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传统对每一代作家来说，都不是一件随时可以弃之不顾的物品，简直就是他内在的历史性，就是一种艾略特所谓“历史感”[35]。美颂传统也是如此。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美颂传统对于历代作家的影响是颇大的，它不仅影响到贵族文人的写作，对平民阶级同样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美颂传统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美颂传统是在以帝王为中心的贵族阶级中形成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美颂作品，如祭神颂圣的庙堂文学、帝王及其宠臣相互唱和的宫廷文学、高官阁僚应制应酬或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文学，还有那些依附权贵的帮闲文人献纳迎合的诗文等等，多是统治阶级的贵族文人所作的。但是由于中国国民阶级地位的不稳定性，即如梁启超所云：“治人者为一级，治于人者为一级，其级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为治人者，但既为治人者，即失治于人之地位，既为治于人者，即失治人者之地位。”[36]因此在阶级的不断分化改组中，这种传统便被渗入平民阶级，遂而成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潜在力，将国民的内心联系在一起，使不同阶级不同体裁的文学都带上了共同的印记。如唐诗中“圣德超千古，皇风扇九围”[37]之类的歌颂，已在所料；就连以描写离愁别绪见长的宋词中，也不乏“电绕璇枢，此时昌运生真主”[38]之类的歌美。而在通俗小说中更不乏对“真龙天子”的歌颂。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五代的纷乱、蒙满的入主，美颂之声都未曾中绝，显示了这个传统的强大生命力[39]。如此看来，美颂传统既不是某一个阶级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映，也不是某一个人情感的流露，而是整个民族心理、意识、性格的反映。[40]美颂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

我们认为这种美颂心态的形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必然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无论是从原始部落的首领还是到后世封建社会的帝王，君王始终被置于至尊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人们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生活在一起的特性所决定的。以儒家代表的历代思想家、文人、士大夫之流则在精神文化系统更是完成了一套周密的帝王意志的观念体系[41]，这就使得帝王至尊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中国古人极为看重的“以是否效忠君王”为“忠义”标准的社会心态，也同样引导人们将颂美帝王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提及的美颂精神。所谓文学精神是指以文学为载体，从中抽绎出来的有关文学的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格，以及创造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42]美颂精神作为文学精神的一种形式，就是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昂扬奋发的精神力量，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美颂精神与美颂文学不同，一些作品的主旨虽然是美颂，但纯粹是阿谀奉承和恭维的文字，是谈不上蕴涵美颂精神的。但是由于古人的思想观念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将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国家看成一姓之天下，把天下老百姓都当做是天子的臣民，故而在许多古人的心目中，对国君的美颂与忠诚其实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如陆游的“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43]郑成功在《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云：“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信朱”等[44]。中国文学的美颂精神其实就蕴涵在这些诗篇中。美颂精神犹如一根红线贯穿着整个中国文学史，对于凝集人心、团结民众、鼓舞人们的斗志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