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农业社会化服务还需要有新突破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呈现主体多、能力弱的状况。从服务主体看，有政府办的农业服务机构、农村信用社、供销社、公司特别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但这些服务主体的服务能力并不强。政府设在乡镇的服务机构，虽有“七站八所”，但每个单位通常只有两三个人。农村信用社日益脱离农民，很少提供面向农户的金融服务。供销社虽然有全国范围的体系，但基层在市场竞争压力下，服务逐渐萎缩。龙头企业即使是大型企业，带动能力也有限，在农产品销售总额中所占比例不大。农民合作社普遍规模很小，为农户提供的服务也很少。

各类服务主体从自己的情况出发提供服务，进行选择，使各项服务显得零碎，缺乏横向协调。这表面上符合社会分工原则，实际上却不能满足农户多方面的需要。政府设在乡镇的服务分为多个机构，各管一摊，不利于提高服务和管理效率。各种服务主体在业务上相互分割，缺乏协调。

供销社意识到服务主体及服务分散问题，在农村基层建立具有横向联合性质的组织体系，协调各方的服务。供销社自办的公司、基层社领办的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社、行业或专业协会，共同组成了新的农业服务体系。

从供方角度转换到需方角度，从农户看农业服务体系，就很容易发现它的不足。农户的需要是多个方面的，分别从不同机构获得，由于信息分散、交易地点分散，要与多个供方打交道，增加了交易成本。从社会工作的视角看，这个问题就更明显。社会工作强调“全人服务”，即围绕工作对象各方面的需要，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使各方面的措施相互衔接、协调。对农户的服务也应如此，否则可能出现有了这个服务，缺了那个服务的现象，影响服务效果。

因此，应当有为农户提供综合服务的主体。综合服务组织虽然不符合专业分工理论，但实际上有利于提高效率，满足农户多方面的需要。有的龙头企业已经有综合服务实践，围绕产品收购，在农村建立基地，为农户提供的全套生产服务，以保证产品质量。但这仍然是不够的，综合服务组织应当在产、供、销各环节提供技术、设施、资金多方面的服务。其实，这些服务相互之间存在互补性。例如提供贷款给农户发展生产项目，同时提供的技术服务可降低农户生产风险，销售服务可降低农户市场风险，这都有利于信贷风险的评估和控制。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过于偏重于市场机制。旧体制下我国采取行政机制提供农业服务。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政府办的服务体系受到冲击，路子越走越窄。例如湖北省进行乡镇机构改革，将事业性质的“七站八所”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有的则由个人承包转变为私营性质的服务机构。90年代成长起来的公司加农户，虽然双方有较稳固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市场关系。

在市场机制之下，农户处于弱势，供方处于有利地位。市场机制的核心是消费者选择，形成市场，厂商概括市场信号进行生产，相互竞争，优胜劣汰，以实现生产资料最优配置。但在农业服务方面，农户获得信息的能力不足，谈判能力不足，出现问题时维权能力不足，消费者选择的权利不完整，市场机制就会出现失灵。例如公司加农户的市场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户难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公司掌握着销售渠道，基地的农户甚至产生路径依赖，按照公司的需要安排生产，影响农户对市场的反应。

近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强调公益性农业服务机构，强调政府对服务机构及人事的干预。表明中央对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有新的认识，发现了其中的不足。用行政办法做农业服务，应当在内容上有所选择。特别是对其中技术含量高、需要较大投入的项目，例如农业科学研究，需要由政府规划和投入。但面对农户的一线服务，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行政机制办的机构，效率并不高。不能因为市场机制出现失灵，我们又回到老路子上去。

利用合作机制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农民合作社的出现，新机制开始运作，但其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合作社的核心是农民所有、农民管理、农民受益，但没有涉及服务能力。要发挥合作机制的作用，必须研究如何提高合作组织的服务能力。建立权能分设的治理结构，将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在合作组织中保持决策权、管理权、收益权等方面，聘用专职人员履行服务职能，可一方面体现合作性质；另一方面扩大专职服务人员队伍，提高服务能力。目前农村基层的合作社主要由带头人提供服务，这是不够的。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就必须聘用专门人才，做好专职服务。

应当研究将合作机制与市场机制、行政机制结合起来，探索社会企业性质的新型服务主体。其实，合作社对内部体现合作原则，对外部仍然是市场机制，在农资、农产品市场及金融市场中开拓发展，增强服务能力。因此，合作社本身就是社会企业，对外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收益；对内为农户服务，通过二次分配提高农户收益，体现社会目标。行政因素可以嫁接到合作组织平台，以强化其社会企业性质。政府把农业服务资源投入到合作组织，一方面可减少政府办服务机构的压力；另一方面可实现公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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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炳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

[2]陆桔利（Juli Lu）：　《为什么有人务农？——浙江省上虞市农民和农业变迁》，http://www.doc88.com/p-30873060692.html.

[3]龙新：《全国家庭农场达87.7万个，平均经营规模超过200亩》，《农民日报》2013年6月5日。

[4]农民日报—中国农业新闻网：《2013年合作社年终盘点：合作·共赢·发展》，http://www.farmer.com.cn/jjpd/hzs/201312/t20131224_-926454.htm.

[5]龙新：《全国家庭农场达87.7万个，平均经营规模超过200亩》，《农民日报》2013年6月5日。

[6]陈洁、罗丹：《种粮大户：一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求是》2012/03。

[7]农业部新闻办公室：《我国首次家庭农场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家庭农场达87.7万个，平均经营规模超过200亩》，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306/t20130604_-3483252.htm.

[8]林远：《全国农地流转面积达1/4，家庭农场平均面积200亩》，《经济参考报》2014-01-14。

[9]中国广播网：《全国小贷公司已达8394家，需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高》，http://finance.cnr.cn/jjpl/201407/t20140724_ 51602897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