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吾尔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

第一节　维吾尔族社会背景及个案背景研究

一　新疆维吾尔族传播文化背景

维吾尔族的历史悠久，其族源可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人。5世纪时，他们被称为铁勒，唐初被称为“回纥”，贞元四年改称“回鹘”。公元840年，黠戛斯出兵攻灭回鹘汗国，大部分人西迁至西域，逐步由游牧过渡到定居的农业，同时融合了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于田、疏勒、龟兹等古国的土著居民和两汉以来移居西域的汉族，以及之后迁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至13世纪初，形成近代的“畏兀儿”，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维吾尔民族。“维吾尔”是民族自称，意为“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一带和阿克苏、库尔勒地区，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伊犁等地，少量居住在湖南桃源、常德等地。维吾尔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人口882.35万人（2003年），占新疆总人口的45.62％。维吾尔族以农业为主，种植棉花、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他们还擅长园林艺术。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维吾尔族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维吾尔族有自己丰富的文化，如《突厥语词典》、《福乐智慧》和大量的古代文献，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多姿多彩的歌舞和众多的乐器，表现出维吾尔人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维吾尔族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有叼羊、达瓦孜、秋千、摔跤等。在民间还经常举行一种包含歌舞、说唱、诗歌朗诵等内容的麦西莱甫活动。维吾尔族在古代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祅教（拜火教）和佛教，11世纪后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中的正统派（逊尼派），少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中的依鄯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消了上层宗教人士干涉司法（如设立宗教法庭）、干涉教育、征收宗教捐税（如吾守尔、扎卡特、卡斯布里）等特权，用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吾尔族的节日主要有开斋节（肉孜节）、古尔邦节（亦称库尔班节或献牲节）、诺鲁孜节。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最为隆重，信教群众家家炸油馓子，很多人家宰羊杀鸡。节日开始，男女老幼穿上新衣互相拜节，互致节日的祝福。

有学者对维吾尔族的形成有着自己的思考，认为维吾尔族的形成有“源”与“流”的区别。与蒙古族的形成一样，有着一个漫长的融合过程。认为维吾尔族形成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是由漠北草原上操突厥语的众多部落发展形成的，不仅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有着共同的心理素质，其主要标志为民族的认同，Uyghur （此称与裕固人自称“尧乎尔”具有共同所指）成为共同的民族自称。公元840年维吾尔西迁后，各支仍以Uyghur为民族自称，开始向定居生活方式过渡，加快了当地土著居民突厥化的过程，即融入维吾尔族的过程。同时，维吾尔族各支也接受了不同的宗教，随着各支在政治上的分离，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化政治区：西部的伊斯兰文化政治区和东部的佛教文化政治区。喀喇汗王朝时期，在社会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维吾尔族自身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即以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维吾尔族文化为核心的伊斯兰—突厥文化。叶尔羌汗国是继喀喇汗王朝之后在维吾尔族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时期，不仅汗国的统治民族蒙古人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基本上都融入维吾尔族中，而且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东西两个文化政治区也统一起来，完成了全民族的伊斯兰化过程，维吾尔族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更加稳定的近代民族。[1]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是丝绸古道的重要通道，是古西域的主要疆域所在，也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地区。新疆共有166.4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5600公里。新疆是人类史上亚欧民族与文化交融最为频繁的地区，是印度、波斯、希腊、中国四大文明的荟萃之处，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在碰撞和融合中，文化作为社会的内核不停地发生转型和变化。据学者研究，历史上在新疆繁衍生息的民族（部落）有30多个，出现过30多种语言，有汉语、匈奴语、犍陀罗语、于阗塞语、突厥语、粟特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吐蕃语等。出现过20多种文字，有汉文、怯卢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回鹘文、摩尼文、波斯文、哈卡尼亚文、察合台文、契丹文、托忒文、八思巴文等。[2]仅从语言和文字看，新疆的民族交融历史和文化融合的历史就令人惊讶。从传播学角度看，传播基于文化的交往，是符号的互动，是系统化的过程。例如喀喇汗王朝时期由穆罕默德·喀什葛里创作的《突厥语大词典》，全书共8卷，用阿拉伯语写成，收录词语7500个，四行诗242首，谚语200条。这本书是突厥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交融冲突的产物，是作者强烈民族意识的文化产物，将中世纪西域政治、经济、风俗、宗教信仰、地理地名融为一体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充分展示了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符号性、系统性、文化内核性。

新疆全境三山夹两盆，天山南北有着优良的天然牧场，巴音郭勒草原草长羊肥、莺歌燕舞；受到大西洋气流影响的伊犁河谷河汊广布、大河浩荡；帕米尔高原雪峰林立、千峰竞秀；准噶尔盆地良田万亩、水草丰美；塔里木盆地荒漠千里、资源丰富；全疆以绿洲农业为主，绿洲区内，棉田万顷，物产丰饶。多样性构成了新疆传播文化背景的主题词，是研究区域传播文化极佳的土壤和温床。环境有时候决定着信息的形态，麦克卢汉说：“环境不仅是容器，他们还是使内容全然改变的过程。”在本书中，我们将视野放置在正在改变着的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将视角定格在维吾尔人的乡村社会，将视线凝固在维吾尔人随环境变化而带来的观念变迁。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手中拿的是大众传播这把钥匙，希冀用这把现代化表征的技术产物打开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之路，一个传统乡村社会的变迁之道。

二　新疆尉犁县维吾尔族大众传播个案背景

尉犁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腹地，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塔里木河中下游。全县东西长502公里，南北宽165公里，县境行政区域面积5.9万平方公里。

尉犁县有着久远的历史，西汉时期因此处是尉犁国故地而冠名。元明以来统称为罗布诺尔，以罗布泊得名。罗布泊的蒙古语音译是罗布淖尔，即众水汇聚之湖。罗布泊曾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疏勒河河流曾汇集于此，曾经形成了巨大的湖泊。此后湖水减少，居湖西北侧的楼兰城成为废墟。1942年测量时湖水面积达3000k㎡。瑞典人斯文·赫定初到罗布泊是这样描述这座大湖的景观：“天空、地面和湖水在日落的时候都充满了奇异的色彩。猩红色的太阳照在沙山上，但是当时下面向西南疾飞的尘土透出暗红火焰色，这是个很奇异但简直是可怕的景致。湖是蓝黑色的，我们的白帽受了日光的反照变成紫色。但是波浪汹涌地拍打到岸上，使我们不得不将帐篷向里移。”[3]罗布泊在20世纪70年代消失了，生活在湖边靠湖为生的罗布人失去了湖，也失去了传统的生活习俗，发生了变迁。如今，沙漠中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最后的罗布人”。生活在塔里木河畔的小海子边，“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捕鱼为食”。其方言也是新疆三大方言之一，其民俗、民歌、故事都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千百年来他们与世隔绝。罗布人村寨位于尉犁县城西南35公里处，距库尔勒市南85公里处。村寨方圆72平方公里，有二十余户人家，是中国西部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

尉犁县西汉属西域都护府，东汉时并入焉耆，唐属于渠犁都护府。清光绪二十五年设新平县，1914年改为尉犁县。全县居住有维吾尔、汉、回、蒙古等民族。尉犁县初设时，治所在喀拉洪，“只有官廨而无城郭”。后迁至茂林园，即今天县城之所在。尉犁县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棉花、罗布麻、羔羊肉等农畜产品，蛭石矿、油气、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胡杨林风光、罗布淖尔文化、丝路遗迹、兴地山等文化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

从库尔勒市到尉犁县距离很近，车程大概30多分钟。夏天的南疆异常炎热，沙漠性气候非常明显。坐在中巴车里，车上除了我们这几个调研组的人之外，主要是维吾尔族人。车窗外棉田连亘，树影婆娑。车载电视里放着成龙主演的电影，打打杀杀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时，一阵阵的新疆音乐与电影的声响交相呼应，唢呐和都塔尔合奏下悠扬出浓郁的西域风情。起初，我还以为这是司机所为，不仅感慨如果客运公司的服务能如此以人为本，细致入微，民族关系将是如何和睦。后来才发觉，是座旁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人手里拿着手机，手机里一直播放着维吾尔音乐。在成龙的电影和维吾尔音乐的“立体声”中，我们很快来到尉犁县。

我们和尉犁县“入场人”哈赛提女士几经协商，决定选择兴平乡的达西村和昆其村为个案对象。达西村位于尉犁县西郊，达西在维吾尔语中意思是盐碱地，过去的达西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低矮的土房，昏暗的油灯，人们喝的是糊糊汤，穿的是破衣，是出名的贫困村。现今的达西人口袋鼓了，有的盖起了小楼，买了汽车，家家有电话，户户有手机。达西村在全疆出名源于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写给达西村团支书买买提·沙吾尔及青年团员的亲笔信。

昆其村村名源于孔雀河，孔雀河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孔雀河维吾尔原名昆其，河从地名，叫昆其河，意即昆其地方的河。昆其在维吾尔语中意思是皮匠。住在两岸的维吾尔族老乡都叫它“皮匠河”。皮匠河和孔雀河寓意区别何其大啊！只能感谢最初将昆其河翻译成孔雀河的无名氏了。

昆其村位于尉犁县东北，管辖面积约85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8500亩，辖区总户数393户，村民总数1516人，以维吾尔族人为主。昆其村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养殖业，全村人均总收入在16800元左右。

本章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与入户访谈的研究方法来进行，为了全面反映尉犁县维吾尔族区域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现状，本章研究的过程分别用调查研究报告和定性分析的方式呈现。在研究过程中也综合使用了观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