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传统与现代之间——走进真实的陶渊明
一
东晋陶渊明飘逸。鲁迅先生说他飘逸得很久了,又说他并非整日整夜的飘飘然,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倘若有取舍,便非全人。
陶渊明宛如一泓碧波,无法领略它的深邃,骤然间的一阵微风波澜,也只能掠起它的冰山一角。他也仿佛达·芬奇画布上蒙娜丽莎的微笑,无人读懂她的神秘,突然投射的一束新光线,又能在微笑里发现新的意蕴。
陶渊明给人的感觉是深邃、神秘。他的辞官归隐、他的饮酒乞食,其人、其诗,都耐人寻味而又永远品味不尽。且不说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辞官之举,也不说他“饥来驱我去”、“叩门拙言辞”的乞食之谜,单说他的诗文为人接受时的离奇吧。苏东坡青壮年时期不喜欢陶渊明诗歌,晚年尤其是在被贬谪海南岛的漫长岁月中,却日益酷爱陶诗。晚年的苏东坡,陶诗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食粮。他每天读陶诗,还给自己规定,每天只能读一首,害怕读完再无可读了。他将每一首陶诗都唱和一遍,留下了和陶诗109首。苏东坡说陶诗“外枯而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宋代黄庭坚也有类似的说法。这种神奇的经历,几乎成了所有嗜陶者的共同体会。陶渊明诗文,语言表面平淡朴实,浅显直白,质朴无华,有时甚至感觉味同嚼蜡,但是当你细细品味,慢慢咀嚼时,却分明如饮洌洌甘泉,有缕缕清香袭来,有丝丝惬意之感。品之愈深,味道愈浓,如饮百年陈坛之老窖,如闻三日绕梁之清音。
千百年过去了,没有哪一个人,也没有哪一个时代,真正懂得过陶渊明。每一次,人们都只是跟盲人摸象一样,各得一端,互执一词。
在东晋,陶渊明人微言轻。虽然他的祖辈陶侃军功盖世,但在讲究门第出身的时代,在世家大族的眼里,仍不过是“奚狗”而已。几世几辈后的陶渊明,不用说,就更沾染不上那份荣耀了。唐代人的视野里,陶渊明是个酒鬼、狂徒兼县太爷,让不少名诗人青睐与倾心。“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是王维的情愫,“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是李白的仰慕。
陶渊明的园圃里,六朝人看重他的隐居、他的风流,唐朝人看重他的酒、他的官,宋朝就开始看好他的诗文了。读点陶诗,似乎成了宋朝有身份文人的标志。杨万里品出了平淡,朱熹读出了豪放。
到了明清,陶渊明似乎被装进了多棱镜里。宁静的时代看他,他是个飘逸的田园隐士;国家多灾多难的岁月再看他,那简直就是忠臣烈士了。龚自珍就曾经把陶渊明比作诸葛亮和屈原。他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或许出于其祖乃晋室忠臣的家风,也或许出于“空负头上巾”(指儒巾)的愧疚,陶渊明在晚年,始终都坚守着一颗东晋遗民的忠贞之心。他在刘宋王朝生活了八年,但他写诗,不愿意使用新朝的年号。他拒绝了刘宋新朝廷的几次征辟,朋友们都欢呼雀跃地离他远去了,他痛感子期已死,伯牙绝弦,在知音不遇的时代孤寂与哀伤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或许是明清忠勇之士所屡屡提及的缘故吧。
历史已经远去,我们驻足昔日的彭泽,久久回眸、凝望。陶渊明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索。他是清高的隐士、狂徒,曾几何时,他又被看作是伟大的力农者。过了若干年,他又成了自私自利的伪君子,成了贪污畏罪的潜逃人,还成了觊觎皇位的野心家。陶渊明宛如一面哈哈镜,千百年来的读者、评论家,无不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身后的那个时代。他们在给陶渊明拍摄特写的时候,似乎无意中也被陶渊明抓进去,与他合了影。
尽管是这样,每个时代、各个国度的人们,都禁不住来读他。唐人郑谷说:“爱日满阶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宋人苏东坡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现代韩国学人车柱环先生也说:“环虽不能无愧于渊明之人德,亦窃爱其诗。”[1]日本学人一海知义更是强调陶渊明是“一个复杂而难解的诗人形象”,他说:“有的诗人虽然相当有名,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阅读。即使是其作品中极小的一部分,如是能代表其诗人特性的结晶之作,那倒也罢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有的诗人以某一个被过分强调的侧面或因其传说而出名。我认为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个。”[2]由此他向世人宣称要把全面解释研究陶渊明的作品作为自己的“毕生的事业”。[3]
可是,古往今来,对于陶公及其诗文,谁也没有真的读透过。或如朱光潜先生说:“凡是稍涉猎他的作品的人们对他不致毫无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却也不是易事。”[4]
其中之艰难,或如尚永亮先生所说:“凡是涉猎过陶诗的人,对他的思想概况都有一定的了解,但要想很准确、很系统地认识它,也并非易事。”[5]亦如台湾学者王叔岷先生所说:“古今论陶诗者多矣。能深入者,往往有所偏蔽;能周详者,往往流于浮浅。”[6]或更如顾随先生所说:“我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如盲人摸象。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之不好懂。陶之前有曹,后有杜,对曹、杜觉得没什么难懂,而陶则不然。”[7]顾先生道出了品陶的真谛,可谓登堂入室,走向了悟陶深处。愚性驽钝,奢愿循研陶诸贤开拓的门径,渐居廊庑之间矣。
二
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传播时代,走进琳琅满目的书市,各式文化快餐填塞满足着现代人的需要。或许,千百年来人们熟悉的陶渊明的桃源世界,可以涤去尘世俗累,获取轻松与悠闲。但是,如今一踏进“桃源”,却是满目疮痍,遍地狼藉。现代人的践踏,毁坏了这里曾经的宁静。
21世纪伊始,日本学者冈村繁的“陶渊明新论”,辗转三四十年之后,终于在大陆“抛售”了。他那“陶渊明是个伪君子、是个极端的自私自利人”的新说,不啻石破天惊,震撼着每一位有文化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但是,像胡晓明先生等,那样敢于公开与冈村繁对话、辩驳的人,却寥若晨星。更多的是新奇、企羡,甚至是仿效。于是,在21世纪之初,大陆的陶渊明新论也便接二连三地出现。首先说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是因为贪污畏罪潜逃。这番时髦的话语,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那丁点儿可怜的清高,轻而易举地化掉了。再后来便说:陶渊明喜欢“像古代的帝王一样‘有事于……’”,又是第一位用“孤舟”的人,“‘棹’与‘诏’谐音”,“古代君王才可以‘称孤道寡’”。我们实在不知道,对于陶渊明,将来还有人会说些什么。或许只有这样猎奇,这般危言耸听的新论,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吸引身处传统荒漠里的现代人去关注那些他们渐渐淡漠了的传统吧。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这让人想起郭绍虞先生曾说过的那番话。他说:“历来论陶之语,每如盲人们摸象各得一端,罕有能举其全者,即因蔽于时代所薰习,或个性有专诣,故立论亦有偏胜耳。由时代薰习言,如唐人视为酒徒或隐士,宋人视为道学家,明人视为忠臣烈士,清人视为学者,而近人且有称为劳农者。”[8]
上述鲁、郭、顾等诸位先生的卓识,成了我们理解陶渊明不易的真理。如果延续郭先生的话语,那么视陶渊明为贪污者、为野心家,也便可以算作今人的“摸象”之一端吧。或许也因囿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薰习吧。
或许有人会抱怨,传统典籍是用繁体字、文言文记载的,是这些繁体字、文言文的消失,使传统与现代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人之间,有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鸿沟这边是喧嚣的现代都市,那边是寂寞冷清的故纸堆。曾经辉煌的传统被迅速地边缘化,曾经拥有的话语权逐渐丧失,让我们拿什么和现代对话?我们没有这样的时代薰习,难道还有别样的薰习吗?
我们只能说,或许激动终归是激动,激动仍是无济于事。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话语权丧失,传统边缘化,繁体字、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和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我们要让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我们现在面临了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
也就在冈村繁有关陶渊明的“高论”在大陆汉译出版的前夕,美国学者亨廷顿也向全世界“抛售”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回顾基督教的漫长历史,是用屠戮异教徒的鲜血写成的。伴随着十字军的东征,古希腊、古罗马等辉煌的古典文明一个个消失了。到了一千年以前,十字军在耶路撒冷遇到了殊死抵抗,向东的推进停了下来。从此,耶路撒冷成了两大文明营垒斗争的前方。这就是亨廷顿所谓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冲突的最主要表现。他所谓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冲突,其实早已经开始。明清时代,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特别是晚清时期,因中国朝政的腐败,不少有识之士放眼西方,开始钦羡西方文明,甚至主张废弃中国文字,全盘采用西方拉丁字母,这是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第一次正面冲突的结果。
而在日本,据说有汉学家说过,《史记》是在中国,但《史记》的研究却是在日本。同样的,又有人说,敦煌是在你们中国,但敦煌的研究却是在我们日本(后来证实是传讹)。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耽搁了,虽然我们现在有一批批学者不断努力,但是借用鲁迅先生谈天才培养之艰难的那番话来说,单是培养这些学者的土壤就很不容易。漠视传统,我们已经栽了跟头。我们常常感慨,古来礼仪之邦,现在却少有了礼仪。研究“三礼”文化的中国学者,却要千里迢迢地跑到韩国,去寻找“三礼”的活化石。
珍视传统,关键在于怎么样唤起它。躲进书斋,自成一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传统文化精英分子的选择;走出象牙塔,登坛讲说,炮制文化快餐,也是一种选择。选择无所谓对错,似乎也无所谓高下。但是,那种有关陶渊明式的新论,那些单纯猎奇式的媚俗,歪曲传统的,违背传统真实的,恐怕还是少些的好。他们搬起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砸破了别人的脚。只顾卖得一时哄笑,无异于自毁长城,也无异于饮鸩止渴。
在一片文明冲突的叫嚣里,在日趋被边缘化的残酷现实里,又面对着域外汉学家的强势,怎样将中国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怎样唤醒民众的传统意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英分子,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知大家是否已经做好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准备。
[1] 转引自(台湾)黄仲仑《陶渊明作品研究·前言》,(台北)帕米尔书店1965年版。
[2] [日]一海知义:《中国诗人选集4·附录》,岩波书店1958年版。时隔将近40年,1997年,一海知义在他的《陶渊明——情寓虚构的诗人》初版后记中仍说:“虽说和陶渊明打交道的岁月不算短,可直至今天,我还没能完全把握这位复杂的诗人的全貌。”
[3] [日]一海知义:《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序》,彭佳红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页。
[4] 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5] 尚永亮:《陶渊明的思想及其成因略论》,见尚永亮《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6] 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7页。
[7] 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顾随诗词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8] 郭绍虞:《陶集考辨》,《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