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华文化和复杂科学
——《周易》《论语》《大学》《中庸》的当代重要性
1.文化、科学、推理
李政道先生认为：“中国的古文化以科学为基本，观天测地，没有（人格神）宗教的土壤。”[1]
李政道先生这样说，并非因为他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而偏爱科学，而是因为他发现：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被发掘出来的玉璇玑，可以与另外两件传统玉器（玉璧和玉琮）装配成一台天文仪器，即璇玑仪。璇玑仪用来定位天球北极，与现代天文仪器的观测原理完全一致（详见本书1.2中020196[2]、2.2中0201和0415的重要语词考订，以及3.2中604203的图十一）。中华民族三千年来既不是无科学，也不是科学落后。科学史上的真实情况是（见图一）：从简单科学到复杂科学的迅速提升过程使得中华民族没有深掘简单科学的潜力，但却使中华民族在物性儒学（复杂科学）中获得长足发展，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其中最复杂的是儒学和家庭教育，其次是中医学。儒学和中医学的最简单内容与现代物理学的最复杂内容（非线性物理）相同，只是术语不同（详见本书3.3中的复杂三规律）：阴（相对无序）、阳（相对有序）、木（非平衡态秩序）、火（动态核心）、土（输入）、金（输出）、水（平衡态意义的大量微观粒子）、极数通变（自相似）、成性存存（破缺对称）、相生相克（五因子两两单一单向相关）；阴阳五行的数学表述是：如果限定两种关系（如克为阴，生为阳），那么容易证明：能够保证两两单一单向相关的因子数目是五且只是五（五行）。
图一 全景科学史
说明：
图中所述“非线性现象”之中呈现非平衡态秩序的现象通常称为“复杂现象”，相应的“构造性科学”可称“复杂科学”，借靠“理想点的点扩展、线扩展、面扩展、体扩展、用几何图形显示自组织随机过程”而从整体到局部；图中所述“线性现象”即“简单现象”，相应的“不变式科学”即“简单科学”，借助“有质量可移动的理想点（质点）”来作布局。在认识线性现象的渐进过程中发现温差液花是非线性现象，见图中的“沟通”。
（1）李政道：《艺术和科学》，张祥平：《〈尚书〉与璇玑仪》，《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1997年10月2日第4版。
（2）《左传·昭公元年，秋》。
（3）参见《尚书·尧典101108，舜典102103》蔡沈注。千/25800的量纲约为23度6分，参见余明主编《简明天文学教程（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284页。
（4）河图是构造性加法表，洛书是构造性减法表。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及《黄帝内经》采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
（5）毕达哥拉斯与《几何原本》及近代西学采用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
（6）《尚书·洪范432104》。
（7）参见陈方正《一个传统，两次革命——论现代科学的渊源与李约瑟问题》，载《科学文化评论》2009年第6卷第2期，第5—25页。
（8）《论语·为政0201》。
（9）《论语·为政0201，泰伯0819—］0821，尧曰2001》、《春秋公羊传》、二十四史。
图一中构造性整合法的数学原型是河图洛书和《周易·系辞》（河洛系辞），包括计数和筹（蓍）算、奇数阳（天，刚，男，仁）、偶数阴（地，柔，女，义）、理想点（三维线度都为零）的点扩展（真实点，三维线度都不为零，如天球北极）、真实点的线扩展（如线段，又如河洛之阳，三维中的一维较多扩展，但不含直线和射线）、面扩展（如河洛之阴，三维中的二维较多扩展）、体扩展（如实心球，又如三星与极星所成四面体，三维线度都较多扩展）。代数几何化（显示加减乘的正方形）、几何代数化（线段延续与线段中缺的代数相关、二层线段及三层线段以最少的运算规则与个位数字一一对应）、均值统计（大衍）、用几何图形显示的自组织随机过程（太极生卦：光照球状几何体，分出阴线和阳面，阳面与代数几何化统一处理，再与线段统一处理，作为复杂现象的数理模型：人眼识别的一切几何形状必受光照，且不能无厚，更不能面积为零和长度为零）等等[3]。图一中不变式还原法的数学原型是毕达哥拉斯和《几何原本》（毕达原本），包括计数和运算、奇数有限（一，右，雄阳，静，直，明，善，正方）偶数无限（多，左，雌阴，动，曲，暗，恶，长方）、数的自身扩展（完满的一到不定的二到其他数）和扩展为几何（从数到理想点到线到面到体到一切形体，以数作出的布局之中不包括真实点、真实点的面扩展、线段中缺）、直线与直线的几何相关（相交，平行，垂直，等，不包括相对独立的线段相关）、代数几何化（显示自然数序且相加之和为十的正三角形，即四层点行），等。毕达原本中的几何代数化（上述正三角形反过来可以对应于十）被代数几何化（数产生理想点）遮蔽，因此没有推进到随机过程（随机过程与信息论一样，是不变式数学的前沿分支之一）。
图一中的“沟通”是信息文明（参见本书3.3中图十二B）的重要特征，例如家庭教育与信息技术沟通可有“千里家教电子设施”，使分居两地甚至三地的父母子女每日“见面”交谈，甚至一日三餐“在一起”（包括爷爷奶奶或其他监护人）边吃饭边交流；再如生态技术与声光电化核的沟通、巧匠技术与生物技术的沟通等（详见本书3.3）。
总之，真实点无处不在，东方日出，分阴分阳，从简单到复杂，含弘光大——真心知，实心行，信心强，默识整体，细部留余；理想点何地可寻？西人假设，不黑不白，用质点作布局，不留余地——细心审，耐心解，开心成，局内精彩，局外无奈（横批：河系毕原）。
河洛系辞中的太极生卦和毕达原本中的平行公理都不是纯数学的命题。太极生卦既源于从代数几何化到几何代数化的推演[4]，又源于物理直觉（星空稳态序化）；平行公理只源于物理直觉（空间无歧点且曲率为零）。把太极生卦拆分重组，减弱理性，作为比事实更普适的形而上描述和推理，就是西方哲学。在儒学中，哲学被整合到复杂科学的构造性数理之中（参见本书4.3中的图十三），西方哲学各流派可殊途同归于此，西方社会科学各流派也殊途同归于儒学[5]。
战国之前中华文化的28个里程碑中，有18个［（2）（3）（6）（7）（8）（10）（12）（15）（16）（19）（21）—（28）］是数学推算、科学观测或科学规律：（１）烟火（文）图腾（华胥，包牺或伏羲，炎帝，黄帝）；（2）储粮（数目）[6]度荒抗抢（雍）；（3）测日影（历象，寅，履端），定至日，四时成岁，举正月，置闫月；（4）组织抗洪；（5）禅让［尧舜，舜禹在7与8之间］；（6）定位天球北极（璇玑仪，齐七政）；（7）土地高差测量（平，两）；（8）发现极星偏离天球北极（玄冥）；（9）革命［汤，武在12与13之间］；（10）厘定度量衡标准（尺寸合升斗科）；（11）汉字体系（甲骨文）；（12）河图（加法表，以上早于周代，见《尚书》、《列子》、《左传》、《周易》）；（13）易（周初建邦六典之六）；（14）礼（周初建邦六典之六）；（15）观测运动分类（五行，读形，不读杭）；（16）洛书（减法表）；（17）诗经；（18）老聃至虚；（19）孔子北辰；（20）孔子春秋；（21）地乘（乘法表）；（22）复杂第一规律（极数通变，自相似）；（23）太极生卦（自组织随机过程）；（24）复杂第二规律（成性存存，对称破缺）；（25）大衍其用（构造性统计）；（26）九宫探赜（构造性微分，分数维）；（27）指掌钩深（构造性积分，周期自组织过程）；（28）复杂科学的最宏观结论和学习程序（三纲领八条目）［其中，（12）、（16）、（19）、（21）—（28），参见下文］。
《六图内外真科学》赞曰：河洛地托太九指，极仪象卦复杀生；钩深致远探赜隐，默识（读志）于心见北辰。
复杂科学的史料散存于四书五经和后续的经史子集之中，本书挖掘整理，使得这些史料贯穿连通，并与简单科学作对比，如图一中的璇玑仪相当于象限仪；从玄冥到极星再到北辰和太极生卦，大致相当于从行星到火星8弧分推算误差再到行星的轨道非圆和质点质量引力的假设；复杂三规律相当于牛顿三定律，大学（治国平天下，政治经济学）和中医学相当于简单科学中的运动学、动力学、热力学、流体力学和材料力学等。“物理（实学）”或“科学”是用事实预测事实的可检验的未被证伪的推理过程（详见本书3.1）。“科学”一词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实用测量（科）之学”，即区分数量等级（科，参见本书2.2中的0316）或复杂程度来对推理进行检验。在科举制中，进士科（贤）的数量等级（重要性）最大；中举者之中，状元（唐宋明清）或举首（汉）的数量等级（重要性）最大。从科学发展史来看（参见图一），东西方的共同点是对事实进行观测和记录，不同点是中华学者发展了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或整体论，含整合法）来对复杂事实进行推理、预测和检验；欧美学者发展了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或还原论，含因子化）来对简单事实进行推理、预测和检验[7]。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是：对事实求同存异，进行整合，从整体到一层又一层相生相克（非线性相关）的局部，适度留余（以事实为因子，出现在各层的事实未被简化，理性余地留给下一层次细节〈局部的局部〉及本层的动态核心〈非平衡态吸引子〉）[8]。
“构造性整合法”一词源于构造性数学中“几何与代数统一处理”[9]
吴文俊先生所说的“几何与代数的统一处理”，也可以说成“几何与代数相整合”。反过来，“构造性整合法”也可以说成“构造性的统一处理”。各大文明的最严谨的推理方法都是由数学家奠定的[10]，吴文俊面向人类最高端的理性思维。与吴文俊同获第一届中国科技大奖（79庚辰，西历2000年）的科学家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面向人类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吴文俊呼吁复兴构造性数学，以弥补不变式数学的缺失（参见本书1.3和1.4）。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是：对事实分隔解剖，进行还原，用基本因子或孤立事实返构布局（外延的线性组合），不留余地（以布局为整体，出现在布局中的事实已被简化，较少简化的事实出现在若干布局的交汇处，不被简化的事实需要无穷多个布局来交汇）[11]。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参见本书1.3）显示：用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所得到的一切不留余地的“完备观点”都是“不理性的”。唯一理性的“完备观点”是“以不完备为前提的观点”，通俗地说：“唯一的绝对就是不绝对。”
“不完备”，“不绝对”，还要有理性，有绝对（以不绝对为前提的绝对），这只有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才能办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详见本书1.3）：有阳，相对有序，也有阴，相对无序，合在一起是“唯一的绝对”（以不绝对为前提的绝对）。
适度留余才是智慧（付诸实行之前要进行中庸权衡，在实行过程中，随着约束条件增加，余地逐渐减少），留余过多不够智慧（理性不足，跟着感觉走），不留余地也不智慧（用理性预先排除复杂性，甚至预先排除小概率事件）。近代以来社会科学中的术语（重设名词、概念）不能正名
（详本书3.3.4），重要原因是“不全宁无”：试图不留余地，反而没有公义，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名之路是（参见本书3.3.4中55个重要正名）：适度留余地给出定义（内涵、本质），据此而相对确切地与其他重设语区分开来，随着研究深入，语词所对应的内容（外延，事实）逐渐细化，余地逐渐减少；如果最初的定义所留余地不适度，那么随着研究深入，就要修改定义。对复杂现象（含类别名词、专有名司）来说，不可能给出不留余地的（周延的、绝对确切的）定义，例如“人是能够化物为奴的灵长类动物”（参见本书3.3.1）对精神病人和重度肢体残疾的人留出余地。当代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全球可持续的问题，都是复杂现象产生的问题，都需要适度留余的智慧，要解决相关问题都要运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纳慎）主义的，而不是世界（天下）主义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12]
汤因比所说的“独特思维方法”就是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这个方法的最大成果是群性儒学（参见图一中的“为政”和“家庭教育”，以及本书2.1、2.4、4.4），佛学东来“因心性而架空群性”（参见本书3.3中的社会公理5），西学东来“因物性而怀疑群性”（参见3.3中的社会公理1），都不能动摇群性儒学的长效检验：通过开启心性儒学的文化基因，群性儒学重新带来长久的大地域中相对公正人道的秩序（南北朝之后，参见本书3.3中的图十二B）；通过复杂科学吸收简单科学（参见图一中的“沟通”），群性儒学将在更大地域中带来长久的相对公正人道的秩序（参见本书2.1、2.4、3.3）。
这个秩序的三个重要支柱（士庄复合体、金榜、教化型传媒，参见本书3.3中表二“1.五脏”中的木和火，下同）可以“避免人类集体自杀”（资源环境变得严酷时，有局部败家或改朝换代），而“西方政治传统”（军产复合体、金融、猎奇型传媒）难以避免（资源环境条件变得严酷时，金融要靠军产回血，猎奇型传媒从影视体育明星之奇转向战争硬汉英雄之奇）。自普利高津于78庚戌（西历1970）年因非线性物理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复杂科学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都延续了线性物理研究中的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诺贝尔物理奖得奖者格罗斯在《纪念爱因斯坦相对论一百周年》的研讨会上（德国，79乙酉，西历2005）呼吁：反思还原法（见当年各家媒体报道，包括《北京日报》）。面对较复杂的物理现象，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不变式还原法捉襟见肘，疲于应对（如面对量子现象），甚至束手无策，回避预测（如面对温差液花和变色反应），更不用说面对生物现象和人类社会现象[13]。法国选民（以及其他欧美选民）面临的两唯（79壬辰4月初3谷4，西历2012年4月23日周1新闻）需要构造性整合法来化解：摸胸口要正义向左派，摸钱袋要勤劳向右派；钱袋应该放在胸口上，只有敬宗收族能做到（横批：亲情酬勤）。《周易》、《论语》、《大学》、《中庸》是复杂科学的里程碑，包括科技发明（如《易经》中记载的沉箱涉水技术、带准线的望远器、利用酱液观察太阳黑子的大丰、野外测量用的黑绳、用水盆诱灭虫蛾等，参见本书1.3中的召公日记）、构造性数学（代数几何化，几何代数化）的源头（见本书1.3的图三和图四，即河图和洛书，河图是构造性加法表：5+x，x是整数，从1到5，首见于《尚书·顾命450104》；洛书是构造性减法表：10-x，x是整数，从1到9，首见于《周易·系辞》）、北辰模型（复杂科学的第一级整体模型，首见于《论语·为政0201》，参见本书2.2，以下见《周易·系辞》）、地乘、太极生卦、九宫探赜和指掌钩深，见本书1.3的图五至图八）。其中，地乘是构造性乘法表（xy，x和y都是整数，分别从1到8，乘积的个位与十位相加之和是表中的数字，若相加后大于9，则再相加），承上（河图，洛书）启下（太极生卦），太极生卦是构造性紧致收敛的非齐次随机过程（自组织过程），由地乘和八卦推演而成；随机过程与信息论一样，是不变式数学的前沿分支之一。九宫探赜是构造性微分或分数维，指掌钩深是构造性积分或周期自组织过程。《周易·系辞》还表述了复杂三规律中的前两个规律，第三规律由《周易·系辞》作者的孙代学生表述（参见本书1.3、3.3）。《大学》和《中庸》对于复杂科学的治学路径和明辨程序作了系统深入的表述（三纲领八条目及其细化，参见本书3.3和4.3），其中的理性思维都采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这个方法在社会科学中落实为（见本书2.1、1.3、2.3、3.3、4.3）正名言行原则（《论语·子路1303》）、学问思辨行五环节（《礼记·中庸523120》）、分层社会（最复杂现象）的组织管理（《周易·系辞上、下》最后一章、《论语》最后一章、《大学》最后一章、《中庸》最后一章）。
本书是这四部经典与培植理性、组织管理、复杂科学、心性修养的介绍，包括经解、前四个单元的原文、译文、重点提示、重要语词考订、其他单元简介、相关知识、当代应用（打通文理[14]，天下主义，中医西医，家庭教育）。需要指出的是：读原文，背原文，用原文（日常对话时另加现代汉语的解释），有助于现代人（尤其是以汉语为母语的现代人）借助原文的韵律节奏和意境气象来提高生活质量（与经典同行，活到老，学到老），提高文化品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15]），提高写作水平（文章本六经得来[16]）。
这样的体例安排是“我注六经”[17]：“经”是整体，留有余地（见上文），“我注六经”是结合时代特点来补充细节，缩小时代差异；而“六经注我”往往扬弃时代差异，相对简单，因为“经”中的许多细节具有长远的普适性，有助于提升修身修道的层次，“扬弃”之后往往增强了工具性，减少了复杂性。
2.当代，公理，公器
78戊午（西历1978）冬至79戊子（西历2008）秋，共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可分为前6年，后7年，中间17年。前6年面向基层，本土改革为主，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复兴本土的家庭自组织；城市中扩大企业自主权（奖金，利润留成），把企业作为一个自组织单元（准家庭），省钱生产。中间17年超出基层，起于价格双轨制，移植改革（常称开放）为主，即借鉴欧美的公司自组织，改革城镇中的计划生产分配，引入股份制和市场经济，借钱生钱，带动生产。后7年，辛巳转轨，新改革，新开放，即79辛巳（西历2001）年“三个代表”启动了意识形态平稳转轨，扭转了77辛亥（西历1911）年“民国革命”启动的“西方取经”之潮（辛巳转轨与同盟会破缺对称，辛亥革命与己丑易党破缺对称，参见本书3.3中的复杂第二规律）；接下来79壬午（西历2002）年开始倡导艰苦奋斗（勤俭），为农民工讨工资（这是新改革），加入世贸组织（WTO）和举办奥运会（这是新开放）。上述认识当代社会的方法尽量减少价值判断（述而不作，《论语·述而0701》），与社会公理1（环境与人的互动造就了制度与文化，从而形成社会）同构（详见本书3.3），也契合于更一般化的理性探究路径，即墨子与斯宾诺莎不约而同地从原因（故）和结果（成）开始的探究路径：“故，所得而后成也。”（《墨子·经上1》）本书第3.3节的社会5公理、第3.4节的人体5公理、第4.3节的人生5公理[18]，都是把《墨子·经上1—5》的一般化理性探究（结果与原因、整体与局部、理解整体的能力、探索洞察整体、初步理解整体）用相对具体的内容表述出来。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的前5个探究与墨子完全相同：其中，（1）“存在”可以译为“成”或“结果”；（2）“有限”可译为“体（分于兼也）”或“局部”；（3）“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可译为“知材”所得或“理解整体的能力”能够理解实体（吾希）；（4）“从理智来看”的属性可以译为“虑（求也）”或“试图理解整体”；（5）“在别的事物内并通过别的事物而被认识”的“实体（吾希）的特殊状态”或样式可译为“知接”或“初步理解整体”[19]。墨子和斯宾诺莎不约而同的认识（对社会人文的理性探究必须进行整体公理化）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
墨子的探究脱胎于《周易·系辞下传第三章（朱熹注本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前半）》中的故、像（体）、材、虑、感（接）、精义入神（明），接续了河图洛书→北辰模型→太极生卦的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的火炬（参见上文图一），所以墨子能够“理解整体秩序（［知/心］，明也）”（《墨子·经上6》）。斯宾诺莎只是继培根之后又一次闪现的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的火花，所以第6个探究回归于“绝对无限的”神[20]。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之后便是讨论原因和结果[21]，但是后来培根半途而废（参见本书3.3中表二的附注）。中国东汉王充所说的“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论衡·效力篇》）译为现代汉语正是“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王充只是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薪火相传过程中的一个火炬手，所以没有像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大背景中闪现的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的火花（培根）一样惊世骇俗（文艺复兴前后的世俗）。与墨子同时代的子思在《礼记·中庸》中同样高举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的火炬，甚至可以说举得更高（详见本书第2.1和4.1）。斯宾诺莎之后的黑格尔闪现的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的火花也比斯宾诺莎更大（参见本书第3.3关于复杂三规律的讨论）。但是，由于墨子和斯宾诺莎殊途同归，鲜明地显示出不分时间和地域的普适性，所以不妨把上述的前五个探究作为“公器”。也就是把上述的5公理、从公理推论的定理和推论、相关的规律和表格（见下文）作为“公器”。社会探究的高层次命题是社会5公理（其次是正名、复杂三规律、五行结构表，合称公正三表，详见本书3.3），与此类似，人文探究的高层次命题是普适5价值（求真、积善、审美、泛爱〈博爱〉、灵魂超越，参见本书3.3）。其他的学术结论（如民之主，民选主，自律，自由，等）要借助约束条件与高层次命题相关联，才能成为受到一定条件约束的天下公器。对社会5公理与普适5价值的约束条件是社会事实和人文现象，依此而加以肯定，或增删修改，重新表述。学术乃天下公器。必须采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再加上预测检验，才能使社会人文的研究成为天下公器。反之，如果采用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那么，每一个布局都类似于中世纪的城堡，对内不留余地，对外封建割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如盲人摸象，扇子（耳朵）布局有道理（不被证伪的检验靠碰巧），水管（鼻子）布局也有道理（不被证伪的检验也靠碰巧），可是都不是象（不碰巧而被证伪的情况居多）。结果是学术与现实脱节：学术本身常常回避预测检验，只做文字游戏；现实中的管理者只把理论学习当做敲门砖，面对现实问题时依靠直觉敏悟，抛开学术理论。简单科学可以采用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原因是受到实验的制约，不可能分封割据。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处理复杂现象，难以进行实验设计和实验检验，所以复杂科学必须采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22]，认识复杂三规律（详见本书3.3），从而接受实践检验。与上述社会公理1（整体公理化的第1个公理）同构的方法以及复杂第一规律（极数通变规律，参见本书3.3）不但有助于相对客观地总结中国当代（极数为3），也有助于相对客观地总结欧美当代（恰好极数也为3）：78辛亥（西历1971）夏至79戊子（西历2008）春，共38年，可分为前15年（黄金与美元脱钩—日美广场协议），中间15年（金融工具蓬勃火暴，亚洲金融危机显示东亚模式不可持续），后8年（安然破产，安达信失信—住房抵押次级贷款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显示欧美模式不可持续；危机进入第4个年头之时，各国决策者都应自问：现在的决策是否以“回归危机之前的状态”为预设目标？目前决策的理论依据是否仍是导致危机的那些不变式布局（含扭曲的土地价格）？小修小补能够走出已被证伪的理论怪圈吗？“小修小补”意为：未将负供给和负效果纳入基本分析框架，即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独立出来之后的一阶均衡布局，参见本书2.2中0412的图十：二阶均衡是在较高层次上回归政治经济学，参见本书3.3中所引“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或正—反—合；“较高层次”是指采用构造性整合法，参见本书3.3中关于金融和土地价格的案例分析）。总结当代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次贷危机是极数为19的长程过程中的第17环节的尾声，辛巳转轨是极数为9的长程过程中的第7环节的初期（参见本书第3.3节中的图十二）。进一步的探究不但要运用社会5公理中的其他4个，还要运用社会定理和社会推论、复杂三规律、五行结构表（详见本书3.3）。结论是：为了“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现代化三阶段（工业体系，军工争强，相对稳态，即把经济依赖型的文化覆盖转型为相对均衡的经济覆盖与文化覆盖）[23]的第三阶段要由中国来引领，即（当代天人三策）：提高农民地位（激励多数人爱家乡，含乡镇，参见本书3.3中正名11和关于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页下注）、主权在天[24]（敬宗收族基础上的科举选士，减少民粹型浪费）、全球可持续（用后发制人的复杂科学来减少先发制人的军工争强，后发制人战略支撑天下主义）。总之，重农选士，保工律商，提高天下礼乐覆盖（TUF），即平均寿命除以1加作乱刑案率（分子是10项加权人数之和，权重从10到1，依次乘以内战死伤、恐怖袭击死伤、枪击公众死伤、未破案失踪、未破案死伤、未破案参与破案参与团伙作案，已破案参与个体作案；未破案的参与人数可根据过去同类案件估算。）
具体来说，从个体（小家庭）所有权为主替换为群体族有权为主，提高乡土价格[25]，扩充族内就业，提高农民地位[26]，在敬宗收族的基础上科举选士（主权在士佐君王，即士佐天子[27]），平衡敬商收钱基础上的民选总统、首相、总理（主权在民）。国际上理顺汇率体制，约制金融风险；联合各国绿党，支持第三世界提高乡土价格，帮助环境脆弱地区减少金融转嫁而造成的风险，用复杂科学和只落后一步的军工来自卫及反击，引领各国军工降温。从五行来看，木：敬宗收族基础上的科举选士；火：用复杂科学伸张正义，宏扬普适价值（求真、积善、审美、泛爱、灵魂超越，参见本书3.3）；土：用中医促进社会和谐（参见本书3.4）；金：与台湾（及上合组织）建立天下体系（参见本书2.4，下同）；水：用敬宗收族和土地人口提高社会信用。
本书表述的这些“学术公器”和相关结论可以被怀疑，被修订，但是它们所涉及的理性探究不能回避。反过来说，正因为本书的表述可以被怀疑，被修订，它们才是“公器”，即：需要借助“群言”和“中效”与否来“论求”（《墨子·小取》，详见本书2.1）。
通俗地说，学术贵在争辩，兼容不同布局，正名首当其冲，名正言顺才能理直气壮，不正不顺敢吞苦果，另行定位再造辉煌；学混（读第四声）最怕争论，布局筲小惧外，各自占山为王，拉帮结伙就能坐地分赃，拉拉扯扯自吹自擂，死撑门面断壁残墙（横批：存真去伪）。又：针锋相对，可赏学者智慧，一览众山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环顾四海一（横批：文武之道）。论求结论的前提是掌握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或：“受之以鱼，不如受之以渔。”“渔”指方法：从《周易》、《论语》、《大学》、《中庸》这样的经典中理解原汁原味的复杂科学和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河图洛书整合了代数与几何（代数几何化）；《周易》中的《易经》整合了六码几何图形与六段文句，《象传》（大象）整合了三码几何图形与环境人事，《彖传》进一步扩大整合范围，把几何图形中的码位与文句内容整合起来并加以发挥……
3.经典，社会人文，复杂科学
经典论述对于社会人文和复杂科学的重要性，正如定律方程对于声光电化和简单科学的重要性[28]。现代多数社会成员对定律方程的公理化模式比较熟悉，所以有必要“古文今述”，即把经典论述中的核心内容表述为社会和人生的公理、定理、推论等（见上文及本书3.3、3.4、4.3）。无论因子公理化（不变式还原法）还是整体公理化（构造性整合法），前提都是名正言顺事成（参见本书2.1、3.1）。
复杂科学（物性儒学）的传统（“古文今述”中的“古”）门径是：学而为政、述比默识、正名言行。
《论语》的前两篇“学而”和“为政”分别是复杂科学的基础（识别复杂现象）和最宏观的整体认识（众星拱北辰）；第七篇“述而”是对事实求同存异的整合方法（寻找可测事实系列，后天沟深；在心中转化识记为几何图形，默识，先天探赜）；第13篇第3章“正名言行”是从整体到局部，落实为可操作的组织管理实践。详见本书2.2、2.3、2.1。
汉唐宋明清的学者主要借助《周易》来掌握对事实求同存异的整合方法，所以《周易》在汉代被列为五经之首。
宋代面临佛学东来，需要强化物性儒学（复杂科学），所以把四书作为与五经并列的经典，把《大学》列为四书之首。《大学》上承《论语》，下启《中庸》。“书山”的绝顶是《周易》、《论语》、《大学》、《中庸》，也就是复杂科学（物性儒学）。现代可把《孝经》列于《孟子》之后作为第五书，成五书五经，从而把《周易·系辞》中的“德义”之言（参见本书4.3中533125之下的讨论）落实到五个操作层次（五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现代术语是主席、省地县委书记、职能部门官员、体制内知识分子或基层精英、其他公民）。复杂科学和简单科学的共同点是：都要把二人本位的理论明辨落实到操作笃行。宋明时期《孝经》基本得到落实，所以四书五经就可以维护良性的社会秩序（参见本书1.3中《系辞下传》第一章“圣人之大宝曰位”）。当时需要《孟子》的“一多本位”来应对佛学挑战，即：用“仁义”替换“利仁”来作为“善天下”的上上策（参见本书2.2中0402的重点提示），而用“集义”来“养吾浩然之气”，作为“独善其身”的修身功夫（参见本书4.3中533125）之后的讨论）。“义”的五行（木火土金水）是道义、仁义、德义、忠义、信义（参见本书1.3中系上5、系下11、说卦1、2.2中0104、0113；系下1中的“大德”是超越的合法性，“守位”是文化的合法性，“聚人”是民意的合法性，“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是提高被管理者的文明程度，形成好的习俗“义”。从外延来看是文化观念、政治权力、社会网络自组织、经济因素、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参见本书3.3中表二第一行）。
《周易》中的河洛系辞、思维练习（见本书1.1和1.2）和《论语》中的“正名言行原则”（见本书2.1和3.3）是培训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的两个重要路径（见本书1.1，下同），包括（但不是全部涵盖）另外两个路径（构造性数学和复杂科学）；还是第五个路径（列表示出的复杂现象及五行结构）的前提（表头设计，以及从整体到局部的层次界定，见本书3.3）。《大学》和《中庸》是运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系统深入地探究复杂问题的经典论述。
宋代之后的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基础读本。四书是：（1）《大学章句集注》（朱熹）、（2）《中庸章句集注》（朱熹）、（3）《论语章句集注》（朱熹）、（4）《孟子章句集注》（朱熹）；五经是：（1）《周易本义》（朱熹）、（2）《书经集传》（蔡沈）、（3）《诗经集传》（朱熹）、（4）《礼记集说》（陈澔）、（5）《春秋三传》（《左传》晋杜预注、《公羊传》汉何休注、《穀梁传》晋范甯注）。[29]从更大的范围和时期来看，与上述四书相辅相成的“辅四书”是《墨子》、《孙子》、《老子》、《庄子》。与上述五经相辅相成的“辅五经”是《黄帝内经》、《山海经》、《尔雅》（甲金）、《三字经》、《三国演义》《红楼梦》（两本小说一阳一阴，合为一经）。“辅绝顶”是《黄帝内经》、《老子》、《墨子》、《孙子》。
“绝顶”之下，还有“次顶”和“小山”，即先秦文献中的其他重要论著如《荀子》、近代出土的简牍帛书中的重要论著如《大一生水》和《要》、二十四史中的重要策论、汉唐宋明清的重要论著、现代经典。顶中之巅是《周易》。现存的汉传宋本十三经，依次是《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大学》和《中庸》是《礼记正义》中的两篇。《周易》、《论语》、《大学》、《中庸》面向复杂的社会人文问题。春秋时期[30]，中原人口比西周[31]初年大增，贵族人口增加更多，资源争夺加剧，礼崩乐坏，刺王弑君，秩序失衡。时代剧变引起贵族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探索。共同点是追求长效的稳态，即道（生发万物且容融万物的东西）—天（演化着的天球生物圈）—天下（各种人类社会）—国—家—身。不同点是最高目标有差异。
以个体长久为目标的代表者是老子（天极幽远之道，玄之又玄），主张绝智弃辩，绝圣弃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以群体延续为目标的代表者是孔子（北辰尧舜之道，众星拱北辰），主张正名，顺言，成事，兴礼乐，中刑罚，王道天下。到了战国时期，时代剧变，墨子所说的“道”是天志切近之道（故得后成），近期求验，相对简单。墨子是子张的学生，子张是孔子的学生，墨子接过了正名言行的火炬，急于求成。老子说的“玄”和孔子说的“北辰”都相关于红山文化后期[32]的璇玑仪：定位天球北极。天球北极永恒不动，是长效稳态的核心[33]。老子弃智，沿着“为道者日损”[34]的方向发展，经过庄子和后世的道家而走上道教仙学法术之路，与儒家的共同点是《周易》（局部）和中医。孔子正名，使儒家沿着“学者日增”的方向发展，走上治国平天下之路[35]：孔子的学生曾子著《大学》，曾子的学生子思（孔子之孙）著《中庸》，编定《论语》，孔子的学生子张著《系辞》（《周易》中的一篇），子张的隔代学生编定《周易》[36]。
《周易》《论语》《大学》《中庸》把儒家追求的长效稳态建立在物性儒学（复杂科学）的基础上，即对事实求同存异，进行整合，从整体到局部地落实到操作环节，适度留余，进行中庸调节。（参见图二）。
物性儒学（复杂科学）使得汉唐宋明清的组织管理者能够有条不紊地长期管理疆域广大的版图，并取得了冠盖全球的效果（参见本书2.1）。现代化（工业体系，军工争强，相对稳态）的第三阶段有赖于中国来引领（见上述），现代的社会人文学者都需要物性儒学（复杂科学），都需要理解北辰模型和太极生卦。在这方面，中国拥有的文化基础远大于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至今对“生日”实行阴阳合历（参见上文图一）：月、日用阴历，年份以春节为届，前后属于西方的不同年份，户口登记也随民约。
通俗地说：天大地大，所以传统文化大；爹亲娘亲，所以说孔夫子亲（横批：复杂科学）。对于不熟悉西式研究路径的读者，可以从河图洛书和《周易·系辞》（河洛系辞）来找到属于中华传统的“入门路径”。首先是提起对于河图洛书和卦图的兴趣，认识其重要性，不能像近代一些西式学者那样对河图洛书敬而远之。朱熹把河图洛书和七个卦图收入《周易本义》，才使理学臻于成熟——朱熹在《周易本义·周易序》所说的“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主要是指运用河洛系辞，以及关注四书五经中的物性儒学（复杂科学）内容。民国之后的许多社会人文学者，对于《尚书》中的许多天文地理自然物候视而不见，对于“礼乐射御书数”中的“数”讳莫如深，对于《周易》中的“象（几何图形，源于天文地理）”和“数（几何代数化，代数几何化，过程化，描述随机过程，超越微积分）”更是疑为非理性[37]。结果，这些学者只能采用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的理性，对儒家文献中的重要语词进行简单化处理，对文献内容囫囵吞枣，反过来指责儒学缺少理性，甚至把儒学视为只讲道德，不讲科学，不讲理性（新文化运动中科玄论战的双方都以此为前提）。殊不知治理一个巨大版图上的众多人口，绝不可能缺少理性，更不可能只靠道德[38]。而儒家文明不但在近古（70甲子，西历1444）之前独领全球风骚，而且时至今日（79己丑，西历2009），儒家文明的生命力重又焕发，正如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死而复生（参见本书3.3）。
民国之后，有些学者把“礼”理解为礼仪，忽视“礼”中的物质性内容，这样，就不能理解“礼”对于组织管理的重要作用。从先秦文本来看，“礼”是分层分工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再分配协调规则；而“礼仪”是再分配协调规则的一部分细节，如宗族祭礼中的物品撤下来（礼仪已经结束）之后分给族中“闲着无事没进益”的贫困族人（引文见《红楼梦·第53回》）。“礼”是分层分工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再分配协调规则。认识到这一点，不但较易理解“礼”对于组织管理的重要作用，而且能够较准确地理解四书五经的相关内容，如“富而好礼”中的“富”（《论语·学而0115》），“礼，与其奢也，宁俭”中的“奢”和“俭”（《论语·八佾0304》），“我爱其礼，尔爱其羊”中的“羊”（《论语·八佾0317》），“礼后”之前的“素”（《论语·八佾0318》）等。超出四书五经来看，《周礼》和《仪礼》中所含的物质性内容远远多于举手投足和相互应答的礼仪细节，而四书五经中的《礼记》是在《周礼》和《仪礼》这样的文明背景下所进行的更深入探究，对于“礼”的理解，绝不可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最后掌中只留下一根玉米（仪式流程）。物性儒学（复杂科学）有助于现代读者对文献中所记载的事实细节的理解，正如现代物理化学有助于对简单事实细节的理解。对于物理化学的高校毕业生来说，生活中的声光电化都是“透明”的：播音和电话的后面有磁铁线圈、屏幕的后面有电子射束或光电液晶、冰箱的后面有电动机和散热管、酸奶中有乳酸菌、面包中有酵母菌……
对中华先贤来说，“透明”的东西更多，更复杂：每一天都在经历的月圆月缺日夜长短（阴阳合历）、四时运行、人人都能察知的血气盛衰、五官五脏（见本书3.4）、性命身心、父母子女、夫妻朋友上下级……物性儒学在现代容融物理化学，把“透明”的习惯迁移到社会人文现象之中，不但增加事实的透明度，还增加事实之间的复杂关联[39]，力求准确地表述事实和理解事实，也就是“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0114》）。
例如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本来不难理解，因为《史记》在吕不韦“列传”中说（以下引文括号中为祥平所加）：吕不韦“知（姬）有身”，“姬（被后来的秦庄襄王纳娶时）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秦始皇姓嬴名政）”。“大期”即不是小产。由于发现受孕（月经停止）到实际受孕只有半个月左右，而且预产期本身的变动幅度是半个多月，所以庄襄王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如果庄襄王娶赵姬之后不到大期就生育，庄襄王可能怀疑。另一方面，如果把“大期”解释为12个月，那么赵姬生的儿子一定是庄襄王的儿子，而不是吕不韦的儿子。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期”不能解释为12个月。
即使到了西汉时期，“大期”也表示“不是小产”，不能表示“12个月”。因为司马迁的明辨（逻辑）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绝不会在吕不韦列传中自相矛盾。近代对司马迁的最大怀疑不过是“史公（司马迁）载六国事，多（但不必）本《国策》，此（政为吕子）则别据他说，乃史公之好奇也（仅为推测，祥平以为司马迁不以奇代史）”[40]现代有的社会人文学者为了说明吕不韦不是秦始皇的生父，还提出了另一个“欠敏未慎”的命题：“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以此来“破赵（姬所生之）政是吕不韦之子说”[41]。“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命题应该是：“发现上一次月经停止到下一次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
与“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类似的“欠敏未慎”命题还表现在试图否定《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记载的段干崇是太史儋的儿子[42]。
试图“破赵（姬所生之）政是吕不韦之子说”的近代学者还认为《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中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与上述吕不韦“列传”中的说法相互矛盾。这是采用了不变式还原法的简单标准。而在阅读中华经典文献时，需要兼顾事件之间的复杂关联（采用构造性整合法：道—天—天下—国—家—身，参见图二），也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用现代术语来说：“本纪”相当于秦始皇的户口簿，正式登记的父亲是庄襄王；而“列传”相当于秦始皇的档案，记录了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近代学者常常不关注“经史互参”的儒家传统，所以煞费苦心地要“破谜”。历史研究的上品是以经通史，其次是考订史实，再其次是博论史实。“破迷”相关于考订史实，需要严密的明辨（逻辑），“以经通史”更上一层，需要两法并重（参见上文几何与代数统一处理的页下注）[43]。
再如，对于78己丑（西历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有的学者认为国国共双方的胜负分野不在农民，而在争取民主自由，证据是：国民党中强硬反共的ＣＣ系像共产党一样主张土改，而反对土改的人士后来与共产党合作[44]。
其“欠慎”之处在于：争天下过程中的“自由”，以“集团自由”为主，“个体自由”为附；集团内部必有集中，不能保障个体自由。共产党与农民抱成集团，发动农民，所以，即使国民党都像ＣＣ系一样，也会失天下。
从思维方法（研究路径）来看，对事实（国共争强）分隔解剖（如分隔国民党中的ＣＣ系和其他系，分隔共产党中的集中制和民主制），进行还原（如共产党中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国民党中自由民主的表象），用基本因子（自由民主）返构布局（志士仁人追求自由民主），不留余地（否认布局之外的农民问题）。这样的认识方法（不变式还原法）不适于认识复杂现象，难以得到科学结论[45]。
复杂科学的方法是构造性整合法，对事实（国共争强）求同（争天下）存异（是否与农民抱成集团等），进行整合（与长程历史相关），从整体（三千年历史主线：得人心者得天下）到局部（几十年历史兴衰），适度留余（个体自由、自组织，等）。
进一步的认识也需要运用构造性整合法。三千年的历史主线是：“可以骑在马上打天下，不可骑在马上治天下。”[46]即不可用革命口号发动农民，也不能压低农民地位，更不能无视农民利益[47]。时至７９己丑（西历２００９）年，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提高农民地位[48]。
图二 经典中的社会人文（被整合的复杂现象）[49]
说明：
（1）“隐显相关”取自《周易》，“天人相关”取自《尚书》《论语》《老子》《墨子》，“天下—格物—地道—中庸”框架及内三层取自《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大学》《中庸》《墨子》《孟子》《管子》《孝经》《阳明全集》；
（2）对事实（观天，测地，社会人文）求同（数量几何，北辰尧舜）存异（极星，众星），进行整合，从整体（天+最外层）到局部（次外层，次内层，最内层），适度留余（*，**）。复杂现象内含简单现象。
* 神鬼魂魄仙佛都处于理性的边界上，是适度留出的余地；
** 词组中的宾语（心，意，知，物）是适度留出的余地，确切内涵（定义）有待探索；
***“为善去恶是格物”中的格物是最外层左下角“格物”中利天下（有利于各种人类社会长期延续）的内容：对于声光电化等新产品，也必须区分是创新为善利天下，还是作孽为恶害天下，如制造原子弹，不是为善去恶，不是致良知意义上的格物；
十天子组织讨论分层分工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再分配协调规则（议礼）、制定法度和度量衡的标准（制度）、考核炎黄子孙和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考文）。
（3）“道（形而上，感觉器官难以识别，参见本书3.3中的正名35，下同）”是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或存在）”（本体是超越的存在，但是超越的存在不都是本体）；“天（形本身，借助感觉器官可识别其所指的局部，但难以识别其整体）”大致相当于“自为存在”的复杂化：“不过渡到别物的自为存在（天不变）……中立于任何（形而下）规定性的存在……//……绝对概念……是概念的纯形式……它自己本身就是内容……//……自由地外化为自然”告慰先师——贺麟先生百年》，《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50]，“天”可表现为大德（生）、中德（时行）、小德（命）、警示（象）、灾变（天罚，天丧，天灾），等[51]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把中国说成“人治”及欧美“法治”，也未敏欠慎，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是“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见本书2.2中的0203），应该说成“德制”或“礼制”。其中的“礼制”（礼乐刑罚，见本书2.1）与欧美的法制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反过来说，“法”像“礼”一样，也是“人”制定的，法制也是人治的一种形态。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说法应该是：人治有若干种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两种形态，一是德制（含礼制），二是法制。
未敏欠慎在考古鉴定中的表现是缺少科学“透明”的思维定势。例如把郭店简牍中同长度、同编距、同字体的28枚尺一简人为分成《老子》丙组和《太一生水》两部分，暗示《老子》丙组与《老子》甲组（尺四简）、《老子》乙组（尺三简）的关系相对密切，而与《太一生水》的关系相对疏远。如果把科学“透明”的精神迁移到郭店简牍的鉴定中，那么最透明的证据莫过于简长、编距、字体，现代之前的任何读书人都不会读到一本页长不同的书，因此，28枚尺一简是独立的一本书，尺四简和尺三简是独立的两本书，这三本简牍（书）由三个作者著成（见本书4.1中的“五”）。再如长度最长的六组郭店简牍中，《缁衣》与《五行》同字体，《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是另一种字体，与汉传宋本《礼记·缁衣》和《周易·系辞》对照可知，前二组为子思之学，后四组为子张之学（参见本书4.3中533125之下关于《孝经》和“德义”的讨论）。具体来看，中华文献采用构造性整合法，按照从整体到局部的顺序来表述，所以《成之闻之》的第一句应该是第31简“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简牍无标题，现代加标题应为《天登大常》）从而与尾句“以祀天常”（第40简）相呼应，并与《尊德义》的第一句“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同构，也与《尊德义》的末句“重义集理，明此章也”相衔接，第31简之后接32、33、4—30、1—3、34—40简。《尊德义》的顺序是1—16、28—38、17—27、39[52]。
4.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阐释经典：三纲九目同一律
本书采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阐释经典：在三重证据和三纲九目同一律（见下文）的基础上，把每个一字词和二字词都用准确的现代汉语表达出来，尤其是12个核心语词：道、德、仁、义、礼、中、庸、君子、小人、贤、圣、天。这12个词出现频次较多，每个词都用现代汉语中的几个字或十几个字来替换，有助于理解上下文（见附录：十二语词歌）。《周易》、《论语》、《大学》、《中庸》，以及《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都是先秦文献。汉代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训诂、诠释、解读；后人对前人的结论进行审问、慎思、明辨。
近代考古发现和遗存部落的调查资料，使得现代学者可以在更为博学的基础上考订和理解这些文献，即采用三重证据（地上文献，地下文物，遗存社会[53]）、四项取舍（取早舍迟，取经史舍子集，取重史学派舍寓言学派，取较易重演舍较难重演）、三纲（文字，文本，文明）、九目（字形，字义，引申义；本句，上下句，同时代其他句；时代，师友，本人）、同一律（文字构型中的同一构型具有同一含义，无论该构型单独成字，还是作为合成字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构型具有不同含义）。
通俗地说，要把若干线索整合为一个结论，延长推理链条（如：为什么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不说“学而时习之，说也。”详见本书2.2中的0101）；不能各取一个线索去作布局，不能各说各的结论。三重证据中的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物是王国维先生首倡的二重证据。对先秦文献来说，如果文句中的字词在甲骨文（殷商文字）中没有，就根据金文；金文也没有，就据简牍、帛书、籀文（周文）和石文，最后是小篆（秦文）和隶书。遗存社会（中国边远地区和海外新大陆及南亚中非）的生存及生态与中华先民的社会及生境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在甲骨文（地下文物）中，先民造字常常取形于周边环境的自然现象和器物设施，所以三重证据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二重证据的不足（即使三重证据也难以覆盖全部需要明辨的内容）。即根据近代发现的遗存社会的亚文明状态理解造字时期的亚文明背景（社会生活相当丰富，人与环境互动频繁），根据《尚书》、《周易·易经》、《诗经》、《论语》、《周易·易传》时期的文明进展理解春秋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简单科学相当普及），根据著述者和讨论参与者的文明程度（超出于简单科学，探究复杂科学，参见上图一）和情感倾向（追求真善美）理解文献的语境[54]，根据秦汉之间的文明断代及汉代的文明导向（把复杂科学落实为组织管理）认识汉代之后对这些文献中某些句子的变通理解及其对中华文明的积极意义（解释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三纲九目继承了战国《尔雅》和东汉《说文解字》的传统，即《尔雅》中从文本反观字义的传统[55]和《说文解字》从字形推测造字本意（字义，引申义）的传统。三纲九目扬弃了《说文解字》的音训，原因是音训的随意性较大（同音字很多，没有标准来确定哪一个该用来注音）。音训的历史合理性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的汉代，直至77己亥（西历1899）年发现甲骨文的清代，把字形中难以解通的部分归结为注音，可以增加学者对于文字构型所含信息量的信心。77己亥（西历1899）年之后，甲骨中的字形本身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再加上在此前后大量公诸于世的金文，以及遗存社会的生存及生态实况，可以理解字义和引申义，不必借助随意性较大的音训来增加学者的信心。整字与局部的发音相同或相似，是结果，不是原因，即：字形表义在先，借用局部发音作为整字发音在后，局部构型确定之后才借用发音，不是为了注音而采用局部构型。《周易》、《论语》、《大学》、《中庸》都处于金文时代，距甲骨文不过四五百年，距《说文解字》却有五六百年。依据甲骨文和金文，同一律（同一构型在不同文字中应作同一理解，不同构型应有不同理解）对文字考订和文句理解也适用[56]，这样，可以减少东汉之后的许多不恰当理解，弥合历代学者的争论。
例如“儒”字，甲金文缺，小篆构型是右需左人，会意为像雨一样既转折又衔接（参见本书2.2中0101的重要语词考订“而”，加雨表示软化）的人（以上是文字纲）。这与《周礼·天官太宰，卷二九两0210》相合：介于师（以贤得民）和宗（以族得民）之间的儒“以道（郑元注：六艺）得民”（师、儒、宗大致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课本编著者、课任老师、课代表；或工业体系中的工程师、技术员、生产班组长）；“以道得民”与《论语·雍也0613》相合，也与《礼记·儒行篇594102》概括的待聘、待问、待举、待取相合（以上是文本纲）。孔子以儒见于世，参与鲁国的内政外交，且有教无类，使得儒的社会地位不让于师（大致类似于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渐升，不让于牧师，但阶段不同：中华是从简单科学提升为复杂科学，欧洲是从缺少科学提升为简单科学），不但君子向儒，小人也向儒（参见本书3.3中的社会公理4）所以孔子教导子夏“无为小人儒”（不要给不成熟的人当导师，参见本书2.3中的0613，如果把这句话译为“不要去做小人式的儒者”则杂入了宋明之后的理解，见下文）。汉代之后，儒术独尊；汉末阳极生阴；唐宋应对佛学，真儒必须既是知识儒，又是心性儒（参见本书3.3表二中的5h.五儒），所以宋代程颐（灏？）认为“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清代俞樾、焦循、刘逢禄、赵佑等仿此，且牵强论证子夏陋、狭、野（以上是文明纲）。
在三重证据和三纲九目同一律的研究基础上用现代汉语诠释原典，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根据原典中明文记述的内容和提示，追溯原初语境，把略去的文献引用（如《周易·系辞》中的“是故”之后）和略去的问题（如《论语》中的各章之前）重新指出来。二是把原典中每句话的每个字都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参见下附十二语词歌）。三是用现代人熟悉的日常语词和科学术语（含复杂科学）解释原典中的字词和句子，用现代人熟悉的事件理解原典中的事件。现代人能够借助这些语词术语和事件来体验先人们所处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语境。先人们身临其境，所以不需要这些语词术语和事件。汉唐宋明清的学者没有受到欧美教育体系的浸染，也不需要这些语词术语和事件。本书限于篇幅，在“重要语词考订”中主要解释那些与科学观察相关较密的字词，如龙（条状的天气水文现象）、履（用脚测量日影长度）、玄（璇玑仪的观测筒）、北辰（处于天球北极的极星）、参（用璇玑仪定位天球北极）、平（测量土地高差）、经（为定居点选择方位，规划轮廓）、两（测地平台）、率（序化星空）等。诗曰：近世甲金帛简出，先秦文献重新读；龙玄参履两平率，一脉科学自古梳。
附录《十二语词歌（七绝加旁白）》（参见图二）
道德仁义礼中庸（理性：道、中庸、天；真：贤、圣、天下），
君子小人贤圣天（善：德、仁、义、礼；美：君子，淑女）；
十二语词千载重（君子淑女五伦八德，孝悌谨信爱众亲仁），
有情有智记心间（本立而道生，人情之动合乎道之动）。
*道——北辰尧舜之道（生发万物且容融万物的东西）；德——公正公开地获取收益且仗义疏财；仁——真诚待人；义——好的习俗；礼——分层分工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再分配协调规则；中——以天球北极为中心；庸——不偏离群体延续的最高目标。君子（淑女）——成熟的人；小人（女子）——不成熟的人；贤——明事勤事，善察多劳，有益于群体延续的人；圣——引导众人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最伟大核心人物；天——演化着的天球生物圈（天下：各种人类社会，复杂性仅次于天；天下主义英译：polysocialism。天对人类社会的作用：（1）历数天理或天人合一；（2）天禄仁心或二人本位）。
五伦：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君臣（上下级）、朋友、夫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回报父母的恩情；悌——尊敬比自己年长的同辈亲人（哥哥、姐姐、堂兄、堂姐等）；忠——以公共秩序、公益事业、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为中心，尽心尽力，宽恕别人；信——语言被人相信：（1）说出的过去事实为真，即诚实（不说谎话，谨还要不说大话不说空话），（2）兑现许诺（相关于未来的语句成为事实）；礼（见上，在八德中强调夫妻之间男女有别且相互协调）；义（见上）。廉——不利用权力谋取正式组织规定之外的任何利益；耻——因为对不起别人或损害公益而羞愧。《礼记·中庸》称五伦为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另有三达德（知仁勇），后来定型过程中改动最大的是：把知（智）改为廉，在战国时期已有共识，即《管子·牧民》的四维（礼义廉耻，相关文句不是管子所说）。战国时期有知识的人已经能够升层为官，甚至为相，最难得的智慧是：有权有势有钱之后仍保持清廉。
[1] 引自张祥平79丁丑4月18满4，西历1997年5月24日的笔记，括号中为祥平所加，参见连澍《开发耳目启迪心智的学术报告——记李政道博士的〈艺术与科学〉演讲》，载《欧美同学会会刊》1997年第2期，第30页。
[2] 为了便于非专业的读者检索原文，本书对四书五经的篇章顺序进行数字编码：《大学》《中庸》与《礼记》6位数（见本书3.2和4.2中的凡例，《月令》超百，明示）、《论语》和《孟子》4位数（见本书2.2中的凡例）、《周易》6位数（见本书1.2中的凡例）、《尚书（书经）》6位数（见本书2.2中0221的重要语词考订）、《诗经》5位数（见本书2.2中0115的重点提示）、《春秋》6位数（见本书2.2中0219的重点提示）。
[3] 河洛系辞体系可视为拓朴几何与解析几何的整合。“拓扑”是音译，不妨译为“拓朴”，即“拓（扩）展的朴素”；所谓“朴素”，是指不用“理想点”来装饰，所谓“拓展”，指基本几何元素（点、线、面、体）可以不受尺寸限制，同时又是有限的，只看图形本身的连续性、凸凹性；“数”表现于相对独立的基本元素的个数，即：基本元素既是朴素的几何图形，又是测量单位（量纲）。相比之下，理想点、射线、直线等，只是理想的几何图形，把“数”排除在外。河洛系辞体系超出拓朴几何及解析几何之处是测量单位（量纲）的二重性：黑圆饼与白圆圈、线段连续与线段中缺，“数”的对应是“实（在）数”与“虚（存）数”。参见张祥平《数·测量·复连续——兼论刘绍光“一元数理论”的基本假设》，《大自然探索》1994年第3期（以下是节选），第83页：目前还没有什么测量单位能使人们在测量过程中观测到无理数或虚数的测量结果，因此，无理数和虚数的存在，是通过有理数及其运算来加以证明的。例如，只要证明
（2开平方）不是有理数，
（负2开平方）不是实数就可以了。但是，这类证明只是告诉人们：存在着不同于自然数、分数、负整数、负分数类型的测量结果（参见原引文上节）；却绝不是告诉人们：有一些被测对象不可测出结果，也不是告诉人们：有一些测量结果比另一些测量结果更“有理”或更“实在”。/第84页/其实，同一个被测对象，其测量结果到底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完全取决于人为选定的单位。例如，一个正方形的边长，如果以它自己的长度为测量单位，测量结果就是有理数“1”；但如果以这个正方形的对角线长度作为测量单位，测量结果就成了无理数“分之一”。因此，无论“运算”在发现某一事物（含测量结果）的过程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都不能替代那个事物本身——无理数和虚数都是测量的结果，而不是有理数运算的结果。这正如冥王星是一颗行星，而不是其他行星运算的结果一样（尽管其他已知行星的轨道及有关参数的运算在发现冥王星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之，任何数都是对等的，它们都是测量的结果。作为数学中的相对性原理，它相应于物理学中的相对性原理（参见原引文第一节）：“任何时空点都是平等的。”（［5］第5页）“自然数中心论”已经被亚单位的采用和近代物理的发展所否定，“有理数中心论”也一定会随着测量技术的进步而被否定——无理数和虚数的测量结果一定能够被人们观察到（如采用动态的测量单位以及与生命现象相关的测量单位等）。/……/其实，任何一个试图证明“实数是连续的”这个“定理”的数学家，全都无例外地在定义无理数时不自觉地利用了“实数是连续的”这一命题，因此有关证明属于循环论证，不能成立（这一命题是一个公设，不是定理，所以文中把“定理”二字打上了引号）。从逻辑上来看，无论用“分割”，还是用“区间序列（区间套）的极限”来定义实数（参见下文），都是试图用有理数去定义无理数。这种做法与“自然数中心论”直接相关——既然可以用自然数和“运算”去定义分数，为什么不可以用有理数和“分割”（与“运算”一样，这也是一种相关“操作”）去定义无理数？一旦认识到用自然数和运算去定义分数的做法就违背了数学分析的内在逻辑（正如用已知行星及其轨道相关去定义冥王星，违背天文学的内在逻辑，参见上节），那么就可以知道：一切“形式地建立实数理论”（［3］第173页）的做法都缺乏逻辑根据——数的形式（静态形式如数的集合与大小顺序，动态形式如运算，等）不能取代数的实质（测量的结果，参见本文第2节）。/第85页……/由于“实数是连续的”这一命题从来没有被证明，所以它是一条公设或公理——它只在一定的认识框架内适用（正如“平行公理”只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适用）——它只是人们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的假设（一切公理都是假设），它不能保证人类已知的实空间是连续的，更通俗地说：任何人都无法证明实数能够填满这页纸的一条边线（直线段）。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复数是连续的（正如在黎曼几何学中，从一点可引多于一条的平行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在“复数体”之内，目前已知的所有运算都能够施行（［3］第251—270页）。上述文字发表于79甲戌，17年之后，79辛卯，西历2011，上述“虚数的测量结果一定能够被人们观察到”有了初步的佐证：意大利科学家9月（西历下同）发现超光速中微子，10月复核；按照运动粒子的相对论计算公式，超光速中微子的“运动质量”为虚数；有的媒体报道中认为超光速中微子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不妥。次年春，新闻报道实验设施有疑问。即使该疑问最后定格为前期的结论无效，“虚数的测量结果一定能够被人们观察到”的结论也能从其他实验获得佐证。如三种中微子的质量本征态可理解为正宇宙态、负宇宙态（在正宇宙中的测量结果常表现为虚数）、正加负为零的动态（不同于纯零的静态；静态零是测量对象不存在从而无法进行测量的状态，构造性数学不设置静态零），重演宇宙生成的动态过程（“反物质消失之谜”的谜底是：大量存在于负宇宙之中），从静零源头（奇点爆炸）论（实连续）到动零源头（易点生成）论（复连续，实量子），类似于从地球中心论到太阳中心论，或从以太静止坐标系到因光动态坐标系。相加瞬间为能量动零，或二阶动零（太极阶段）；正负能量（原初类星体、黑洞，两仪阶段）各生成两个一阶动零（四象阶段）：电荷动零为电磁场（微波背景、辐射），质量动零，所生正负各互引（正能量之正引负能量之负，正能量之负引负能量之正）为引力场，正负互斥可替换暗物质解释；时间之光（电磁场）贯穿质量（含质电）各层次重演：银河系级、太阳系级、核爆炸级、对撞级等；中子星、白矮星、行星、行卫星、非放射原子核、中子、电子、中微子（银河级中子星为八卦阶段，之后为重卦阶段），负逃逸可替换暗能量解释；低层动零生成（含希格斯玻色子）可替换几率解释（正、负、零转换，此起彼伏）相关于普朗克常数和测量仪器的频率响应阀值（仪器不是复连续，微观必有量子性；电子兼两仪，与晶格作用呈复连续，波动性，衍射）；自低向高的自组织过程发生于生命现象（参见本书3.3中正名48的页下注）。附诗一首：登临数理最高峰，峰下山川皆有同；不识往来真面目，只缘未了探赜终。步宋代苏轼《题西林壁》，合成四维时空）参见本书3.3中正名48的页下注）。
[4] 太极生卦中的封闭拓朴图形从构造性乘法表（地乘）的结构中“冒出”，即四个9（3次的2次方）的外切圆、圆内四个3连成S形、两个2分别围以椭圆（详见本书1.3.4，下同）；开放拓朴图形（八卦）源自几何代数化（三码线段分断为3的3次方，三码线段连续为3的2次方，等）；封闭与开放的相关源自加法表（河图）和减法表（洛书）所显示的阴（黑饼、偶数、虚数）阳（白圈、奇数、实数互补；关于虚数与实数，参见上文河洛系辞体系的页下注）。
[5] 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第二版），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310页。书中的“奇怪吸引子”须改为“动态核心。”
[6] 山东丁公陶文当是已知的中国最早期“文稿”（夏代），其中只有相关于储粮的一个名词（表示谷物）、七个数字（可依甲骨文读出一、二、三、十、八，以及略变形的六、七）、一个显示储粮方位（不同方位储有不同数量的谷物）的方框（即“邑”）及其四框上的小方（最下小框的下线略长，两边伸出）；如果把一体五框看做一个名词（“邑方”），那么丁公陶文确可视为文稿；如果把一体五框看做一个图，那么丁公陶文类似于有注释的地图。祥平于79己丑8月28露9（西历2009年10月16日周5）参观首都博物馆《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特展时得见陶片，当场临摹，（或有疏漏？）尚未细考；后来以“三纲九目同一律”（见下文）的理路，渐知此一陶文当与两河流域的泥板文同类。山西襄汾陶寺发现的尧舜时期的“文”和“［0/—/7］”也可视为商代甲骨文的源头（详见本书2.2中0106重要语词考订的页下注），但不像丁公陶文这样由多个字符合成明确的文本信息。
[7] 参见宋振海《自然国学的衰微（明末到1949年）——中西科学体系的碰撞和自然国学的消长（上篇）》，载《益生文化》2010年第11、12期，第44—53页：“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包括自然国学和人文社会国学两大部分……西方近代产生的还原论科学（实证科学）……逐步替代整体论的传统科学……//……有无还原论科学变成了国家能否强大的问题，于是有无科学的实践标准、科学的探索精神被放到一边，而还原论科学体系的方法论特征（科学实验、形式逻辑）也水涨船高变成了判定科学理论正确与否，乃至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终极标准……”祥平按：“自然国学”当称为复杂科学，不分中外。又：复杂科学同样是“实证科学”（准确率85%左右，适度留余），同样具有数学和形式明辨（逻辑）的基础（参见上文关于“河系毕原”的讨论和本书1.3、1.4、3.4中关于“中医科学基础”的页下注）；否则，就缺少“科学的实践标准、科学的探索精神”。
[8] 实用性整合法是：把事实并联串联，摸索效用，步步为营，扩大战果（参见本书1.3.4中关于实用主义的讨论）。此法中的“效用”或“效果”以中效为主：短效无须摸索，长效需要构造性整合法（非线性关联，步步为营只能线性扩展）。
[9] 参见《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中国古代数学基本上是构造性的”（即“要证明存在就必须同时给出求法”，第442页）、第78页“几何与代数统一处理乃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一个传统特色”（即证明存在的同时给出求法）。不变式是“……考虑N个点……造出一些式子”，合乎一些条件，只证明存在性（第442页）；如果找到了求法，就可以认为是构造性的（第442—443页）。本书（《经典复杂科学》）所说的“构造性整合法”与“构造性数学”（尤其是其中的几何与代数统一处理）的方法基本一致；本书所说的“不变式还原法”则与“不变式数学”中将几何图形还原为N个点且“造出一些式子”相通（无论找到求法与否），即返构布局时采用造出式子的方法，如牛顿定律、波动方程等。另外，不变式还原法在不变式数学中的体现不止于“造出一些式子”，还包括对数字和图形分割解剖，进行还原（见本书1.3）。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和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都需要归纳法（从已知事实中得出相对普适的结论）和演绎法（把相对普适的结论用到相对具体的事物），不同之处在于（参见本书3.1中关于两种科学推理的比较）：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采用“求同存异”的方式来归纳，相对直接，而演绎过程相对间接（需要适度留余）；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采用“分隔解剖”的方式来归纳，相对间接（假设基本因子、作布局等），而演绎过程相对直接。因此，培养归纳习惯以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为优（处处留心都是学），而培养演绎习惯以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为优（随机过程之前的近代数学、温差液花之前的近代物理学，参见上文图一）。借助构造性数学和为政家教中医等（参见上文图一）来培养演绎习惯相对复杂，需要耳濡目染（如家传、密切的师生关系，等），优点是出大才，大创新（如果适度留余），缺点是较易出现任意性（留余失度），俗称“忽悠”，反过来使一些拥有特异功能的人为自己披上理性的外衣，浑水摸鱼。其实，既然是“特异”，就一定“缺理”。因此，现代的普通教育（非专科教育）应该两法（构造性整合法、不变式还原法）并重。构造性整合法的创新灵感源于“存异”或“留余”（心中之整体使创新者关注各种事物，以便求同；如天人之间与人体之间的“异”，又如中医五行留出的“余”适用于温差液花；参见下文关于“敏于事”和本书4.3中关于“必有事焉而无正”的讨论，心中之整体可以是“事”或“实践”，亦可是“学而不厌”所得之“默识”，参见本书2.2中的0114、2.3中的0702、3.3中的表二）；不变式还原法的创新灵感源于发现了超出布局的事实（如温差液花）或在布局内推理出被忽略的余地，需要加入新的“基本假设”（如爱因斯坦，加入光速不变原理）才能不留余地。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可借助修身（含健康一二三四，详见本书3.4）来体认构造性整合法的生命力，从而专心投入（含进一步修身），达到两法并重；具有近代中国传统文科背景的非理工科学生较难“半路出家”达到两法并重（专注的结果常落入感悟想象法，参见本书3.3中的正名31，尤其是30岁之后，很难建立起不变式还原法的数理习惯），但可通过严格运用（或质疑）已有的公正三表（公理、正名、三规律、结构表）来减少“忽悠”。如果两法皆轻（如感悟想象法），则属于“低科”；如：因为留胡子会“吸附有害物质”就认为“吸入的空气污染”较多，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引自《生命时报》2012年8月28日第14版），全然不知被吸附到胡子上的污染不可能被人吸入，回家后可清洗掉，相当于天然口罩。这一类“低科技素质”现于公开传媒，相关于文理分科导致的两法皆轻（参见本书1.4）。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得一察焉以自好……一曲之士也”。即使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推理链条”的长短也会在深层次上体现出来（参见本书1.3中关于“立象”的页下注）：一个缺少理工科训练的作家，往往只为一代人写作，甚至只为小群体写作；而接受过理工科训练的作家，心中的读者往往不限于一代人，因为科学规律和定律都是长存的。纪录片也是这样，如《发现》（Discover）。世界文化中心从巴黎→纽约→北京的转移，密切相关于法国曾经两法并重，但推理链条相对较短（短于彻底的不变式还原法，也短于高深的构造性整合法），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少有醒世成果（之前则有哲学家笛卡尔、科学家居里夫人，以及略逊于阴阳五行的结构主义，略逊于河洛系辞的构造性数学等）。影视方面表现于法国纪录片相当领先，而故事片缺少大关怀大构思，缺少天下复杂性，仅有次一级（甚至次二级）的社会复杂性。79辛卯（西历2011）年之前的中国故事片则两法皆短链，或是教条式简单，或是只有小圈子（甚至三角或二人）复杂性，尚未将《平凡的世界》、《笨花》等搬上银幕。已搬上银幕的第一版电视剧《红楼梦》可称上乘，原因是基本忠于原著（虽有个别之处背离原著而简单化，留下缺憾）。
[10] 参见《贺麟全集·近代唯心论简释·五，怎样研究逻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数学公认为科学的科学。任何学问要想成为科学，最要紧的即在于使该学问受数学的洗礼，采用数学的方法”，第102页“（1）不问目的，但问本质（规则尽量少，结论尽量多，二者相关尽量严谨——祥平）；（2）据界说（正名，定义——祥平）以思想（原因结果，整体局部等——祥平），依原则（公理、定律、规律，等——祥平）而认知（参见本书3.3中正名22——祥平）……而此两种特性皆出于数学”。从第96页可知“不问目的，但问本质”源于斯宾诺莎，从第100页可知“据界说以思想”为斯宾诺莎所说，“依原则而认知”为康德所说。并参见第135页（《七，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大旨》中）“从永恒的范型（整体）之下以观万物（局部，留余）的数学式的直观法（构造性整合法）”（引文括号中为祥平所加）；以及第139页（《八，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大旨》中）“在哲学领域里，正是厉行‘正名’主义的地方”，第144页“在中文里寻出两个意义不同的名词来翻译transcendental（先天探赜，先探）和a priori（先天）”（引文括号中为祥平所加，“先探”一词既有别于“先天”，又无144页所述的“先验”一词的不当），第11页（《二，时空与超时空》中）“康德的先天……时空是理，不是经验中的事物”，第14页“时空是认识的主体用以整理或排列感觉材料的原则或形式”。祥平按：康德的探究略去了从“认识的主体”的父母（文明人）上溯至源头宇宙（空间输入和时间输出）的各个环节（参见本书3.3中的表一）。康德略去的内容留给信仰或实践理性；康德的范畴表中缺少相生相克和层间相关（关系范畴），还缺少复数量范畴（量范畴中缺少一多共存）。康德的合理性在于：源头宇宙（天）的演化过程把源头时空特征先天地保留在文明人的纯默识理性（pure speculative reason）中。黑格尔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康德，缩小了留给基督教信仰的余地：“康德先天矛盾论所注重的在消极方面居多，而黑格尔承康德而发挥的乃在积极方面者多。”（上引文献第156页）“（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讲斯宾诺莎的第四种知识和伦理学，）用‘先天（探赜，后天钩深）’二（八）字以讲康德（的默识理性，实践理性；用‘发挥于刚柔而生爻’以讲费希特的自我自身和物自身；用‘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以讲谢林的思辨物理学和物心汇合），用‘（易佑）太极（，是生两仪）’二（八）字以讲黑格尔（的推动的不动，绝对精神，目的自己，用‘两仪生四象’以讲叔本华和尼采，用‘四象生八卦’以讲柏格森和布伦塔诺，用‘八卦定吉凶，默识洗心’以讲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合称“历史心学”，参见本书4.3中的图十三，引文括号中为祥平所加，引自同上文献第153页）。“speculative”曾被译为“知（思辨）”（第141页）或“玄思”（第142页），但从英文“思索的，推理的，纯，理论的”等义及康德所思的源头（时空）来看，当译为“默识”，即密切相关于几何空间图形（参见本书1.2中031862的重要语词考订、2.2中0101的重要语词考订、2.3中的0702）。“事实（存在）”的形而上的五行结构是：质范畴（水）、默识（形，木）、量范畴（火）、样式范畴（土）、关系范畴（金）。数学的五行结构是：数与形（水）、数学命题（结论，木）、数学直观（火）、数学规则（土）、数学推演（金）。形而下的带量纲的数（详见张祥平《数·测量·复连续——兼论刘绍光“一元数理论”的基本假设》，载《大自然探索》1994年第3期）的五行结构是：测量对象（水）、测量结果（木）、误差留余（火）、测量单位（土）、十进位（或二进位等，金）。
[11] 现象学还原法（加括弧法）是：把事实扒光剥尽，只留下纯粹意识，魂化事实独往独来，进进出出（参见本书2.2中0219的页下注）。此法从“内部”与事实若即若离，接近于从外部若即若离的感悟想象法（参见本书3.3.4中的正名引，下同）；而从扒光剥尽来看，接近于虚空玄思法。
[12] 引自《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8、294、295、287页。前两段引文的括号中为祥平所加，民族主义的英文原意是国家主义或种族主义，不同于汉语中的民族主义，纳慎是音译为主，意译为辅：采纳这个词要谨慎；此外，在汉语文献中，天下主义比世界主义的表述更明确，详见本书第3.3节。
[13] 爱因斯坦直到晚年（78癸巳，西历1953年）仍认为中国缺少科学研究的两大必要条件：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却不知道欧几里得几何体系与河洛系辞数理体系平分秋色（参见上文对联“河系毕原”），也不知道长周期观察实践与短周期系统实验各呈奇葩（分别结出复杂之果和简单之果，参见上文图一下部）。
[14] 上述正名言行原则对打通文理的作用是：在文科中引入理科的习惯，即准确定义、缜密推理。还需要掌握分寸，尽量直述事实，减少与事实间接相关的“名”。如牛顿三定律应正名为力学三定律。仿此，科学中凡用人名命名的名词（计量单位除外，如安培、欧姆等都应该正名为与事实直接相关的名词。）
[15] 刘勰：《文心雕龙·卷六·神思2602》。
[16] 引自安徽黟（读依）县西递村《楹联集锦》。
[17] 参见南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34·语录上》：“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其中的“注”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贯注”。从“著书”来看（参见本书3.3表二中的“5c五解”），“我注六经”（木）是在“六经注我”（金）基础上的提升。没有经过“六经注我”阶段的“注”六经，是“学”六经（土）或“考订”六经（水）。学六经和考订六经也是“我注六经”的基础（参见本书3.3中的复杂第三规律〈相生相克规律〉）。这是“诚之者”的路径（参见本书4.3中的533120，下同）。陆九渊是“诚者”路径，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意思当是他的学生杨简所记：“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参见本书1.2中031862的重要语词考订中关于“心即理也”的讨论。）
[18] 个体与人生同层次，一阴一阳；社会的复杂性高出1—3层（氏族部落、同域分层、异域整合）。社会中的多数人最关注人生，志士仁人关注社会，老弱病残关注个体。人生追求俗称“升官发财”或有权有钱（权力是制度赋予的对人的控制权：处置权、交给他人控制权、任命权、直接调动使用权、排斥他人控制权）。这种追求不但相关于社会公理2（覆盖），而且相关于社会公理1：德制学选社会和法制钱选社会中的地位（覆盖）差异（森木）是环境与人互动的结果，良性状态下（非转型期）的“度”伴有公正选拔（火）、诚信（土）、相互尊重（金）、关照弱势者（水），参见本书2.2中0112，有子所说为土金水；当时地位差异主要是封建城堡中的贵族与平民差异，公正选拔体现在贵族内部。人生的“起跑线”是个体和家庭生态（参见人生公理1，下同），不是幼儿园，更不是规范教育（参见3.3表二的“8g五习、五课”，“9g五问”、“9h五练、五力”，简化而为教育学五层次：记背与审美、听与讲、述比与协同、默识与理想、笃行与创新）。良性家庭生态的共同点是诚实守信；中西各留余地，分别是“为尊者讳”和“圣诞老人谎”，但是成人集体“保密”，所以处于起跑线的儿童不知有隐有谎，自幼养成不隐不谎的习惯。社会精英的这个习惯有可能贯穿一生（不需要隐，不需要谎，欧美较难）。男女之间有所不同（参见人生公理2，多数男人挣取财物金钱的内驱力是生存、女人、孩子、其他；多数女人取省财物金钱的内驱力是生存、安全、孩子、其他）。过于幸运的人（参见人生公理3，下同）发现自己决策有误之后常“隐”（含自欺，方法是屏蔽相关信息、避开亲友，甚至自造布局，宣称自己的失误决策是正确），过于不幸的人为了摆脱不幸常“谎”。人生最大的决策失误是不要子女（参见人生公理4）。人生最正确的决策是有信仰（上述“其他”中的首位，另参见人生公理5）。中西信仰（死后灵魂与子孙团聚，或在天堂永生）在家庭生态中的显著体现是少儿故事分别以先贤的真实童年和人造的虚拟故事为主。前者隐恶扬善，光明向上（成年后管理成本较低，以下反之，如肯尼迪兄弟杀害女明星梦露、克林顿对局莱温斯基）；后者原罪抗争，灵魂上帝。即使《海的女儿》和《卖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下同）也干扰汉语母语儿童的正常重演（参见人生公理1）更不用说《红舞鞋》、《聪明的汉斯》、《快乐王子》（王尔德）、《白雪公主》（格林，下同）《渔夫和他的妻子》、《哈里·波特》（罗林）等内含阴暗原罪的故事。欧美儿童的重演在成年与《圣经》中的怪力乱神相容。附诗一首：魔障僵尸毒幻屏（毒品、致幻剂、屏幕，起死回生，走火入魔），鬼魂隧道未来人（时间混杂，空间虚拟，人鬼不分）；有男有女儿童少（成年布局中的儿童较易看见鬼，与鬼为友），化解巫婆见太平（反面角色中的巫婆相关于青年布局或亚当夏娃布局）。非白即黑的心理布局使得朦胧诗人顾城的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落实为“你的光明不在人间，你只剩下黑暗的心灵”：顾城因不留余地地完美追求而杀妻，然后自杀。
[19] 参见《墨子·经上1—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5页。
[20] 上引《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415页。
[21] 同上书，第345页。
[22] 百年前英国某工程师对复杂现象的预测在百年后皆被证伪（如蚊、蝇、蟑螂被消灭，男女生入高校皆免费等，引自79辛卯12月20寒8，西历2012年1月13日周5新闻，下同），而对简单现象的预测未被证伪（如无线通信、彩色影像、高速火车等）。构造性整合法有利于推出高品位的文化（参见本书3.3中社会公理5的页下注；高品味需要高智商和高情商；智商是个体科学求真、判断虚假、适度存疑能力的数量化表达，或仅指能力；情商是个体积善、审美、泛＜博＞爱、生存＜绝不自杀＞能力的数量化表达，或仅指能力），即使电影这种市场门槛似乎很高的领域，也可借助史官传统和宗族（含乡镇士绅联席会）的文化需求而后来居上：绕过市场扩展基座，英才辈出高过市场（横批：众星捧月，按：宗族影视正如家庭相册，不是为了去市场捞钱，日积月累，从家人而乡亲，而国而天下，大作须至诚推出）。这正如比电影的技术动员和人工动员更强的私家园林艺术（设计图和施工图分别相当于电影剧本和分镜头剧本）源于宗族大户（始自晋代，详见张祥平《“园”和“园林”的沿用史》，《中国园林》1995年第3期，第20—23页）。更不用说动员较少的独立纪录片，如姐姐拍摄妹妹的法国纪录片《她的名字叫莎宾》跨时段25年，非亲导演拍摄的法籍以色列纪录片《瓦迪大峡谷》跨时段20年，前者的艺术及科学价值远大于后者，因为后者旁观者清，从头（浪漫的以阿联姻）至尾（破裂后，女性单身养老），信息量有限。前者则不但饱含亲情，而且精细对比，显示出自闭症患者在相对稳定的家庭（家族）生态环境（参见本书4.3中人生公理1）中可以不发生伤害行为（如《红楼梦》中傻大姐，另：可能以“白痴学者”的方式进入正常生活，参见本书4.4中关于三代同居的页下注案例），小家庭不可能相对稳定，即使与学校充分沟通而在几年或十来年中维护关爱孩子的氛围，人工再造的场景也会遭遇真实场景的冲击，迟早会“穿帮”（参见挪威哈森丹·费昂《亲爱的加百列》，杜红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负效果甚至更大：患者不善于用口声语言再造场景（参见本书3.1），难以用口声语言扩大覆盖范围（参见本书3.3社会公理2）习惯于人造的大覆盖场景之后，一旦“穿帮”，覆盖度骤减，就难以承受；而人工医学支配的医院生态中不得不用强力的镇静安眠药（高级神经阻断剂）来使患者的人格降级（好吃懒做懒交往，覆盖需求减低）从而减少暴力伤害行为；体重大增，意识敏感大减（参见本书3.4中关于精神疾病的讨论），正常交往能力进一步下降。构造性整合法还可以用于较复杂的体育竞技，例如把太极拳、戚继光练兵法、足球整合在一起，或可为中国足球开出新局面：太极拳高手眼明手随（用筷子夹住飞动的苍蝇）和感力吞力（活麻雀踏在掌心飞不走）或可练成眼明脚随（接球）和球随头动（定球），推手借力或可用于腾挪争球，四两拨千斤；戚家军组内默契或可用于球场上的团体合作……
[23] 欧美日在热战、冷战之后面临经济增长及国际贫富分化与全球温室效应的矛盾，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面临经济增长及国内贫富分化与国内生态恶化的矛盾，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面临经济波动与人才流失的问题。三阶段从理性来看是简单科学之正（好的理性，不留余地）、简单科学之反（坏的理性，不留余地）、复杂科学之合（好的理性，适度留余，参见本书3.3中复杂第三规律的页下注）；从主体来看是生产交易的企业及相关（市场、计划）、委托代理的纳慎国家（自然人或政党委托，法制钱选政府代理）、委托代理的天下（自组织或政党委托，德制学选政府代理）。欧美思想界所说的“后现代”对前两个阶段的理性不分好坏，一律“解构”（如德里达），或用个体审美（诗境）来替换理性，重新定义现代性（如福柯）；共同点是减低复杂性（参见本书3.3中的正名50）。试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进行理性对话的努力（如哈贝马斯）有待于用构造性整合理性（公正三表）来扬弃不变式理性：现代性（简单科学，政府主导社会保险）与中华传统（复杂科学，政府主导抗大灾，宗族稳定社会）不对立，可互补；启蒙与浪漫只在欧美有对立；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对中华来说是大同（理性）小异（工具异于人文），对欧美来说是同异参半。
[24] 参见本书2.3中的2001。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才能保护生态环境（广义“四海”）。复杂科学所认识的“复杂”，最重要的引申结论是人类不能太贪婪，不能太狂妄，不能用不变式还原法来论证出十全十美的“积极保护”方案：既开展森林旅游，又保护森林生态，美名之为“生态旅游”。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二者不可兼得，“消极”才是上策（详见张祥平《要想“护”，少修路》，《森林与人类》1999年第11期，第9—10页，该文尾句是：“……两重含义：一是脚下之路，二是欧美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仿此，对于北极、南极、珠峰，不当“征服”（其实不过是“涉足”）。征服心态可溯源于原始的犯上作乱（生理反抗，参见本书2.2中的0102）和重演同城分层的年级班级中的生态位（参见本书4.3中人生公理1）“坏小子”情结（恶作剧）表现为另类“擦边球”，既反客为主，又不与主流社会相冲突，与涂鸦艺术类似。
[25] 形成于殖民过程的土地价格体系不适于缺少可殖民土地的地球，两次世界大战和79戊子（西历2008）年金融危机都与此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局面可以表述为一块四边形土地已被瓜分，新崛起的工业国要参与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局面可以表述为因苏联作为工业国而更缺少可被瓜分的土地，德国利用了英法对新兴工业国苏联的疑忌；金融危机之前的局面可以表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横向（美国式大农场及相关服务业，参见3.3中关于多哈回合谈判的讨论）到纵向（金融及相关泡沫）发展的潜力已尽，即以四边形土地为底的立锥体失去均衡，底面积太小，锥体太高，中间的虚拟成分太多；金融危机之后，虚拟成分锐减，只允许较低高度的锥体（美国降而复苏，欧洲可降余地较少，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其他地区的本锥不高，但来自欧美的“滴下效应”锐减）。提高乡土价格可表述为：在上述立锥体之内建立许多小立锥体（每个底是一块乡土），促使社会结构的重心下移，减少虚拟成分，即使保留原有的锥体高度，也较少失衡（参见本书2.1、2.4，以及3.3中的案例分析）。上文中的“四边形”可以用“三角形”或“圆形”等取代，相关于运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及相关图形的习惯（默而识之，参见本书1.3，以及2.3中的0702）。“底面积太小，锥体太高，中间的虚拟成分太多”还使缺少基督教传统和相对健全市场机制的国家不得不运用政府调控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增大管理成本，逐渐形成“剪不断，理还乱”（李煜：《乌夜啼》）的局面：如果“豆（逗）你玩，蒜（算）你狠，姜（将）你军，糖（唐）高宗”（引自79庚寅6月、9月新闻，西历2010年8月、10月）和“猪周期”“花你钱”（次年新闻）及“向钱葱（冲）”（隔年新闻）的问题都要依靠政府储备绿豆、大蒜、生姜、食糖、花生、大葱，以及组建规模化猪场来解决（如同储备小麦大米一样），那么不但增加管理成本，而且需要一定面积的土地新建仓库和猪场，进一步加重土地失衡的局面；而乡土自组织通常不必专设仓储就能解决这类问题。农村信息服务站变质为网吧的问题（隔年冬新闻）仿此。多彩生活比比皆是，复杂科学无处不有（横批：人生幸会）。
[26]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支持、保障、帮助一定面积土地上的人口组织起来，由这样的基层自组织（如宗族）来解决多数国民的温饱、就业、教育、养老、医疗、乡里的内部安全等问题。宗族存在的目的是族人的生存延续和光宗耀祖，这与公司（也译为法人）存在的目的（不断赢利）有很大不同。良好的宗族自组织使土地价格提高，有利于政府推进环境保护和长治久安，并促使政府公正选拔管理者（如采用科举选士）。良好的公司自组织使公司市值提高，逼迫政府不断扩大经济规模（否则就因赢利减少而解雇员工），从民用到军工，从共享发展到重赏勇夫（含技术创新），弱化累进税制，弱化工会作用，不利于环境保护和长治久安。中华文明较早成熟，所以先已达到了较复杂的先进阶段。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源于把宗族看成阻力；如79年壬辰7月初4秋14（西历2012年8月20日周1）新闻报道云南大理13名农民工子女替父母讨工资，源于老板利用了无宗族后盾的农民工个体软弱可欺。媒体后盾固然强大，却是杯水车薪，只能为少数人作支撑。附诗《观匈牙利影片：约会九次半·79壬辰10月初1冬7，西历2012年11月14日周3，次日变换唐诗加旁白，对冲冷幽默》：离离唯物草（离宗教之小国，文明降格多），一谎一枯荣（离乡土之小人，谎言开路）；灯火烧不尽（灯红酒绿调情，竟然阴转晴），西风吹又生（金教中上层需教，下层只认金）。欧美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正在走向较复杂的阶段，即：从“社会—个人（法人）”（第一条道路）或“社会—集体”（第二条道路）到“社会—社区—个人（法人）”（第三条道路）再到“社会—社区（乡里）—宗族（乡企）—个人（法人）”。参见本书2.1中关于“众星”的讨论、2.4中关于“敬宗收族”的讨论、3.1中关于“家乡”和“族有权”的讨论、3.3中关于“乡土价格”的讨论。
[27] 参见本书2.3中的2001，以及2.2中0412的图十说明。士佐天子的最重要的三个问题依次是（参见本书2.2中的1207）信（社会信用和对社会秩序的信任）、食（经济、民生）、兵（国防）。79壬辰（西历2012）年要靠提高社会信用来解决，敬宗收族基础上的科举选士是必由之路（详见本书2.4）。有的学者和把问题归结为生产者（工农）与资本（老板、商人、金融家等）之间的不对称，需要进一步认识到深层痼疾是老板不守信用（如欠工资、加工时等）的违规成本太低，商人不守信用（如劣质餐饮、劣质电器等）的违规成本太低，银行坏账的违规成本太低，等等。在中国，提高违规成本而又不增大管理成本的方式只能是敬宗收族，宗族担保信用。跨过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中国要提高社会信用，不可能依靠基督教背景下的法制钱选方式，也不可能依靠魅力领袖的群众运动和唱红打黑方式（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对于“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的方式是接受经验（如家族、股份、承包制等）和教训，不要重蹈复辙（如卫星田、红卫兵、邪教等，又如“文革”破旧立新重蹈王莽“革汉立新”的复辙，详见张详平《制度对话》，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8页）。
[28] 轴心时期经典（中印希罗）是语言文字再造场景（参见本书3.1）的最高峰（时代剧变引起贵族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探索，参见下文），奠定了后来文明社会的大框架、大气象、大方向。当社会走偏之时，只有“复兴”（含文艺复兴）才能回归正路。语言文字再造的场景内含长程历史、数理图形（默识）、相关推理；这使得除了学者对局或专访之外的电影、电视、动漫等望尘莫及。后者主要是用坐姿卧姿来“复兴”原始人直立行走的丰富图景；自然图像和天籁之声是猿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29] “《诗经》位列‘四书五经’之首”的说法有误；引文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Ａ4-Ａ6版《独家报道：〈诗经〉探源》的编者按。该报道（唐红丽、袁正洪、张炳华）显示：流传至今的湖北房县民歌中内含许多《诗经》文句。依本书考订（见2.2中0320）当为尹吉甫夫妇及其后代所遗。这个结论与该报道中的动植物地理特征、部分作品创作于尹吉甫死后、儿童为死者唱《诗经》的仪式等内容相合。
[30] 春秋时期是33己未至38癸酉，西历前722—468年，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27年。
[31] 西周时期是28乙未至33庚午，西历前1046—770年。
[32] 红山文化后期约8丙戌至9癸酉年，西元前2277—2208年，即虞舜时期。
[33] 详见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第二版），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6、205—206页。
[34] 《道德经·第48章》。
[35] 现代所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应名正言顺地表述为“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次之”。不正名的初衷是教官员不要浪费，其结果却教官员小看了贪污的风险。现代奥运的宗旨“更快更高更强”应该正名为“更快更高更强，化战场为赛场”，满足生态位本能，即宣泄国家主义的原始冲动（如升国旗奏国歌等）；武术立项需用传感器（如太极拳推手的发力强度和峰值间隔时间）显示屏等电子技术来增加观赏性和裁判性。不正名的结果是欧美主导修改规则，违规处理双重标准，有的过重，有的不罚；伦敦第30届夏季奥运会羽毛球“比输”（更慢更低更弱）和自行车“假摔”（类似于“悔棋”）只是冰山的二角，山体包括不明显的“比输”、高科技泳衣、内裤、准兴奋剂等。
[36] 详见上引《〈易〉与人类思维》（第二版），第181—191、155页。
[37] 疑为非理性的原因之一是断章取义，如《周易》系辞上第十二章“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中的第一句（言外之意义）理性较弱，第二句（借助代数几何化来进行感性与理性沟通）理性较强（参见系辞上第二章和系辞下第二章），第三、四句理性更强（参见本书3.3中正名25、正名26、正名30；适度留余的理性需要变通来落实到操作层次）。如果只取第一句，就会得出“知”是“审美和认知兼具性的”结论（参见美国安乐哲《以“象”为意义：儒家知识论引论》，《中国儒学（第一辑）》第27到47页，引文见第47页。）疑为非理性的另一原因是以高为低：理性由低到高的层次是识别事实，过期语词——测量，归类——归纳演绎（以上是基础三层，见图一）——预测检验（科学）——形而上检验（纯数学）——非数学升层（含语言升华——价值评估——感情强化——同类比较——范畴思辨——返归事实本身加周流事实之间，即默识学，参见本书2.2中0219的页下注）；儒学达到了理性的最高层（复杂科学、默识学），受欧美局限的学者把最高层当作基础三层，即以高为低。有如“树已千寻难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客与张之洞作）曾被认为是无情对，但如果加上双关横批“绝对无情”，则教人情可以堪：树已老，果不相认。
[38] 儒学作为复杂科学（物性、心性、群性），先已达到欧美社会人文之学在温差液花实验之后应达到而尚未达到的高度。尚未达到的原因是：虽然后者一直以物理学为标准范式，但是温差液花实验之前的范式难以与物理学的新发现同步改变（成性存存，参见本书3.3中的复杂第二规律）。需要用公理提升各种“主义”的理性、为“某某学”正名、用复杂三规律和生命科学中的重演律替换不留余地的线性规律、用结构表来定位“某某论”的应用范围。例如社会公理1（见本书3.3）不但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参见本书3.3中的正名01），也是利博（自由）主义的背景（个体欲念受到好制度的保障）、共和主义的前景（民选主制度，不保证人人自由）、实用主义的最大效果（群体延续，参见3.3中的社会定理１）等。儒家与利博（自由）主义的五个大同小异是：入世可操作（德制学选、法制钱选）、不赞成实质平等（须借靠礼、法律）、尊重理性（构造性整合、不变式还原）、尊重基层自组织（宗族、公司）、主张近取诸身的价值观（二人本位、个人本位）。再如“政治学”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性探究（参见本书3.3中正名06，国的层次高于家，低于天下），要借助述比默识来总结经验教训（参见本书3.3中复杂第一规律和图十二）。又如表二（见本书3.3）5l中的国防抗灾医卫可应用系统论，选举行政可应用控制论，信念信用信仰可应用信息论等。
[39] 例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蛙》等十部小说可说是《聊斋志异》的现代版，其中“属于自己”的看法、阵地、人物、叙述（引自刘慧《莫言专访超现实的想象力源自何处》，《北京晚报》2012年10月13日周6第25版）相当于属于蒲松龄的志、斋、狐、聊。
[40]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68页；引文括号中为祥平所加。另参见第569页：“然帏闼之事，本难全详。传者既无的据之验，疑者亦何从为稽诘之地哉？今并举而著之，亦足使读史者知此故实之不尽可信耳。”总之，正反双方都没有确切的依据（的据）。相比于后人经怀疑而自撰（被钱穆并举）的各种推测来说，司马迁更“的”，因为“不尽可信”的史料（不是《国策》）比“不尽可信”的推测（皆有漏洞）更可信。第563页的“诬史”之断。与第569页的结论不相符合，后文是经过更多探究之后的结论，而未再改前文。钱穆行文，常有此遗憾处（参见本书2.2中0219关于《春秋》的页下注，其中，子夏“实在东土”教授的结论是经过更多探究之后的结论）。从第563页关于吕不韦、嫪
、始皇母的文献可推测，把“政为吕子”传至世人的途径是：更年期的始皇母——嫪毐——世人，从而引发嫪吕之争；或：在嫪吕政争之中，嫪毐故意泄密，嫁祸于吕。
[41] 《王力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42] 详见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第二版），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43] 诗歌文学史中，时代与大势、文人与民歌、内容与形式等的讨论也须以“经”通之，即从日常语言偶发的节奏火花）如《易经·归妹541666、中复614892等》，参见本书1.3），到原发的创新《诗经》（参见本书2.2中0320的页下注），接下来是中原复杂科学（物性儒学）与楚文化交融而生《楚辞》（参见本书1.3中“至大无外”的页下注），中华文化与佛学东来层层交响而生唐宋诗词。后二者的共同点是诗人观天识地，仁民爱物；不同点是《楚辞》处于复杂科学的边缘，唐宋诗词已在其中，原因是两汉尊儒读经，社会儒化的过程自士吏至其他文人（汉赋之气象源自五经，参见本书1.3中的《象》《彖》等；班固五言诗《咏史》则兴于经史关怀下偶发的节奏火花），渐至民间（包括落魄或获罪逃亡的有文化之人，如乐府《东门行》；以及在社会升层过程中的起伏者，如乐府《十五从军行》）。
[44] 秦晖：《牟宜之诗研讨会（北京）》发言，79己丑5月25芒13，西历2009年6月17日周3。
[45] 再如“鸦片战争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它对中国国内影响不是太大，只限于广东一带，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是太平天国，大概几百万中国人死去，中国的经济中心江南一带都乱了”（引自张英、赵蕾、张怡微《中国故事：18世纪的成功和19世纪的失败——专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南方周末》2010年1月28日E22版），试图分隔解剖鸦片战争（广东，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天王）的密切关联，不适于认识中国近代史。有的西方学者把鸦片战争（武装走私引发的战争）说成“贸易战”，更是试图混淆视听（依此，则非武装走私可以说成高尚的贸易）。至于林则徐雷厉风行禁烟，是时局使然，激励后人前仆后继，使中国的现代化在东方既超印度（不“操之过急”），又超日本（从维新极端走向军国极端），不应以西式规则化布局来评价，参见本书3.3中“非线性放大过程把各种假想（理想）布局边缘化”的页下注。又如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也不能割断历史脉络，不能以局部推论整体，参见本书2.1中关于政治儒学的页下注。较微观的社会人文研究也需要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方法来约束只凭“想象力”做出的因子布局，例如一个老干部从反对女儿穿西式服装到自己学习打领带，不宜简单说成“文化反哺”（周晓虹：《锻造社会学想象力》，《光明日报》2011年7月13日第11版），需要从整体到局部（述比默识的想象力）地认识到社会转型的主导作用；即使没有子女的老人，也会在转会转型潮流中接受“社会濡化”（不同于代际反哺）。
[46] 《史记》卷97：“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引自清代司徒修则卢氏选辑《纲鉴择语·卷二，汉高帝，陆贾》。
[47] 张祥平：《制度对话》，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１１４—１１５、１８７—２６４页。
[48] 张祥平：《德制学选容融法制钱选——中国引领现代化第三阶段》，载《改革开放与中国前途——儒家的义理、价值、动力及当代探索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泗水，７９己丑４月初1谷6—谷7，西历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５日周6至周日。
[49] 对图中内容进行以下替换，有助于理解欧美经典中的社会人文：道→（宗教）哲学本体（含上帝）、天→上帝创造世界、天道→自然科学的结论、天下→纳慎国家（旧译民族国家）体系、人道→神授君权（或民权、或人权、或私人财产权等）、“明君，贤人，为政以德，正名言行，礼乐刑罚”→“专制或民主，封建或帝国或法制钱选”、摹略万物之然→分科专业布局、至诚→悔罪信上帝（或信科学，或信感觉等）、君子淑女→绅士女士（或中产阶级，或社会精英等）、无善无恶→有原罪、受之父母→受之上帝（或古猿）、仁→不被定罪（天堂），制度→立法、议礼→义务教育大纲、考文→追溯宗派背景；其他方框可不替换；五个“相关”分别替换为哲论、象限仪、合约、社会保险取代家、国面对个人。
[50] 引自黑格尔《贺麟全集·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09、382、386页，引文括号中为祥平所加，下同。参见该书第181页“思想的直接性（正，存在）……反思性或间接性（反，本质）……返回到自己本身（合，概念）……自身持存（序，理念）”；第185页“纯存在或纯有（道）……既是纯思……又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第187页“‘有’是第一个纯思想（源于化物为奴）”，第189页“而‘无’也同样的没有规定性……‘有’与‘无’的区别，便是没有共同基础（‘思想’除外）的区别。因此两者之间可以说是没有区别（一阴一阳之谓道，纯存在=纯有+纯无）。”第195页“定在或限有（形而下）是具有一种规定性的存在，而这种规定性就是质”；第204页“自为存在（形本身），作为自身联系就是直接性（相当于科学中的事实），作为否定的东西（非事实）的自身联系（事实+环境+过去未来）就是自为存在着的东西（天，事实+最大的环境+最长的过去未来），也就是一。”第208页“（无量纲的）量不是别的，只是扬弃（量纲被除去）了的质……不过渡到别物……”以上引自该书“存在论”，即对“思想”分隔解剖，进行还原，得到三个基本因子（纯存在、定在、自为存在）。“存在论”的复杂化是“本质论”（第220页“本质是映现在自身中的存在”），用基本因子来布局“实存的根据”、“现象”、“事实”。进一步复杂化为“概念论”（第303页“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而且包含这两个范围中全部丰富的内容在自身之内”，第302页“概念在它的自身同一里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东西”）和“绝对理念”（第382页“绝对理念……本身就是概念的纯形式（内容的数理表述，参见第261页：内容非它，即形式转化为内容；形式非它，即内容转化为形式）”，第383页：“绝对理念的内容就是我们迄今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任何事物，一孤立起来看，便显得狭隘而有局限，其所取得的意义与价值即是由于它是从属于全体的，并且是理念的一个有机的环节”。用构造性整合法对事实求同存异，整合之后的“整体（全体）”不称为“绝对理念”，而称为“道（形而上）”或“天（形本身）”，参见第386页“自为的理念，按照它同它自己的统一性来看，就是直观，而直观着的理念就是自然……直接性的理念，作为它的反映，自由地外化正如贺麟先生所说：“唯心主义讲到了头，就是唯物主义。”（参见张祥平《儒化西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137页，引文见第96页。）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唯天”或“唯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比天更本源，所以个人可以“志于道”、“修道”、“中（读众）道”（《论语·里仁0409、述而0706》，《礼记·中庸523101、533120》），不能“志于天”、“修天”、“中天”。在西学之中，黑格尔的学说相对复杂，所以与“天”相衔接——“儒学术语容融西学术语的必要条件是：儒学简化到一定程度，西学复杂到一定程度，两者在某个程度上相互衔接或重合”（同上文献第98页），但是黑格尔学说的复杂程度较低，所以“天”的内涵较丰富（见正文）。
[51] 参见《论语·阳货1719》“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周易·系辞下，第一章》“天地之大德曰生”；《礼记·中庸523101》“天命之谓性”；《周易·系辞上，第十一章》“天垂象，见吉凶”；《尚书·甘誓207102》“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论语·先进1109》“天丧予”；《左传·僖公十三年冬051324》“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左传·宣公十五年夏071522》“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尚书·太甲中315203》“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逃）”、《礼记·缁衣553315（简牍无）》“《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孟子·公孙丑上0304，离娄上0708》“《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对比可知，孟子所引为原初文献，汉代《礼记》已被增改，后来的“今文无古文有”的《尚书》承汉代衣钵。
[52] 仿此，作为《尊德义》和《天登大常》的进一步细化，《六德》的第一句应该是第47简（以下引文尖括号内为祥平据简缺之空格所补，方括号中所补据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祥平厘定各篇顺序过程中曾参照郭沂、李零等）”＜六德顺天，＞［大者以治］人民，小者以修其身，为道者必由（以下是第1—5简）此。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如道导人之（以下为第7—10简）＜善也，由其道得人。＞（苟不）由其道，虽尧求之弗得也……六德者（以下为第11—12简），＜率人使人教人者也。苟＞赏庆焉……苟贤＜莫不举也。以此举六职者，莫不为道＞。（以下为第13—25简）＜以此任六位者，莫不为道＞。［任］诸父兄……亲此多也，钦此多［也？］，美此多也，道御止。（以下是48简）此亲戚远近，唯其人所在，得其人则举焉，不得其人则止也。（以下是第26—46简）仁，内也……三者，君子所生与之立，死与之敝也。（以下为第6简）君子如欲求人，道＜导之也，亲父子，和大臣，聚人民，使足以＞（以下为第49简）生。故曰：民之父母亲民易，使民相亲也难。”《性自命出》第一句应该是第36简“凡学者求其心为难”（标题应改为《学者求心》，顺序是36—67、1—35），这样就与《六德》开篇呼应，也与《六德》末句相衔接。从郭店简牍的出土地点及中短简和短简来看，这一批简牍是荀子的门人（或孙代门人）所藏，并作最短简。中长简为子张门人所作。短简持续了子张学派的探究：《语丛三》是从天人到名物再到社会人文（顺序为17、58、20、21、67—72、19、64—66、32、33、45、26、27、29、18、59、52、53、46、38、39；57、61、1—８、30、31、40、28、47、9—16、22、24、23、25、35—37、62、56、60、55、34、63、48、49、54、41、44、42、43、50、51）；《语丛一》中的两个“凡物由望生”（第1、104简）分别相关于识别测量（简1、3、96、2、49、4、5、90、12—14、6、7、71、72、102、105、106、10、11、8、9、16、15、17-24、74、26—30、76、67、53）和社会人文（简104、68—70、87—89、59—61、36—58、32—35、62、25、63—66、73、101、78、80、81、77、82、79、83—86、100、91—95、31、99、98、97、103、107、108、110、75、109、112、111）。最短简《语从二》是从识别测量延伸讨论人文：开篇为简44“名数也，由黄（？）鲧生”（由测量单位及识别对象而生）；接下去是40、41、49、38、39、47、48、52—54、42、45、46、43、50、51、6、1—5、20—24、13—19、7、10—12、25—27、8—9、28—37。总之，短简和最短简是《系辞上传》第四章“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系辞下传》第一章“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后续之论（文明纲，参见下节）。
[53] 遗存社会证据是人类学中的事实，不包括人类学中的理论，参见叶舒宪《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书城》1994年第1期，第10—12页。
[54] 例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引自《周易·系辞下传》第六章，朱注第七章）在历史上曾被理解为周文王受拘而有忧患，但是从现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要》中孔子所说“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可知，“讳而辟咎”的文王未作《易》，“然后”指武王继“作”而伐纣成功（然）之后召（读邵）公作《易》。召公的忧患是武王取天下之后的文治或文化合法性，即需要文化上的创新来平衡商殷的“天球、河图”，本朝（周朝）不能只有“赤刀、大训”（参见《尚书·顾命450104》）。召公的创新不但有《易》，还有洛书，有效地加强了周朝的文化合法性（参见本书1.1中所引《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春032221》、1.3中的图4、2.2中的0314）。
[55] 从《尔雅》的书名（你们的雅言）和内容（中原文献中的名实相关）可知：《尔雅》（汉传宋本的三卷）是秦灭六国前后官方（吕不韦？李斯？）组织编撰的工具书，用来帮助秦贵族和文官掌握中原文化。编撰者来自中原，对秦人来说是“尔”，项目名称是“尔雅”，类似于现代的“863工程”。另一方面，编撰者中没有鸿儒大家（吕不韦只是商人，李斯在荀子那里只学帝王之术，专攻政治），所以该书只是“採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四库全书评语）。秦人难以借《尔雅》而速成中原文化，反倒滋生“羡慕忌妒恨”，直至焚书坑儒。因此，《尔雅》在汉代未被认作经典。自汉至东晋郭璞之前，关注该书的学者水平都相对不高（郭序：“虽注者十余，然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略漏”）。郭璞是现代意义上的博物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兼特异功能预言家），不但注《尔雅》，还注《山海经》、《楚辞》等多书。宋代把《尔雅》（郭璞注，邢昺疏，此时已扩为19卷）列为经典，使得先秦儒家经典体系更加完整，即从整体到达了最基础的局部（识别、关联；参见上文图一）。
[56] 同一文字在不同文句之中应做同一理解：原义，或引申义。如“思”（详见本书2.2中0202）；再如“于”在《礼记·大学604208》（见本书4.3）中所引的诗句和孔子话语中都不是叹词（甲骨文发现之前的汉代至清代学者常难免不同理解），引文中的民止、鸟止、人止、王止与正文中君臣子父及交友中的五止用来平衡前文中的“新”和“极”：内心修养没有尽头，但在日常生活中的落实要有分寸，即止于仁敬孝慈信。又如老子《道德经》第15章中的诗句＜郭店简牍中的“颂”，万历本改为“容”＞依简牍和三纲九目同一律可译为：夜来临啊主动放弃（合成字，万历本改为“若”）完成涉川，考虑到了啊就应该主动卸下心理负担；四邻果敢冒昧啊就应该主动放弃去作客，有远见（合成字，万历本改为“涣”）啊就应该主动放弃求喜欢；新芽纯新啊就应该主动放弃原有的朴素，田土纯新啊就应该主动放弃混浊不堪。竹林能够在混浊中以枝叶来展现清澈，竹林能够在荫庇中以笋茎来展现生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