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问题

对新兴经济企业成长及其演化的研究是一个重要主题。西方企业以大量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带来优质产品的成长方式显然已不适合。转型经济中后发企业“模仿—创新”道路（Hobday，Rush，Bessant，2004）为新兴经济企业成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且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Luo，Sun，Wang，2011）。最新研究基于对现实的观察，更大胆地提出了以市场开拓而非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破坏式创新（Christensen，1997；Christensen，Baumann，Ruggles，Sadtler，2006；Christensen，Overdorf，2000）、逆向创新（Immelt，Govindarajan，Trimble，2009）以及甘地式创新（Prahalad，Mashelkar，2010），打破了竞争战略中市场情况假设（Kim，Mauborgne，1999；Kim，Mauborgne，2004；Sawy，Malhotra，Gosain，Young，1999）。其合理性在于意识到新兴经济与西方技术和市场分隔几十年导致的产品和工艺技术落后、技术累积性缺乏和互补资产缺失等情况（Prahalad，Mashelkar，2010），以及新兴经济国内中低端市场广阔可渗透（Immelt，Govindarajan，Trimble，2009）、企业急于迅速做大从而赢得政府关注和支持。这为建立“中国特定”理论提供了新的机会（Tsui，2006；Whetten，2009）。

这暗示了三个研究缺口。首先，企业成长研究仍主要遵循技术发展为主的传统逻辑（Arthur，Lawrence，1977；Bell，Pavitt，1993；Cho，Lee，2003；Ernst，Kim，2002；Fan，2006；Hobday，1995；Hobday，2005；Kim，1980；Mathews，2002；Mathews，Cho，1999；Wei，Malik，Shou，2005），而假设后发企业只能通过追逐技术的观点本来就是错误的（Hobday，Rush，Bessant，2004）。直到近期对技术创新之外成长动力的呼吁（Chesbrough，2007a），研究者才逐渐开始关注商业模式作为企业绩效解释（Zott，Amit，2008）以及技术创新和绩效关系的中间机制（Chesbrough，Rosenbloom，2002）。现有将商业模式作为企业成长可行路径研究仍付之阙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业模式的战略归属尚未得到广泛认可（Morris，Schindehutte，Richardson，Allen，2006；龚丽敏、江诗松、魏江，2011）。

事实上，创业（George，Bock，2011）、技术创新（Chesbrough，Rosenbloom，2002）及商业模式与环境关系（Wirtz，Schilke，Ullrich，2010）等研究领域成果都暗示了商业模式的战略归属。Zott和Amit（2008）将其看成交易结构正是对这一支研究的推进。遵循Teece（2010），本书将这一观点进行了拓展，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结构的架构，既反映了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又反映了供应链甚至企业网络结构。成功的商业模式意味着架构内部要素间的匹配或均衡（龚丽敏、江诗松、魏江，2011）。从这个角度来说，商业模式与企业成长之间显然存在强逻辑关系。因此，本书尝试关注商业模式如何带来企业成长。

其次，即便商业模式是新兴经济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仍集中在对发达经济企业成长的研究中（Chesbrough，Rosenbloom，2002；Gambardella，McGahan，2010；Sabatier，Mangematin，Rousselle，2010；Smith，Binns，Tushman，2010），而企业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成长显然存在差异（Guillén，Garcia-Canal，2009）。事实上，商业模式更适合快速变化、不确定以及难以预测的环境（McGrath，2010；Teece，2010）这一特征被忽视，导致新兴经济中商业模式视角的企业成长研究不足。

本书认为，聚焦市场的商业模式是资源匮乏的新兴经济企业实现成长的备择战略决策。这响应了Tan等（2005）、Tan和Litsschert（1994）提出的“在环境动荡和嘈杂中开发一套企业成长新理论”的倡议。Luo等（2011）指出，在新兴经济中显著模仿市场领导或先锋者产品的企业大多能快速设计、生产、营销以快速适应大众市场，暗示了通过非技术手段实现成长的可能性。可见，本书开篇的“山寨式发展模式”在中国并非偶然[10]。进一步，响应Zott和Amit（2008）关注传统行业商业模式的号召，本书以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一个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探索新兴经济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如何影响企业成长。

最后，对新兴经济企业成长演化研究缺乏。企业从创立之时起，就伴随着合作（Singh，Mitchell，2005）、企业网络（Hite，Hesterly，2001）、社会资本（Prashantham，Dhanaraj，2010）、不同战略选择组合（Lockett，Wiklund，Davidsson，Girma，2011）等外部要素演化及成长本身多要素共同演化（Coad，2010）。外界环境变化时，企业需要调整资源发展和市场定位以实现成长（Pettus，2001）。但不同产业和组织情境中独立发展的成长模型仍不足（Harrison，2004）。

从研究情境角度看，现有新兴经济企业成长研究绝大多数聚焦于制度观（Yamakawa，Peng，Deeds，2008），但最近的经验研究发现，企业动态能力的某些内容（如逆向工程和制造柔性）对制度情境并不敏感（Malik，Kotabe，2009）。事实上，在新兴经济中，某些产业中的企业受到的制度影响远小于市场影响。这些都暗示了，新兴经济企业成长研究对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的具体过程不甚清晰。因此，本书同时关注制度和市场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本书希望关注新兴经济中企业商业模式与成长间如何共同演化。

显然，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关注须先厘清商业模式构念。商业模式是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概念。实践界对商业模式有着前所未有的狂热（Linder，Cantrell，2000）。理论研究数量也持续快速增长[11]，越来越多期刊纷纷出版文章和专刊进行探讨[12]。与这种狂热相对应的是实践界和理论界对商业模式理解的“混沌”。高管们虽然热衷于这个词，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中的62％在被要求简要描述公司的商业模式时都存在困难（Linder，Cantrell，2000）。学者们也远未形成统一认识（Baden-Fuller，Morgan，2010；Morris，Schindehutte，Allen，2005），甚至对将商业模式研究是否纳入战略管理范畴都尚未确定（Morris，Schindehutte，Richardson，Allen，2006）。这种混沌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者对商业模式理论生命力的质疑，甚至认为商业模式仅具有修辞学的意义（Porter，2001）。针对这一声音，本书在展开商业模式与企业成长关系的研究之前，从哲学和逻辑的层次解释了商业模式构念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本书认为，商业模式是对以资源和能力的投入为基础，通过建构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和外部网络，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描述。基于此，本书回答了两个问题：（1）商业模式是一个具有理论潜力的构念吗？如果是，那么（2）商业模式作为一个构念应该如何发展？

总之，本书聚焦于我国制造企业发展，旨在发现和解释转型经济中制造企业发展的独特路径。更为具体的，本书研究问题如下：

——商业模式是一个具有理论潜力的构念吗？如果是，那么它该如何发展？

——新兴经济制造企业不同阶段的商业模式如何影响企业成长？

——新兴经济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与成长之间如何共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