳排放市场交易中获取收益，扶持西部地区发展绿色经济。（4）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加快我国直达欧洲的西北陆路大通道和直达印度洋的西南国际大通道建设，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编制扶持西部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规划，实施扶持特困民族发展工程；加快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强我国与西部陆路邻国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

2.提高城镇化水平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创新的着力点

韦伯在《经济史纲》中指出：“城市是西方所独具的一个建制”。韦伯还指出，城市不是根据其面积来决定，城市的主体是市民及其市民依据法律与商品交换原则取得的一系列公民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工商利益自由权利。[10]世界现代化是与工业化联系的，工业化的空间载体是城市。所以，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与地区现代化过程与水平的“第一标志”。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必须提高城市化水平；没有城市化水平的历史性提高，发展或现代化是不能真正实现的。

据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马兹晖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与未来展望》的研究报告中说，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是10.64％，2010年达到了47％，2012年超过了50％。但是，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从图1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东、中、西部的城镇化差距存在着从30％至90％的反差。这种城镇化的差距形成了工商业活动频率与效率的地区差距。因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立足于城镇平台上的工业及其商业活动取代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过程。有人计算过，单位空间的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效率可以是传统农业的60倍以上。所以，这种城镇化的差距形成了工商业活动频率与效率的地区差距，又转换成了区域GDP与人民富裕程度的差距。图2可以大致反映出城镇化差距与GDP差距的一致性。

以图1、图2为基础，是想说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就是西部现代化的过程，一个硬指标就是：提高西部城镇化水平，使西部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城市社会，从而从根本上改变西部现代经济活动缺乏城镇平台而陷于贫穷落后的状况。

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动力机制是什么？无论是西方或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都证明，市场经济体制动力与政府政策动力缺一不可。

据王加丰、张卫良在《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11]一书介绍，西欧今天的伦敦、巴黎等大都市在传统的封建中世纪时期都是一些小村镇，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动力”固然是市民在工商业活动中的聚集与城市之间的贸易交往。但是，西欧城市发展中有一个“界碑”，这就是“城市自治”权利的政策界定。在“城市自治”权利的政策界定以前，西欧的城市数量少、规模也小，城市人口多在1000—2000之间。后来，一些城市的反领主斗争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王权的支持，城市开始了争取自由和自治的斗争，在法国称为“城市公社运动”。其结果有的城市取得某种程度的自由与特权，成为“自由城市”。一部分自由城市又取得选举市政官员、市长和设立城市法庭的权利，因而成为“自治城市”。城市的自由和自治的取得，一般都以从领主和国王处取得特权证书作保证，这实际上是当时有法律效力的优惠政策形式。正是这种证书形式的政策支持，西欧城市内部才能建立市民的民主法制；城市规模才能形成扩大的政策，这就是，农奴逃进城，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取得自由人的身份，原来的领主也不能迫使他回到农奴的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也是来源于市场经济体制动力与政府政策动力的结合。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因发展重点一直在沿海，沿海既凭特区政策可以率先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还可以凭借优惠政策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户籍、身份等制约，大量吸收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及各种“下海”人才，使改革开放初城镇化水平与其他地区差不多的状况得以迅速改变，从而在中国遥遥领先。

由于城镇化在现代化、工业化等发展中居于中枢性关键地位，所以，我们认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中的政策创新内容固然十分丰富与复杂，但是城镇化促进与支持政策，应该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创新的着力点。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市场经济体制动力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西部大开发的市场经济体制动力相对滞后，在相对弱势的市场动力下依靠政策动力可以成功促进西部城镇化吗？我们认为从历史与现实事实来看都是可能的。从历史上看，西欧城市大发展时期进入城市的农民，他们或许并不是市场合格参与者，但是随着他们的大量涌入，客观上也成功促进了西欧城市化进程的飞跃。从现实看，西部重庆市的万州区（原万县市）在三峡工程移民中率先进入了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行列，虽然面临失业率20％左右的“产业空虚”阵痛，可是，目前万州区创造了“城镇化先于工业化”的范例。1997年重庆直辖时，万州的GDP是54.8亿元；2004年三峡工程第二期移民任务完成时万州的GDP值为109.3亿元；2010年万州GDP增长20.1％，经济总量突破500亿元，迈入了重庆市经济实力的第一方阵，目前已是重庆第二大城市。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8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主持“重庆学习论坛”第二期学习讲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以“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为题，讲解了六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城市优先发展到城乡互补协调发展；二是高能耗的城镇化到低能耗的城镇化；三是数量增长型到质量提高型；四是高环境冲击型到低环境冲击型；五是放任式机动化到集约式机动化；六是少数人先富的城镇化到社会和谐的城镇化。[12]在仇保兴这六个方面的“转型”中，无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其动力机制一定是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政策的有机结合。张德江在讲座结束时指出，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扎实推进城镇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对于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314”总体部署，坚持走符合重庆实际的城镇化道路，发挥工业化的引领作用，强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以城镇化为依托，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增强重庆城镇经济实力，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要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外城镇化的先进经验，科学规划，扎实推进重庆城镇化进程，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3.政策创新培育西部自我发展能力的内蒙古、重庆案例分析

西部大开发的前十年整个西部地区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比如，2003年时，西部地区在全国GDP中的比重为17％，2010年上升为19.3％。由姚慧琴、任宗哲主编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10版）》[13]指出，从综合实力看，四川省始终居于第一。但是，从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动态分析看，内蒙古的发展态势最好，其动态排名从2004年以后始终排名第一，说明内蒙古的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从2004年开始得到了迅速提升；重庆、四川的动态排名逐步提升，重庆的动态排名从1999年的第六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二位，四川的动态排名从1999年的第九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三位，说明这两个地区发展态势良好。

也就是说，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古与重庆是动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地区。如果仔细分析内蒙古与重庆在西部大开发以来强劲的动态发展势头，其中政策创新的作用都是很大的。

2009年12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新华网》上著文说，十年来，内蒙古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5129元提高到2008年的14433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1.1％；内蒙古以占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58％的经济总量和3.85％的经济增量。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材料说，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经济增速自2002年以来连续七年居全国第一；2000—2008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7.4个百分点。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局长胡敏谦认为，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并形成令人瞩目的“内蒙古模式”，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确立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以市场为主导发展起来的，所依靠的优势主要是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具体内容是内蒙古依托草原、沙漠、风等自然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发展生态型现代特色农业、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鄂尔多斯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利用沙漠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型现代特色农业→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典型。十年前的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已占鄂尔多斯总面积的48％，干旱硬梁和丘陵沟壑地区占48％，这片土地被称为“地球癌症”，每年向黄河输入的泥沙量高达1.6亿吨。到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前，鄂尔多斯市的生态环境已经陷入了极为恶化的景况，是中国北方地区沙尘暴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99年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了加快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十大措施，其中就包括在西部地区组织实施天然草地保护工程，积极推进生态农业发展。主要内容是：（1）推行禁牧、休牧和轮牧政策，要求把遍地放养的草原畜牧业转变为圈养式畜牧业。（2）把牧民变市民。2000年以来，共有40万鄂尔多斯的农牧民从草原搬进了城镇，变成了城市人。（3）成片种植沙柳和甘草，用这兼备生态与经济价值的产业非常有效地阻挡沙漠前进的步伐。形成了独特的沙柳、甘草、苁蓉、沙棘、山杏等沙产业链条。2009年，鄂尔多斯共有以沙生植物为原料的加工企业50家，年销售收入超过40亿元，直接解决和带动了20多万人就业。政府的一系列措施让鄂尔多斯的草原生态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09年，鄂尔多斯市的植被盖度达到了75％，是十年前的2.5倍，草裙高度也比十年前平均增加了20厘米。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杜梓说，2003年我们痛下决心，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关停整顿市所有的小煤窑、小炼焦、小白灰等“五小”企业，使经济逐步走上了新型工业化道路。2008年夏天，一座占地近四平方公里的生态公园在鄂尔多斯的棋盘井开发区建成了；原污染的焦化厂转型成了利用工业废渣、废料和电厂的粉煤灰为原料，生产建筑用空心砖的环保厂。利用西部大开发政策动力，加上鄂尔多斯结合地区情况创新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2000年鄂尔多斯的GDP才150亿元人民币，到了2009年鄂尔多斯的GDP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320亿元人民币。

重庆市作为中国内陆唯一直辖市，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承担着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国家级统筹城乡试验区的重任，这一切都最终取决于重庆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直辖时，重庆市的GDP才1080亿元，2008年以来，重庆市的GDP增速保持在14％以上，2011年GDP增速高达16.8％，居全国第一，全市GDP过10000亿元人民币大关，进入中国发展的“第一方阵”即“万亿俱乐部”。重庆近年来发展的亮点在于“内陆开放”。据重庆市政府有关部门2011 年10月介绍，2011年引进外资突破1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300亿美元，对外投资达到50亿美元。

重庆市的发展为什么在西部、乃至中国呈现“后发优势”？重要原因之一是重庆将发展政策的利用与政策再创新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重庆是西部“政策凹地”。重庆市集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三峡工程移民政策、城乡统筹政策等政策优势于一身，其近年的发展不仅利用了各种国家政策，还重点地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政策再创新。主要内容是：

第一，创新政策振兴国有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重庆市是西南工商业重镇，国有经济比例曾高达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因为国有经济比例过高，经济活力不足，受累于国有企业全面亏损，20世纪90年代重庆一度陷入“企业效益差→财政困难→各种包袱沉重”的困境。到直辖之初工业企业达80％亏损。

党的十六大以后，重庆市抓住中央搞活国有经济的战略机遇，以市场效率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改制、改组、改造与加强管理。具体做法是，在推进市属146户国有企业关闭破产的同时，还认真抓好15户中央企业和区县企业实施破产，安置职工1.4万人；143户区县国有企业中有57户完成改制；关闭190户三峡库区淹没企业，安置职工3.7万人，重组20户破产关闭企业。完成了川维、重铁分局等中央在渝企业学校移交地方管理的工作。企业职工生活用水电气累计剥离320家企业，涉及用户32.7万户，企业每年减少支出1.47亿元，减少对供能部门的欠费1.29亿元。培育出了以“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水投公司为代表的具有市场效率的国有经济主体。2010年，重庆市国资委管理的国有资产总额达1.25万亿元，为国资委成立前的2002年的6.9倍（规模跃居全国省级单位排名第4位），而净资产、利润总额分别是当时的8.9倍、64.7倍。

第二，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早在2005年9月2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印发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的通知，渝府发［2005］84号文件。文件说，非公有制经济是推动全市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力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助推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规划提出了2010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单位65万个、2020年达100万个的目标。同时，提出了培育非公有制经济重点骨干企业的“3153”工程。内容是：计划用3年时间，重点扶持1000家重点成长型骨干企业，到2007年培育成熟500家中型企业、30家大型企业；以此为基础，打造非公有制企业100强。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在2010年前有10家进入全国非公有制企业500强，2020年争取有15家以上企业进入全国非公有制企业500强。重庆市发展非公有经济的政策目前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不仅涌现了力帆、宗申为代表的制造业民营经济代表，非公有经济的权重也显著提高。2010年，重庆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已由直辖时的26％上升到2010年的60％。

2012年6月8日重庆市发展民营经济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明确方向，真抓实干，进一步提高对发展民营经济重大意义的认识，进一步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实现重庆民营经济量的新增长、质的新飞跃。张德江指出，无数实践证明，哪里的民营经济活跃，哪里的经济就发达，哪里的人民群众就富裕。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认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就能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创造力激发出来，就能把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实现社会生产力新的解放，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迈上新台阶、实现新飞跃。张德江强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促进重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大力创造发展环境，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起来，大力弘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兴创业兴业的风气。要不断优化政策环境，着力解决准入难、融资难、注册难、用地难等实际问题，切实做到能优则优、能减则减、能停则停、能免则免。要切实改善政务环境，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事手续，做到帮助不包办、帮忙不添乱、帮扶不索取，把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加大宣传力度，形成理解、关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形成尊重、支持、善待民营企业家的社会风尚。要着力完善市场环境，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行业协会发展，坚决打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要进一步健全法制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不受侵犯，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经营不受干扰，旗帜鲜明地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第三，创新政策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在沿海经济特区沐浴改革开放春风、西部大开发正式启动的前夜，“直辖”赋予了重庆推进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勇气，促进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2007年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重庆提出“314”总体部署，成为重庆深化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契机。此后，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国五大中心城市，并获批了内陆第一个保税港区、第一个综合保税区……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为重庆探索建立“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地处内陆的重庆，对开放有着格外的渴望和追求。利用中央政策且积极探索创新，从老工业基地到汽摩之都，再到笔电基地……在中央给予建立“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的体制机制保障的基础上，重庆抓住机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为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搭好了“骨架”。2012年1—4月，重庆外贸进出口达135.3亿美元，增幅继续位列全国第一。135.3亿美元，这个数目是1997年重庆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的9倍！直辖15年来，重庆在全球化浪潮中，成功完成两次产业转型，成为声名远扬的汽摩之都和笔电基地。市外经贸委主任王毅说，重庆拥有国家赋予的优良平台，只要我们积极探索创新，就能获得机会。2012年5月17日，第十五届“渝洽会”隆重开幕，吸引了7000家国内外客商来渝参会参展，共享重庆机遇。不仅仅是“渝洽会”，这些年来AAPP、世行年会、亚太城市市长峰会、高交会、重庆香港周、重庆台湾周等，由重庆举办的全国、洲际、国际会展活动越来越多，重庆的国际知名度也随之不断上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的背景下，重庆看到了产业单一的局限性，于是新一轮转型随即启动。重庆瞄准了笔电产业。要在内陆开展加工贸易，布局笔电产业谈何容易。我国沿海地区经过近十年布局，笔电基地才初具规模，重庆没有靠海靠边的地利，如何才能在竞争中后来居上？重庆得益于中央赋予的政策：用保税港区解决了加工贸易所需的保税物流问题；同时，又创造出“垂直整合”的加工贸易新模式，提高本地配套率，解决了进项物流难题。这种模式得到了惠普、宏碁、华硕、富士康、广达等世界笔电巨头的首肯，随之携手落户重庆，布局年产能力1亿台的笔电基地。“重庆造”笔记本电脑不仅要满足国内市场，还要出口到全球。不开通几条快速高效的国际通道，重庆是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笔电基地的。如何克服地理劣势？这是重庆开放必须要破解的一道难题。在中国地图上，重庆偏居西南一隅，为群山环抱。无论是长三角抑或珠三角，距离重庆的直线距离都在2000公里以上。过去，重庆货物出口只能先向东，运输到上海，装船后南下穿越马六甲海峡，再转向西北前往欧洲。这一绕，比直线到欧洲距离多出来足足2万公里。如果直接向西走，通过兰州经乌鲁木齐，将我国的铁路与欧亚大陆桥的国际铁路干线相连接，重庆与欧洲的距离将大大缩短。重庆充分利用中央政策并积极探索创新，全力打造对欧合作桥头堡。经过与俄罗斯海关署、边界建设署、哈萨克斯坦海关等展开数十轮谈判，并经过三次实验运行，终于在2011年4月5日，全线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重庆由此实现惊人“转身”，一跃成为中国内陆通向欧洲的桥头堡。从长江黄金水道到渝新欧铁路，再到“一江两翼三洋”……重庆变腹地为前沿。正如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专家李勇所言：“国际物流大通道的开辟，必定将加速重庆参与世界的分工。”

第四，在开放中加强区县工业园区建设，做强区、县经济。重庆市辖区内的经济差距呈“一圈两翼”格局，即：“一小时经济圈”的主城；渝东北地区；渝东南地区。从经济总量上看，2010年仅占全市总面积的34.8％的“一小时经济圈”，集聚了全市经济总量的7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0％、工业增加值的80.7％。“一小时经济圈”拥有全市56％的人口，居民存款余额占全市的84％，而两翼地区拥有全市44％的人口却仅占城乡居民存款余额的16％。怎么才能使重庆的都市经济与区县经济协调发展？工业园区是做强区、县经济的平台与抓手。2008 年9月2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重庆市特色工业园区产业定位实施意见的通知》，即渝府发［2008］101号文件。文件中要求，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行政手段和政策资源，加大产业布局的调控引导力度；同时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防止产业定位脱离实际、偏离客观。工业园区产业定位可根据重大项目布局作相应调整。工业园区要依托龙头企业和资源条件，重点引进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以使园区之间错位发展。同时，对地域联系紧密、产业配套性强的园区，要以产业链延伸和集聚为定位要求，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并制定了《重庆市特色工业园区产业定位表》。由于战略定位准确，任务明确，政策举措到位，各区县抓工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紧紧抓住特色工业园区发展工业的载体，30个特色工业园区你追我赶。通过近几年的建设和发展，重庆市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是：（1）投资强度增大。平均投资强度每平方公里达到10.5亿元；（2）产出强度增大。每平方公里实现产值37亿元；（3）建设密度增大。容积率达到0.5以上；（4）企业规模较大。入驻园区的均为规模以上企业。

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九龙坡，九龙坡，只会玩个铁坨坨。”作为重庆老牌工业大区，多年来，九龙坡被戏称只会玩“铁坨坨”。为寻求华丽转身，这个老工业基地大力实施产业集群化战略，按照高新区、九龙园区、西彭工业园区协同发展的“1 +2”工业开发区格局，促进工业主导产业高端化、高新化、规模化发展，走好工业园区这个“棋子”，激活全区经济腾飞这盘棋，九龙园区、西彭铝产业区产生了强烈的“磁场效应”。世界500强的沃尔玛、雅马哈、五十铃，中国500强的建设集团、隆鑫集团、徐工集团相继落户，园区已基本形成了重型汽车及配件、摩托车及配件、机电、精密机械、印刷包装、建材流通加工等六大产业集群，九龙坡工业结构不断延伸。铝加工、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三大千亿产业集群已撑起九龙坡工业的脊梁。目前，九龙坡区已形成高新区、九龙园区、西彭铝产业区三足鼎立的强大工业发展平台。这“一区两园”犹如一部“轰轰”作响的新型工业发展引擎，使全区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突破60％。2011年，九龙坡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986.4亿元，同比增长27.4％；全口径工业总产值达1320亿元，同比增长20％，约占全市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