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逻辑上的类概念的前史

在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甲骨》、《金文》、《易经》之中，均无“类”字出现。然于《尚书》、《周礼》、《诗经》、《左传》、《国语》等著述，“类”字所见却愈益增多，且含义杂出，界说不一。乍一看来，似乎无规律可循，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含义逐一加以历史的分析，其内在联系以及它们产生的历史的和逻辑的顺序，就非常清晰地显露出来了。在这些著述中，“类”字的多重含义绝非一团乱麻，恰恰相反，它的每种含义都有自己的特殊根据，并分别构成类概念发展前史的一个层次、阶段和过程。它的多重含义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处于交替、更迭、推移、转化和过渡之中。同时，其演化的每一个环节，都不难找出它的直接的现实契机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

（一）类——祭名

“类”，最初是作为一种祭名出现于文字记载之中的。《尚书·舜典》篇有“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之说，但学术界亦有视此篇为后人附会之作，故不拟为据。不过，于殷周时代，“类”字与祭祀的瓜葛却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知道，祭祀是殷周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活动之一。那时，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要祭告祖先神，并求助于他们的启示和祐护，祭礼依不同的对象和缘由分成不同的规格和等级，且各有其名，或曰“祝号”。《周礼·春官宗伯下》有云：“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同书同篇另一处谓所列祭名为“祝号”：“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禬、禜之祝号。”很清楚，在上述场合，“类”不过是—种祭祀仪式的称谓。

在什么情况下举行类祭呢？据孙星衍所引许氏案：“周礼郊天，无言类者，知类非常祭。”以“类祭”者有二：摄位一也，师祭二也。这也就是说。“类祭”是一种特别隆重的祭礼，只有在帝王登极或出征的时候才会举行。史料告诉我们，孙星衍之说虽不尽然，但行“类祭”者，确皆事关大局。《周礼》有证：

“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类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周礼·春官宗伯上》）

“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周礼·春官宗伯下》）

以类祭与出师相联在《诗经》亦有所见：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诗经·大雅·文王》）类，朱熹注：“将出师，祭上帝也。”

看来，行类祭并不仅限于“摄位”、“出师”，也时有变通。如遇大灾，常祭也可升格为类祭。如：“凡天地之大烖，类社稷宗庙则为位。”（《周礼·春官宗伯上》）烖，灾危。郑玄注：“遇大灾，祷祈礼轻，故依正礼以为之。”

总之，在上述意义上，“类”字还没有对事物分类的因素，而仅仅是如同“造”、“攻”、“说”、“禬”、“禜”等“祝号”一样的专有名词。这一事实一经确认，随之不免引起一种联想：“类”字的字体结构本身是否也可以证明它与祭祀活动有直接关系？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类”字的繁体为“類”，这是一个由几个象形部分组合起来的会意字。其左侧上部是“米”；下部是“犬”；其右侧是“页”。而这些象形字所标示的客体，正好是殷商时代用做祭祀的常见的祭物。《说文》解：米，粟实也，象禾实之形。而按当时的习俗，谷物是祭奉的品类之一。《尚书·周书·泰誓》有“牺牲粢盛”的记载，可见“米”字与祭祀有关[7]；后稷于收获之后准备请上帝吃饭。“于是贪食的上帝在云端里闻着米饭的香气也就高兴得了不得，说了一声：‘晤，怎这样的香啦！’（‘上帝居歆，胡臭亶时！’）上帝从香气中也就把燕会领略了。”此外，当时用做祭祀牺牲的常有犬在。就卜辞所见，犬与马、牛、羊、鸡、豕已成家畜。田猎亦有用犬之痕迹。再则，就是用做祭品。罗振玉曰：祭时牢鬯之数，无定制，一以卜定之。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少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其用牲之法曰，曰狸，曰沈，曰。如：“辛巳卜，贞：埋三犬，五犬、五彘，卯四牛。一月。”此类事例，足以说明“類”字从犬部之由来。再者，“類”字右侧之“页”，在古文中与“”、“首”同，皆像倒悬的人头。据殷墟发掘所披露的材料来看，用做人祭的奴隶有五千人之多；以《甲骨文》之记载计，在祭祀典礼中所使用的奴隶竟达一万四千余人！可以断言，“類”字右侧旁边的“页”部，就是殷商奴隶制度残暴人祭的象征和写照！

至此，“类”字之与祭祀活动的关系，特别是与殷商奴隶制度下的祭祀活动的关系，可以说是得到了证实，因此，尽管在《甲骨文》、《金文》中，尚未见到“类”字，但就其组合成分分析，我们可以推断：此字此义是殷商奴隶制度的产物。至于此字未见诸殷商史料，道理其一可能是因年深日久，毁迹失存；其二是可能尚未发掘出来。而它之所以先出于西周的典籍，那就当归结为文化的沿传和社会观念以及典章制度的继承关系了。

（二）类——善

《尔雅·释诂》：“类，善也。”以“类”作善——一种抽象的道德品质，主要见于《诗经》、《尚书·周书》，也散见于《左传》和《国语》。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诗经·大雅·文王》）朱熹注：“克明，能察是非也。克类，能分善恶也。”善恶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上，在不同关系和场合下往往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规定性。

“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诗经·大雅·生民》）这是《既醉》篇中的一段话。整个《既醉》篇都是当时周人为王祈福之词。此二“类”字，皆为善。其具体含义是祝王室繁荣昌盛，子孙衍传，寿福绵延。

“心能制义曰度，德政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无疑此处“类”字当做善解。在这种场合，其具体含义是“勤施无私”。

“类”既为善，当然“不类”则为不善，“败类”则为败善。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诗经·大雅·荡之什》）毛诗注：“类，善也。”“败类”是言败善。《左传·文公元年》有言可证贪婪与“败类”的关系：“殽之役，晋人既归秦师，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秦伯自认因贪得而败善，因败善而败于晋，故未诿罪于他人。

以“类”为善，以“不类”为不善，在《汲冢周书》中亦多有所见。虽然学者多认为此书乃战国时人仿西周作品，但也不能说毫无参考价值。因为仿作者当然要力求仿效那个时代的观念，而且可以肯定仿作者会有多于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更为直接的根据，因此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反映该时代特点的蛛丝马迹。在我看来，这些材料当不失为间接的佐证，说明“类”字起码在西周曾经具有道德的含义——善。

如上，我们触及“类”字较早出现的两重含义——祭名、善。这两重含义，主要见于反映殷周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典籍，而在反映另一个时代——春秋时代的文献中，“类”字之作为祭名和善（特别是作为祭名），虽未绝迹，已极为少见。但是与这两重含义趋于消隐、衰没的同时，“类”字被赋予了更加广泛、更加多样的新内容，“族类”概念即是其一。

（三）类——族类

“晋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左传·僖公十年》）接着，《僖公三十一年》又有“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之谓。两则说的都是民不祭奉异族之先祖，鬼神也不受纳异族之祭奉。在这里，“类”字明显地同种族的划分结合在一起了。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左传·成公四年》）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窥见“类”与族的联系，而且可以看到当时种族、宗族观念之强烈。

应如何看待族类概念在春秋时代出现的事实呢？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直至奴隶制度的末期，氏族制度仍然是维系人们社会关系的纽带。这正是族类概念形成的历史根源。在氏族制度下，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氏族成员“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物”。[8]氏族观念是氏族制度的产物。氏族制度与奴隶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它应该说是原始时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但是，到了奴隶制度时代，人类历史出现分化：在古希腊、罗马，随着奴隶制度的发展，氏族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尽头；而在中国典型的奴隶制时代——殷商时代，以至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氏族制度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不过，氏族制度的存在以及相应的氏族观念的流行，并不能说明“族类”概念的存在和使用。陈梦家于《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对“族”作了如下的统计和综合：谈到“王族”的有十三处，下属“多子族”五处，“三族”四处，“五族”四处。在这里，我不打算过问殷商氏族制度的体系，而只想提请注意一个历史现象，即早在春秋之前，表示氏族关系的族的概念早已确立，可是把“族”与“类”联结在一起的“族类”概念却仅见之于春秋。我们认为这一事实可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尽管春秋时期中国的奴隶制度已开始解体，进入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过渡时期，但人们的社会关系仍普遍地受种族、宗族关系支配，这种关系对人们依然有着组织、号召和动员的作用，统治阶级仍在力图利用这种关系维护自己的统治；第二，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阶段。在我看来，从“族”到“族类”概念的延伸，是认识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飞跃。这一次飞跃的意义在于：它已把“类”与对人群属性的区分连在一起了。这样一来，从“类”字自身的演化来说，在它与人群属性区分的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成逻辑上的类概念的因素。不过，如果我们单纯从这种联系，断然作出概括性的结论，其论据未免嫌于单薄。问题在于这不是单一的、孤立的现象。事实表明：时至春秋，与“族类”概念出现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其他事物类种关系的意识和其他事类、物类的概念，“族类”仅仅是抽象思维发展到这一阶段的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材料分析得到证实。

到此为止，我们列述了“类”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层出的三种含义：祭名、“善”、“族类”。用做祭名的“类”成之于殷商，传之于西周，随后又派生出“善”——道德观念的抽象，辗转相传至于春秋，出现了与对事物进行分类有关的“族类”概念。如上“类”字三种含义迭出，是互不相关的呢，还是有其相互贯通的脉络？我觉得是有其内在的统一性的。我认为：其统一性根植于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祭祀，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对先祖的崇拜；作为道德观念的“善”与不善，当时也带有鲜明的种族、宗族的色彩。对于作为善的“类”，《国语》中有一个定义式的解释：“类也者，不忝先哲之谓也。”这也就是说，所谓善就是使圣明的先祖不蒙受耻辱。由此，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类”之由祭名到善的内在逻辑，也可以找到由善到“族类”扩展的契机。总之，三者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同一的社会关系——种族、宗族关系。然而，一旦把“类”与人群的分类挂起钩来，那就会不仅限于此。事实上，与“族类”概念出现的同时，标示同一抽象思维发展高度的一系列物类、事类的概念也随之产生了。

（四）类——物类、事类等

“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国语·周语》）很清楚，“类”于此时，其运用范围已十分广阔，即不但可“仪之于民”，且可“度之于群生”以至万物。“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国语·郑语》）韦昭注：“单，尽也。庶，众也。品，高下之品也。”意思是说：禹除水灾，使万物各得其所。

“十一月，季武子卒。晋侯谓伯瑕曰：‘吾所问日食，从矣，可常乎？’对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左传·昭公七年》）由对答可见，“事序”也有其类，不能淆乱。时人懂得，连制礼也不能随心所欲，而当“审则宜类”：“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三类”，孔颖达疏：“正义曰：乐以歌诗为主。《诗》有风、雅，颂，其类各别。知三类是风、雅、颂也。”由是观之，分类也及于诗，可见，事类、物类概念的运用已相当广泛。

不言而喻，要对事物进行分类，就要把握事物之间在某一方面的共同点，故与“族类”、物类、事类概念问世的同时，“类”字也具有了“肖”、“似”这重规定性。

（五）类——肖、似

“公问名于申。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左传·桓公六年》）“问名”，乃问名之所由以生。“以类命为象”，言类名是由与某物相像而得。如孔子之首像尼丘（山名），故名之曰孔丘。孔颖达疏：“《孔子世家》云：叔梁纥与颜氏祷祝于尼丘，得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是其象尼丘也。”“取于父为类”，杜预注：“若子同生有与父同者。”此处“类”字，无疑当为肖、似。

公孙无知使贼杀齐襄公，贼“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左传·庄公八年》）。显然，“不类”即为不像。“董褐既致命，乃告诸赵鞅曰：‘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国语·吴语》）此“类”字意与前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春秋时期，“类”字的原初含义——祭名、善，趋于泯灭，相反，随着人们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关系和联系的认识的加深和扩大，它被赋予最初的逻辑上的性质。尽管当时人们对事物的类种关系的意识极不完善，因此也还远远谈不到科学的分类——着眼点常常是事物表面外在的特征，但是“族类”、事类、物类的划分，总可看做是逻辑上的类概念的萌芽。这些萌芽准备着逻辑上的类概念的最终出现，为这一最高逻辑范畴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根据。

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从个别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的运动。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概念的发展应该和这一总的认识规律是一致的。“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全部《概念论》在其中运动的三个规定。”[9]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类概念的发生和发展，正好显现出这样一个有规律的过程。祭名和善，可以说是“类”的内涵演变的个别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们所表达的只是单一的事物或特定的道德属性：“族类”、事类、物类以至肖、似，则可称之为“类”的内涵演变的特殊性阶段，它们所表达的是某一些事物相同或相异的特征。作为最普遍的逻辑范畴的类概念就寓于认识、思维发展的这些特殊环节之中。但是终究它还没有最后地被抽象出来，成为逻辑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定。类概念发展的这一阶段——最后阶段，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是从春秋、战国之交到战国中叶由前期墨家提出，由墨家后学完成的。而它的完成，奠定了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第一个逻辑科学思想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