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陶渊明的仕、隐之微观
提起陶渊明，就会说到他的仕与隐，谈到他的饮酒。可以说这两方面就几乎代表了他的一生，因而很多人提及。陶渊明也是个普通的儒家士子，他有经世致用的理想。在这种思想不为世所纳用，在他处处碰壁后，也会转变他的人生理想，而这种转变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也是在他内心深处日思夜想完成的。其中，肯定不乏有帮助这种转变的媒介和催化剂，即引起他内心深深震撼的人物或历史事件。因而从人物心理的微观发展角度来探寻陶渊明的仕隐变化就很必要了。
一 出仕前的准备
《论语·为政》：“子曰：三十而立。”陶渊明的出仕，是按照孔子的人生要求来设计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希望为社会所接纳，在社会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接纳赏识。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想这样。诗人虽然出身于一个世代读书做官的寒门地主家庭，先辈没有留下丰厚的资产，但为他准备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因而，他受文化熏陶较早。“总角闻道”（《荣木》），少年时“游好在六经”到了“罕人事”的程度。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学而优则仕”，他在《杂诗》中曾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政治渴望，拯世济民的用世思想，胸怀“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热情抱负，充满了理想与志气，有一股壮志凌云的侠客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他渴望建功立业。同时，他一面在家躬耕，一面“历览千载书”（《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他曾自述“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饱读书本知识，并且“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称他“博而不繁”，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他“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青年时代身怀六艺，满腹经纶，为有朝一日实现理想而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因为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入仕也势在必然。
他的家庭对他影响也很大。在陶渊明心中，很想像他的祖辈那样建一番大事业。在未入仕前所作的《命子》诗中，陶渊明历数了先代赫赫功业，从尧舜到东晋，暗中抒发救世济时的远大理想，与先辈相比，慨叹自己华发早生，功名未就。诗中借希望儿子将来成才、光宗耀祖来暗示自己，督促自己不能老死草庐之中。由此可体察到陶渊明对入仕做官已跃跃欲试了。透过《命子》诗，“很明显，他所表彰的祖先多是辅佐‘明君’建立功业的显赫人物。他对自己的家族是感到自豪的，这里反映出他的政治态度”[4]。就在二十九岁这一年，他入仕做官了，为江州祭酒。在“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的背景下，秉着“大济于苍生”理想，陶渊明开始实现其济世的猛志了。
二 五次仕宦的痛苦挣扎
带着满腔热忱，满腹经纶，怀抱干一番事业的理想，陶渊明出仕为江州祭酒。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黑暗的官场无异于给他的理想泼了凉水，于是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在诗文中，也曾经略微地提及。《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自己当时的心迹，虽然“冻馁固缠”，但要他阿谀奉承来稳住官职，他觉得是“多所耻”的。也正如《宋书》所载，诗人“不堪吏职”，只有以回家来解决这一矛盾。
首次出仕的碰壁，使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先冷静一下，遇明主即可仕。因而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并没有消退，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此时期他总的心情是比较好的。在而立之年创作的《闲情赋》，是诗人一生中唯一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5]。此时的诗人并没有嗅到官场的污秽之气，在他的诗歌中也找不到愤恨的痕迹。正直的诗人将初仕失败的原因归结在自己错投到的是个阿谀奉承的个人小环境[6]，而不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认为自身所处是“邦无道”之世。
他满怀理想与热忱，等待“良主”的出现，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满志希望立功的他，终于再次入仕桓玄军幕。很明显，诗人将这次入仕作为见识社会、体察仕途的好机会。然而，任职没多久，诗人又感到了厌倦与苦痛。因为一踏入仕途，就与诗人预想的要差很远。他苦于行役，觉得自己的仕宦行事无暇“大济于苍生”。这一情感，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一诗中自然流露出来：“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目睹官场的种种丑行，加上行役的劳苦，诗人心情暗淡，不禁为自己的理想抱负，为自己将来而苦恼起来。诗中“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与“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等，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诗人处在这样的矛盾之中，“空叹将焉如”，除了徒然叹息外，又能怎么样呢？既然连自己的官场命运也无法把握，难免萌生“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之意。
虽然说“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但是想到“发忠孝于君亲”，“大济于苍生”的壮志，还是迟疑一下，暂且将就委屈自己吧。于是诗人继续在桓玄幕下。但在仕宦的过程中，屡屡违背自己的心愿行事，实在是他无法接受的。短短的仕途生活，他已开始感受到了其中的艰险。这一心迹，在他仕宦于桓玄军幕时的另一首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充分体现出来。他认为自己“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开始留恋未出仕前的简单生活。
在入仕桓玄幕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在你死我活地厮杀，全然不念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拯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诗中云：“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陶渊明感到虽然自己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决不能做像甯戚那种毛遂自荐，求官干禄的人，那就再回田园归隐吧。正当他犹豫之际，母亲死了，他就借此名义回到故乡。
再仕的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和郭主簿二首》[7]：“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诗中流露出闲适生活的愉快与美满，并以秋菊而寄情。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陶渊明济世的志向仍然不减。因而他一面躬耕守孝，一面留心自己是否可以再次出仕。他毕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在看到自己收获劳动成果的同时，不禁对世道表示忧虑，感慨当今没有像孔子那样立志治理乱世的人了。在感慨之中，他的心不由得又开始动摇起来。一旦真的离开官场，清贫的生活和政治抱负的不遂，又颇使他“惧负素心”，心神不安：“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眄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形影相吊，寡居独处的苦闷和饥寒交迫百无聊赖的悲凉心境，不免让人有些伤感。
诗人这颗积抑的心一旦被“大济于苍生”的儒家志向所触动，其火焰自然会熊熊燃烧起来。所以，当守丧期已满，年龄已近不惑之时，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再一次猛烈迸发起来，《停云》、《时运》、《荣木》等系列诗歌，就充分抒发了他此时期饱满的政治热情。尤其在《荣木》诗中表现尤为突出，诗中以荣木喻人生短促，认为“晨耀其华，夕已丧之”，“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行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就，经权衡比较，陶渊明暂时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出现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刘裕。刘裕此时正乘战胜之余威而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陶渊明于是便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参军。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8]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在作于此时期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中，他回忆说：“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让自己再次“暂与园田疏”，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场里，开始对自己年轻时的抱负颇感怀疑，内心矛盾极了，世道偏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因而无可奈何地说：“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他好像隐约感觉到了入仕的时间不会长，终归是要返回田园的。虽然离开刘裕的原因，正史传记和他的诗文中都没有记载，但当陶渊明意识到刘裕不是他政治理想中的明主时，决定不再辅佐他，而另栖良木，这在陶渊明的官宦岁月中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或许真的是“风波未静，心惮远役”，陶渊明旋即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一次入仕是带着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从雄心勃勃，“大济于苍生”到“复得返自然”，从这以后，他入仕的政治热情明显弱化了，再也没有猛烈迸发过。刘敬宣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地位可与刘裕相抗衡。可就是这位功劳赫赫的将军，却遭人无端排挤，不得不借安帝复位之机“自表解职”。这一事件对陶渊明触动很大，他由刘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欲“大济于苍生”，是何其艰难！身居高位、功劳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结局，更何况一名小小的参军呢？陶渊明想到自己虽然先后四次出仕，政治理想却依然无法施展。他认识到正直的人不仅受谤，且随时有坠入“密网”而丧失性命的可能，而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则步步高升，他感到世道与己颇不相容，昔日的凌云壮志很难实现了。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回到了故乡，意味着他汲汲仕宦的政治生涯基本结束。
最后一次出仕彭泽令，并非出自本心。《归去来兮辞》：“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是为公田种秫而“足以为酒”而去的。刚上任不久，从“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再加上督邮的到来，使他积于胸中多年来政治抱负未遂的愤怒与痛苦，彻底爆发而出，“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既是扔给官场的诀别书，也是五次入仕思想的总结。以前抱定“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认为“邦有道”才出仕的；现在既然深知“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在欲作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身”，“守拙归园田”了。
在五次仕宦的过程中，陶渊明抱着满腔的热忱，要“大济于苍生”，就不能沉湎于酒，“玩物丧志”。因而在这段时期的诗文中不太提到饮酒之事，可能仅为一种应酬，一种礼仪之交，跟年轻时的饮酒并没有很大区别，即使自己对仕途有此冷漠和厌倦，但饮酒心情仍是十分愉悦的。“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自斟自饮而不醉，也无牢骚之气。在出仕桓玄失意后，也只是“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完全是礼仪上的饮酒。他等待时机，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心情并不苦闷，“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有酒有酒，闲饮东窗”（《停云》），“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虽然貌似在平静饮酒，实际上苦于“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而且发出“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的感叹。人生短促，当有所作为，“志彼不舍，安此日富”（《荣木》），志向一天也没有放弃。因而他要“脂我行车，策我名骥”（《荣木》），准备再次入仕，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奋争，“邦有道则仕”，他无暇闲逸地饮酒了。因此，在出仕刘裕到真正彻底归隐前，这段时期的诗歌中不见了酒的影子。这个时期，他的思想也正处于激烈变化之中，出仕时间也相对较长，次数较密集，行役的劳苦和极高的政治热忱，让他没有闲情饮酒，哪怕是借酒来抒发一下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因而，在此时期内，他没有独斟独饮，而是应酬公务饮酒，更没有情致因酒作诗。
总观这段时期，陶渊明为实现政治理想，满腔热情，虽然时隐时仕，但心情大多是愉悦和闲逸的。其饮酒也只是借酒言志，要求积极入仕。但是，经历过四次出仕，到刘敬宣解职事件的打击后，陶渊明的人生与酒的联系便开始密集起来。出任彭泽令，他便公然说是为酒而去的，实非出于他的政治本心。自此之后，陶渊明积极入世的政治热情便逐渐消退，坚定了选择了“邦无道则隐”的归隐之路。
三 “邦无道则隐”与壮心渐息
陶渊明找了个“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的借口，从此与仕途分道扬镳，抖落一身世俗的尘土，带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开始躬耕田园，也开始反思他前半生十三年的政治生涯，“觉今是而昨非”，原本“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他，只可惜“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于是借“游不旷林，宿则森标”（《归鸟》）的诗句，来表示自己不敢再作离开田园的设想。即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大火焚烧一空，家庭生活陷入贫苦后，还是坚定自己“安贫乐道”的自足生活：“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在这一时期，他对人生、对命运有了很多感慨。慨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总发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感悟“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万物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迁化成夷险，肆志无窳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思索愈多，感悟愈深，对人生的看法愈加淡然平静。他在矛盾与苦恼中不断思索，最终凝结在一点——《形影神》组诗上，神批评形、影“营营惜生”，“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劝形、影听任自然，勿以人生短促、立善无成为念，正视现实，热爱人生。正因为这样，他才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摆脱了归田园初期的苦闷和“有志不获骋”的吁叹。这是他归隐田园初期的思想。
虽然归隐田园，但他还在眼观政治，也害怕卷入政治漩涡。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诗中表现明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心中盼望“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他非常欣幸“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其四）。他也与政界人士相往来，与之“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与殷晋安别》）[9]，关系甚密，让他的情绪非常欢快，这一点在《酬丁柴桑》一诗中也体现明显。
如果说归田园初期，陶渊明在“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领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那么在他步入五十的知天命之年以后，情形就颇有不同了。
由于伤感岁月的蹉跎易逝，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刘裕此时已经完全握有政治实权，原来畅所欲言、淡然闲静的陶渊明为了“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不得不吞吞吐吐，言而未尽，满腹苦闷了。这在《饮酒》诗中体现明显。
五十岁的到来，未酬的壮志，使他不得不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这种忧思随着他年龄的增加，疾患的加重[10]，而不断加剧。他多思多虑，悲叹自己年华衰老，“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尤其与当时政局联系起来，这种感情更为明显。他在《岁暮和张常侍》中说“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自叹“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严酷的政治形势使他对政治抱负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坚隐不仕，非但如此，他还讽劝周续之等人跟随自己继续隐居。他认为“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虽然“校书亦已勤”，但那完全是虚伪作势的。诗中“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以“老夫”的口吻，督促他们继续归隐。在《赠羊长史》中，他也含蓄地讽劝羊松龄归隐，“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言尽意不舒”等，均道出了诗人此时的心境。
在陶渊明五十六岁时，晋、宋易代，诗人心情又发生了很大改变，内心充满了愤懑，他把这股愤懑之情化成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充满豪情斗志的诗篇。但他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局面，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完全破灭了，为了躲避现实，他开始教授生徒，在经籍、史传、奇书中寻求慰藉。在《感士不遇赋》说：“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正如鲁迅先生评价时所说，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因而也并没有长久地沉浸在愤懑之中，而是更冷静地看待这个社会。年近花甲之年，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对人生不断的思索，生活的实践，特别是长期与劳动人民躬耕一处和他那敏锐的思维力，使他的思想由量变到质变，产生了一种超脱，超脱前人，超脱时代，在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一个超脱于“小国寡民”又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桃源”世界。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与顶峰，正是他不断对人生、对社会思索和实践的结晶。也正因为他的思想已不为世俗所累，因而他对自己的一生遭遇，自己的生死安危也能泰然处之了。在“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其三）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达爽朗的自歌自吟的赞歌中，将自己的一生推向了顶峰。
四 晚年饮酒之微观
归隐田园后的陶渊明与酒的关系更密切了，他饮酒以浇愁，以避祸，以泄愤。也有“家贫无以致酒”的困窘到晚年淡于饮酒的“返璞归真”。
从四十一岁到五十岁左右这一时期他饮酒主要是浇愁，其次才是逃避政治迫害。“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其五），是对他刚刚归园田时放肆发泄愁绪的写照；“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是对理想未成的自我麻醉，自我解脱；“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饮出了自己的无限伤悲之情；“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其八）“拔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透出的是有志难酬的苦痛与无可奈何。置身那样的时代，他内心相当孤独，越孤独越饮酒，像“负杖肆游从，淹留忘晨宵”，“放欢一遇，既醉还休”这样的友朋欢饮毕竟是很少的。在“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饮酒》其四），“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饮酒》其十六）中，吁叹知音不存。“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终年“长独醉”，“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饮酒》二十首序），透过这些诗句，独自醉酒，陶渊明内心的苦痛是不言而喻了。
刘裕篡晋步伐加快，诗人无疑感觉到了。政治的黑暗高压手段，使陶渊明欲诉不能，欲吞不得，刘裕对与他不合作的文人，均采取杀戮政策。与陶渊明同时代的文人殷仲文就被刘裕以“谋反”为名而杀害，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中用“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来形容当时的气氛，即体现出当时紧张情形。陶渊明希望“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不得不效法阮籍，借酒避祸，为自己添加一层保护的烟幕。他对刘裕政权既惧又恨，因而终日饮酒，借酒醉作诗，以泄不满。萧统所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就是此意。他将饮酒的心境用诗表现，酒与诗直接联系起来，因而杜甫有诗赞：“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诗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在《饮酒》二十首的诗序中，首先申明是醉后题诗，预留后路，在末篇诗中再次申明：“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苏东坡也洞悉他的隐衷，在《书渊明诗》中说:“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11]晚年的陶渊明，多半过的是“家贫，无以致酒”的日子。在《岁暮和张常侍》中说“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即是这一反映。在《九日闲居》中也有体现，诗序说：“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在《宋书·隐逸传》和《晋书·隐逸传》中均有记载。也可能正因为酒资匮乏，陶渊明才有将颜延之所留二万钱，“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萧统《陶渊明传》）之举。
在晋、宋易代之际，在愤写《咏荆轲》诸诗的同时，诗人因刘裕毒酒逼杀零陵王（东晋末代皇帝）而作《述酒》，含蓄地表达内心的愤懑之情：“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这是继《饮酒》二十首后诗人感情的聚集与凝结，其憎恶、诅咒的情绪较《饮酒》诗又大大推进了一层，恐怕也算是他饮酒诗作的绝笔，他已使自己的心境与酒的结合达到了极致。
文人与酒[12]，酒与音乐是连在一起的。阮籍酒醉不知归路，能啸，善弹琴；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陶渊明“少学琴书”，“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中年“乐琴书以消忧”，晚年“载弹载咏”，“和以七弦”。而《宋书·隐逸传》则记载：“陶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在《晋书·隐逸传》中记载他的话语：“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在他心目中，无论是有弦之琴还是无弦之琴都跟饮酒一样，借以“寄意”抒怀。
晋、宋易代之后，陶渊明晚年的思想再次发生变化，他不再寄兴于酒，显然已超脱于酒之上，不再为酒而纯粹放肆饮酒，他把人生与社会、生与死当作甘酿或苦酒，自斟自饮，这个酒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酒了。《宋书·隐逸传》说：“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永初，即刘宋新王朝的年号。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刘宋政权的态度及其晚年的思想政治心态。
《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纵观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二岁归隐，其或仕宦，或归隐，这些重要的人生经历，大体都是参照孔子的人生设定来践行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介儒生，坚定的“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的人生奋斗目标。这成为我们打开他思想深处的一把心灵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