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思维训练的必要性

细说思维的重要性将是荒唐可笑的。人的传统定义就是“有思维能力的动物”。认为思维是区分人与鸟兽的根本要素，肯定是有道理的。对我们来说，更合适的问题是：为什么思维是重要的？回答这一问题后，我们就会看到，思维需要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收到它的功效。

一、思维的价值

1．思维是避免单纯冲动或单纯惯性行为的唯一方法。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只会凭其本能或食欲而采取行动，是因外界环境及生物机体内在刺激而采取的动作，因而此种行为属于被动行为。这就是我们说的鸟兽行为的盲目性。采取这样行动的生物看不到或者预见不到其行动的最终结果，也不会预见以一种方式代替另一种方式行动将会造成的不同后果。它“不知其所为为何”。而在有思维能力的情况下，现有的事物会充当尚未经历之事物的标志或表征。这样，有思维能力的人就能够根据现有的事物对尚未出现的和未来的事物采取相应行动，而并不是受某种未能意识到的力量的驱使，不管这种力量是本能还是习惯，而被动采取行动；此种情况下，反思性因素被调动了起来（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他间接意识到某种较遥远的目标而采取了行动。

天要下雨时，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会在将要下雨且自己的机体受到某种刺激时钻回洞穴，而有思维能力的人则会感知到风雨欲来时出现的征兆，并且根据这些征兆和可预见的未来情况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耕田播种，锄草施肥，收割庄稼，都是有目的的行动。一个人只有学会将现时经历感受的因素归于它们将来预示的价值和预言，才有可能使之实现。哲学家们已大量论述过“自然之本”“大自然的语言”。的确，只有发挥思维能力，才能从既有的事物推测到那些看不到的事物，大自然的语言才会被人听懂。对于善于运用思维的人来说，现有事物记载着它们的过去，就像化石记载了地球以往的史实；同时，事物又预示着它们的未来，例如从天体的现时位置可测知它们许久以后的晦暝亏食。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树木之言，溪流之本”，就十分生动地表述出事物的存在会在思考者眼里显现出额外的能量。种种预见、明智的策划、谋虑和计算均有赖于事物的征兆功能。

2．通过思维，人们还想出和安排出各种人为的标志，来提醒其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以及获取或避免这些后果的方式。刚刚提到的思维特征使野人区别于野兽，继而又使文明人区别于野人。野人在江河翻船溺水，会注意到有哪些事物是今后需要注意的危险征兆。而文明人则是有意识地制作一些标记以防备险情。当文明人预见某种事故将要发生时，会预先设置残骸预警浮标以防止撞船事件，会建造灯塔以指引安全航线。阅历丰富的野人会察看天气变化的征兆；而文明人则建立气象服务部门，在缺乏特别方法，无法提前测到可能出现的任何征兆之前，能预先收集天气变化征兆和广泛发布气象预报。野人能通过识别一些模糊的标志在荒野深山中找到出路；文明人则修建高速公路供所有人使用。野人发现了火的踪迹，进而发现了取火的方法；文明人则发明了各种设备，能随时按照需求照明或取暖。文明开化的实质就在于我们通过深思熟虑，建起了各种纪念碑和纪念馆以防遗忘；有意设置一些仪器，以便在各种紧急和危急情况发生之前，测量危险是否接近；记录危险性质，以抵御危险事件，或者至少帮助我们减小所受不利影响，并且巩固或者扩大有利影响。所有形式的人造仪器都是对自然之物的有意改造，以使它们都比其自然状态优越，能够更好地预示隐藏的、缺失的和遥远的危险。

3．最后，思维还会给自然的事件和物体赋予截然不同的地位和价值，这远远不同于那些无思维力者对它们的感受。在那些不懂得它们是语言象征的人看来，这些话不过是扯淡，是光与形的奇怪变异而已。但有思维能力的人会看出它们是其他事物的象征，根据其所表达的意义，每一事物均有它自己的特性。自然物体亦是如此。一把椅子，在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看来，不过是一件可以闻一闻、咬一咬、爬一爬的东西而已；但在有思维能力的人看来，椅子却有意识地提供了一个可以坐下来、歇一会儿和与人进行社会交流的机会。一块石头，在一个仅用感观认识它和一个知晓其历史与未来的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只有出于礼貌才会说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会对一个物体有什么感受，而在我们看来，一个物体却是由它所拥有的素质所组成的，这些素质又是其他事物的标志。

英格兰逻辑学家维恩先生说过，一条狗看见一道彩虹，其感受是否多于它对它所在之国的宪法的理解，可能都是一个问题。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它睡的窝和它吃的肉。它想睡觉时，就进了狗窝；它饿了，闻到肉味就兴奋。除此以外，它看见一个物体还会有什么别的感受呢？它肯定不会感受到一座房屋是人们的“家”，即一座永久住宅所囊括的种种设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非它能将所有眼见之物抽象成未见之物，也就是说，除非它有思维能力。它吃一块肉时也不会想到它来自什么动物的肢体的什么部位以及它能提供什么营养。一个物体失去了诸如此类素质意义，还算是什么物体，我们真难说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跟我们所感知到的物体是完全不同的。此外，无论是对于感官、思维还是作为其他事物的象征，事物融合度的提升一直在增长，而且增长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没有限度的。从前需要哥白尼或牛顿那样卓越的智力才能认识到的一些事情，今天已成为孩子们都会马上明白的常识。

思维能力的各种价值，也许可以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一段引言进行归纳：“进行推理诚可谓生活中的大事。每个人在每一天、每一小时和每一刻都需要对自己并未直接观察到的事情加以推断，这并非总是出于增加自己的知识这一一般性目的，而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关系到自己的利益或职业。地方司法官、军队指挥官、领航员、医生或农艺师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根据证据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是好还是不好，决定着他们本职工作的优劣。只有在这方面，他们得不停地动脑筋。”

二、需要引导以实现价值

人每天每时都在思索，这不是什么技术性的和深奥的难题，但也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事。在任一时刻适合的场合下，这一功能都必须与智力相协调，且必须由清醒的思维完成。但是，仅仅因为这是一种推理的过程，是在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间接地得出信念，该思维过程可能出现错误也可能走向正确，所以需要谨慎小心，需要接受训练。它越是重要，出错的危害也就越大。

比穆勒更早的一位学者约翰·洛克（1632 —1704）阐述过思维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和思维训练的必要性，以便通过思维得到最好的效果和防止最坏的结果。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以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为依据，这些依据成了采取某种行动的理由；不论他运用何种手段，他都是以自己这一有充分根据或并无充分依据的见解作为引导，按照这一正确或错误见解而投入他的全部行动力量……神殿教堂都会供奉神圣偶像，我们总是能看到有多少人为之顶礼膜拜。实际上，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和偶像都是始终指导他们行动的无形力量，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一指导。因此，极其重要的是要用心培养自己的认识，在探求知识和做出判断的过程中对事物进行正确的理解。”既然一切有意实施的活动以及我们种种力量的运用都有赖于思维，那洛克强调用心培养自己的认识“极其重要”，就是恰如其分的。思维能力最能让我们摆脱本能、欲望和习惯，但也有可能给我们机遇，或者让我们出错失误。它使我们高于禽兽，但也有可能让我们干出禽兽由于其本能限制而干不出的蠢事。

三、需要经常加以调节的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正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会出现一些需要调节推理思维活动的情形。生活中许多时候都必须遵从基本的和持续的规矩，它是任何巧妙的办法都无法有效地代替的。被火烫过的孩子怕火，这痛苦的经历比给他讲述热量的特性更能加强其对正确推断必要性的认识。社会环境也会重视对事物的正确推理，在此，基于有效思维的行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正确的思维有益于生活，至少可以使生活避免相当多的烦恼。敌情险情、安全保障、饮食调理或重要社会交往的种种征兆迹象，都需要得到正确的辨认。

然而，这种思维能力训练虽然在一定限度内能见效，却不能让我们不受限制到处畅行无阻。在一个方向上得出合乎逻辑的见解，并不能保证不会在另一个方向过头而得出错误结论。野蛮人群中的狩猎专家很擅长发现野兽的行踪和位置，但谈起野兽习性的来源和构造时却可能胡言乱语。当人们的生活安全而富足时，没有直接可见的障碍来阻止人们进行思索推理，也就没有天然的阻力来防止人们得出错误的信念。有时仅仅因为某些思维生动有趣，即使依据甚少，也可得出结论；而有时事实众多却引不出适当的结论，只是因为它们有悖于现有习俗而不受欢迎。还有一种倾向是所谓的“原始的轻信”，即分辨不清什么是幻想，什么是合情合理的结论。一见云里雾里有引人注目的脸面，就信以为真。天然的智力阻挡不了谬误的传播；而阅历不浅但思维不正确，就仍然会积累许多错误的信念。错误与错误可能互为印证而交织成越来越大、越顽固的一套谬论。梦、星相、手掌纹路都用来占卜吉凶，纸牌的跌落被认为一定是预兆，而自然界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态却遭忽视。各式各样的占卜迷信如今仅见于一些阴暗的角落，但从前却是普遍流行的。人们用了很多很多的科学事实才驳倒了它们。

仅仅就联想的功能而言，看见水银柱变化就预测下雨，以及看到动物内脏和鸟群飞向而预测战争输赢，都是联想，并无差异。洒落一把盐预示某人要遭厄运，与被蚊子咬了预示会染上疟疾一样，也都是预测。只有系统地调控进行观察的条件和严格调节自己进行联想的习惯，才能确保自己得出的信念到底是对还是错。用科学推理取代迷信推测，靠的并不是提高自己感官的敏感度或联想功能的自然运行原理，而是调控好自己进行观察和推理的条件。

再次提及一些导致错误信念的主要原因是有意义的。例如，在近代科学探索的起始之时，培根就指出过让人得出错误信念的四点原因，即被冠以“假象”（即虚假的景象）名称的事物，这些事物将人们引入歧途。他将这些原因称之为“假象”（idols），或“幻象”（phantoms）：（1）部族；（2）市场；（3）巢穴；（4）剧院。说得通俗易懂一些，这就是：（1）植根于人性的、通常惯用的一些错误想法（或诱惑）；（2）人们的来往和交流；（3）犯错误者的个人特性；最后（4）某一时期的时尚或习俗。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错误信念的来源加以分类，即上述原因中有两种是内在的，两种是外在的。内在的两种当中，有一种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例如容易承认那些跟自己固有信念相符的事实，而不易承认那些跟自己固有信念相悖的事实），另一种是个人的特性和习惯。外在的两种当中，一种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例如倾向于认为有名者皆有实，无名者则无实），另一种则是一时一地的风气。

洛克也谈过三种信念错误的典型，文字比较通俗，可能更具启发意义。除了引用他那熟悉而充满力量的引言，再无其他更好的办法。通过举例说明不同类型的人，洛克阐明了思维发生错误的不同方式。下面直接引用原文：

1．“第一种人是极少进行推理的人，其思想和行动总是模仿别人，包括学父母、邻居、牧师以及自己心甘情愿奉为师表的其他的人。他们只图省心省力，不肯认真思考和检验”。

2．“第二种人是以自己的爱好代替理智，并且坚决以喜好决定行为和论证，从不使用自己的推理，而是倾听别人的推理，只要该推理符合他们的幽默感、利益或者狂欢需求”。

3．“第三种人倒是真心实意愿意遵循理智，但思路不够开阔，见识也不宽广，因而看问题不够周到全面……他们交游不广，阅览范围狭窄，听不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们信息来源有限，像流淌的小溪，而又不愿投身于知识的海洋”。一些人本来天分相当，但最终却知识水平相差悬殊，这是因为“他们机遇不一，他们所获取到的信息、头脑中所积累的观念、概念和观察的结果以及能据以思考的这些内容出现了差异，高低不等”。

洛克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谈到了同样的想法，只是表述形式有些许不同。

1．“凡是跟我们的信条不相符的事物，都往往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而不予考虑。对自己的信条坚信不疑，奉之为至高无上，因此不但不相信其他人的见解，而且对自己耳闻目睹的证据，只要该证据证明其他事理正确且违反我们深信不疑的信条，我们也往往会拒绝承认该证据……最常见的情形就是孩子们接受他们的父母、保姆或和他们有关的其他人的影响；这些人将种种见解灌输到儿童既无防备亦无己见的心灵中，并且使其逐渐加深，最后（不论这些见解对错如何）进一步被习俗和学校教育加以固化，甚至到了无法将其根除推翻的地步。小孩子长大以后，反思自己的观念，发现这些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在其记忆之初就已存在，所以即使未能发现最初接受了谁的指导或者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信念的，他们也习惯于将这些信条奉为神圣，不让它们受到玷污或怀疑。”他们将这些信条视作“裁定是非对错的可靠标准，在遇到各种争论时都求助于这些信条的判断。”

2．“另有一些人则将思想固化在一定的模式里，除了自己接受的假说以外，别的假说一概不接受”。洛克接着指出，这些人虽不否认事实和证据，但是思想闭塞，固执于特定的信念，对不符合这些信念的证据无法信服。

3．“以自己的爱憎好恶为尺度。这第三种人就是，凡是不合自己胃口和爱好的，不论其概率多高都不予考虑。在一个贪财者的推理过程中，若一边是概率很高的事物，而另一边是钱财，那就不难预见哪一边压倒另一边了。这些世俗气十足的脑袋，就像泥巴墙一样，不论多么强的电池也是无法让它通电的。”

4．“权威。思想容易出错的这第四种人最常见，其数量之多超过前几种人之和。他们盲从权威，不论是朋友或邻居或党和国家首领，只要大家都信，他们也跟风，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

培根和洛克都说明了，错误思维的根源除了个人性格倾向（例如倾向于匆忙下结论以及倾向于做遥远得不着边际的结论），而且还有社会的原因，且后者倾向于煽动和确定如下错误的习惯，即根据权威、有意识地指导甚至更加隐蔽地有意无意地组织语言、模仿、同情和联想而进行思维。因此相应地，教育不仅要让人们克服个人思维的错误惯性——急躁鲁莽，自以为是，只顾自身利害得失而不顾客观现实——还要削弱和摧毁社会上长期积存且严重固化的各种偏见。当社会已有较为理智、较注重理性信念、较少盲目跟随权威的风气，教育机构应能比现在更加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可与其他社会环境有意无意发挥的教育作用协调配合，帮助人们端正自己的思维习惯和信念。现在，教育工作不仅要将人们一些自然的倾向转变成训练有素的思维习惯，而且还要教育人们抵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改变已经形成的错误思维习惯。

四、通过调节使推理成为证明

思维重要，因为正如我们所见，通过思维这一功能，可从既知的或已查明的事实中看出或推测出其他并未直接确知的事实。但是这种从已知事物推想到未知事物的过程很容易出错。能对它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未见的和未考虑到的原因，数目甚多，如以往的经历、信奉的信条、自我利益的顾及、情感的变动、心理上的怠惰、偏见的社会环境、没有根据的期待，等等，可谓是不胜枚举。实际上，思维就是推理，即从一事物推想到存在关联的另一事物的概念或信念。这涉及认识上的一次跳跃，即从已确知事物跳跃到根据某证据推定的另一未知事物。除非是白痴，否则人们都会从已感知的事物联想到未知的事物，或根据已知的趋势推想到未来的趋势。从已知到未知，必然涉及思维上的一次跳跃，这样就必须注意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一跳跃的，以减少思维跳错的危险，提高正确思维跳跃的概率。

此时应注意：（1）调节好完成联想功能的条件；（2）调节好对联想到的事务赋予信任的条件。以这两种方式完成的推理（对其细节的研究构成本书主要内容之一）即形成了证明。证明某一事物主要意味着对它加以试验、检验。例外情况常用来证明一条规则，换言之，例外情况要求提供众多证据以便严格地执行。倘若这条规则经受住了这一检验，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怀疑它了。事物在经受住检验之前，我们还无法知道它的价值究竟如何。但经受住检验之后，事物即是可信的，因为它已得到了证明。它的价值业已明朗。推理即是如此。一般说来，推理是一种宝贵的功能，但这一点并不能保证推理都一定正确。推理是有可能出错的，正如我们所见，有不少因素都会使其出错。因此，重要的是要做到每一推理都是经过检验的。但是我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必须加以区分，自己哪些信念有经过检验的证据，而哪些信念却尚无此种证据，从而谨慎小心地予以对待。

教育的任务在于传授各种可能的信息，而不在于对每一见解均提供证明，但教育有责任让受教育者养成深层次的、有效的习惯，来区分哪些是经过验证的信念，而哪些仅仅是人们的主张、猜想和想法；要以真诚、活泼和开朗的态度接受那些确有根据的结论，并在个人工作习惯中掌握适当的方法，对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相应的探究和推理。倘若一个人没有这样的态度和习惯，那么不论他知晓多少传闻和消息，他都不是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因为他缺乏基本的思维素质。而这种习惯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论想要习得这些习惯的愿望有多么强烈）。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又不足以迫使人们养成这种习惯，因此教育有重大责任为培养它们创造条件。培养这些习惯，就是思维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