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不同，阿多诺认为，虽然物质生产力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得到了很大提高，仿佛决定了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但事实是生产力在当代越来越被生产关系所中介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不断加强，并呈现出占主导性的影响地位。

在《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一文中，阿多诺运用辩证的批判理论的观念框架，分析了当前社会的性质和状况。他认为，一方面，就生产力的角度而言，当前社会的确是“工业社会”。不论政治体制怎么变化，工业生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的模型。随着工业步骤和方法进入到物质生产、分配、管理乃至文化的领域，工业生产作为一种总体好像已经是无处不在的了。而另一方面，就生产关系的角度而言，当前社会又是资本主义的。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中介不断得到增强则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根据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分析，人们仍然是他们当时所是的样子:机器的附属物。在工业工人不得不按照他们所服务的机器来安排他们的生活的意义上，他们被迫没有异议地屈从于——作为角色的承担者——一个抽象的社会机制。[3]于是阿多诺感慨道，生产从来没像现在这样需要利润的动机。人的需要已经在一个比马克思那个年代可能预见到的还要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生产机制的一个功能，而不是相反。他们完全被管制着。在这个转变中，在约束着自身以满足社会机器的要求中，人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被满足了，这是因为社会机器可能有效地在它本身的防卫中调动了这些需要。但是在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失去了它可能曾经拥有的任何直接自明性[4]，它的丰富多样性。通过交换价值的方式，不仅是人的需要非直接地得到了满足;在某些经济的部门或行业里，这些需要事实上是直接地由利润—利益本身所创造的，而损害的是客观的消费者需要——比如，足够的住房条件，特别是教育和消费者对消费信息的需要。这里阿多诺批判了经验社会学以“地位—符号”或“声望”等词语来解释这个现象，而并没有真正地把握此类现象的本质和产生的客观原因。

尽管随着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世界上高度工业化的地方也可能产生预防贫困的各种形式方案，但是更大的社会整合已经强化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体制对其成员的压制。与此同时，我们也很难否认，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的满足，尽管是被这个体制所歪曲的，却提供了没有贫困或需要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的具体例子。[5]于是可以说，即便是在最贫困的地方，也没有人将要忍受饥饿。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批判为乌托邦主义的东西——由于害怕如此的思维会削弱一个更加人性的社会体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显著的可能性。[6]今天，乌托邦式思维的批判本身已经下降为一个常用的意识形态式回应，而技术生产的胜利支持了这个乌托邦世界已经在当前社会里实现了的幻象，而事实上这个乌托邦世界是与既存的生产条件不相容的。但是这些矛盾冲突在国际政治中所采取的新方向使得那些事实上客观可能的东西变得不可能了，就像东西方军备竞赛所表明的。[7]这里阿多诺明显感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各种社会关系可能达成和解的论断过于乐观了。生产力何时才算高度发达，物质何时才算极大丰富? 200年前的人会认为我们现在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而我们要说现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质不丰富，要说200年后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可是200年后的人又会认为他们那个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物质不丰富，他们也会说他们的200年后的生产力才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才是极大丰富的，而他们的200年后的人又会认为再往后的200年后生产力才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才是极大丰富的。如此类推下去，生产力还有高度发达、物质还有极大丰富的时候吗?没有，发达和丰富都是比较出来的，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阿多诺认为，自马克思以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动态基础，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历史的状况。因此，相对于不直接创造历史的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力是历史更为基本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而存在。而随着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中介作用越发加强，生产力第一的位置被生产关系所取代了。这在他后期的《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一文里得到了详尽的论述。西蒙·贾维斯( Simon Jarvis)对此认为，阿多诺的立场已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马克思的了。阿多诺仍然坚信，生产力发展到了如此规模，以至它好像不是为了物化的社会关系了，世界也可以从由饥荒所导致的重复出现的大规模死亡的灾难中解放出来:“即便是在最贫困的地方，也没有人将会死于饥饿。”[8]对阿多诺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没有呈现在一种和谐状态中，这可以从以下现实中看出来:当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着的时候，很多商品却被积压着或有意地破坏了。然而这个情形并没有得到解决或关注。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历史的必要首要性的信仰似乎显得太乐观了。按照维尔默尔的分析，可以从《启蒙辩证法》的逻辑推断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的阶段不过是理性和启蒙走向自我毁灭的阶段。[9]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没有显示出任何崩溃的信号，生产关系不仅比马克思那个年代进一步物化，而且优先于不断增长着的、为这些关系服务的生产力，而不是相反。[10]

其次，阿多诺有一个与马克思的生产力解放不同的侧重点。他比马克思更重视表明这个可能性，即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可能解放我们去进行生产，而且使我们从生产中解放出来。阿多诺对人从生产力中得到解放的兴趣就像他对生产力解放的兴趣那样浓厚。[11]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同一的，二者统一于各自共同的核心因素——人。因此，无论是生产力的解放还是生产关系的调整，都与人的解放息息相关。而只有人的彻底解放，才是生产力解放的最终途径，同时也是生产关系调整的最终目的。在启蒙时代，人们试图通过释放生产力来实现个体和集体的解放和自由。但是，当人们的力量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式发生冲突时，这种个体或人类自由的意识就受到毁灭性的冲击。生产力本身不是可以由人类任意支配和使用的中立工具。生产力的发展是双刃剑，它既是人类解放的条件，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条件。在一切为了价值增值和利润的生产阶段，这一实现个体与人类的自由的因素已经成了敌视生活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体的个人已经蒸发了，而思想只有通过否定和批判来实现，对“被伤害的个体”的命运的关注就构成了阿多诺整个理论的出发点。

再次，阿多诺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本身不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种绝对首要性，因为生产力本身总是不断地被这些生产关系所中介或调适着。阿多诺指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今天是同一的，社会因此无需进一步费力就可以从生产力的角度得到解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它只是“社会必要的幻象的目前形式”[12]。这个幻象是社会必然的，因为“早前从彼此，包括活着的人中分离出来的社会进程的瞬间仿佛被控制在最小公分母之下了。物质生产、分配、消费被一起管制着”[13]。这个最小公分母是指为了自身目的的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是一种幻象，因为使用价值被错误地认同为交换价值。

那些支持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业社会”而非“晚期资本主义”的人就把这个社会必要的幻象当作了现实。然而，阿多诺建议，当前社会在生产力意义上是工业社会，而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则是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观念是无法被摈弃的，尽管关于资本主义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解释应运到当前社会是有问题或困难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关系也可以在生产力不发展的情况下独自向前发展。此外，在人力的参与下，高级的生产关系可以兼容低级的生产力，而高级的生产力也可以适当兼容低级的生产关系。例如，现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生产关系，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也勉强能适应现在高级的生产力。如果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纯粹在自然状态下，生产力早就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给冲垮了。在阿多诺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代表了这个幻象，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同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处于和谐状态的，也就是说，为了自身目的的交换价值的生产是必要的幻象，而既存的生产关系是对它的最好的构架。然而，认为这种现象可以通过设置一种自然经济或需要生产的理论而得以纠正则是诱惑人的。[14]对阿多诺来说，这可能比想象的更难。因为今天生产力已经反复完全地被生产关系所中介了，因为使用价值已经反复完全地被交换价值所中介了，要进入到对这些过程的了解将取决于那些物化了的关系的可变性，为了自身目的的交换价值生产的可变性。[15]生产关系既然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够是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的部分关系，生产关系与人的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也是矛盾性的现实存在，并且通过对生产关系深入的结构性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本身就是具有许多矛盾的系统。从历史发展性的角度看，它是变化着的，哪怕在同样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上，也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说法是不完全和片面的。于是阿多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唯一能够进入并了解到生产力的社会学方式将会是通过对这种物化了的关系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只有在这些关系真实的终止处才可能完全成功。[16]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实践能力的一种结果，而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联系和关系。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作为组成生产“主体要素”的劳动和“劳动要素”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当且仅当在一定的“关系”中才可能从潜在能力或可能结合成为现实的生产。不仅“为了进行生产，人们必须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7]，而且人们生产什么、怎么生产都是“关系”使然的结果。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多处地方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时总是把生产和生产关系(有时也称生产方式或交往方式)并称，并以生产关系总和来划分社会历史阶段。从他的中学毕业论文对“社会中的关系”的先在性作用的认识，到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对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考，无不浸透着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深沉关注。因此，简单地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思想理解为生产力决定论是武断的。但是，总体而言，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决定生产关系采取什么形式并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是生产力，这可以从马克思的下述论断中得到支持:“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8]，“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生产，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9]，等等。而随着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力越来越被生产关系所中介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或异化更为扩大，甚至可以说，已经变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隐性运行机制，而这也是马克思在那个年代所无法看到的(或许他有预感)，因此阿多诺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优先论，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优先的论断似乎过于乐观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并没有相应地带来或有利于生产关系或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矛盾的解决，而他所要做的则是从生产关系或更为广义的社会关系层面，去分析、揭露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