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新中国工业化回望录》的第一卷(1949—1957)，以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主要内容。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几代人历经磨难而终无所获的美好愿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弱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的工农业国，把“两弹一星”送上天，以它辉煌的光焰屹立于世界。
新中国的工业化有着时代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内涵。它同现今西方发达国家与资本主义化相结合的情况不同，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模式。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工作积极性。这是它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赢得高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充满坎坷。有来自外部设置的障碍，也有自己的失误。有成功，也有挫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但是，无论什么情况，都没有能够阻挡它前进。回望过去，放眼未来，不禁使我们倍感自信。
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的，涵盖1953—1957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或“一五”时期)，迄今恰是一个甲子。它的实施，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百年工业化和现代化梦想的大幕，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和物质技术的最初基础，即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最初基础。
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产业革命(又称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历史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新篇章。这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或迟或早都要经历的过程。
中古以前，中国的发展曾经领先世界，只是到了近代落伍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给中国社会注入了近代元素，加速着它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另一方面，又同历届腐败政府沆瀣一气，阻挠中国进步，打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一步步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其工业原料的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日本就高唱“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地论调。直到人民大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争得了重新发动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政治前提。
本书绪论部分，简要回溯这一过程，作为全书的背景。
“一五”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是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初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性的步骤，是六亿人民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实践。它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
在原有工业基础十分落后而又面临严峻外部环境的情况下，“一五”计划选择了重工业高强度发展的战略。从主要方面说，它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不可否认的是，各种比例关系往往绷得过紧，国民经济经常处在紧运行状态，加剧了年度间的波动，反过来又给予发展速度以负面影响。
尤为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被传导到社会变革的方面。长期以来，非议甚多的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提前完成，同它有很大的关系。在这过程中，中共中央决策层不免发生摩擦和争论。后来的许多问题，大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发现其端倪。
我们的讨论，不完全限于纯经济的范围(尽管它是主要的)。经济总是社会的经济。完全离开上层建筑的活动，不容易看清楚问题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追索前人决策的轨迹，揭示当年工业化战略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在观察是非与得失的时候，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历史感。
还有一层，我们的研究，不完全限于“一五”计划期内的五年。以笔者的理解，这里有狭义和广义的分别。因为从实际上看，构成“一五”计划核心部分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1950年就先后动工;大量的项目则是在“一五”的后续期建成投产。作为计划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早已经开始。通常说，“一五”计划奠定了国家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最初基础或初步基础，应该说，主要是指这一批现代化的大型重工业骨干项目的建成投产;而这在事实上跨越了狭义的“一五”计划期。
经济现象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是其固有的属性。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许涤新、吴承明，曾根据恩格斯的思想，对此有所阐发。他们说:“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它不是一个事件，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然消失。”“在政治史上有些突发事件，如异族入侵、宫廷政变，即可招致政权更替，另起一章。经济史却不是这样。任何重要变动，无论是田制、税制的改革，或是新生产方式的建立，都非一纸命令朝夕可至，也非一场群众运动所能蹴就。经济现象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不容忽视，否则就会割断历史。”[1]这一方法论的启示，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增进我们的认识。
正是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我们把研究上限提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视为准备阶段，或序幕;下限延至“二五”前期，即156项重点工程基本结项。
本书结构，除绪论外，分十三章。以“主体”(社会主义工业化)与“两翼”(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展开叙述和讨论。
如上所说，把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三年作为实施“一五”计划的准备阶段或序幕，分三章:
第一章，以必要社会政治条件的缔造为内容。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和睦，是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和具备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将给予经济发展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第二章，运用新发展经济学方法，论列如何通过工业化两大发动因素，即引进性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性制度创新，开掘“一五”计划的技术和资金来源。
第三章，叙述先行产业部门和地区的建设。新中国建立初的三年，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力争先行开始的局部计划经济建设，带有积累经验和创设条件的双重考虑。它也昭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工业化始于农业部门的恢复与初步的发展。
一般中国当代史或当代中国经济史，对于“一五”计划的制订，多从过渡时期总路线讲起。本书第四章，则从中国工业化的范式选择和以速度为中心的战略安排切入，在揭示其历史与现实根据的基础上，说明第一个五年承担的任务。
由于“一五”计划在1955年7月才最后确定，公布实施。将1953—1955年放在一起，作为第五章“摸着石头过河的三年”，反映边建设、边编制计划、边积累经验，充实修改计划的情况。
1953—1955年的三年间，经济运行表现出增长波动与波动增长的特点，增长率递减。计划指标由高到低，几次修订。其症结在于:受重工业高强度发展和农业发展滞后的制约。由此引发的资金供给与原材料供应等一系列的问题，难以协调。
“主体”矛盾的传导，促使“两翼”的提速与提前完成。第六章，对这一过程展开叙述。
第七章，叙述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
“两翼”的提前完成，又反作用于“主体”。加快发展，势在必然。以下用三章论列:
第八章，探索加快发展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第九章，跃进预演的曲折。主要讲1956年的较快发展与一线领导人的反冒进，进而在波匈事件背景下提出了“慢一点”发展的思想。
这里把1956年的大发展(周恩来后来称为“跃进的发展”)视为1958年“大跃进”的“预演”，并且与下一章1957年经济的适当收缩联系起来研究，引出一些新的认识。
第十章，讲1957年的经济收缩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笔者是在同经济问题有所关联的意义上，对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予以适当关注。因为经济生活不可能与政治生活完全脱离。
第十一章，1956年和1957年两年实践的认识价值。这是前两章研究的继续，也是它们的逻辑结论。
这里，笔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新的研究，认为:对于1956年和1957年两年的评价，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对1957年，不能离开1956年大发展这一前提，仅以当年部分经济效益指标为参照。一般说来，经济调整年份的经济效益指标，往往好于经济扩张的年份;这同经济扩张期，数量化指标往往好于调整年份的情况一样，都是经济规律使然，不能割裂，更不应该对立起来。
在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1956年和1957年两年各具特点的发展实践，具有不应忽视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遗憾的是，这个有益的经验，在后来的大跃进年代没有很好汲取。
“一五”时期的经济实践，显示一个重要事实:在决策层中存在两种经济思想。1956年和1957年的情况，初步证明了它们具有互补的作用。发展下去，可能形成更为完整的科学认识和指导思想。尽管在后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中，相互补充，很难说已经达到满意的程度。这是值得研究的。
第十二、十三两章，分别讲156项重点工程建设和“一五”时期的总体建设成就。
最后，是几点结语。
本书研究内容，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