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追寻与文化救世

《民主评论》是徐复观创办的在港台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它从1949年6月创刊到1966年8月停刊，经历了17年的岁月，成为港台新儒家的思想舞台和发言地，在追求民主政治和儒学现代化的探索中做出了不少的尝试。是什么影响了徐复观要创办这样一个刊物？徐复观在创办刊物的过程中他本人和《民主评论》都发生了哪些变迁？我们通过考察徐复观及其在创办《民主评论》前后的一系列事件，能够看出一个创办者的艰难求索和心路历程。

徐复观创办《民主评论》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内因当然是徐复观自身独特的文化意识和个性特征，尤其是其“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救世情结。从外部原因来看，有两起事件对他的影响和转变是相当明显的。

一　徐复观的“延安之行”及其政治转向

自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的8年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先后派遣六批约十人次的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徐复观（当时名叫徐佛观）在1943年曾经以国民党观察员（少将军衔）的身份被派驻延安，在延安期间，他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有过深入接触，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可谓频繁深入，交谈内容无所不包，往往论及政治局势、文化和历史，两人常常雄辩四方，难分高下。据徐复观的回忆，他曾就读历史的方法请教毛泽东，毛泽东回答道：“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而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该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35]对此，徐复观深表赞同。徐复观晚年忆及此事说：“他这段话，实际给了我很大的影响。”[36]徐复观后来重视商周之际的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提出“忧患意识”概念，实与毛泽东的这一提示有着某种关联。他还问毛泽东：“《论语》中，孔子的话，你有没有赞成的？”毛泽东回答说：“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就是很好的话。”徐复观颔首示意并补充道，“应该再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毛泽东对此也点头认可。[37]徐复观的记忆中与毛泽东的长谈甚至辩论都是好的。毛泽东还赠送给徐复观一本《整风文献》，当时正是延安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火热时期，当毛泽东再次与徐复观见面的时候，问徐复观：“徐先生看我们那种东西里，有没有好的？”徐复观说：“有。”毛泽东接着问：“哪一篇？”徐复观说：“刘少奇先生的一篇。”徐复观所回答的正是刘少奇同志为延安整风运动而写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住在延安窑洞的时候，徐复观很少活动，除偶尔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邀请的公务活动外，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和读书，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献资料很感兴趣。除此之外，他在业余时间重点研究了德国人克劳塞维斯的著作《战争论》，并针对战争的规律、战争的阶段和战略决策等方面做了丰富的读书笔记，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针对性极强的问题，成为谈论的焦点和争论的核心问题。针对游击战术，毛泽东曾经专门和徐复观探讨战术特点，毛泽东说：“这不过是小规模扰乱战，若指挥大的兵团，必要时在战略上要牺牲一个兵团，然后才能保全两个兵团，那就要壮士断腕，立即决断。”[38]徐复观对毛泽东的论断是有争议的，他反问道：“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现在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与举世为敌。假定一旦战局逆转，形势险恶，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请问润之先生，那究竟牺牲哪一国？谁来提议？谁来赞同？又有哪国甘愿牺牲？”[39]两人畅所欲言，虽然观点不同，但都钦佩于对方学识和涵养。若干年后，“徐复观因患胃癌几度昏迷，于将死方生之际，犹梦见与毛泽东相遇于荒野，而且两人依旧咻咻激辩不已。这段经历，留给徐复观印象很深，他自称70岁以前，梦中常常与毛泽东折冲樽俎，纵横捭阖，谈论天下事”。[40]我们知道，日有所思才会夜有所梦，两位杰出的学问家，时事政治的参与者，能够找到共同的话题和关注的焦点而纵论天下是何等的幸运和难得。

1943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六周年前夕，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借势欺人，到处散布要坚决“废除共产党组织”“将陕甘宁边区政府拆散”的言论，从思想上逐渐瓦解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系统。事情发生后，毛泽东紧急约见国民党代表徐复观并严肃地警告道：“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鹿死谁手！”[41]徐复观对此印象深刻，也对毛泽东的义正辞严和政治上的雄才大略深感钦佩。徐复观在这方面也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再加上自我人格的看重，他也曾以死相要挟，为难当时的共产党，也表现出铮铮铁骨的豪气。同年8月，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逝世，出于国共合作的考虑，但又受到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影响，共产党召开了追悼大会，但是又不想大张旗鼓，更谈不上隆重热烈，在延安的徐复观参与了这一活动，他对当时的主持人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一是大会主持人吴玉章没有详细介绍死者生平，缺乏庄重；二是吴玉章借题发挥，不把焦点放到追悼大会上，而是借机对蒋介石进行鞭挞批判，语言上污言秽语，极尽讽刺，大加诋毁。“在会场上，徐复观怒气冲冲，几次要求登台讲话都遭到拒绝后，他愤然离场。回到住处后，他竟然以绝食方式进行抗议。”[42]中共领导人对此相当重视，周恩来长信一封表示歉意，叶剑英亲自来到招待所安慰，矛盾才算缓解。当时，徐复观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对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体察，已找到国民党政权的弊端和薄弱点。他后来在一封信中说：“其症结是在民主和农民上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广泛性和群众性超出个人的想象，并认为中共志在夺取全面政权，而且其势难挡。”[43]

1943年10月下旬，徐复观离开延安回到重庆，这段延安的经历，改变了徐复观的政治倾向，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徐复观常常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患。他在与国民党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痛陈时局之弊，认为对中共问题“非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乐观，国民党长此以往，‘共党’必夺政权”。[44]后来拜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的何应钦，徐复观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态度，并表示要回鄂东老家种田。何应钦一再挽留并向蒋介石介绍了徐复观，蒋介石听完徐复观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和对国民党所存在问题的忧虑后，对他大加赞赏，并让他写一个报告，此时的徐复观不知何去何从，没有动笔。在随后的日子里，徐复观感念蒋介石对他的物质救济和才华的赏识，接受了蒋介石委以重任的职位，但身心俱疲，对国民党失望透顶，甚至不甘心就此与一摊污泥浊水相厮混。在一个党风不正，政风不廉的政治环境下，不能泯灭自己的道义良知，努力去做一个清官的成本代价，有时候远远超过去做一个贪官和昏官。他看透了周围的人们，“宁愿以片刻权力的满足，不惜明天的碎尸万段的天性，还谈什么改革创新？心里隐隐约约的希望是期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渺不可期。能不能转行到学术界，看那里还有些什么人才？”[45]

二　拜师熊十力，改名“徐复观”

1943年底，徐复观经人介绍结识了熊十力，短暂的攀谈就受到了心灵的洗礼和震撼，对熊十力的学问钦佩有加并拜他为师，从此他将自己的生命和希望与恩师熊十力紧紧相连，试图找到新的救国良方。二人相识之初，徐复观求教熊十力读什么史书？熊十力以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开示，并让徐复观反复研读，直到弄懂为止。不久，徐复观再去拜见熊十力，熊十力问他：“有点什么心得？”徐复观对其中不同的意见一股脑儿说出来，颇为得意，却惹来“当头一骂”，熊十力未听完便对着徐复观怒声斥责：“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46]

这一番痛骂，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醍醐灌顶，当头棒喝，让徐复观的内心产生了探究知识真谛的火花，既给了徐复观一个读书治学的方法，更把一种探求真理的精神扎根在他的内心，这既是对徐复观的鼓励和鞭策，也为他走进学术之门立下了深远的目标。

这次见面对徐复观后半生的影响甚巨，从此他决心步入学术之门。熊十力将他的名字由“佛观”改为“复观”，从此沿用了一生。他曾经对自己走上学问之路做过说明：“我决心扣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20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因而多有一点认识，也是得熊先生的启示。”[47]他对熊十力怀有感激崇敬之情，一方面在于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共鸣，都有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悲悯人生、家国天下的宏伟抱负，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深厚浓烈，试图靠一己之力报卫国之门。另一方面他们的人生境遇和政治经历极为相似，都曾经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图国家强大，但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他们都能够深切感知政治的目的和现实存在的约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徐复观在熊十力“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48]的点拨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命运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他不断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文化的问题”[49]。徐复观的思想开始由“政治救国”转向“文化救国”。1946年，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往南京，徐复观借此提出辞呈，蒋介石听说了他试图创办刊物一事，欣然给予资金上支持，徐复观用这笔钱在商务印书馆的帮助下，创办了刊物《学原》，这是一份纯学术刊物，1947年创刊，1949年停刊，出版了三卷，这是徐复观在创办杂志上的第一次尝试。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徐复观到了香港，又向蒋介石提及继续创办杂志事宜，蒋介石给予他9万港币的经费，徐复观于1949年5月开始筹办《民主评论》杂志，1949年6月16日，徐复观创办的《民主评论》在香港付梓出刊。这份杂志是大型的半月刊，徐复观自任杂志发行人，聘请《学原》旧友张丕介为主编，自此，徐复观真正走上了为文与为学的道路。

《民主评论》总部在香港，在台湾设有分社。徐复观此时大部分时间定居在台中。徐复观之所以选择台中而不是台北，除了为逃避现实政治而求得一点清静外，他在台中一些挚友给他生活提供诸多方便也有很大关系，使得他能顺利在台中落脚扎根。

徐复观在香港创办的《民主评论》让他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为他进入学术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以一己之力为港台流亡的知识分子开辟一块可供交流的园地。鉴于自己的坎坷经历和人生境遇的变化，他的写作对象往往是与古今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自己解释说：“不仅我的学力限制了我写纯学术性的文章，而我的心境也不容许我独往，写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文章。”[50]《民主评论》这本杂志内容设置和风格恰恰能反映出徐复观治学风貌，这本杂志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刊物，把时政评论与学术研究文章一起刊出，注重文化研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从《民主评论》办刊经过看，办刊初期，主要是从民主制度和儒学传统两个方面展开，最早的时候十分注重时政评论，甚至有改良制度和文化创新的导向，以后逐渐转为以讨论传统文化为主，在《民主评论》办刊的17年中以下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徐复观和《民主评论》办刊宗旨的变迁。

（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发表

从1957年开始，徐复观、唐君毅等四位学者开始酝酿写一部宣言式的文章，当时唐君毅在美国访问与旅居美国的学者张君劢交流，深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却在海外花果飘零之态，认为决定中国文化之生命形态、生命方向的是中国人的生命智慧，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必须肯定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存在，以当下的精神和智慧发扬光大中国传统之学。两人随后致函徐复观和牟宗三征求意见，四人达成共识，随即由唐君毅执笔起草，四人分别提出修改意见，反复论证，最终于1958年元月发表，引起了海内外学界强烈反响。《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基本内容包括：世界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研究方式的动机和缺陷；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基的重要表现方式，是中国人千年历史文化传承中的生命集体无意识；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文化命脉的价值根源和精神追求，中西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归于道德高度，而西方文化主要的是发展成了知识追求；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和宗教精神；中国的心性之学，人与天地万物实为一体，天理在人的心性之中，人若存心养性就可事天，尽心而知性。以内在超越的智慧说明中国传统的心文化；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本身的依附和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的原因；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悠久文化根基在于“家国天下”。我们能够从《宣言》的基本观点看到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坚持道统维护传统文化价值以供奉于世界”[51]的决心。《宣言》的发表，被学术界称作是当代新儒家的文化宣言，也使《民主评论》的办刊宗旨达到了由政治评论转向文化研究的新境界。在今天，海内外学者都已肯定了《宣言》在现代新儒学发展中的划时代意义，认为《宣言》标志着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学作为一大思潮的崛起。张灏、余英时、蔡仁厚、方克立，这些著名学者，对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各有自己的见解，甚至对现代新儒家的人物，也各有划分，但从总体的把握上则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宣言》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他们对于《宣言》的看重，在今天可以说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共识。

（二）抗衡《自由中国》

1957年，与《民主评论》一起创刊的还有《自由中国》，它是由胡适和国民党政务委员雷震共同发起创办的，胡适任发行人，雷震任社长。这两本杂志由于文化取向和依托的传统不同，时有争论，相互抵牾。以胡适为代表的个人自由主义传统经常批判《民主评论》的有些观点，因为胡适是接受西方教育的首位文科博士，对西化的思潮推崇有加，成为西化思想宣扬的重要代表，因此，与坚守传统文化为命脉的徐复观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宣言》发表后，学术界和政治界对此议论纷纷，面对赞赏、反对和中立等众说纷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这宣言是欺世盗名的鬼把戏。”[52]徐复观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强调民族文化的传承，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命的延续，徐复观反复强调说：“某一民族，没有文化的传承，即意味着某一民族生命的断绝。”[53]他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根基的基础上，站定中国人自己的信仰立场，试图在传统文化的根系中灌溉并培育文化之树茁壮成长，对崇尚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激进的文化沙文主义深表不屑，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针对《民主评论》和《自由中国》两大阵营刊物的论争，徐复观对两本刊物的办刊宗旨及不同特点做了明确的分析，《民主评论》很快成为旅居国外华人学者的学术舞台。徐复观在南京办《学原》杂志时的故交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位先生，都成为《民主评论》主要撰稿人。钱穆饱含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唐君毅以至纯至深的笔触开始了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发掘，牟宗三质朴坚定地发挥道德的理想主义。他们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的志业宏愿与《民主评论》的文化意识意气相通，杂志继续以这批“文化救国”的知识分子为中心。

今天，我们透过那些引人沉思的历史事件，再次梳理徐复观从官场到学界的转变，从中既能发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悲悯情怀，也能看见他在成长为新儒学代表人物的艰难跋涉。他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那就是文化自省、自新、自觉，从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开辟出能够化解现代化生活危机的中国文化新生之路，以弘扬中华文化来拯救中国社会和现代人生。徐复观的观点虽然有着极大的文化保守主义，但也对当代新儒家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