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极权主义的经济与国家干预——兼论与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的比较

阿多诺一直在他的著作中讨论着这样一个主题:资本主义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关系。比如，在《反思阶级理论》一文中，他评论了不断增长的经济清偿功能，从而继续强调了它的首要性。尽管在该文中，阿多诺并没有明显地或隐含地谴责波洛克关于国家控制经济是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主要特点的观点，但是他提到了在许多西方国家出现的新寡头阶级，但是他保留了“这个阶级已经消失在资本集中的背后”的这个观点。这种资本的集中已经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且获得了如此一帮批判的大众，以至于资本仿佛显得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组织制度和表达”[30]，由于部分地是资本集中的原因，他认为在今天很难辨别实际上支配权力的是群体还是个人的意义上，统治阶级已经变得匿名了。在这篇早期的文章里，阿多诺把经济形容为“极权主义的”;它的极权主义特征部分地则归咎于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缺乏。

需要明确的是，阿多诺确实提到了“那个大垄断机构的直接的经济和政治命令，这个大机构压迫着那些支持它的人(资产阶级)和受政策威胁的工人，且强加给他们同样的功能和需求”[31]。这里阿多诺指出，大众社会中的权力是由经济和政治中介一起支配的，尽管他并没有详细地论证前者是受制于后者的。然而阿多诺在这篇文章中也宣称，西方政治制度是追随经济发展的线索的，包括生产关系中的变化。在物化变得普遍和阶级依旧存在的大众社会中，经济因素仍然保持着它的首要性。假如阿多诺接受了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那么他就将不得不细致地限定或修正在其整个著作中所重申的观点，即在交换价值的伪装下，现在的市场体系实际上几乎已经渗透进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且他将不可能如此直接地说，“在大众社会中利润排在第一位”[32]。

波洛克从经济学的维度，提供了一种对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被控制”特征的法兰克福学派式的诊断分析，他论证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已经步入一个新阶段，在那里竞争让位给了政府干预和公司计划。根据总体被控制的社会的论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时代——与竞争性的经济关系、民主政治制度和契约上的合法安排一起——掩盖了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统治。但是这些自由的自由主义形式现在只是历史的记忆了。它们逐渐地被一个公开的权力主义体制所取代了。随着现代极权主义政体的出现，受制于直接的控制和命令，个人与社会、私人与公共领域，以及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典型的自由主义二分法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甚至是被清除了。

传统资产阶级企业主，那些控制着他们的企业并以利润为生的人，被还原为仅仅是食利者，并且从一种直接的管理功能中撤离。政府介入了控制价格和工资、鼓励技术革新、加强完全就业及通过军队和防卫要求的扩张，避免了商品过分积聚其中。这个由国家和大垄断主联合所实施的控制预先阻止了经济周期性衰退中的最糟糕的过剩现象。与新大众传媒的引导结合，它揭开了一种关于普遍控制与管理的新体制的可能性。为了经济上最有权的群体的利益，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政治党派现在可以实施赤裸裸的力量，因为它们由现代管理和官僚制度的所有力量支持着，由大众传媒的微妙而隐蔽的压力所助长着。

权力主义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机构新模式的传播媒介。现在国家操纵的功能不再依赖于竞争和市场，而是转换到了统治机器的集中了的管理行为——政府行为、警察、军队和传媒。[33]结果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的一种新的合成。这种国家力量把多数主要公司的计算利益和国家机构的计划能力都放置在了一种技术理性之中，这种技术理性控制着社会的所有东西，且通过恐惧或消费者的合并，取消了所有的对立。欧洲、原苏联、美国的发展都显示了这种趋势。[34]

阿多诺承认，政治对经济的控制正在增长。“在其可以从作为一个整体的体制的动力中演绎出来的意义上，经济力的控制正在不断地变成政治力量的一种功能。”[35]正是作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国家力量获得了它的生长基础(而纳粹德国或多或少变成了潜在于其他西方国家中的趋势的原型)。然而当阿多诺补充道，“存在着这些必须接受的事实:没有唤起‘资本主义’的关键观点，它们就无法足够地得到阐释”时，他仍然强烈地限定了关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政治体制的首要性的主张。因为阿多诺相信，“人从来就是被经济过程所统治和管理的”，并且“就像从前那样，现在社会过程生产和再生产了一个阶级结构”[36]。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只有鉴于大众社会中非常普遍的经济趋势，才得以确证。

尽管阿多诺评论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彰显了一种政治首要性的趋向，然而他又解释道，政治对经济的控制本身却是经济条件的副产品。他进一步论证道，假如这个经济上所驱动的政治统治的趋向继续下去，那么“简单地说，目前的社会将直接驶向元经济意义上所定义的形式——也就是说，趋向不再由经典的交换机制所定义的形式”[37]。但是阿多诺没有认为这个趋势是无法逃避的，尽管这个趋势将实际上得以完成。而只有当它实现了，一种关于完全被控制的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才会存在。

在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章的最后，阿多诺提出了大量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效用分析。他把这种干预描述为“内在于这个体制的”——“一种自我辩护的形式”[38]。由于他直接地为这个评论加上了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关于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的讨论的前言，阿多诺似乎暗示了这个观点，即国家干预(以混合的经济形式或国家计划的形式)代表了一种对反对阶级冲突的辩护。由此可见，阿多诺想揭示的是，国家干预是作为一种对社会冲突(现实的或可察觉的)的回应而发起的，并且是用来调适以缓和这些冲突的。

对此，阿多诺同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揭示的国家干预对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这个论点。对黑格尔来说，国家是通过市民社会中的规律和利益的互动而发展的，在那种社会里，个人通过在市场中的交换和其他联合的方式，满足了他们各自的需要和利益。市民社会就是一种相互联系，是一个“需求”的“体系”，其原则就是个人主义，在它里面，起初每一个公民都是自己的目的。其余的一切，如果不能成为达成他的目的的手段的话，对他来说就是无。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同时又依赖其他所有人，因为每一个人的祸福都与其他所有人的祸福纠缠在一起，只有在这种经济联系中才能得到保证。[39]由于在市民社会里，私人的目的只有借助“普遍的形式”，譬如经济规律和法律关系才能实现，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尽量使自己的知识、意志及行动符合经济规律和法律关系，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0]。通俗地讲，就是个人在市民社会中通过学习、劳动等行为而逐渐把特殊性陶冶成为主观性，萌发出社会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从而为进入最高的共同体即国家做好准备。在市民社会中，尽管特殊性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权利，但同时特殊性本身又是没有节制、没有尺度的，如果听任其自由发展，势必会引起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从而导致市民社会处于瘫痪状况，这时国家干预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最终消除了经济，因为“由于警察的帮助，它从外部”介入到了市民社会中。[41]这里的“警察”，对黑格尔而言，包括考虑到减轻贫困、提供健康保险和保持社会的物质结构的公共权威，通过中介私人关系(比如，在家庭中)和国家，帮助国家“实现并维持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中所包含的普遍”。“为了特殊目的和利益的安全和保护，”警察控制“采取了一种外在的体制和机构的形式，就好像这些利益只存在于这个普遍之中”[42]。与这个“警察”一道，这个国家的普遍利益就得以成功地盛行于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之上，包括经济利益。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这一理念的现实附属物，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本质、目的和真理。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国家是一种单纯的“应急国家”或者“知性国家”，也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实体性意义;它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和居于单个人的特殊利益之上的普遍性。[43]市民社会本身存在的缺陷和矛盾只有在国家这一最高公共机构中才能消除;而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和权利也只有在国家的普遍利益中才得以更好的实现。

尽管阿多诺同意黑格尔关于国家干预对经济的影响的观点，但是他拒绝将黑格尔关于国家干预的阐释应运到大众社会的条件中，就如他拒绝将波洛克的论点应运到这些条件中一样:“假如长时间来是基于干预主义和集中了的计划而讨论晚期资本主义的，且由于它远离了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不再是资本主义了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回应道，个人的命运却仍像是以前那样的不确定。”假如批判尝试着揭示了自由主义市场从未以它的自由主义辩护士所声称的方式那样起作用过，即它从来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阿多诺认为这是反讽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批判已经“复兴在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论点中了”[44]。与这个论点相反，阿多诺不仅论证道，经济体制得以存活，部分地是归因于国家干预，而且他声称，如此的干预实际上已经起到了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性作用:“外在于这个(社会—经济)体制的东西把自身揭示为这个体制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政治趋势本身。和干预主义一道，体制的抵抗性力量获得了确证。”[45]

与此同时，阿多诺重复了他之前的评论，国家干预也从侧面证实了“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这是因为“国家干预的目的是独立于市场机制的直接政治控制”[46]。由警察和军队所支持，并得到公共权威(比如，国家福利机构和制度)的扶持，国家开始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扮演了非常显著的角色。然而，这种走向政治控制的趋势从来没有完全地在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中实现过。

在对达伦多夫的答复中，通过补充对黑格尔的解释，阿多诺写道，通过“唤醒所谓的同业行会和警察的力量”，市民社会试图“为了不被分解成碎片，而整体地起作用着”。市民社会就是人们在特殊性原则指导下，相互满足对方需要的利益联合体，它是一个需求的体系。按照黑格尔的理论逻辑，国家对市场乃至整个市民社会的无限度干预，必将导致一种集权或极权的政治统治，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就是这一误导的一个极端化:国家绝对至上和国家赤裸裸地全面统治市民社会。而目前为止这种趋势也只有在纳粹德国发生过。因此，阿多诺认为，这个把国家首要性视为部分地由警察和军队所强化的解释只具有一个有限的应运范围，即便它是可能用来解释其他西方国家中极权主义趋势的。这个观点应该有利于阐明阿多诺在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论点上的立场。尽管认为这个观点可应运于纳粹德国，但是阿多诺并不相信，没有任何限制或条件，它就可以被应运到其他西方国家。所以，他坚信，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至多表明了西方社会中的某些趋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性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