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萧军与东北新启蒙运动
萧军在哈尔滨时期的文学和社会活动，应归属东北新文化运动，是新启蒙思想的实践活动。萧军新英雄主义的奋斗目标是“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莫过于走思想启蒙的道路。萧军在步入文坛伊始就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不断实践，不断摸索前行。师从鲁迅后更是高举“五四”启蒙大旗，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延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经毛泽东思想的重塑，萧军加深了对新启蒙思想的理解，在新英雄主义双核心思想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对新启蒙的独到见解。1946年，回到东北后的萧军通过演讲、写文章、办报刊和学校等形式来实践这种新启蒙思想。他主办的《文化报》与《东北日报》、《东北文艺》、《生活报》等党的刊物一同成为刚刚解放的东北文化思想启蒙的主要阵地。
然而在哈尔滨统一的启蒙阵营中，萧军所理解的新启蒙思想常常与党的主流启蒙思想发生摩擦并生成不和谐的杂音。萧军的新启蒙思想既单纯而又复杂，说它既单纯是因为它是对延安启蒙思想的移植，而复杂是指这种启蒙初看和党的主流文化所宣传的由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爱国救亡启蒙转化而来的政治革命启蒙并无二样，但仔细研究却会发现，除了对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继承外，其新启蒙思想更多的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的翻新和重读。与《生活报》相比，二者的不同在于《生活报》等刊物更重视政治革命启蒙，而《文化报》则更重视文化革命启蒙。
萧军的新启蒙走的是双轨路线，如果说“里道”是五四文化启蒙思想，那么“外道”就是政治革命启蒙思想。萧军本人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者，他受五四启蒙思想影响极深，所奉行的一直是五四启蒙思想。萧军实际是反对五四文化启蒙和政治革命结合的，但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在延安经历思想改造后，一方面因为自身的爱国思想确实支持这种救亡启蒙，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为了保存自我本色而不得不向政治低头。在实行了“半步主义”后，萧军的启蒙思想开始向新启蒙思想靠拢。对于新启蒙，萧军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文化报》上的新启蒙的实践，既不是革命救亡的单一继承，也不是五四启蒙的简单再现，而是将这种新启蒙的“新”体现在由五四时期简单的反帝反封建、反传统文化转向反蒋、反伪满文化，是一种新的反帝、反封建的细化；由单纯宣扬民主、科学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介绍及普及。虽然如此，萧军在启蒙的实践上还是有意无意地加大文化启蒙的比重，淡化革命启蒙。这就引起党的主流启蒙文化领导者，尤其是谙熟毛泽东对五四启蒙态度的领导者的不满。因为毛泽东对五四启蒙运动一直存有矛盾心理，他更感兴趣的是反抗行为而不是叛逆思想，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抛弃五四批评一切的观念，学会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的“失败是必然的”[1]。虽然《文化报》“这类非学术性的刊物，在当时如同空谷足音，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状况，又推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活跃”[2]，又对刚刚光复的东北人民蒙昧主义加以启蒙，但其还是为主流政治启蒙所不容，这也是萧军被批评、《文化报》被停刊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终，随着《文化报》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的停刊，萧军的东北新启蒙实践也戛然而止。
第一节 启蒙精神的原始构建与正本清源：五四启蒙和新启蒙
现代“启蒙”思想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迄今最著名的回答是康德在1784年应策尔纳请求而撰写的论文——《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在这篇文章中，康德指出：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3]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要求“人”要坚信自己，有勇气运用理智将自己从蒙昧中解放。在康德回答“启蒙”问题的同时，摩西·门德尔松、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阁比、克里斯多夫·马丁·威兰、卡尔·巴尔特等众多德国重要知识分子都参与了“什么是启蒙”的讨论。虽然众人对启蒙与封建、启蒙与宗教、启蒙与政治等问题看法不一，但是在启蒙的理性自由、理性批判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启蒙”这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引发的启蒙思想，从最初影响德、法、英等国漫布到整个欧洲，甚至影响到全世界。
中国现代启蒙思想虽然是从欧洲进口的“精神食粮”，但“启蒙”一词对中国人来讲并不陌生，中国人提出传统的启蒙思想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早在周朝就有了启蒙的观念。“汉代应劭（约153—196）《风俗通》的《皇霸》篇云，‘每辄挫衄，亦足以祛弊启蒙矣。’是为‘启蒙’一词之首见”[4]。其核心内容是除却蒙昧，使理智得以彰显。与小学、大学并列的“蒙学”是中国传统的儿童启蒙教育，这在传承文化和普及教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至于儿童开蒙的蒙书经典在各朝各代更是层出不穷，较具代表性的有《易经》中的“蒙卦”、束皙的《发蒙记》、顾恺之的《启蒙记》、唐朝的《开蒙要训》、宋朝朱熹的《易学启蒙》，等等。此外，诗、文、乐、礼等方面的蒙书也不计其数。由是观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启蒙、开智还是有很深的探究，且成果丰硕。由于有良好的启蒙土壤，当西方启蒙思想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的时候，迅速与本土的启蒙思想融合，为五四启蒙运动准备了条件。
欧洲人一提到希腊就有一种家园之感，中国人则是提到启蒙脑海中马上会想到“五四”。要弄清楚东北新启蒙运动就必须重提五四启蒙，厘清它们的联系。
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东北新启蒙运动，是对30年代末期的新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1937年，“新哲学者”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是对五四启蒙的承接和超越，“不仅要求承接五四未竟的使命，更要求超越五四，在传承五四批判精神的前提下，积极构建中国的新文化”[5]，以期实现抗日救亡。从思想文化启蒙到抗日救亡启蒙再到政治革命启蒙，这三者之间的启蒙精神是一脉相承、逐级发展的。
启蒙的现代性很强，总是随时代应运而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在改朝换代、历史出现较大的转折、新旧交替的时期，知识分子都是心情最兴奋、思想最为活跃的一群。他们批评旧的文化、制度，向往新的思想自由。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也是最容易产生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20世纪的中国便如此。不说辛亥革命，单从五四思想启蒙算起，就经历了五四启蒙、30年代新哲学知识分子的新启蒙、40年代的东北新启蒙、80年代的新启蒙等多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由知识分子引发的，并且都对应着重大的时代变革和社会变革。
一、五四启蒙运动
五四思想启蒙是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原始构建阶段，是“启蒙”这种独特文化范式在中国本土化的开始，“是中国本土化启蒙话语的重要‘支援’系统和参照体系”[6]，五四的核心启蒙思想一直是后来启蒙思想的核心。20世纪中国的每一次启蒙运动都是在爱国的旗帜下开始的，并不断在民主和民族之间切换变化。五四启蒙运动爆发时期，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军阀割据、政府无能，外有帝国主义列强欺辱。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不能收回战败国德国占领的青岛，致使国内民众的反帝情绪达到了顶峰。由于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准备，在北大知识分子群的领导下，五四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结合，使得五四启蒙显示出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是五四的启蒙者们，无论是北大的教师，还是新潮社的学生，更看重的是文化思想的启蒙，对文化和政治的结合并不感兴趣。他们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出的是反传统、去儒化、重理性、追自由的特征。
反抗封建传统思想、扬弃儒家文化是五四启蒙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套用康德所说的西方启蒙“是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实现自我的解放”的话，那么五四启蒙就是国人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得到的解放，是对儒教文化、传统文化的理性批评，是“一种急切的、甚至不完全的从自我奴役中实现的解放”[7]。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五四时期的启蒙者以批判理性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认为儒教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源泉，主张非中国化的全盘西化，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鲁迅、钱玄同等人为代表，将传统文化放入柜中，打上封条；为文言古文喂上哑药，置于墙角。正如黄燎宇所评述：
在现代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之前，恪守儒道的中国人是单纯的社会存在，纯粹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启蒙运动使他有了个性概念，有了独立运用理性的概念。不服从国家或者父母，在儒家传统中等于犯罪，所以这种现象在旧时代的中国属于例外。自五四运动以后，他鼓起勇气不服从父母和家庭，也鼓起勇气抗拒其他外在权威。恪守儒道的中国人第一次以个人主义者的形象，以叛逆和斗士的形象出现在人生舞台和历史舞台。[8]
此时的中国人不光反抗家长制度、宗族制度，还反抗一切外来的对个性的压迫，如对那些旧的婚姻制度、教育制度、礼法制度、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反抗。在当时，反传统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国民性的改造，这是对奴性道德的直接宣战。总之，五四文化启蒙，实际就是去儒化、反传统的文化启蒙。
然而，五四启蒙者的理性批判也并非全部正确，理性批判中也包含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启蒙者对传统儒教文化的全盘否定就缺少理性的眼光。事实上，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不光全是糟粕，值得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还是很多的，如果不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继承，启蒙者也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启蒙者。这正如鲁迅先生如果没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基础，就不会成为新文学的伟大作家一样。1918年，北大成立了“进德会”，提出的“八不”原则实际上就是古老而备受推崇的儒家道义的回归。正是中国古老的启蒙观念为五四启蒙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所以对传统文化进步意义的通盘抹杀，就是对这土壤的污染，是对启蒙环境的破坏。即便如此，在那以“动”为中心的启蒙时代，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的，在启蒙思想的光环照耀下，这些瑕疵很快就被淹没了。
重理性、追自由是西方启蒙的一个重要特征。康德认为“启蒙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实际上，一切事物当中最没有害处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称为自由，亦即在所有问题上都公开利用一个人的理性的自由”[9]。福柯也认为“启蒙是一种批判的生活态度”[10]。与欧洲和日本的知识分子相似，在中国重视理性批判、追求思想自由也是五四启蒙的重要表现。启蒙者认为最符合知识分子活动的特点是“批判理性”，它最适合知识分子的天性和需要。《新潮》的创刊者之一，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新潮》创刊词中提出“思想自由”的口号，傅斯年也提出“基于公众福利前提的自由地发展个人”[11]的观点，这里“罗家伦和他的新潮社伙伴们为之奋斗的思想自由，就是渴望实现个性自由”[12]。知识分子的这种源于五四时期的保持独立个性、追求思想自由的品性对中国后来知识分子影响极大，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一代代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中流淌。对于启蒙与政治的关系，西方学者认为“启蒙这个过程就是对政治权威所依据的传统信念模式进行破坏，从而把政治学归结为专制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野蛮战斗。”[13]在中国由于理性的批判和对个性思想自由的追求，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反传统、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严重。一方面因反传统的叛逆心理使他们具有坚持思想启蒙和政治变革的双重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对自由的追求，他们又反对文化和政治的完全结合，将“学而优则仕”扫地出门，坚持不为官，以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北大的“进德会”。“进德会”是蔡元培在1918年发起成立的，北大的师生有很多人参加。“进德会”要求有“八不（八戒）”原则，又分三种会员：“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14]这里面的“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的要求，就是否定“学而优则仕”的最有利证明。尽管后期“进德会”的个别成员走上仕途，但是这种独立品性却流传下来，后来的胡风、萧军、丁玲、沈从文等人不愿为官的心理都是对这种精神的一种继承。
五四启蒙者在追求思想自由的同时，从未忽视思想自由的主要障碍——中国缺乏民主。所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并以此来代替传统儒学，把它们作为反传统的方法和态度。于是“民主”和“科学”成了启蒙的口号，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新哲学者”提出“新启蒙运动”以后，才被新启蒙的“民族”和“救亡”的口号所代替。
五四启蒙是资本主义的启蒙，其主力军为知识分子，启蒙的范围也局限在知识分子层面，没有渗入大众中去，没有工人、农民参加，这是它的不足之处。但它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却深入人心，尤其是五四启蒙的反传统、去儒化、重理性、追自由等内容在1937年被重新提起，经批评和反思后加上时代因素，被继承和超越，从而掀起新启蒙运动。
二、新启蒙运动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由“新哲学者”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运动、理性运动”[15]，是中国启蒙运动的正本清源阶段，是在继承五四启蒙思想的基础上由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启蒙向多阶级、多阶层的民族革命的救亡启蒙转变时期，同时也是由五四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启蒙向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启蒙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逐渐松动自身的个体意识并向群体意识转换。于是，走出“亭子间”的新启蒙知识分子不仅成为革命的追随者，而且还是革命的合作者。启蒙和救亡得以结合，革命救亡成为新启蒙的载体。
新启蒙运动肇始于1936年，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此时已经沦落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五年之久。当时面临着日本对华的全面侵略，国内民心一致，要求民主、宪法和统一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启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最早提出新启蒙运动建议的是陈伯达，他在上海《读书生活》（1936年9月10日出版）杂志第4卷第9期上发表的《新哲学者的自己批评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中提出这一建议。陈文认为：
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哲学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则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16]
在文中，陈伯达表述的重点一方面宣扬了新哲学的方法——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要求建立反封建的文化联盟。不久，陈伯达又在10月1日这天的《新世纪》第1卷第2期上发表《论新启蒙运动》一文，提出反异族压迫问题，并将文化救亡和反封建礼教问题归并一起。他指出：
我们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新启蒙运动——也就是我们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在这里，我们要和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爱国主义者，一切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自然科学家……结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17]
这篇文章集中体现和反映了陈伯达的新启蒙观念，点出新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爱国文化救亡运动。为声援陈伯达，艾思奇在10月10日的《生活星期刊》双十特刊上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一文来支持和补充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对于新启蒙运动的“新”字，启蒙者表示，“是表示它是过去启蒙运动的综合，经过扬弃的作用，已把启蒙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了”[18]。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众多学者参与到新启蒙运动的倡导和讨论中，张申府、朱光潜、蒋弗华、炯之、柳湜、狄超白、沈于田、江陵等人都著文表明观点。1937年，新启蒙学会在北京成立，五四启蒙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启蒙的价值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自觉地传承下来。“‘新启蒙’既然是五四启蒙的继承，它的发动就离不开对五四启蒙及其后社会文化情形的反思或批评。”[19]五四启蒙思想是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点，它的爱国思想、批评理性、思想自由、反封建传统等特征都被新启蒙继承下来，并结合时代要素被重新整合发展。
爱国主义是五四启蒙的重要特征，反对“二十一条”、痛恨军阀政府无能、渴望国家富强是五四运动的根本目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运动一样，也具有爱国主义特征，同样是一场思想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说新启蒙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只是就它的效果上，就终归的目的上说的。无论一篇科学论文，或是一篇文学作品，只要它是现实的反映，对于我们认识目前的局势有好处，那就可以说是爱国主义。”[20]新启蒙与五四启蒙所不同的是，五四启蒙时的爱国主义运动主要是针对国内政府或具体事件，新启蒙爱国主义运动是直接由外来侵略所引发的，这种启蒙的爱国主义情绪显得更为激昂、高涨。
理性的批判是启蒙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新启蒙运动一样具备这种特征，且新启蒙者将五四的理性批判的意义进一步深化，赋予了新的意义。启蒙者将理性作为态度，批判作为方法，他们认为理性的新启蒙运动是强调思想的积极面。“每个人都要有理性，都应运用思想方法，不应感情用事，常起冲动。想一个问题，做一桩事情，都应该问为什么要这样。不盲从、不迷信、不武断、有理性、有思想、有头脑。”[21]启蒙者提倡理性，反对感情化、情绪化。不同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则是从对封建道德文化的批判转向容易被侵略者和汉奸文人利用的文化糟粕的批判。
在思想解放方面与五四启蒙思想一样，提倡思想自由，主张“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这与陈伯达论述的新启蒙运动是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理性的运动是一致的。但是在思想自由这方面，新哲学者对自由的论证和五四时期对自由的认识还是有较大的差别的。五四启蒙者所追求的是人道主义自由，是个体的个性自由和思想自由，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抵制儒教思想，主张思想的“非中国化”的全盘西化。新启蒙倡导者则认为“所谓思想的自由就是说应该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上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存在”[22]。这实际是鼓励自由思考，反对外来思想和外来权威的侵袭，较五四时期对自由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新启蒙的理性思想特征。
“只有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演变进行一个无情的‘否定主义’的批评，才有可能赎回启蒙运动‘过去的希望’。”[23]对五四启蒙思想的继承过程中，新启蒙者对五四作了批判性的肯定，他们不断地批评、修正和发展着五四启蒙思想，除对思想自由的重新定义外，新哲学者们还纠正了当年五四启蒙最大的不足和弱点，那就是五四启蒙对象过于单一的问题。五四启蒙的参与者主要是知识分子，没有波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参与在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看来是不算成功的启蒙。新启蒙运动最终目的是“要把四万万同胞，从复古、迷信、盲从的愚昧精神生活中唤醒起来，要使四万万同胞过着有文化，有理性的，光明的独立的精神生活”[24]。他们希望新启蒙能关照全面，不要放弃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不要放弃群众。同五四启蒙比较起来，新启蒙的启蒙对象则显得更广泛、更合理、更加符合启蒙的要求。由于新启蒙的倡导者是由五四时期的老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理论家组成的联合阵线，所以文化和政治问题自然不能回避。在经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和杀戮终于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他们为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而苦苦挣扎，革命救亡思想使他们清醒，并在文化启蒙的同时开始试图兼及政治革命，将文化启蒙作为政治革命后的理想来期盼。在担当起救亡重担后的新启蒙者不得不扬弃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不群的个性，最终实现了文化和政治的结合，救亡正在代替启蒙。
经过近两年的讨论，启蒙者对于这一运动的性质内容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概括起来就是：“（一）新启蒙运动是思想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运动；（二）新启蒙运动是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运动；（三）新启蒙运动是理性运动；（四）新启蒙运动是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25]新启蒙运动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使知识分子在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的作用和地位的同时，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虽然后来新启蒙运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暂时告一段落，但启蒙思想早已在进步知识分子思想中扎根。新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变成了革命的追随者，还成为革命的合作者。在经历了上海—北京时期新启蒙的构建后，新启蒙运动就一直在进行。
三、延安时期的新启蒙思想
延安时期的革命启蒙思想，是新启蒙思想的延续和变体，故称其为延安新启蒙思想。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的倡导者主要由五四老战士和共产主义理论家组成，这些人中有很多共产党人。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陈伯达、艾思奇是党内重要的马列理论家和哲学家。伴随着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到达延安，新启蒙部分理论观点开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采纳并接受。这些人中对毛泽东影响较大的是新启蒙哲学家艾思奇。《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的两部哲学著作，毛泽东曾在延安窑洞里的煤油灯下仔细阅读《哲学与生活》这本书。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延安后，毛泽东还致信与其讨论作品中的哲学问题，而《哲学与生活》正是新启蒙运动讨论时期的作品，这显示了毛泽东当时对新启蒙运动的关注。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新启蒙精神的复兴是“文化革命深入”[26]，是在反革命阵营中革命的深入，这也是国民党“文化围剿”惨败的原因。这一评价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新启蒙精神的肯定。
新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所以在延安被共产党文化思想界所接纳，主要应归功于毛泽东和周扬两人，这在他们延安时期所做的讲话和文章中都有体现。本着继承、扬弃和超越的观点，对新启蒙的“中国化”、“文化救亡”、“反专制”和“群众启蒙”等思想加以继承发扬；对“反传统”、“思想自由”、“理性批判”等思想则进行改造或部分扬弃。经毛、周二人及党内其他文艺理论家的发展，延安时期的新启蒙思想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四化”特征，即 “中国化”、“政治化”、“工具化”和“通俗化”。
（一）中国化和通俗化
启蒙中的“中国化”、“文化救亡”、“反专制”等思想，被全面继承。在延安，直接被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政治理论所认可的是张申府在《论中国化》一文中提出的“启蒙的中国化”思想和陈伯达的“中国化运动”的主张，尤其是陈伯达的观点。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会六次会议上谈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7]这段讲话既点明了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又指出当前的文化和文学也要中国化，从而在文学领域引发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这种“中国化”的提法，实际是与新启蒙理论家对五四启蒙倡导者的“非中国化”的反驳是一致的。对于民族形式问题，周扬也认为把艺术和大众结合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是利用旧形式，“民间旧有的形式，一则因为它也是反映旧生活的，即反映建立在个体的，半自足的经济之上的比较单纯比较闲静的生活的，二则因为在它里面仍然包含有封建的毒素，所以它并不能够在那一切复杂性上，在那完全的意义上去表现中国现代人的生活”[28]，所以必须改造。周扬表明自己对民族形式的看法，认为民族形式就是民间形式的观点的同时，指出必须对民间形式的封建毒素进行改造，要利用“旧瓶装新酒”。在周扬看来，中国文艺理论没能得以建构的原因就是由于文艺工作者盲目地追逐西方文艺潮流。这种文艺民族化的态度实际就是文艺的“中国化”。“延安文艺整风后，周扬更是把对这个命题的思考开始贯彻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上来。”[29]此时，启蒙思想已经被“通俗化”了。
启蒙“通俗化”表现在多方面。在群众启蒙方面，因在新启蒙运动中新哲学者们已经指出了五四启蒙的不足——那就是启蒙运动中没有工农群众的参加，所以新启蒙者要求不要放弃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不要放弃群众这一点也被延安文化界接受。在革命启蒙方面，毛泽东一再坚持走群众路线，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抗日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这种观点他多篇作品中都有提及。在文化启蒙方面，表现得最全面的就是他在文艺界整风运动中的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讲话》中首先提出的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指出了文艺要为大众服务，具体到“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30]，是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这是对启蒙对象的一个细化，进一步扩大了启蒙对象的范围。
因为契合了抗日的主题，新启蒙的“救亡”思想直接被延安继承，并进一步用“革命救亡”代替了“文化救亡”。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31]。对于这二者的关系，周扬也在《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一文中指出：“文艺和政治是由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辩证法地统一了的，而文艺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32]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就这样被定性，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不属的个性、拒绝文化与政治结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政治化和工具化
对于新启蒙思想，延安思想家并非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原封不动地取为己用，而是对“反传统”、“思想自由”、“理性批判”等思想观念进行改造，保留了于革命有用的积极要素，扬弃了对革命有害的消极成分。
在反传统方面，新启蒙者反对国民党右翼的“国粹派”，主张从封建传统下解放自己。他们反传统、反专制、反儒教学说，破除一切封建残余。但是新启蒙者和五四启蒙者不一样，他们反传统显得更加理性，反对感情化、情绪化。对传统文化不是一味批评，而是有选择地继承。新启蒙的这一主张，在延安得到较好的传承。《讲话》中，毛泽东申明对待中外文学遗产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33]。从《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批评继承”思想要比五四启蒙和新启蒙思想更加进步。但是在理性的反传统批评的同时，延安文艺思想家和新启蒙者一样因爱国主义的需要和革命政治的需要，同时要兼顾启蒙和政治革命的欲望。为了证明他们从事的文化事业的爱国性，“这种需要促使他们放弃了‘五四’对国民性的批判。随着爱国主义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根除民族弱点的决心就越来越弱”[34]。在延安，革命压倒启蒙，对传统国民性的批评不再是启蒙的重点，启蒙和救亡、启蒙和政治的关系依然紧张。
新启蒙提倡理性的批判，“艾思奇在193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把理性和批判等同起来，认为批判最适用于改造自己的思想”[35]。但是延安革命的领导者却反对对封建的观念的批判，尤其是反感对革命黑暗面的批判。毛泽东在《讲话》中一方面认为“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36]，一方面又将解放区文学和苏联文学相比较，批评小资产阶级的“暴露文学”。这是针对解放区关于“歌颂”和“暴露”两派中的暴露解放区社会黑暗面的文学作品而言。从中透露出，“在共产党的解放区、不再鼓励鲁迅的追随者批判封建的思维习惯，尤其是在共产党领导干部中流行的封建观念。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抛弃五四批判一切的观念，学会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37]。毛泽东的讲话使启蒙思想中对封建传统的批判理念被彻底颠覆，延安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歌颂解放区光明成为主题。
凡是启蒙运动都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自由。延安思想和文艺界还是相对自由的，一旦文化思想的自由和政治思想相碰撞时，文化思想的自由就要绝对服从政治，新启蒙者提倡的“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观念在延安被无情摧毁。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但没有从外来权威的束缚下独立起来，相反却又被一个个镣铐所拴牢。对于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由独立的个性意识，则被冠以“自由主义”之名。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详细地列出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并告诫“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38]。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启蒙自由，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彻底超越启蒙的人道主义的表达，共产主义是比启蒙更具深远指向的现实的运动。”[39]
批判地继承新启蒙思想，形成适合当时革命政治需要的延安新启蒙思想的同时，延安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在不断地进行新启蒙运动的实践。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完成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并最终发展成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体系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乃至对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文艺方面的中国化运动，主要表现在文学民间形式的认可上。通过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讨论，启蒙思想在中国化的同时又被通俗化了。对于传统文化的遗产问题的实践，通过《讲话》的精神，做到了既反对“全盘西化”，又要汲取国外的进步文化；既反对封建思想，又要吸收古典文化的精华。在文化启蒙方面，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国统区大批知识青年和学生在抗日的召唤下来到延安，壮大了队伍。虽然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是为了解决和磨砺掉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习性，延安先后成立了红军大学、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文协、鲁艺、女大、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等干部院校，来加强青年革命者的思想启蒙和革命文化启蒙，为抗日和中国的解放做了革命干部的准备。文化上启蒙具有的明确革命政治目的，使新启蒙拥有了“政治化”和“工具化”的特征。
延安的新启蒙是经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启蒙，这种改造表现为以革命启蒙为主，文化启蒙为辅。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新启蒙毛泽东更看重的是启蒙对革命的积极作用，是启蒙思想中体现的对专制主义的反抗行为。经过改造，新启蒙思想在延安已经被“中国化”、“政治化”、“通俗化”和“工具化”了。在延安时期，革命的新启蒙显示了伟大的作用，被周扬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延安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一次新启蒙的文化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延安新启蒙运动中的“救亡”任务已完成，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又摆在它的面前，那就是为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思想文化启蒙。随着哈尔滨的率先解放，新启蒙运动历史性地走进了东北。
第二节 启蒙精神的隔代传承：新启蒙运动在东北
启蒙具有普世性，不存在过时之说。它是一项长期持续和反复的社会任务，只要存在封建传统和专制统治，启蒙就会出现。1936年到1939年的新启蒙运动，尽管因抗日战争爆发和战局吃紧被暂时搁置，表面上看，知识分子的启蒙理论发生了变化，启蒙的信念正在逐渐消失，“救亡代替了启蒙”[40]。事实上新启蒙思想并未夭折，这场继五四之后又一次较大的综合文化运动，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所激发出来的启蒙思想的火花，在共产主义劲风的吹动下得以迅速而广泛地传播。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是革命的追随者，还是革命的合作者，或至少也已有了革命的倾向，这就使新启蒙思想得以传到延安。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延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坚持新启蒙的革命救亡主题思想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断对新启蒙思想进行发展、创新和改造，使新启蒙运动更符合当时的国情和革命政治文化的需要，以便更好地为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服务，使得新启蒙思想得以扩散并影响了整个解放区。新启蒙运动进入东北前，主要经历了新启蒙的倡导（上海—北京时期）和实践（延安时期）两个阶段。东北新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延安革命启蒙运动的延续，是对延安启蒙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检验。1946年哈尔滨解放，随着延安文化团体、学校的北迁，新启蒙思想也得以进入哈尔滨和佳木斯等地，从而开展了一场较有影响的东北解放区的新启蒙运动（以下简称东北新启蒙运动）。
一、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
启蒙思想得以发生，必须有适合其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必须具备启蒙所必需的条件，否则启蒙便无从谈起。通常构成启蒙历史文化语境的必备条件有三个：一是要有成熟的启蒙思想体系；二是具有发展启蒙运动的土壤；三是有启蒙的主体，即思想家和文学家。东北解放区的新启蒙运动除了不可或缺的延安启蒙思想外，其独特的地域政治、文化环境是启蒙运动得以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启蒙运动得以发生的土壤。这种特殊的人文环境为东北新启蒙运动提供了启蒙所必需的丰富养分，使新启蒙思想能快速发展并得以实践。
（一）革命政治环境
20世纪上半期的东北三省较中国其他地区来讲，用“多灾多难”来形容毫不为过。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不久中国就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政权不断更迭和连年战乱使社会局势动荡，百姓处在水深火热当中，民不聊生。1928年12月29日，随着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服从国民政府的“改变旗帜”，中国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是好景不长，“九一八”的炮声又打破了东北宁静的天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让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1932年3月1日，前清废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自此，在日本军国主义精神和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双重压迫下，东北三千万同胞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的生活。如果将这段时间以1945年为界分期的话，可以分成伪满时期和解放时期两个阶段。
伪满时期的14年中，政治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满洲国”政权，对占领区实施残酷的法西斯军事专制统治，镇压东北的爱国运动。他们疯狂镇压东北抗日联军，企图用武力将东北人民教化成天皇的顺民，对联军控制地区实行“并屯”和“篦梳式”、“踩踏式”办法。文化方面，“大搞以摧残中华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殖民地文化”[41]，不仅将日本历史引入教科书，甚至要求学生学日语，企图让青年一代忘记祖国，彻底奴化东北人民。然而，这种逆天的侵略行径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和反击，侵略者忘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虽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但共产党却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之时，冲在了抗日救亡的最前列。“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42]这些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反日斗争中，像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夏云杰、李延平这样的英雄人物不可胜数。“八女投江”、“十二烈士山”等壮举不断涌现，抗日志士们用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谱写出动人的篇章，他们用正义、热血和生命书写抗日的革命诗篇。这样的政治环境较1936年新哲学者提倡的新启蒙运动，还要符合民族救亡启蒙的要求。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从未停止对其控制下的广大东北人民进行革命的思想启蒙，联军队伍的不断壮大就是最好的证明。据统计，“在抗联最兴旺、最壮大的一九三六年，抗联曾有三个路军，辖十一个军，每个军都是三三编制”[43]。在东北光复之前，日满统治下的东北地区的特殊环境，导致救亡启蒙的直接发生。
解放时期，是指从哈尔滨解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这一时期。1945年日本战败，苏军在8月20日解放哈尔滨。12月28日，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接收了滨江省和哈尔滨市政权。1946年4月28日，解放军三五九旅进驻并接收哈尔滨，宣告这个新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正式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1948年11月2日，沈阳的解放标志着东北全境的解放。
解放之后的东北，尤其是1946年的哈尔滨，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这种复杂表现在工、农、商、学、青各个方面。首先，工商业方面，国民党接收后的“劫收”使得哈尔滨工商业几乎瘫痪。国民党特务的不断恶意破坏，刚刚成立的哈尔滨民主政府面临着急切恢复工厂生产、商业经营的局面。要使哈尔滨工商业回归正轨，必须让工商业主们加深对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认识，这成了启蒙的重要任务。其次，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的广大农民，在伪满14年中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甚少，对革命缺少热情，而农民恰恰是毛泽东革命群众路线中要团结的大多数。因此，“广大的新解放区……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44]，团结和调动农民群众革命积极性，保证生产，进行土地改革便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广大青年学生在长达14年的日伪奴化教育体制下，思想明显滞后于时代潮流，他们只知道有满洲国而不知道有中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对东北之外的真实社会状况、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前的政治都不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光复后，部分青年还是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差别，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抱有幻想，认为光复是蒋介石的功劳。对共产党认识不够，甚至蔑视、排斥布衣节俭的共产党。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为稳固民主政权并将哈尔滨等大城市建成解放战争的根据地，对工、农、商、学、青各界进行革命文化思想启蒙的任务就显得十分迫切。这是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政治因素。
（二）历史文化环境
在历史文化的软环境方面，无论是伪满洲国之前还是日伪统治下的14年里，东北独特的文化构成都具备新启蒙所必需的条件，且其文化土壤养分充足。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东北地域文化的成分比较复杂，它以悠久的东北关外本土文化为主，融合了中原地区的传统儒家文化，形成了既粗犷又细腻，既豪放又婉约的关东文化。由于曾先后被俄国和日本占领，东北文化体系中又被植入了部分俄、日文化因子。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北方文化的粗犷豪放和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俄日文化中的反抗叛逆等思想与传统封建迷信思想和殖民文化思想并存，形成了一种多元并存的独特文化存在。
对于五四启蒙思想，东北文学并不陌生。但与中国其他省份不同的是，东北的五四启蒙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与抗日救亡启蒙同步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9年，东北文化的发展与关内文化比起来却是落后的，直到“1923年之后，由于受到‘五四’的震动和波及才开始发展起来。不过，那时的发展是既艰难而又远离社会现实的……直到1930年，才算使‘文学革命’步入正途，文学创作结出新果”[45]。这时期的东北文学同五四文学相比，在社会参与意识方面和启蒙人生导向方面仍然显得缺乏且力不从心，同时社会功能作用也不强。“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的五四启蒙如流星坠入银河般一下便融入到救亡启蒙之中。
文学是启蒙的载体。伪满占领下的14年时期的救亡启蒙文学运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革命歌谣，二是沦陷区文学创作，这些救亡启蒙文学是东北新启蒙文学的先声。东北抗联文学是东北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是一个偶然的文学存在。因为它的作者出身既不是“山顶上”也不是“亭子间”[46]， 他们是抗日烽火中的战士，是抗联的将领们将党的号召融化为自己的革命意志，用革命的斗志和心灵凝结的诗篇。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赵尚志的《战斗歌》、李延平的《游击队》、王一知的《九年游击》诗歌和《王二小放牛》戏剧等。这些诗歌和戏剧在革命队伍中广为传唱，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具有极强的宣传鼓动性，为抗日启蒙宣传做出难以磨灭的贡献，它无疑是东北解放区文学的雏形。
与抗联文学遥相呼应的是沦陷区文学。作为一种启蒙文学，与抗联文学相比，沦陷区文学虽然没有前者的战斗性那么明显和直接，但却多样化。它仍以大胆的描写、隐晦的表现和象征的手法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各方面全线出击，不仅有创作还有经验和理论，不仅有流派还有文艺论辩和斗争。在敌人高压的文艺政策下，以顽强的社会参与意识表达出反日精神和情怀。当时的东北，文学流派比较多，影响最大的艺文志派和文选派就曾因乡土文学的问题进行过较为激烈的论争。文学创作上，萧军、萧红、罗烽、李辉英、山丁、秋萤、袁犀、古丁、爵青、疑迟、梅娘、关沫南、陈隄等人影响较大。文艺理论上以山丁等人为代表，主张“描写现实、暴露黑暗”。在这创作主张的指导下，沦陷区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小说方面有李辉英的《万宝山》，山丁的《山风》、《绿色的谷》，梅娘的《第二代》，袁犀的《邻三人》，陈隄的《大黑龙江的忧郁》，罗烽的《两个阵营的对峙》等；戏剧方面有塞克的《哈尔滨之夜》和金剑啸的《艺术家与洋车夫》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满洲国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因作者所处的高压政治环境，“作品的社会背景在艺术的表现中普遍的有所淡化，尤其是悲剧的政治背景和背景的社会根源，往往不便做深入地发掘和具体地描写，而大多采取一种较为隐曲的点染和暗示”[47]，但是其历史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这14年的东北文学，无论抗联文学还是沦陷区文学，都是东北救亡文学的重要组成，为后来的东北新启蒙文学实践准备了条件。这是因为：第一，二者都是以五四启蒙思想为精神核心的，具有相同的思想基础。第二，承担救亡启蒙任务的十四年文学和新启蒙文学运动有着相同的政治方向，抗日战争结束后，启蒙的指向容易转向解放战争。第三，成功的救亡启蒙也为东北解放区的新启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在东北独特的革命政治和历史文化环境下，随着中国革命文化大军战略目标的转移，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延安各大学、文化机构、文艺团体、电台报社及相关干部相继北迁到哈尔滨、佳木斯、绥化、齐齐哈尔等地。那时，与这些文化机构北迁的干部、文艺工作者大都是当时较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如萧军、塞克、罗烽、宋之的、艾青、白朗、金人、草明、李又然、周立波等，加上原来一直坚持在东北创作的本土作家山丁、爵青、疑迟、梅娘、陈隄等人，这些作家、艺术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为东北新启蒙做了人员上的准备，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新启蒙运动自然而然地在1946年的东北发生了。
二、新启蒙运动在东北
1946年到1949年的东北新启蒙运动实质是新启蒙运动的东北阶段。新中国成立前的新启蒙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上海—北京时期、延安时期、东北（哈尔滨）时期。在这三个时期的新启蒙思想是一脉递进的，上海—北京时期是新启蒙思想的建构阶段，延安时期是对新启蒙思想的革命发展阶段，东北时期则是对延安革命启蒙思想的文化实践阶段，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延安时期。东北新启蒙运动的核心启蒙思想是对延安新启蒙思想的直接移植，是延安启蒙思想的东北文化实践。然而在启蒙实践过程中，虽然是全盘的移植，但后者对于前者却不是简单的重复和生硬的模仿，因东北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启蒙政治方向的转变。抗战胜利后，新启蒙反对异族侵略和奴役的救亡启蒙的历史任务结束了，但是革命启蒙并未就此终结，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将中国共产党卷入国内解放战争之中。为了配合这场旨在解放全中国，让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正义战争，必须在解放区乃至国统区进行新的革命思想启蒙，新启蒙的政治方向由抗日救亡启蒙转向了反蒋救亡启蒙。第二，启蒙对象的变化。门德尔松认为，决定启蒙程度的因素之一是启蒙知识“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普及程度”[48]，也就是在所有阶层里传播的程度。延安时期，由于根据地面积的关系，抗日革命救亡启蒙的文化运动只能局限在革命干部兵士和农民阶层中进行，启蒙的层面较窄。而新启蒙思想传入东北后，启蒙环境发生了变化，农村的农民、大城市中的工人、商人、职员、学生等社会各个阶层都被纳入启蒙的范围，启蒙开始真正向大众化的方向迈进。第三，启蒙思想权重的变化。由于启蒙政治方向的改变以及启蒙对象的多样化，启蒙思想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延安时期的新启蒙思想中，革命启蒙占主体地位，文化启蒙居次。东北时期，革命启蒙思想仍然是主导，同时文化启蒙的比重也大大增强了。这是因为刚刚从日本人统治下回归到祖国怀抱的东北人民，他们对伪满洲国之外的世界不了解，尤其是殖民文化对青少年学生影响甚重，他们对祖国文化知之甚少或几乎一无所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其进行文化启蒙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1946年，延安的革命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集中地转移到了佳木斯。先后到来的团体有总政文工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延安大学（包括鲁艺）、解放日报、新华广播电台、新华书店、延安画报社、延安电影团等单位。这一年，佳木斯成了指导东北文化的中心，被称为东北“小延安”[49]。如果说佳木斯是东北文化中心的话，那么哈尔滨就是东北解放区的临时首府和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汇集了从延安来的各路文艺工作者，1946年春天，中共中央东北局也从长春迁到了哈尔滨。在这种形式下，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大连、沈阳等地的文化运动都蓬勃开展起来。
新启蒙运动在东北解放区主要表现在文化上的启蒙，是一场革命文化运动的实践。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新启蒙的倡导者就鲜明地提出，“我们当前的新启蒙运动——也就是我们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50]，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新文化运动。东北时期，新启蒙的规模变得更加庞大，完全超过了前两个时期，这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准备的启蒙。这期间，新启蒙运动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艺团体的启蒙实践
文艺团体的启蒙活动是最直接的一种启蒙方式，它用文艺演出的形式，以歌曲、歌剧、秧歌剧等通俗易懂的民间方式对群众进行启蒙、宣传和教育，将革命思想面对面灌输给群众，收到简单快捷的效果。
从1945年光复到1946年哈尔滨解放，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东北三省相继建立数十个文艺工作团体，他们在东北的城市街头、农村的田间地头、工厂部队等处进行巡回演出，传播革命文艺，教育和争取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文艺团体中影响较大的有东北文工一团、东北文工二团、总政文工团、东北鲁艺文工团、东北文协文工团、东北文教队、东北炮兵文工团、东北军政治部文工团、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政治部文工团、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兆麟文工团、黑龙江省文工团、齐齐哈尔文工团、双城文工团、辽宁社教文工团、旅大文工团、吉辽军区政治部怒吼文工团，等等。这些文工团和剧团以《讲话》为指导方针，坚持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活跃在东北城乡，战斗在前线后方，开展各种文艺活动。他们表演《黄河大合唱》、《我们的乡村》、《祖国的土地》、《把眼光放远一点》、《军民一家》、《血泪仇》和《兄妹开荒》、《白毛女》、《为谁打天下》、《杨勇立功》、《铁血男儿》等合唱、独幕剧、秧歌剧和歌剧。这些作品都是以爱国救亡为主题，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有良好的启蒙效果，颇受人民群众好评，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支援前线，瓦解敌军，搞好土改，发展生产中起到了巨大作用”[5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北鲁艺文工团在1946年8月曾受中共合江省委派遣，在依兰和刁翎等县城进行过长期的剿匪宣传工作，成绩卓著，受到东北局和合江省委的通令表彰。齐齐哈尔文工队等对《五四指示》等土改政策的宣传也在当地取得重大成绩，对土改运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报刊杂志的启蒙实践
1946年3月9日，哈尔滨成立了第一个文艺协会——哈尔滨文艺工作者协会；7月，齐齐哈尔成立了文协，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文艺活动；9月19日，由萧军、罗烽、草明等6人发起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后改名东北文艺协会）筹备会召开，总会下设三个部，“萧军、罗烽、草明分任三个部的部长”[52]；11月24日，合江省“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佳木斯分会成立”；1947年6月15日，“关东文化协会”成立，会上发表了“关东文化协会成立宣言”。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面积的日益扩大，革命文化工作也得到逐步扩展。为了团结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在革命事业中发挥更大的斗争作用，在东北的各大城市，如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大连等地都成立了文艺协会等文化组织。这些文艺协会的成立符合当时东北的文化状况，他们所提出的“民主的科学的文化运动”和新启蒙思想相吻合。作为东北文艺的领导组织，对东北解放区文艺启蒙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启蒙离不开大众化，在大众化运动中的各种刊物的启蒙宣传作用不可小觑。配合着文艺协会的成立，各种报刊杂志也开始创办。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来说，其当时的两大任务：一是改造旧艺人，二是创办会刊《东北文艺》。这个刊物由白朗主办，在东北有很大影响，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这个刊物与读者见面，是东北文学启蒙实践的一个重要阵地。与“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一样，齐齐哈尔文艺协会也将“办报纸、建立民众教育馆、改造旧艺人”作为工作重心。一时间，各种报纸、刊物纷纷创立，民办的、官办的，质量不等、形式不一。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报刊有《东北文学》、《东北文艺》、《东北文化》、《文学战线》、《文艺月报》、《新群》、《鸭绿江》、《草原》、《北斗》、《东北画报》、《青年文摘》、《东北电影》、《群众文艺》、《人民戏剧》等。这些刊物大大促进了文学的创作和繁荣，刊发的作品对东北人民的文化思想启蒙有重要作用。
《东北文艺》于1946年12月1日在哈尔滨创刊，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的会刊，该刊既有理论批评又有文学创作，此外还有翻译介绍，是评论和创作并重的刊物。《东北文艺》栏目众多、题材多样、新老兼顾、作者广泛，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文艺刊物。萧军、塞克、金人、刘白羽、草明、李克异等作家，都在《东北文艺》发表过理论批评、文学论争的文章和文学作品，如萧军的《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新五四运动在东北》，白朗的《棺材里的秘密》，刘白羽的《在四平的一间房子里》，草明的《今天》，马双翼（李克异）的《网和地和鱼》，舒群的《念王大化同志》等文。这些作品虽然题材各异，但在反映人民生活、土地改革运动，推动东北的文化运动发展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其间还曾就马双翼的小说《网和地和鱼》的创作思想问题展开过讨论批判，对翻身农民的思想启蒙问题和土地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报纸方面，各民间团体办的报纸哈尔滨很多，如哈尔滨的《民声日报》、《松江商报》、《大华日报》、《哈尔滨工商日报》、《大众日报》、《人民新报》、《北光日报》等；吉林的《大同报》、《吉林日报》、《辽吉日报》、《人民日报》、《大华日报》、《光明日报》、《通化日报》、《长春新报》、《民主报》、《光复日报》等；辽宁的《辽东日报》、《消息报》、《辽宁日报》、《胜利报》、《辽西日报》、《子弟兵》、《辽宁新报》、《辽北文艺》等。但是由共产党直接创办的报纸却并不多，主要有1945年11月1日创刊的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1946年7月1日创刊的《合江日报》和1946年8月的《辽宁日报》以及由宋之的主办的《生活报》。
《东北日报》的两个报道中心是军事斗争和土地改革，这两个中心工作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土地改革保证农民翻身当家、踊跃参军，保障军事的胜利。军事的胜利又保卫了民主政权和土改的果实。军事报道上，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各个重大胜利在《东北日报》上都有报道。“通过宣传报道，打破当时在部分人中存在的和平幻想，揭露美蒋制造中国内战的阴谋。”[53]及时地向解放区人民报告胜利的消息，适时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启蒙教育。除此之外，《东北日报》还加大剿匪斗争的宣传和报道，如“战斗模范杨子荣活捉匪首座山雕”、“ 大土匪谢文东伏法”、“对大汉奸、匪首姜鹏飞的公审”等，这些翔实的报道有力地动员了人民参加剿匪斗争。在土地改革方面，对东北各个省市地县，尤其是哈尔滨周边县城的土改工作进行不间断的报道，经历了土改的“开拓地”、“煮夹生饭”、“砍挖运动”、“平分土地”四个阶段，抓典型和介绍经验，促进土改进程，为其提供经验和政策保障。《东北日报》副刊主要发表一些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萧军、马加、华山、刘白羽、吴伯箫等都在其上发表过作品，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今天》、范政的《夏红秋》、严文井的《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等。《东北日报》是一个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发表革命作品的重要报刊阵地。特别要提出的是，另一个影响比较大的报纸是东北局宣传部的机关报《生活报》。
《生活报》于1948年5月1日在哈尔滨创刊，是在东北局宣传部支持下由宣传部秘书长刘芝明出面、委托宋之的创办的一份群众性报刊。该报由宋之的任社长，金人、华君武、沙英、王坪等人为编委，设置了“时事述评”、“自由谈”、“地理常识”、“读者顾问”等栏目，介绍当时的政治事件、文化活动，刊登通讯、报告、文艺散文、诗词、评介等短小文章。《生活报》为5日刊，由生活报社编印，光华书店发行。在1948年5月1日的“创刊的话”中，《生活报》编辑阐明了该报办刊目的：“我们便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小小的报上得到他所需要的一份口粮。这口粮不是别的，是在他的实际生活中所未曾理解的，能感到鼓舞的，应该学习的。使坚强的人更坚强，迷失的人能重新获得力量。”[54]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生活报》希望给予读者的是“精神食粮”，这食粮是理性的力量，它可以通过学习来鼓舞人们，使人获得力量变得坚强。这实际是对大众的思想启蒙，目的是让人民脱离自身的不成熟。该报在本质上同《文化报》一样，也担负着东北解放区革命和文化启蒙的任务。
除了党办报纸外，在东北解放区启蒙文化运动中，影响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当数萧军主办的《文化报》。《文化报》是萧军在哈尔滨积极践行东北新启蒙思想的主要阵地，报纸以东北市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为主，即学生、店员、职员为启蒙对象，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革命思想启蒙和大众文化启蒙，企图“把一般人民引导向新的文化生活，从人民血液中消除一切封建和帝国主义式的毒质。新的人民，必须懂得过新的文化生活，只有如此，才能算为全盘革命，否则就不可靠”[55]。带着这样的目的，《文化报》开始了对东北人民的新启蒙活动的实践。《文化报》自给自足，克服各种困难，从1947年5月4日到1948年11月25日共出版73期，加上增刊8期共81期。《文化报》由于是面对特定的读者群，栏目驳杂，是“一些文学常识、短文、小诗、书评、剧报以及杂碎之类”[56]。这些栏目中既有革命启蒙，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介绍，对李大钊精神的分析文章，以及对共产党的歌颂、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批评文章，又有文化启蒙，如文学常识、各种诗歌、故事、寓言等；同时，也不乏社会启蒙和生活启蒙。《文化报》面向市民大众，内容通俗易懂，出版周期短（5天一期），在当时的哈尔滨影响广泛，深受市民、学生喜爱。《文化报》办刊的时间虽不长且中间还一度停办，但是在东北影响很大。从《文化报》1948年4月1日第26期的“启示”中可以看到，当时报纸的订阅量已经超过9000份，影响可见一斑。在1947年到1948年间，《文化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方针，团结广大青年和各界人士，为党的中心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解放区的文化启蒙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三）文学作品的启蒙实践
除了文艺团体的演出和报刊上文艺作品的启蒙外，文学作品的启蒙实践活动也十分突出。这里所谈的文学作品的启蒙是指由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启蒙文学作品，如剧本、中长篇小说等。在东北新启蒙运动中，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构成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原东北作家群作家，如萧军、舒群、白朗、罗烽、金人、马加、师田手、山丁、李克异等，另一部分是来自延安的非东北籍贯作家，如丁玲、田汉、洪深、周立波、刘白羽、柳青、草明、公木、安波等。“他们带着延安文艺座谈会获得的巨大思想动力，带着延安文艺的光荣传统与宝贵经验，投入到东北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之中去。”[57]在延安启蒙思想的引导下，他们结合革命斗争实际，积极创作反映剿匪、土改和解放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政治时事为题材，以宣传教育为目的，既有政治性又有文学性，作品大都是文学史上的红色革命文学经典，具有革命史的价值。这类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萧军的《第三代》、罗烽的《故乡集》、范政的《夏红秋》、陈学昭的《漫步解放区》，等等。
1946年到1949年的东北解放区的新文化运动涵盖十分广泛，涉及文艺表演、广播电影、报刊杂志、文学创作、美术漫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群众进行了革命思想启蒙，极大地支援了土改斗争和解放战争。东北新启蒙运动的贡献总的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肃清法西斯的和封建的文化残余；二、开展民主的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三、团结知识青年，加紧研究中外文化最新的成果，提高创作的能力；四、开展大众化文化运动，促成人民大众文化翻身；五、加强与全国文化界的联系，共同为建设民主的新文化而努力。”[58]新启蒙运动在东北所做的工作不仅符合当时东北的文化状况，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里都是中国文艺所需要完成的任务。
第三节 东北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萧军及其新启蒙实践
发生在1946年的东北新启蒙运动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对于刚刚走上民主道路的东北人民来说，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建设新东北、解放人民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无论是流亡关内还是在延安时期，萧军对故乡的热切关注从未改变过。在政治上，他反对伪满政权的黑暗统治，怒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策略，向东北民主联军致敬并要求国民政府尊重东北绝大多数的意志承认已有的民选政府。呼吁“为建设东北人底新东北而奋斗，与各地同胞团结起来，为建设和平、独立、团结、进步的新中国而奋斗”[59]。抗战胜利后，又以“七步诗”谴责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而“去到东北表演一番”[60]。萧军的这些言行表达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大局观念。作为一个文艺作家，其政治主张或许是不会被人看重的。他能被人关注和产生影响的，往往是其文艺思想方面的理论认知，萧军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启蒙思想理论就是这样。在这次新启蒙运动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萧军作为鲁迅精神的承接者和东北作家的代言人，始终都走在最前面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萧军对东北新启蒙运动的贡献
在1946年到1949年的东北新启蒙运动中，萧军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新启蒙的理论倡导、对新启蒙的文化实践和对新启蒙的行为实践三个方面。
（一）东北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倡导
东北新启蒙运动有成熟的思想体系，即延安时期的新启蒙思想。随着哈尔滨的解放、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到来、东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延安启蒙思想便也随之进入东北，在新东北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延安启蒙思想得以进入东北与当地历史文化环境融合发展并能最终成为东北新启蒙思想，这主要得力于这种启蒙思想的载体——文艺工作者。正是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倡导下，刚刚解放的哈尔滨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萧军就是这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对于新启蒙运动的倡导是萧军回到东北之后的一个伟大贡献。这场运动中的萧军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其背后有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支持。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方针，并阐明“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胜利关系极大。……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61]，要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就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启蒙。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展开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对广大农民进行思想启蒙，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快了东北解放战争进程。在工厂，工人们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觉悟，了解了工人和剥削阶级的关系、树立社会理想并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东北局颁布了《对于知识分子决定》等文件，消除他们的顾虑和不正确思想，鼓励创作，发展革命文艺，从而掀起了东北新文化运动。
萧军对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倡导，表现在他1946年回到东北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首先，萧军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启蒙，这启蒙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运动，更应是政治和革命上的启蒙。在《再来一个“五四”运动》一文中，萧军代表人民发出了我们“要生存，要温饱，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要平等”的呼声，并呼唤五四时代，认为“新的‘五·四时代’就要到来。胜利要永远属于人民这一边，这是不能移易的真理，这是人类发展必然的法则，谁漠视它，谁就灭亡！”[62]通过这篇短文萧军告诉人们，要想真正获得和平、自由、平等、民主，就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粉碎锁在人民身上的镣铐，像五四时代一样破旧立新。在稍后的《新“五四”运动在东北》这篇文章中，萧军又指出：
今天的新“五四”运动，更是在东北，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作战的参谋部——中国共产党，……是应该毫不迟疑地承继起那“五四”时代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光荣的传统精神——科学的，战斗的，认清了时代的主流——民主的，和平的，勇敢，坚决，负起自己历史的使命，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和自己底军队一道来开辟创造自己的新生罢！否则只有灭亡！[63]
从这两篇短文中可以看出，萧军在东北提倡五四启蒙思想，但是这种启蒙和“五四”又有所不同，表现在它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为启蒙主体，兼顾政治、革命、文化启蒙，这与当时的社会局势是一致的。毛泽东认为“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64]，所以萧军在五四启蒙思想中加入革命启蒙和大众化，这既是对延安启蒙的继承，又是对毛泽东的“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的离开愚昧状态和不卫生状态”[65]的启蒙思想的执行。
如果说以上两篇文字更多的是谈五四启蒙的话，那么最能代表萧军新启蒙思想理论的应该是《新“启蒙运动”在东北》。在这篇文章中，萧军明确指出东北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新启蒙运动，继而不仅给出了新“启蒙运动”中“新”的原因，而且还将“启蒙运动”作了比较区分；不仅列出了新“启蒙运动”在东北的任务，还给出实现这一启蒙运动的方法。萧军在文中谈到，东北新启蒙不再是“浅尝”而是“深入”。“事实上，在这里已经开始了一种新启蒙运动，而且这一运动的内容，比起中国启蒙运动史上任何阶段，应该全是深入而宽广的。主要特点是表现它的广大群众性，实践性，以及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切的统一性。”[66]接下来，就新启蒙的“新”，萧军认为这是相对于“旧”启蒙而言的。“以‘五·四’为界说，以前的‘启蒙运动’如果说是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导，叫做旧‘启蒙运动’；这以后，就应该算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新‘启蒙运动’了……今天在东北，不独有了空前没有过的广大人民和土地，更重要的是一切政治、经济诸般条件……我们就必须使这一新‘启蒙运动’，加强，加宽，加深，加速地扩展开去。”[67]在解释清楚了新启蒙的“新”的含义之后，萧军又点明了新启蒙的对象主要是东北青年和人民。这里的人民包括工厂工人、农村农民、学校学生、城市市民等。对他们启蒙的办法是要他们懂历史、学知识、明道理、有理想，即要懂得中国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史；要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知识；要明白 “耕者有其田”的具体道理；要有打倒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至于新启蒙的方法，萧军给出了方法如次，一是“抛弃老一套，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二是接受五四语言，文艺要大众化；三是开办社会教育；四是发展学术、思想、业务竞争；五是去庸俗思想。萧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新启蒙的广大群众性、实践性、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集的统一性特点。从这些启蒙措施可以看出，萧军的新启蒙思想和五四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新“启蒙运动”在东北》虽然篇幅不长，但对新启蒙思想的论述系统全面、简洁精练、层次清晰、说理性强，是东北新启蒙运动的第一篇倡导性文章。
作为对东北新启蒙倡导的补充，萧军又在《东北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了《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一文，就当时的东北新文化运动萧军提出了新英雄主义精神，将“为人民服务，强健自己，竞争第一”的这种新型英雄主义以及英雄们推向建设新东北的各个领域，认为“只有用这种英雄主义，才能够打败那些反人民的假英雄、旧式英雄以至‘个人’英雄主义或‘英雄’”[68]。针对文艺队伍，萧军提出了对东北的文艺运动“一方面要扶植新军，一方面还要改造旧部”的观点，并要求文艺工作者要配合政治、联系人民，要深入工厂、部队和农村，要不断学习，这些都是萧军为开展东北新文化运动、推动东北新启蒙开出的良方。此外，萧军还在《文化报》上提倡新文化运动，他在第8期的《新年献词》中提议“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之文化也。欲建文化，首在启蒙”[69]。
东北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中，除萧军外，较有影响的还有于毅夫、张如心、金人、严文井和陈先舟等人。其中于毅夫的《我们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新东北推行新文化运动》一文，对新文化和新启蒙的论述是比较全面、完整的。于毅夫，时任嫩江省省长、东北救亡总会会长，于文开篇肯定了东北的新文化运动，认为“在新东北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也必然产生了新文化运动”[70]。因为我们心目中的新东北是和平、幸福的新东北，是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过太平日子的新东北，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支援革命，开展新文化运动，对人民启蒙。于毅夫对东北新文化运动总结出了以下特点：
第一，它是具有启蒙运动的一种文化运动。
其次，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必须是民族的，必须要肃清殖民地残余的奴化思想与文化。
再次，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必须是科学的。
更其次，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民主的。
另外，我们的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和政治的方向离不开的，我们要歌颂的是人民大众，我们要表达的是人民大众。[71]
于毅夫认为，只有这样的新文化才是东北人民所需要的新文化，也是东北人民应该走的一条正确道路。同萧军一样，于毅夫也认为东北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应具有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特点，同时认为新文化与政治的方向是分不开的，这与萧军“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集的统一性”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张如心在《东北青年的道路》中，也有类似的开展启蒙运动的论述。对于青年问题，他写道：“为了唤醒、推动、积极组织更多的东北青年，尤其是智识青年，使之走上革命阵地，积极参加对于东北命运有决定意义的人民战争与解放区的建设，目前迫切需要更近一步的开展一种青年思想革命的启蒙运动。”[72]陈先舟在《献给知识青年的几点意见》中也对青年的启蒙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即“认清时代、重新看自己、是非须现实”[73]。在对待青年问题上，张陈二人的观点和看法与萧军相同。在对待知识分子文艺创作问题上，主要有严文井的《下乡，下乡，尽量多一些人下乡》和金人的《和群众结合起来》等文章。在《和群众结合起来》中，金人提出在文艺作品的内容上要改造旧形式，“要竭尽力量帮助旧戏、落子、大鼓书及旧艺人的改造”[74]。这与萧军的“扶植新军，改造旧部”的说法异曲同工。严文井也为实践自己的理论创作了土改题材小说《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并引发了一场文艺论争。除了上述作家外，对东北新启蒙运动倡导的作家还有罗烽、舒群等人。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艺术家们还提出“土地还家”和“艺术还家”等口号，新秧歌剧运动就是“艺术还家”运动的开端，只不过其理论在系统性上较萧军和于毅夫等人零碎一些罢了。
（二）新启蒙运动的实践
在东北新启蒙运动中，萧军不但在理论上积极倡导，而且在新启蒙思想的实践上也身体力行，这主要表现在行为实践和文化实践上。萧军在行为方面的启蒙实践指其回哈尔滨后在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对启蒙思想的践行，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演讲进行政治思想启蒙。通过演讲热情歌颂共产党，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同时以具体事例使东北人民了解共产党、了解党的政策、了解苏联红军，对群众进行革命启蒙。萧军于1946年9月先到达齐齐哈尔，不久后回到离别12年的哈尔滨。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50多天时间里，萧军先后做了60多场演讲，回答了群众提出的两千多个问题，每次演讲都受到群众的好评。这些提问有的属于政治界限并不清楚，极有澄清之必要，如“一、苏联军队的纪律的问题。二、苏联把一些工厂（例如鞍山等地）的机器绝大部分拉跑了的问题。三、国民党问题。四、共产党问题。五、共产党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问题。六、在哈尔滨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75]等。这些问题对于刚刚解放的东北人民了解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国民党的反动性，对合理处理中苏关系、对苏联人和俄国人的区分对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党制定解放区各项政策的有益参考，其启蒙意义不容小觑。
二是通过创办文化教育事业来进行文化启蒙。1947年3月15日，萧军辞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回到哈尔滨，在东北局领导彭真和宣传部部长凯丰的支持下，萧军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并筹划成立了“鲁迅学会”和“鲁迅社会大学”筹备处。接下来，“还建立了墨水厂、面粉厂、铅笔厂、文具商店和鲁迅农场”[76]。这一年的5月4日，萧军主办的《文化报》在哈尔滨创刊，该报以文艺性作品为主，形式多样，深受哈尔滨文学青年喜爱。《文化报》的主要读者群是广大文学青年和学生，该报对青年们社会知识的积累、文学创作的训练、革命政治的认知等方面的启蒙作用巨大，在当时的哈尔滨文化界有很大影响。虽然后来发生了《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但论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对青年知识分子有益的启蒙的过程。
三是对改造旧部的启蒙实践。这主要是指萧军夫妇对评剧演员秦友梅的启蒙和帮助。秦友梅出身评剧世家，是当时比较有名气的评剧演员，所以对她进行改造就成了必然。由于秦友梅的封建家庭对其束缚很大，加上又有封建婚姻在身，所以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萧军对旧艺人改造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新思想的启蒙帮助。这既有萧军新英雄主义的作用又有启蒙精神的作用，是萧军运用启蒙武器以革命救世的姿态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进行的启蒙。但是萧军对秦友梅的启蒙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的，说其失败是因为在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双方产生了爱情，并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导致萧军到富拉尔基参加土改的直接原因。说其成功是因为单从思想启蒙方面看，萧军对秦友梅的改造还是成功的，后来，“舒群他们也承认秦友梅如今参加进革命队伍里来，还是我（萧军，笔者注）思想启蒙的结果”[77]。
四是在土改工作中的启蒙实践。为了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斗地主、分田地，使农民分得田地而翻身当家做主。为让农民知道当家做主人的意义，明白“耕者有其田”的道理，萧军在1947年7月1日参加土改工作队到了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区。在土改过渡期对当地的农牧民进行政策宣传，这一时期既实践了对农民的思想启蒙又为其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
萧军在文化方面的启蒙实践是通过《文化报》来实现的，这是其推行新启蒙思想的主要阵地，尤其是在同《生活报》论争开始之后，“东北文协”和党的刊物孤立萧军，《文化报》就成了萧军发表言论、表达思想的唯一途径。《文化报》是一份启蒙报，这在第1期的《约法三章》中可以一目了然。在这份声明中，萧军首先指出报纸的读者对象，是以学生、店员、职员、一般市民为主。就是说该报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是有别于党报类报纸的。第二点声明是告知读者，报纸报道的是一般文化活动。最后表明办报宗旨——“本报底目的，企图把一般人民引导向新的文化生活，从人民血液中消除一切封建和帝国主义式的毒质。……我们对于新的文化生活不独懂得享受，更要懂得批判；不独敢于破坏旧的一套，更重要的还是勇于建设新的今天和明天”[78]。从办报目的可以看出，《文化报》是东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阵地，是以文化启蒙为己任的，为引导人民走向新生活为目标。事实也确如此，《文化报》的栏目上自文学作品下到生活常识，其设置多是为启蒙服务的，如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文化随笔、民间故事、儿童歌曲、新书推介、文化辞典、科学常识、文化拾零、名人语录，事实通讯等。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包括各个方面，妇女问题、青年问题、教育问题、反封建问题等。这些内容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对人民大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为了消除人们身上的封建愚昧主义传统。因而《文化报》栏目及其内容以及萧军本时期的文学创作，完全符合他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的群众性、实践性以及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集的统一性的特征。
二、萧军东北新启蒙实践的得失
对于一个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来说，萧军所承受的来自旧时代敌对势力的攻击和新时代阵营中同行伙伴的误解是相伴相生的。就像五四时期鲁迅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描述的心境一样，萧军在勇敢地同国民党口诛笔伐作战的同时，还要承受“家族内”同路人的挑剔。历史表明，带着五四个性主义特征的“游侠”在现代社会很难成为“独斗风车”的英雄，其张扬的个性与现实的矛盾尽管有新英雄主义来调和，但历史注定萧军是一个悲情的人物。
综观萧军在哈尔滨的新启蒙实践活动，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其结果上看却仍然是利弊兼存、得失并有，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效应。若从革命事业大局角度看，明显是得大于失。而若从个人利益方面衡量，则是弊大于利。
（一）萧军新启蒙实践的积极影响
同以往启蒙运动一样，东北新启蒙运动对当时东北言论自由空间的拓展，以及对人民大众所产生的启蒙影响都是值得肯定的。作为这场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萧军新启蒙实践活动评价也一样。萧军在哈尔滨的文化活动主要体现在文化传媒事业上，他创办出版社、办《文化报》、社会大学、工厂、农场，为刚刚解放的哈尔滨文化事业增添了亮色，尤其是《文化报》上的文化启蒙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化报》“主流是好的，思想健康，起到了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积极作用，团结了群众，特别是团结了广大青年，在当时的东北解放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政治影响”[79]。
萧军新启蒙实践活动的贡献有目共睹，其成绩突出、影响巨大，具体表现为“三三”影响。所谓的“三三”影响与延安边区政府的三三建制不同，这里的三三影响是指实行三种启蒙和解决三个问题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这三种启蒙是指萧军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所实践的政治启蒙、文化启蒙和社会启蒙。三个问题是萧军在《文化报》上所讨论的三个问题：即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艺界本身存在的问题、怎样建设新文化的问题，这三种启蒙和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一一对应。
“每当激烈的政治行动之后，就会紧跟着出现奴性，教条和迷信的泛滥。”[80]14年的奴隶生活使东北人民“开启蒙昧”的要求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急迫。这为《文化报》的思想启蒙提供了机遇，也为启蒙提供了对象。
在文化启蒙方面，萧军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并出版了一系列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中外名著、进步书籍，这些书籍在刚刚解放的哈尔滨如春雨一样滋润着青年学生的心田，为他们提供学习的营养。萧军还成立了鲁迅社会大学，自己亲自讲课，宣传马克思主义、鲁迅思想，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文化报》的小说、诗歌、儿歌、故事、辞典等对长时期远离祖国文化的东北青年，尤其是在伪满洲国成长起来的学生和儿童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这种启蒙同时也为怎样建设东北新文化问题提供了样本和解决方法，那就是大众性、实践性和政治性的启蒙。
政治和社会启蒙，主要是在《文化报》上进行的。《文化报》上有对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共产主义专门介绍、系统宣传的文章；有对共产党歌颂拥护、对苏联友邦敬意、对美帝和国民党恶行揭露批判的文章。此外还有专门对文化和政治名人如对鲁迅、高尔基、果戈里（果戈理）、普世庚（普希金）、列宁、李大钊等人的介绍栏目，另外，还有一些描写党的革命工作者的小说。对广大人民进行了革命启蒙教育，使群众认清形势、分清善恶，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爱戴，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了参军和支前行动之中。这样，自五四以来的文化和政治难以融合的问题，在萧军的《文化报》上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达到了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集的统一性。社会启蒙方面更是无所不及，从文化动态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甚至治病偏方再到小辞典无所不有，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通过报刊及其启蒙解决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怎样建设新文化的问题之后，萧军亲自上阵，用自身的实际行动，以《文化报》和《生活报》的论争的方式来讨论“文艺界本身存在着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未真正得到解决，但是却将文艺界内部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萧军用自身无私的牺牲为后来解决这些问题作了必要的铺垫。
虽然萧军的新启蒙实践活动随着《文化报》的停刊戛然而止，但他的启蒙实践对东北新启蒙运动和整个东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巨大。他创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鲁迅社会大学、墨水厂、面粉厂、铅笔厂、文具商店和鲁迅农场，作为文化资产和经济资产交还给了政府，为哈尔滨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文化报》所做的思想文化启蒙对东北儿童、学生和青年文学爱好者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这从《文化报》的发行量上就可窥一斑，从创刊初期的一两千份到复刊后“超过九千份”[81]，可以看出《文化报》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对它的喜爱。
（二）萧军新启蒙实践的缺失和不足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萧军的新启蒙实践总的看来方向是正确的、形式是适当的、方法是合理的、效果是明显的、影响是显著的。如果说还存在缺失和不足的话，那么则应是萧军性格上的不足以及新英雄主义个性在新启蒙实践中的激进造成的不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孤军奋战、不善沟通、缺少团结。萧军是以游侠的姿态步入文坛，受五四启蒙思想和鲁迅精神影响，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性自由的思想使他的个性张扬而奔放。虽然他参与倡导了东北新启蒙运动，但是在实践这一运动时萧军却我行我素，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文化报》都由他一人主持创办，没有和整个启蒙运动的潮流融汇在一起，这就使其启蒙活动一直处在孤军奋战的状态下，游离于集体之外。再加上《文化报》是个人创办的，萧军本人又不是共产党员，哈尔滨文艺界对萧军有“外人”的感觉。萧军是鲁迅忠实的弟子，一直高举鲁迅文化的旗帜，所以创办的出版社和社会大学以及“学会”都带有“鲁迅”字样。萧军是著名作家，在哈尔滨个人影响较大，加之不趋炎附势，做人又比较高调，给人以高高在上之感，于是造成了与哈尔滨文艺界缺少沟通、不团结的局面。
第二，稿件来源匮乏、文章质量不高、启蒙深度不够。由于和党内文艺界的隔膜和冲突，萧军一度被孤立，其启蒙活动也受到影响，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的稿源、出版纸张都成了问题。他们“孤立萧军，党员们不给投稿，萧军一人独领风骚”[82]。辛若平曾经谈到自己的遭遇，“文协整他的‘风’，专门注重他和我（萧军，笔者注）的来往，以及为什么向《文化报》投稿？”[83]蒋锡金也被警告，张如心就曾找他谈话，“主张他不为《文化报》写稿，写时也不用真名”[84]。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报》上萧军作品较多的原因。尽管萧军的一些朋友化名给《文化报》投稿，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报纸的需要，由于普通文学青年的稿件水平又有限，尽管萧军拿出许多旧稿发表，但是还是显得捉襟见肘。稿件的缺乏、文章质量的下降间接导致了《文化报》启蒙不能深入。经济上的原因导致出版用纸紧张，纸质粗糙、质量极差，也是《文化报》不够完美的一个原因。
第三，缺乏和党组织的必要沟通，没有在工厂和报社建立党团组织。萧军在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初期，只是依靠自身影响创业，忽视了同党组织的适当沟通和交流，过于张扬的高调行事，使其处在被党内知识分子排挤的位置。当萧军意识到这点时，也曾在1947年7月24日向唐景阳提出在出版社建立一个党小组的要求，并在4天后又提出“在工厂中建立青年团事”[85]。后来由于青年们不愿在工厂建立共青团而无果而终，在出版社建立党小组的提议最后也不了了之。缺少党的直接领导是《文化报》事件发生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萧军的新启蒙实践总体来看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如果说有些许不足，那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瑕不掩瑜。相比之下，从其独特的个性角度来看，倒是对其启蒙实践乃至其整个人生事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单从“《文化报》事件”讲，萧军还是没有多少过错的。历史证明，“东北事件”加给萧军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人们对《文化报》的评价是公正的，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中共北京市委在1980年4月为萧军做出正式的结论，推翻当年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称其为“具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便是对萧军最大的肯定。
第四节 继承与扬弃：新启蒙实践的文化哲学思辨
启蒙思想运动从来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86]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从未停止过，不仅资产阶级革命需要思想启蒙，无产阶级革命同样需要启蒙，并且各种民主革命在不同时期对启蒙的要求也不一样，启蒙思想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这些启蒙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同启蒙中的后者，或同一启蒙的后半程总是要比前者和前半程显得更为进步、更加深入。比如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启蒙，五四启蒙思想和新启蒙思想就有较大的变化，后者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观，将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结合在了一起。同样，延安启蒙在对新启蒙的继承上也扬弃了其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部分反传统的批判成分，而加之以无产阶级革命民主启蒙思想。后者对于前者的启蒙思想并非一味地接受，采用的是科学地、理性地、辩证地继承和扬弃的方法。延安启蒙思想对新启蒙思想是这样，萧军的新启蒙实践也如是。对于主体是延安启蒙思想的东北新启蒙思想，尽管萧军是这种新启蒙的倡导者之一，但是在实践这种新启蒙思想时，个人的经历、独特的知识分子的个性、特殊的身份使萧军在践行新启蒙思想时还是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的好恶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五四启蒙思想。
一、萧军新启蒙思想的文化内核——五四启蒙
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萧军倡导的新启蒙思想的文化核心是五四启蒙思想。新启蒙文化实践的实质是五四启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验证。
首先，在萧军倡导的新启蒙思想中透露出的是五四启蒙的气息。他倡导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几乎所有标题和内容都与“五四”有关，都被冠以“新五四”的字样，如《再来一个“五四”运动》、《新“五四”运动在东北》等。在这些文章中萧军代表人民发出了“我们要生存、要温饱、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要平等”的呼声，并呼唤“五四时代”，认为新的五四时代就要到来。从中可见，萧军所提出的启蒙实际是五四启蒙的延续，是一种新时代的新“五四”。在《新“启蒙运动”在东北》一文中，虽然标题没有“五四”字样，但文中仍以五四为启蒙的分界点来探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探讨新旧启蒙的关系，指出新启蒙要和五四一脉相连，要学习五四语言、五四精神等。在《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一文中，萧军第一次没有谈五四，代之的是“新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核心之一的鲁迅精神就是五四精神的变体，这事实上又是在提倡五四精神、五四启蒙。所以，反观萧军的东北新启蒙思想，将这几篇提倡新启蒙思想的文章贯穿起来寻出其精神主线，就不难看出萧军提倡的新启蒙思想其实是五四启蒙思想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回归，是经政治革命思想改造后的再现，是扬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启蒙中的消极因素后对五四启蒙思想精髓的继承和回返。
其次，萧军对新启蒙思想的实践也处处闪耀着五四启蒙精神的光辉。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萧军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支持下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鲁迅社会大学和《文化报》等文化传媒教育机构，积极进行文化启蒙。表现为：
第一，回到哈尔滨之初的萧军陆续做了60多场演讲，回答了群众提出的两千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以谈形势为主，针对群众当场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通过演讲，“宣传了马列主义，宣传了党的政策，解答群众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对提高群众觉悟，肃清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反动影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87]。萧军的演讲本质上就是一种启蒙，其演讲的内容无论是关于鲁迅还是关于自己和萧红的创作，都是对东北解放区人民的启蒙教育，这是一种文化的启蒙，是对鲁迅思想的继承和宣扬，属于五四启蒙思想。同时，对马列主义进行的宣传，使其与后来倡导的新启蒙思想保持了一致。
第二，从萧军创办的文化机构名称上看，萧军进行的启蒙实践就是五四启蒙。这些机构无论是鲁迅文化出版社还是鲁迅社会大学，抑或是鲁迅研究会、鲁迅学会都用了鲁迅的名号，牌匾是鲁迅的字体，会徽是鲁迅的头像。可见萧军是以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为己任，这被萧军称为“雄心”。萧军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尽管鲁迅后来接受了共产主义，但是鲁迅精神的思想精髓仍然是五四思想。所以，萧军坚持鲁迅精神实际就是坚持五四启蒙精神，只不过萧军将鲁迅的五四启蒙思想进一步改造了，增强了共产主义因素。他在日记中曾表达过这一思想，“鲁迅先生只走了半段党外共产主义的路，我继承它，除开走下来后半段党外的路，更进一步，后半段必须走进来，否则将不合历史发展规律”[88]。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萧军继承的不仅是鲁迅的精神，还有鲁迅所走的共产主义的道路，并且还要走进党内。这既显示出了萧军的共产党“同路人”身份，又表达了萧军要成为“家族内”成员的愿望。正是这种思想观念使他将五四启蒙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在新启蒙的理论中将五四启蒙和革命政治紧密结合。
第三，鲁迅文化出版社和鲁迅社会大学的启蒙核心也是五四启蒙。鲁迅文化大学所授课的内容多是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的研究，另外还就“新人生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方面开设一些讲座。这些课程内容有的放矢，主要针对东北解放区文学青年进行文化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好评。1947年5月19日，鲁迅社会大学第一次开课，由萧军亲自主讲，共有500多名学员听课，充分显示了萧军的社会影响力和人们了解鲁迅思想的渴望。1947年至1948年这两年中，鲁迅文化出版社根据青年的需要陆续出版了大量启蒙书籍，如《新人生观》、《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科学社会主义》等宣传共产主义的图书。这些书籍中以鲁迅等五四进步作家的作品和研究类著作居多，如《鲁迅思想研究》、《鲁迅研究丛刊》、《鲁迅文选》、《子夜》、《家》、《八月的乡村》、《羊》、《第三代》等，外国译著如《普世庚论》（普希金论）[89]等。这些作品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哈尔滨，成为刚刚解放的哈尔滨文学青年的精神食粮。
第四，《文化报》的文化启蒙本质上是五四启蒙。萧军所有的启蒙实践中最能体现萧军对东北启蒙运动的贡献，最能体现萧军启蒙思想的实质的是他在《文化报》上进行的思想启蒙。之所以说《文化报》体现的是五四启蒙思想，是因为《文化报》栏目的内容涵盖了当时各种形式的启蒙，既有宣传共产主义土改和解放战争的政治革命启蒙，又有针对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的思想启蒙，既有对青年学生的文化启蒙，又有对普通市民的社会启蒙。这些启蒙中文化启蒙、个性主义启蒙、人的启蒙、反抗启蒙和女性启蒙都自然而然地与“五四”启蒙思想契合。人们在《文化报》上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五四精神”，这种五四精神宣传的依然是科学和民主。只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新五四精神在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和平、自由观念，是对旧五四精神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由是观之，萧军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启蒙思想的文化核心是发展创新后的五四启蒙思想，即新“五四启蒙”，萧军的新启蒙思想在文化上是五四思想，在哲学上是共产主义思想。
二、萧军新启蒙思想的表现形式——双轨道启蒙
萧军新启蒙思想的文化核心是五四启蒙，这与东北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启蒙思想并不相悖，既不是对新启蒙的理解有误，也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和谐统一的。尽管如此，萧军在《文化报》的启蒙实践中为将五四启蒙思想和延安新启蒙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避免它们产生摩擦，谨慎地、创造性地运用了“双轨道启蒙”的表现形式。
所谓“双轨道”，顾名思义即两条轨道、两条线路。两条轨道一内一外看似相同实则不同，但同时共同的合力又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萧军的“双轨道启蒙”即如此。两条轨道代表了两种启蒙思想，一条内道一条外道。内道五四启蒙思想是文化启蒙，外道延安新启蒙思想是革命启蒙。两种启蒙思想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组成的向心力之作用下统一而和谐地并行发展，共同构建了萧军的东北新启蒙思想。
（一）双轨道启蒙的哲学基础
尽管萧军新启蒙思想的文化核心在哲学上表现为共产主义，但双轨道启蒙的哲学基础却是新英雄主义。同新英雄主义中的“双核心思想”一样，对于“双轨道启蒙”，萧军同样运用了“半步主义”思想来调和二者的关系。为保证代表五四启蒙的文化启蒙和代表延安新启蒙的革命启蒙的和谐统一，萧军主张双方各让半步。所以，他的新启蒙实践既不是全盘的五四启蒙，也不是通体的延安新启蒙，而是两种启蒙在一个文化体系中的共同体，于是便形成了这种萧军式“双轨道启蒙”的形式。
在双轨道启蒙中，五四启蒙作为文化内核处在内道位置，以鲁迅精神为指导，宣传的是文化启蒙、个性主义启蒙、人的启蒙、反抗启蒙。思考的问题与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相似，也是反封建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教育问题，这些都和萧军的个性相契合。当时的东北，尤其是刚解放的哈尔滨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五四时期非常相近，这些启蒙及其问题的提出对于解决社会问题、解放人民群众思想有重要作用，是革命政治启蒙的必要补充。外道的革命政治启蒙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引，宣传的是革命文化启蒙、革命政治启蒙。思考的问题是反蒋内战问题、土地问题、支援前线的问题、解放区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方向、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发展，与内道的五四启蒙一道共同构成了萧军的“双轨道启蒙”。实现了新启蒙的“广大群众性，实践性，以及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更密切的统一性”[90]的特点。于是萧军的新英雄主义在东北新文化运动中有了用武之地，成了“双轨道启蒙”的哲学基础思想，其“双核心思想”中的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分别对应和指导着“双轨道启蒙”中的革命启蒙和文化启蒙。
（二）实行双轨道启蒙的原因
如果说左联使五四启蒙遗产现代化、左翼化，延安新启蒙使五四启蒙革命化，那么东北新启蒙则是将五四启蒙通俗化。延安时期，五四启蒙完全由非中国化过渡到了中国化。哈尔滨时期，萧军又进一步将东北新启蒙实践演变成启蒙的通俗化，并回归到启蒙对个人的教育。这样看来，指导东北新文化运动的新启蒙思想此时已经具备了革命化、现代化、民族化和通俗化的特点。为更好地宣传新启蒙，尤其是为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萧军创造性地发明“双轨道启蒙”这一形式。同新英雄主义一样，“双轨道启蒙”打有萧军的个性烙印。之所以在新启蒙实践中运用“双轨道启蒙”，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执着找寻。萧军回到哈尔滨后就不断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企图重构五四启蒙。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真正忘记启蒙运动的本来意义。一旦条件允许，他们就重新把五四的目标引入中国革命”[91]。作为受五四启蒙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萧军，对五四启蒙思想情有独钟，他的小资产阶级身份也符合五四启蒙者的身份。故从进入文坛的第一天起，萧军就时刻接受和传播着启蒙思想。其代表作《八月的乡村》作为第一部描写东北抗日题材的作品，对救亡的启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此后，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延安解放区，无论是创作还是实际工作，甚至在延安的农村生活最为窘迫、最艰难的时刻，他还计划“于本村做点文化启蒙工作……开办一个识字班”[92]。在“《文化报》事件”之前，萧军始终高举以鲁迅精神为代表的启蒙思想旗帜。
其次，是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结果使然。萧军虽然是沐浴着五四启蒙思想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延安倡议并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理解颇深。延安一系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使萧军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新英雄主义核心思想之一。“只有当知识分子克服了自身政治上的无知以后，这种启蒙的回复才明显”[93]。政治上的成熟使萧军不断修正自己的启蒙思想，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甚至一度打算放弃共产党“同路人”的身份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萧军在东北实践新启蒙思想时，一方面是对已融入自身文化基因中的五四启蒙精神的钟爱，另一方面是政治成熟后对革命启蒙的责任感，使得萧军对这两种启蒙的任何一方都难以割舍，这也成为选择“双轨道启蒙”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有比较成熟的新英雄主义精神来调和。以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英雄主义是萧军抵御外来侵袭、调和矛盾的精神武器。对于革命启蒙和五四文化启蒙，新英雄主义分别用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来指导。既然二者皆不能舍弃，萧军便采用了双轨道启蒙的方式，将五四启蒙和延安新启蒙黏合在一起。这种方式实际是萧军“半步主义”思想在起作用。当然对于萧军来说，选择“双轨道启蒙”这种表现方式实际上也包含着些许无奈，这主要是与其党外作家的政治身份、当时东北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萧军与党内作家的关系不睦有关。所以，萧军选择五四文化启蒙对其来说更为合适一些。
“知识分子正是在启蒙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存在。”[94]虽然萧军在《文化报》上进行的新启蒙总体效果是好的、是有贡献的，且无论是延安启蒙还是新启蒙本质上都是对五四启蒙的继承，所以其进行的五四启蒙并没有脱离新启蒙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启蒙还是为萧军带来了一些麻烦，政治暴力对五四启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是因为：第一，毛泽东对五四启蒙并不热衷，他“对五四的赞美也是有选择的”[95]。他所继承的是五四反抗精神和叛逆思想，将五四作为自己革命的一面大旗，他不关心五四的文化启蒙，也不喜欢五四的自由主义，更不喜欢五四启蒙精神的倡导者，“毛泽东和知识分子联系更多些，这使得他对五四运动的成员更为尊重，但也有了更多的歧见。作为北大学生的同代人，毛泽东发现自己受到 ‘新潮社’名人傅斯年、罗家伦和张申府等人的冷落。在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期间只是增强了对这些人的不满”[96]。所以，萧军倡导的五四启蒙自然也不为毛泽东喜欢和认可。第二，毛泽东在1942年开始有意削弱对鲁迅的宣传和推崇，“不再鼓励鲁迅的追随者批判封建的思维习惯，尤其是在共产党领导干部中流行的封建观念”[97]。延安时期对“是否还是杂文时代”的讨论以及关于“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论争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萧军高举鲁迅的五四旗帜在哈尔滨高调宣传鲁迅和五四启蒙的行为，自然也被毛泽东和延安文人所排斥。第三，萧军的五四启蒙与时势相悖。作为党外文人，萧军进行五四宣传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更加需要的是延安启蒙精神中的革命宣传。以上这些原因导致了党内文艺工作者对萧军的《文化报》的发难。
“启蒙的两大‘敌人’，那就是以权势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存在于民众中的愚昧主义。”[98]对于后者，它既是启蒙的敌人又是启蒙的对象，同时也是可以被启蒙和被教育的。而对于前者，尽管启蒙也反专制，但却常常束手无策，甚至为政治权势所左右，萧军的新启蒙实践便落入这个命运的旋涡。由于政治权势的介入，文化争论被政治革命洪流所淹没，在启蒙者被戴上“三反”的帽子后，其东北新启蒙实践活动也随之被迫终结。
萧军的东北新启蒙实践活动虽然半路夭折了，但是却在东北新文化运动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其所创办的《文化报》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学青年、在校学生、社会妇女的思想解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另外，《文化报》上的文艺作品也以其独特的美学成就丰富了新文学的理论，为东北解放区的新文化运动增添了一抹亮色，其丰富的办报经历也为新中国的文化传媒事业积累了经验。
[1] ［美］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315页。
[2] 陈乐民：《启蒙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页。
[3] ［德］伊曼纽尔·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6页。
[4] 转引自黄燎宇《以启蒙的名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5] 闫润鱼：《比较视野下的新启蒙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6] 张宝明：《20世纪：人文思想的全盘反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7] ［美］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8] 黄燎宇：《以启蒙的名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9] ［德］伊曼纽尔·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7页。
[10] ［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载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2页。
[11]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新潮》1919年第1期。
[12]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13] ［美］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4] 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15]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205页。
[16] 陈伯达：《新哲学者的自己批评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读书生活》1936年第4卷第9期。
[17]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新世纪》1936年第1卷第2期。
[18]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204页。
[19] 闫润鱼：《比较视野下的新启蒙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0]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228页。
[21]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243—244页。
[22] 同上书，第236页。
[23] ［美］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24]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248页。
[25] 同上书，第224页。
[2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页。
[2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8]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29] 袁盛勇：《通向现代文学的本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3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页。
[31] 同上书，第865—869页。
[32] 周扬：《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3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34]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
[35] 同上书，第268页。
[3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3页。
[37] ［美］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38]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39] 谢安民：《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0期。
[40]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41] 罗玉琳、艾国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抗击日寇》，《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6年第4期。
[4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43] 王建中、任惜时、李春林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44] 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2页。
[45] 李春燕：《文学的沦陷与沦陷的文学》，载冯为群等《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46]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一文中，把从上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称作“亭子间的人”，把来自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称作“山顶上的人”。
[47] 金训敏：《昨日黄花 “囚徒的悲歌”》， 载冯为群等《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48] ［法］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1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49] 王建中、任惜时、李春林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50]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1936年10月第1卷第2期。
[51] 王建中、任惜时、李春林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52] 冯明：《记鲁迅十年祭和东北文协的诞生》，《东北文艺》1946年第1期。
[53] 《哈尔滨市志·报业广播电视》第25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54] 宋之的：《创刊的话》，《生活报·创刊号》1948年5月1日。
[55] 萧军：《约法三章》，《文化报·创刊号》1947年5月4日。
[56] 萧军：《复刊词》，《文化报》1948年1月1日。
[57] 李春燕：《19—20世纪东北文学史的变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58] 王建中、任惜时、李春林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59] 萧军：《致东北同胞及全国人民》，《晋察冀日报·副刊》1946年3月1日。
[60] 萧军：《闲话“东北问题”》，《萧军全集》第12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61]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2页。
[62] 萧军：《再来一个“五四”运动》，《萧军全集》第12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63] 萧军：《新“五四”运动在东北》，《文化报》1947年5月4日。
[64] 毛泽东：《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65] 毛泽东：《要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66] 萧军：《新“启蒙运动”在东北》，《文化报·增刊》1948年第1期。
[67] 同上。
[68] 萧军：《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东北文艺》1946年第1卷第1期。
[69] 萧军：《新年献词》，《文化报》1948年1月1日。
[70] 于毅夫：《我们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建设新东北推行新文化运动》，《东北文艺》1946年第5期。
[71] 同上。
[72] 张如心：《东北青年的道路》，《东北文化》1946年第1期。
[73] 陈先舟：《献给知识青年的几点意见》，《东北文化》1947年第2期。
[74] 金人：《和群众结合起来》，《东北文艺》1946年第2期。
[75] 王科、徐塞：《萧军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76] 同上书，第215页。
[77]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78] 萧军：《约法三章》，《文化报》1947年5月4日。
[79] 王建中、任惜时、李春林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80] ［美］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页。
[81] 文化报社：《启事》，《文化报》1948年4月1日。
[82] 侯唯动：《萧军——大写的人》，《萧军纪念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83]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84] 同上书，第265页。
[85] 同上书，第278页。
[86]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0页。
[87]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88]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89] 文中所有涉及的“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皆摘录自《萧军研究》第20卷。
[90] 萧军：《新“启蒙运动”在东北》，《文化报·增刊》1948年第1期。
[91] ［美］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页。
[92]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93] ［美］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94] 同上书，第370页。
[95] ［美］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96] 同上书，第313页。
[97] 同上书，第315页。
[98] 陈乐民：《启蒙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