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走出话语的师徒契约

黑非洲在地缘上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热带非洲地区，包括东非、西非、赤道非洲和南部非洲大陆及诸岛。从自然地理方面来说，非洲大陆是一块结构十分完整的大陆，之所以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将非洲文化分为北部非洲文化和南部非洲文化，主要是因为撒哈拉沙漠以北地区的人种为白色人种，其文化与地中海周边文化为一体，与阿拉伯—穆斯林文化具有密切联系。而沙漠以南的非洲居民主体是尼格罗人种（黑人），有着大致相似的行为系统、语言特征、哲学观念和宗教信仰。另外，黑非洲的广大地区在历史上有着相似的遭遇和命运，尤其是近代持续了五百年的奴隶贸易，增强了整个黑非洲地区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意识。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形成了有着一体意识的独具特色的黑非洲文化。作为黑非洲文化组成部分的黑非洲文学，也因此显示了某些共通的属性。

一 黑非洲英语文学的崛起及国内研究现状

黑非洲各民族大多迟至19世纪仍没有创制本族文字，所以在19世纪以前，黑非洲的文学基本上还处于口头文学阶段，欧洲殖民者对黑非洲地区的掠夺和渗透一方面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殖民主义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又促成了黑非洲的近代化进程，并导致黑非洲的书面文学“在全面移植西方文学的基础上，从无到有形成和发展起来”[1]。黑非洲书面文学从形成之初，就渗透着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尽管黑非洲地区的几代文化精英都在努力摆脱欧洲文学的影响，建构非洲自己的文学，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已经成为非洲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独立前，这种文学格局的形成与宗主国强行推行的殖民教育体系直接相关；独立后，则与黑非洲地区的语言传统和文化现状相关。具体来说，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由于黑非洲各国本土语种众多，难以将一种语言推广为全国通用语言，而英语、法语等外来语言反倒相对适应性广、接受面宽，因而成为很多国家的通用语言之一；第二，由于黑非洲本土书面语言大多发育不够完善，难以承载黑非洲人丰富的社会生活，因而作家自然选择英语、法语等语言来作为承载媒介；第三，由于本土语言文学的影响面小，很难拥有世界读者，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更容易走向世界，形成世界性的影响，无论从作家声望的提高角度考虑，还是从区域文化、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播效力角度考量，英语、法语等语言都会是很多作家的首选语言。

总之，由于历史原因，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已经构成黑非洲地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了许多杰出作家和优秀作品，其影响远非其他本土文学可企及。尤其是英语文学，近些年来逐渐崛起，发展态势迅猛，先后有索因卡、戈迪默、库切三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崛起伴随着后殖民文化思潮的席卷全球，强烈地冲击着以中心自居的西方文化霸权，大有逼近中心、争夺话语权的态势。黑非洲英语文学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与对欧美英语文学的研究相比，目前国内关于黑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由于起步晚、资料缺乏，研究很不充分，整体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成果尤其缺乏。有些教材如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中专设一节“黑非洲英语文学”，对黑非洲的英语文学做了一些概要的介绍，李永彩翻译的伦纳德·S.克莱因主编的《20世纪非洲文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对黑非洲的文学按照国别进行了介绍，算得上是国内目前为止最为详尽的介绍，但也仅仅停留在介绍层次上；任一鸣、瞿世镜合著的《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中设有“非洲裔英语后殖民作家作品”一章，对几位作家进行了评述。201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俞灏东、杨秀琴、俞任远合著的《非洲文学作家作品散论》，这部专著是俞灏东等学者对黑非洲文学长期关注研究成果的一个汇总，里面分专节介绍了奥丽芙·旭莱纳、彼得·阿伯拉罕姆斯、戈迪默、理查德·里夫、桑戈尔、乌斯曼、奥约诺、阿契贝、索因卡、恩古吉等作家的创作情况，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部由中国学者创作的系统介绍黑非洲文学创作的专著。

在对黑非洲英语文学的宏观梳理与概括上，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如黎跃进在《20世纪“黑非洲地区”文学发展及其特征》中，提出“非洲地区20世纪文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模仿阶段、回忆阶段、战斗阶段和后殖民阶段”[2]。并分别对四个阶段的黑非洲文学发展特征进行了归纳；王向远在《黑非洲文学的区域性特征简论》中提出：“从宏观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共同的口承文学传统、近现代文学共同的文化冲突的题材和主题，使黑非洲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在纷繁复杂中呈现了内在的统一，在多样性中呈现出了共通性，即所谓‘黑人特性’，并由此形成了相对完整独立的黑非洲区域文学。”[3]任一鸣的《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宗教及其文学表现》则从后殖民时代非洲宗教文化的角度考察非洲英语文学，又从文学的角度反观后殖民时代的宗教文化。他提出，“整个后殖民社会都处于流放状态，宗教和语言是最突出的两个领域。后殖民文学文本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种流放语言，通过流放的文本来考察同样处于流放状态的非洲宗教，可以提供一种更适合的视角，一种完全不同于从宗教本身出发的视角”[4]。

还有一些学者对黑非洲英语文学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探究，如张荣建的《黑非洲文学创作中的英语变体》（《重庆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细致分析了非洲英语现状、非洲英语区国家的语言态度及语言政策、非洲英语变体的显著特征、非洲英语变体与语码转换等问题；黄和斌、戴秀华的《非洲英语的形成、特征与功能》则“分析了东、西非洲英语生成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及其形成过程，阐述了东、西非洲英语在语音、语词、语法、语用等方面的基本特征，揭示并讨论了其各层英语（英美标准英语、非洲标准英语、洋泾浜英语）在官方用语、教育用语、日常用语等方面的社会功能”[5]。颜治强的《关于非洲文学语言的一场争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则介绍了肯尼亚作家恩古吉和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之间关于是否使用英语作为非洲文学创作语言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虽发生在两人之间，却反映了黑非洲地区的作家们共同的语言困惑。

目前国内对黑非洲地区的英语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三个国家。对肯尼亚、尼日利亚文学的研究主要呈现为针对个别作家的具体研究，而对南非英语文学的研究则除了针对个别作家的研究外，在对南非英语文学的总体研究上，也取得了一批成果：如刘炳范在《二十世纪南非文学简论》中认为，“现代南非文学基本上是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以五十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形成确立阶段，英语文学和阿非利加语文学获得发展，其他民族语言文学开始萌芽；后期是走向成熟阶段，涌现出了以戈迪默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作家。南非文学特点鲜明：反对种族歧视文学是主流，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各民族语言文学共同发展，以英语文学成就最高；深受欧美文学影响，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6]；王培根在《南非文学说略》中提出，“真正在世界上产生反响的南非文学，无疑当数南非英语文学”[7]。文章还对自18世纪末期至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国家之前这一历史阶段的南非英语文学成就进行了梳理；沈艳燕的《南非英语文学的发展》（《英语研究》，2007年第4期）分别介绍了肇始期、种族隔离期、种族和解与共同发展期的南非英语文学，并对各个时期的创作特点进行了概括；邹颉的《南非英语文学述评》“对近百年来南非英语文学的主要文类重要作家及代表作品进行梳理和评述，旨在揭示南非英语文学的民族特征及书写特色”[8]；张毅的《南非英语文学纵览》（《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对南非的白人文学、黑人文学、布尔人文学进行分类介绍；张毅的另一篇论文《从文学功能看南非的英语文学》在提出南非英语文学是南非现实的反映之外，也注意到了其缺陷：“深邃与阔大的阙如，题材与表现手法的单一狭窄。”[9]总体上来看，这些成果有助于国内对南非英语文学的整体认识，但大多仅仅停留在介绍的层面，深入研究其规律及特质的成果缺乏。

国内发表的关于黑非洲英语文学方面的成果多集中在作家个案研究上，在众多作家中，又多集中于库切（南非）、戈迪默（南非）、索因卡（尼日利亚）三位诺贝尔获奖作家及布克奖获奖作家阿契贝（尼日利亚）身上，但就是对这些作家的研究，与对其他地区的重要作家相比，在数量上也是少的。其他作家则鲜有或根本没有论述。即使是对以上作家的研究，也显示出接受与研究滞后的特征，总是在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等文学大奖之后，国内才做出反应，此前几乎没有发现。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国内关于黑非洲地区英语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也收获了一批极具深度的研究成果。但与黑非洲地区英语文学的蓬勃发展及其在国际英语文学界日益上升的地位不相匹配。不仅研究队伍小，研究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和完整性，而且研究视域不够开阔，研究视角不够多元，对原典资料的发现不够深入。黑非洲英语文学是一块蕴藏丰富的黑色沃土，尚有很大的领域未向中国学者敞开，相信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界重视程度的提高，国内学者在黑非洲英语文学这块研究领域内，必将会有很多令人惊奇的发现。

二 关于后殖民文化批评的相关术语

要厘清黑非洲英语文学的后殖民文化语境，必须要对后殖民文化批评和后殖民文学、后殖民性等概念进行一番梳理。

“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是对殖民主义视角、东方学传承的机制以及它们的延伸所形成的文本进行的一种多维意识形态批判理论。”[10]它最初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旅居西欧的非洲知识分子对殖民主义在殖民地遗留的文化问题的思考中，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的专著《东方主义》可以说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在理论上自觉和成熟的标志，比尔·埃什克拉夫特、加恩里·格里菲斯和海伦·蒂芬的著作《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1989）被视为第一部系统介绍后殖民文学理论的导论性著作，而由威廉姆斯和克里斯曼合编的《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1993）是第一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读本，它们将后殖民理论带入欧美的大学教育。这样，首先由族裔是第三世界的第一世界学者发起，后由众多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学者参与讨论与建构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至今方兴未艾。

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集合体，理论资源丰富。黑人性运动、葛兰西的话语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阿契贝对殖民主义批评的批判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当代后殖民文化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石。而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及其文化霸权理论、斯皮瓦克对后殖民处境的解析及其文化身份书写理论、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罗伯特·扬的白色神话、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汇合、汤姆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构成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理论资源。由此可见，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涉及的论题范围非常广泛，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和批评术语，甚至观点相左，一些基本概念都存在着重大分歧。复杂性因此构成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后殖民文化批评的核心词是“后殖民”，那么，到底什么是“后殖民”？后殖民一词最初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致是用来指称那些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维贾伊·米什拉和鲍伯·霍奇在他们的论文《什么是后（—）殖民主义》中考证，后（—）殖民“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59年12月12日，在‘后－殖民感性高涨的今天，印度多半不会担心，自己和美洲相联系的那段历史必定会给它带来本与亚洲无涉的麻烦’。此后，后（—）殖民一词的使用就带有了‘发生在殖民化以后’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后殖民就具有明显的编年史的意义。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术语开始被文学批评家用来探讨各种殖民化的文化效应，即殖民时期和殖民话语的遗留影响。他们强调，后殖民是“取代殖民时代话语的努力，这既是理论运动，也是各种文化交错的新格局，这种新格局带来新机遇，也带来了一些认同和表述危机”[11]。明显可见，这种理解中的后殖民既是一种反殖民话语的努力，同时因为处理的是文化交错的新格局，又可能会无意识地陷入其正在反抗的话语的同谋的尴尬处境。

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探讨研究的内容包括：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后殖民时期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东方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殖民地传统与文化的边缘位置和相对于西方的“他者”角色等。它的视野不仅停留在文化领域，还扩展到了国际政治和金融、跨国公司等经济领域。但对后殖民文学的关注，一直是后殖民文化批评领域中的一块重要阵地。甚至有些理论家将后殖民文学的研究视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源头。埃什克罗夫特、格里菲斯、海伦·蒂芬三人在他们合著的另一本专著《后殖民研究关键词》中，就明确将埃什克罗夫特等人于1977年《新文学评论》第2期上主持的“后殖民文学”专集视为“后殖民”的源头，他们认为，“殖民表现话语力量的研究开始于1978年萨义德的标志性著作《东方主义》，并导致了如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这类批评家等人笔下的被称为‘殖民话语理论’的发展。不过，真正的‘后殖民’这一术语并没有表现在这些殖民话语理论的早期研究中，而是首先在文学界指称殖民地社会的文化互动。例如，1977年《新文学评论》第2期就聚焦于‘后殖民文学’，这是此术语在文学界的一次广泛的、虽然非正式的接受”[12]。

对“后殖民文学”的界定，同对“后殖民”的界定一样，存在着诸多歧义。有人用这个词来指称少数民族文学，有人用它来替代第三世界文学，有人则将这个词指向文化多元主义。比较而言，《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的作者博埃默对“后殖民文学”的界定相对清晰，也较为恰切。他认为，“说到‘后殖民’（的）文学，它倒并不是仅仅指‘帝国之后才来到’的文学，而是指对于殖民关系做批判性的考察的文学。它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文字。非殖民化的过程不仅是政权的变更，也是一种象征的改制，对各种主宰意义的重铸。后殖民文学正是这一改制重铸过程的一部分。后殖民作家为表现殖民地一方对所受后殖民统治的感受，便从主题到形式对所有支持殖民化的话语——关于权力的神话、种族的等级划分、关于服从的意象等统统来一个釜底抽薪。因此，后殖民文学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它对帝国统治下文化分治和文化排斥的经验”[13]。

三 黑非洲英语文学的后殖民文化语境

国内关于黑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有许多研究领域有待探索。本书试图在对黑非洲英语文学的系统研究方面做出努力，之所以将这种研究置于后殖民文化语境之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从语言层面来看，对于黑非洲来说，英语是一种外来语言，是殖民化过程的一个文化遗产。黑非洲作家使用前宗主国的语言来承载自己的文化体验和生活经验，本身就已经置身于一个后殖民文化处境之中。对此处境，博埃默的比喻更加形象，“穿着借来的袍子而要成为真正的自我，这就是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核心”[14]。

语言作为文化构成中最为稳定的要素，向来被认为是建立区域和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最实在的根基之一。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语言也往往被当作检验与非洲大陆文化认同感的试金石。但是在当今全球化文化语境之中，黑非洲独特的文化构成却使作家们的语言选择不再那么单纯。虽然黑非洲的文学呈现了多语种文学的共同发展态势，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和声誉的大多是采用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写作的作家。一方面，由于黑非洲语种众多，许多国家都没有形成通用的民族语言，运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影响版权收入还是小问题，自己的发声不能传达给更多的不懂这种民族语言的读者是令作家最无奈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如果采用英语写作，虽然拥有了更多的读者，但却“缺少了他们本民族的人，民族同胞不能阅读自己本民族的故事”[15]，这无疑是有志于书写非洲自己的故事的作家们的悲哀。对这种在“死亡的阴影”里写作的两难困境，南非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不由得发出感慨：“一个是非洲，一个是我所喜爱的英语，我该怎样选择呢？”[16]何去何从，黑非洲作家普遍陷入了语言选择的文化困境。

对于黑非洲的语言问题，一些作家坚持认为，非洲的文学必须使用非洲的语言表现非洲人的生活和体验。这类作家以肯尼亚作家恩古吉为代表。他认为：“语言是人的文化的承载者，文化是人的价值观的承载者；价值是自我界定的基础——人们意识的基础。当你破坏一个人的语言时，你正在破坏他们遗产中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实际上你正在破坏那些帮助他们之所以为自己的东西……破坏那些体现为一个人的集体记忆的东西。”[17]语言作为族群文化传统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决定文化脉络能否延续的关键因素，必须予以保护与弘扬。以文字为媒介，表现和传播非洲人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的非洲文学也要承担起保护民族记忆的历史使命。在恩古吉看来，“一个非洲作家应该用这样一种语言写作，这种语言能让他和非洲的村民及工人进行有效的交流——也就是说，他应该用一种非洲语言写作”[18]。在谈到英语写作的问题时，盖茨发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一种真正的黑人文本能否以从主人的阶级继承而来的语言形式出现呢？”“我们的选择只能栖身于驳斥、否定或修正的流沙或阁楼中吗？”“难道我们只是重新命名从白人一方那里接受过来的术语吗？”对这样的设问，盖茨的回答是：“我们必须通过求助黑人土语——当没有白人在场时，我们相互间讲的语言——来做到这一点。我的中心论点是：黑人用黑人土语使他们的艺术和生活理论化。”[19]恩古吉也说：“我不认为继续使用英语写作会有多大价值，百分之九十的非洲人读不懂英语，因此，问题就在于，我知道我写的是什么，但我不知道我在为谁而写。”[20]他认为用欧洲语言创作的文学只能是“非—欧文学”，“将这些作品称作‘非洲文学’是对现实的新殖民主义扭曲”[21]。他还认为，东非人通过英语接受教育，因此首选英语创作，出版社出的英语书好卖，斯瓦西里语的不好卖，是作家的局限，而不是斯瓦西里语的局限。出于这样的认识，恩古吉从1979年起放弃了英语的写作，而只用他的民族语言——吉库尤语——进行写作。恩古吉的观点和行为中渗透着深深的对民族和乡土的情感，算得上是一种典型的“语言民族主义”。

以阿契贝为首的另外一些作家则支持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他公开宣称，“我既然被赋予了这种语言，那么我就应该运用它”[22]。他的理由主要有三条：首先，英语作为一种混合型的通用语言，帮助维持了尼日利亚的民族统一。面对尼日利亚存在着200多种语言的现实，阿契贝分析道：“如果我们有一个伊博国家，或一个约鲁巴国家，等等，而不是一个尼日利亚国家，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改变了的政治现实，我们可能有一个不同于今天的状况，英语是能够使尼日利亚的观念成为可能的东西，所以这种语言深深地确立其权威，但没有理由认为你不能发展豪萨语、伊博语，或约鲁巴语的文学。”[23]其次，“他认为英语已经成为尼日利亚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非洲语言：‘在非洲的土地上，由非洲人在讲，非洲人在写的语言，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24]最后，文学归属方向的决定力量不是使用的文字本身的来源，而是如何使用本土化的文字表现本土化的生活内容。“在我决心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玩味使用语言的形式。我迅速决定使用一种不同的英语，一种不同于英国和美国作家使用的英语。我认为这种英语的开端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公开发言之中。尼日利亚英语已经获得了发展，英语能够进行这种延伸。”[25]在《非洲作家和英语》中，阿契贝借用杰姆斯·鲍德温对英语的评论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反对过英语是因为我曾经觉得英语不反映我的经验，但是现在，我开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这个事情……可能语言不是我自己的，是因为从来没有尝试着去使用它，仅仅是学着去模仿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我能够发现挑战它的毅力，英语可能能够承载我的经验的重负，我会去迎接这一挑战。”[26]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倾向于接受阿契贝等人的观点，因为黑非洲地区多元文化混成的特征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非洲再也不可能回到纯粹的非洲去了，将适应性强、传播面广的英语拿来为自己所用，言说自己的故事是利大于弊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英语非洲化。大量作家同阿契贝一样，正面迎接这一挑战：图图奥拉以一种“充满活力的英语”（young English）来描写非洲的民间故事；阿契贝、恩瓦帕和奥卡拉则吸收了一种按字母直译的伊博语或伊基奥语中的惯用语，将它们放入他们的英语叙述中；索因卡采用“双语并用”、“语词置换”、“扩展语言界限”等方法来对英语进行变异……在这些作家的努力下，英语逐渐适应了非洲的土壤，用欧洲语言写作的文学已毋庸置疑地成为非洲文学的一部分。恩古吉在放弃英语写作后，他的后期作品国际反应日渐冷落，这也似乎在证实着阿契贝等人观点的正确。然而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多元化了的英语的源头是英国语言这一事实无法改变，英语并不是将黑非洲民族维系在一起的天然要素。对此种尴尬，坚决为英语写作辩护的阿契贝也感受至深，在他的《殖民主义批评》的论文里，他提到和一位英国人的谈话，这次谈话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私生子，在跟某个亲生儿子面对面交流。而这个亲生儿子正在抱怨他喜欢冒险、放纵的父亲，责备他不该在每个港口都留下一个情妇”[27]。索因卡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可以义正词严地驳斥欧洲的种族歧视，但他却无法否认他是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这一暗含着种族意识的评价。黑非洲的英语作家们与国际对话时，至今依然无法完满解决这一文化的理论难题，无法彻底摆脱这种“死亡的阴影”。

黑非洲作家们的这一语言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反映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们常常争议的本土化与全球化、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这一敏感而又说不清的热点话题，对黑非洲英语写作存废问题的争议双方，实际上都已深陷后殖民处境之中。

其次，从作品的表现内容上看，表达后殖民的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构成黑非洲英语文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作为欧洲殖民化过程的一个文化副产品，黑非洲英语文学出现于19世纪，从最初的对欧洲文学的简单模仿，到寻找摸索自己的文学模式，并逐渐走向成熟。这个文学发展过程出现的20世纪，正是黑非洲地区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发生剧烈历史震荡的时期。身处文化地震时期，以笔为武器的作家们很难置身时代之外，无论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如何，他们的作品大多具有时代的印痕。在黑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史上，类似欧洲的唯美主义的纯文学在黑非洲地区一直没有太大市场。法努埃尔·阿库布泽·伊格居鲁（Phanuel Akubueze Egejuru）在分析了使用欧洲语言进行创作的黑非洲作家必然要面临欧洲读者和非洲读者这两种读者的困境之后，这样概括非洲小说家的主题：“1.传统非洲和它的文化机构；2.殖民经验；3.独立的非洲”[28]。

众所周知，殖民化过程不仅是一种武力的征服，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的侵占和意义的取代。在建立帝国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很多欧洲文本都参与其中。“在整个殖民主义领域，欧洲人的文本和他们的小说，犹如他们的枪一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9]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通过对19世纪和20世纪欧美经典小说的阐释，证明欧洲的所谓高雅文化实际上与帝国主义是共谋关系。汉蒙德和法伯洛在考察了英国人在四百年中对非洲的描写之后所做的讨论与萨义德如出一辙，“不管是自信的还是怀疑的，这些作家们都按照同样的常规来描写非洲。非洲的表象始终是英国人自我表象的消极反映和阴影”[30]。阿布耶·R.简·默哈默德在他的论文《殖民主义文学中的种族差异的作用》中，将殖民主义认知结构和殖民主义文学的中心特征概括为“摩尼教寓言——一个白与黑、善与恶、优与劣、文明与野蛮、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感性、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之间各种不同而又可以互换的对立领域”[31]。在这样的摩尼教寓言之下，黑非洲变成了黑暗的、神秘的、野蛮的、无理性的他者与物化的客体，这样的非洲有待于欧洲去开化与拯救，欧洲人来临之前的非洲被想象成为一片没有历史的文化荒芜的大陆。乔伊斯·卡利据此深信不疑地断言不应当让非洲独立，“一个在台风中由从未见过海的孩子们操纵的超载木筏也比非洲人管理自己的命运有更多的生存机会”[32]。

欧洲文本对非洲形象的这种蓄意妖魔化，已经沉潜到欧洲读者关于非洲形象的想象之中。黑非洲作家要纠正这种欧洲读者的认知偏见，呈现一个非洲的真实形象，往往会转向传统非洲文化借鉴资源。希望重构曾经被殖民统治所破坏了的非洲独立文化属性。“这种需求是一种寻根、寻源、寻找最初的神话和祖先、寻找民族的先母先父：总之，这是一种恢复历史的需求。”[33]面对访谈者的问题：“为什么非洲作家老是想着非洲，尤其是它的过去？”切克·哈米杜·卡恩（Cheik Hamidou Kane）如此回答：“这是因为我们曾经被征服和被殖民。非洲已经以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历史、在那儿居住着的是智力低劣的人类的形象呈现给世界；因此，对非洲作家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向西方世界和整个文明世界解释和翻译非洲。”[34]阿契贝也希望通过作家们的这种努力，告诉世界：“非洲人不是第一次从欧洲人那里听到的文化。他们的社会不是机械简单的，他们拥有极为深奥、价值丰富而又优美的哲学，他们有诗情，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尊严。”[35]既然欧洲读者惯于通过文本了解非洲，非洲作家就要担当起通过写作表现非洲，把拥有丰盈文化的非洲和非洲人呈现给世界的文化使命。因此，“黑人性”作家努力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图图奥拉在《棕榈酒醉鬼故事》中，继承西非人口头讲述故事的传统，用他那不合标准英语语法的英语讲述非洲的民间故事；阿玛迪的《大淖》再现了一部伊博民族的战争史，这场战争既是双方的血肉拼杀，又是信仰与仪式的荟萃；阿契贝将大部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他的故乡伊博的乡村，在关注尼日利亚国家命运和非洲历史变迁、文化遭际的同时，呈现传统伊博社会的社会机构、生活场景和风俗信仰，塑造伊博的英雄；索因卡的创作虽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他却始终愿意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资源，他不仅将约鲁巴人的宗教观、宇宙观引入文学，而且积极构建源于约鲁巴文化意识的美学理想；奥克瑞虽已移居海外，但始终坚持扎根于非洲大地，描写非洲风物和非洲历史。他的小说中充满了死者、精灵、魔法和梦幻，在奥克瑞看来，这个世界并不虚幻，而是更加真实的世界，因为它是非洲意识的反映……总之，“归于这一类的小说的首要关注是提供对于非—非读者来说陌生的非洲文化的诸方面，和纠正这些读者已经形成的关于非洲的歪曲想象。这些小说，据阿契贝和纳兹·博尼所说，也是对那些因为接受西方教育而对非洲文化产生疏离的非洲精英进行再教育”[36]。

几乎是在非洲书面文学形成的同时，非洲作家们就开始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殖民经验，因为殖民就是他们最鲜明的社会生活。这些小说经常被称作“抗议小说”，因为它们暴露和批判殖民帝国的各个方面。流行的主题有：殖民主义教育体系下非洲人的困境；殖民者对非洲人的不公正的剥削与监禁；欧洲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入侵带来的混乱；反抗的斗志和独立的热望。表达殖民经验的文学在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李永彩为《20世纪非洲文学》的中译本所做的“代译序”中，在提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概括道：“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本书（《20世纪非洲文学》）论述的982部（篇）作品中，有460部（篇）产生于这个时期，不能不说是‘文学爆炸’，而且基本主题是反对殖民主义和讴歌独立。”[37]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黑非洲各国相继获得独立。独立之后，作家们关注的重心由非洲与欧洲宗主国的对立转为殖民文化遗产导致的新出现的国家内部问题。欧洲殖民势力进入之前，黑非洲各国大多还处于部族社会时期，历史的自然发展进程被外力强行中断，黑非洲各国直接由部族社会跨入现代社会。“由于起始于部落制度和部落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文化基础薄弱，公民文化素质偏低；由于传统文化中缺乏现代工业文化、文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特质，黑非洲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处于较低的起点上。”[38]因而在政治上摆脱欧洲控制之后，黑非洲如何独立发展现代政治社会，成为困扰黑非洲文化精英的重大问题。独立后黑非洲各国政权更迭频繁，部族冲突不断，贫富分化严重，种族仇恨依旧，社会发展面临重重阻碍。这样的时代为黑非洲作家们提供了新的素材。阿契贝把他的目光从殖民时代的过去转向了现实，《动荡》（1960）的创作直指尼日利亚的腐败问题，《人民公仆》（1966）以犀利的笔锋揭示出尼日利亚所谓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一系列的政治阴谋。《荒原蚁丘》（1987）则以隐喻的形式对尼日利亚政治现实予以批判性审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执政者；奥克瑞的《饥饿之路》的描写则反映了尼日利亚社会复制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深层危机，还表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城市贫民生活中的苦难；恩古吉的《碧血花瓣》中城市化进程摧毁了农村，过去的反殖民的平民英雄沦为城市无产者，曾经被视为精神领袖的精英们变身为城市新贵；戈迪默在《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伯格的女儿》、《我儿子的故事》等小说中，对南非在外部殖民结束后的内部殖民（种族隔离制度下白人对黑人的压迫）进行谴责，又在《七月的人民》、《无人伴随我》等作品中，对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由于历史积累的仇恨所施加于白人的暴行表示了忧虑；库切的《耻》表达的是同戈迪默相似的忧虑，是对新南非身份大逆转之后白人生存处境的现实呈现，而他的《等待野蛮人》、《福》、《幽暗之地》等作品则以隐蔽的形式探讨白人与帝国主义中心的共谋关系……

其实，无论是向历史寻根，还是表现殖民经验，抑或是关注独立后的黑非洲的政治、文化现实，都是在“对于殖民关系做批判性的考察”，对殖民主义视角及其遗产进行抵制，这样的文学完全符合博埃默对于后殖民文学的定义，把它置于后殖民语境中进行关照是恰切的，也是有益的。

第三，从独立文学属性的建构上来看，摆脱对欧洲文学的依附关系一直是黑非洲英语文学中最强的声音。黑非洲英语文学在源头时期，是对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简单模仿。由于能够熟练掌握英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大多是出国留学或受过殖民主义教育体系下的学校教育的精英阶层，所以他们的文学意识明显地打上了欧洲传统的烙印。随着黑非洲书面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了摆脱欧洲影响，建立非洲本土的文学表达和独立的文学属性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这项工作不仅是在建立独立的非洲文学，而且是非殖民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钦维祖（Chinweizu）在《西方和其他地方》中表示：“当代非洲文化的基本问题，就像我们的大学所显示的，是崇敬外国的观点和把西方的偶像来崇拜的殖民思维，这种思维导致我们非常浅薄地、简单地依赖于外来的帮助，这些外部力量与其说是帮助我们，不如说是在剥夺我们。我们的根本问题在我们自身。我们不能再忍受任何的进一步的对自我形象的歪曲。我们不是西方的一部分。……激进的我们思维的再非洲化必须立刻出现。”[39]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文学，文学的非洲化也是非洲作家迫在眉睫的任务，非洲的文学必须在非洲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理解和阐释；阿契贝在他的论文《殖民主义批评》中，犀利地批评以普遍主义为代表的殖民主义批评，这不仅是一种话语对抗，也是在为非洲自己的本土表述拓展空间；索因卡也提出：“当我们借鉴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和批评时，我们一定要在了解那种语言的总体性质的前提下选择那些适合于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表达方式的因素。”[40]虽然使用外来的语言进行创作，但是创作和批评不能盲目屈服于欧洲传统和白人文化权威，必须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亨利·路易斯·盖茨在他的论文《理论权威，（白人）权势，（黑人）批评：我一无所知》中，以索因卡创作中的非洲本土化的努力为例，提出：“如果我们不赞同索因卡对白人的挑战，戴上西方文学理论的面具，操讲西方文学理论的语言，那就意味着我们自相情愿地认可了新殖民主义的思想观念，把自己置于一种话语的师徒契约中。”[41]

摆脱欧洲传统和黑非洲英语文学的“话语的师徒契约”关系的出路在于：“要巩固和发展黑人文学批评原理，应该更多地求助于黑人自己的文学传统。”[42]即建构独立属性的非洲文学表达。为此，非洲作家不仅努力在作品中书写非洲的自然风物、宗教哲学、风俗礼仪、现实生活、生存斗争和爱恨情仇，即从内部书写非洲，而且，努力建构具有非洲精神的诗学体系：图图奥拉、索因卡、阿玛迪等人纷纷探寻古老的非洲文化与现代的延续性，形成非洲传统主义美学；以阿契贝、戈迪默为代表的关注现实问题的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黑非洲现当代文学中的主流；恩古吉、古玛则将现当代非洲的社会秩序、文化秩序的根本看作阶级问题，他们的创作走向了非洲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奥克瑞、库切、奥吉伯格等作家的创作具有现代主义特质，但是他们的现代主义又明显地打上了非洲的文化烙印，奥克瑞尝试了“欧洲传统、拉美手法、非洲意识融于一身的混合型非洲美学”，库切的创作则呈现为“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后殖民文学形态”；黑非洲的女性作家则在种族、性别、阶级关系复合语境中，思考女性的位置，形成独特的黑非洲女性写作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总之，还处在发展中的当代黑非洲英语作家的诗学诉求是一种多元化的状态，然而在众声喧哗中，响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如何与欧洲传统不同？而这种与欧洲传统的对抗又是建立在创造性修正的基础之上，黑非洲作家在发展自己的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时，总是以欧洲文学传统作为参照系统。他们有个基本一致的诉求：非洲文学的表达“至少要与欧洲式的表征有所不同，同时，又要使它在战后全球政治话语系统中能够被别人理解”[43]。因而对抗性和对话性几乎是所有独立文学意识建构的核心动力。

总之，从黑非洲英语文学的语言、表现内容和独立文学属性的建构来看，黑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之路体现着典型的后殖民性。黑非洲英语作家在以创作实践着一次次的“文本革命”，在消解欧洲中心话语的同时，建构着非洲独立的文学体系。除此之外，欧洲白人移民作家的文化立场问题、白人中心主义与黑人中心主义的问题、本土化的需要与全球化的趋势的平衡问题、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等在黑非洲英语文学创作及其批评中常见的话题，都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们关注的热点，把黑非洲英语文学放置于后殖民文化语境中，当会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四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本书力图在黑非洲英语作家的独立文学属性建构和创作实践的梳理与深入挖掘上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扩展国内对黑非洲英语写作及文学批评研究的视野，加强对黑非洲文学的了解，促进中非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具体研究中，主要方法如下。

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后殖民文化理论的视野去考察黑非洲英语写作，以对文本的细致解读来总结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黑非洲英语写作的规律性特征，并丰富和印证后殖民文化理论，做到创作实践与理论的相互阐释、相互促进，尤其重视规律性的把握。

采用个案研究和整体归纳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在对大量作家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其共同的创作理论和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作家的个案研究是安插在整体研究的适当位置上进行的。

研究具有多角度性和多层面性。本书的研究突出了文化批评的视角，由于后殖民文化理论本身是一个包容面极广的理论思潮，除了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密切关联外，它还与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思潮有着许多的交织和重合，这就注定了本研究的多层面性与多角度性。

研究始终贯彻西方文学传统的参照。黑非洲的英语文学是在与西方文学的对话与对抗中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所以对黑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离不开西方文学传统的参照系。

在对作家个案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相对的系统性。当代黑非洲的英语作家、作品为数众多，由于研究者的学力所限，不可能一一涉及，只能有选择性地选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具体来看，重点关注的作家大多是来自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家的那些具有自觉的“反话语”意识的代表作家。这种选择在来源国上，固然依旧没有根本突破国内关于黑非洲文学的研究现状，但也是黑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态势使然，黑非洲地区具有国际影响的优秀作家，原本就集中于这些国家；重点探讨的文类是小说，兼及戏剧、诗歌和自传；选取的重点研究作品除了应符合艺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的标准之外，还应反映后殖民经验。这种对研究对象有选择性的探讨注定了研究成果的相对系统性。对于黑非洲英语文学创作来说，虽然不能全方位地覆盖，但是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