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8年，竞争力研究鼻祖、产业集群理论创始人迈克尔·波特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业集群时指出，旅游产业集群是加州葡萄酒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认为，在美国的拉斯韦加斯和洛杉矶等地都存在旅游产业集群。1999年，国际集群协会（The Cluster Consortium）成功地用集群方法分析了南非旅游产业的集聚现象，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给出了他们的界定，借助“钻石模型”构建南非旅游集群的示意图，并分析了南非旅游产业集群中吸引物、游客、供给层、辅助层各要素的特点和状况。诺丁（Nordin，2003）、杰克逊和墨菲（Jackson and Murphy，2006）、朱莉和凯瑟琳（Julie and Katherine，2006）分别就瑞典、澳大利亚、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历程和战略进行了研究。Hjalager （2000）、阿加沃尔（Agarwal，2001）、门策尔和福纳尔（Menzel and Fornahl，2007）、卡马鲁尔扎曼等（Kamarulzaman et al.，2011）结合案例分析，对旅游产业集群的定义、旅游目的地与工业园区产业集聚的差异、旅游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等进行了研究。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在研究旅游产业的集聚现象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乐于从典型案例分析中得出理论启示。

在国内，学者将集群理论应用于旅游业时则比较慎重，就“产业集群理论是否适用于旅游产业研究”产生了一些分歧。以尹贻梅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旅游业符合产业集群的特征，产业集群理论适合于旅游业的研究。不主张将集群理论应用旅游产业研究的一方则指出，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不是一个概念。产业集群更强调的是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知识溢出并最终达到“创新性”目的。以吸引物为核心、综合利用资源的旅游业是产业集聚，而不是产业集群。即便认为产业集群理论适用于旅游产业研究的学者，对采用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旅游产业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未必全然明了。

本书认为，旅游企业的集聚具备波特产业集群概念的三个基本特性，即产业特性、地域特性和成员间的联系，因而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分析旅游业的集聚现象是合理可行的。然而，产业性质的不同使得旅游产业集群与制造业集群有着很大区别。将产业集群理论应用于旅游业的研究时，研究者必须跳出单一的旅游产业链的束缚，综合考虑旅游业的自身特征，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旅游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本书从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特征入手，论证了产业集群理论适用于旅游产业集群研究，回答了学术界关于“产业集群理论是否适用于旅游产业集群研究”的问题，同时也为本书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本书遵循“理论—案例—实践”的研究思路，以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案例研究；以理论研究成果和案例分析结论为基础，围绕清江画廊旅游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行应用对策研究。

本书的研究内容分为理论、案例和实践三部分，即上篇“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理论”、中篇“国内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案例”、下篇“清江画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对策”。

上篇由第一章至第五章组成。第一章指出，产业集群一般理论适用于旅游产业集群的研究，同时，与制造业相比，旅游业有其自身特点，应用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旅游业时应该注意旅游业自身的特性，探索旅游产业集群不同于制造业集群的发展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影响因素、形成标志与动力机制。该章指出，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旅游企业竞争状况等是影响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因素；旅游产业链条的延伸、旅游创新频度的加快、旅游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是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三大标志；外部经济自增强机制、学习和创新机制、集聚网络外部化和社会资本作用机制等，是促使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第三章主要分析旅游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与演进规律。该章认为，旅游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形成、发展、成熟和衰退—转型四个阶段；旅游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与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可能具有一致性，也可能不尽相同。促使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演进机制则主要表现为集聚与离散机制、涨落机制和自组织机制等方面。内生型与外生型旅游产业集群在形成与发展阶段的演进规律区别较大，而在成熟阶段其演进规律则趋于一致。第四章对旅游产业集群的集聚度与竞争力进行评价。该章指出，旅游产业集群的集聚度评价方法有空间集中程度、产业专业化程度、产业联系、地理联系等；区域旅游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可采用区位商指数、集群势力度评价等方法。第五章围绕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作用进行论述。旅游资源的公共属性、旅游企业的“搭便车”行为、旅游产业的外部经济性及旅游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市场失灵”，使得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适当干预。政府在旅游产业集群培育中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制定政策法规、营造发展环境，主导区域营销、打造区域品牌，引导机构合作、搭建交流平台等。政府在旅游产业集群培育中也存在“认识误区”，容易出现“政府失灵”，因此，应当厘清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边界。在政府干预的边界内，政府应根据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来确认自身使命，合理发挥自身职能。

中篇是国内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案例与启示，由第六章至第八章组成。第六章围绕全球博彩旅游产业集群展开研究，对全球博彩旅游集群化发展的典型如中国澳门、美国拉斯韦加斯进行分析和比较后指出，澳门应该借鉴拉斯韦加斯发展经验，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道路。第七章针对全球农业旅游产业集群进行探讨，在对农业旅游的概念、特点以及国外农业旅游发展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全球都市农业旅游和葡萄酒旅游集群化发展的典型国家或城市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第八章研究对象是浙江横店影视旅游产业集群。该章对影视旅游的内涵与特征、全球影视旅游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概述；对浙江横店影视旅游发展的物质基础、发展历程以及产品创新之路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进而对横店影视旅游产业集群的演化历程进行了剖析。以此为基础，该章将横店影视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归纳为：顺势而为、抢占先机，强势营销、抢占市场，创新产品、勇立潮头，规范管理、提升品质。

下篇则关注清江画廊旅游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由第九章至第十一章组成。第九章从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区位选择、规模经济、政策环境和发展潜力等方面对清江画廊旅游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集聚引力进行了分析。以此为基础，第十章提出了清江画廊旅游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1245567”路径，即打造1个品牌，构建2大旅游核心板块，建设4个口岸城市，创建5个旅游特色景观名镇，建通5条富民景观廊道，培育6条综合产业链条，开发7大旅游商品系列。第十一章从产业要素整合、龙头企业培育、集群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产品及品牌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了清江画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培育的推进措施。

本书主要采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1）归纳分析与演绎分析相结合。在上篇“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归纳分析的方法，即通过归纳分析来探寻旅游产业集群形成、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在中篇“国内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案例”分析时，则演绎与归纳并用，以期从国内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案例中得出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与启示；而在下篇“清江画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的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演绎分析的方法，即将上篇、中篇研究得出的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启示，应用于清江画廊旅游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研究。

（2）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在中篇“国内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案例”分析时，以实证分析为主，即主要采用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一般理论解释国内外典型的旅游产业集聚现象，进而从这些典型的旅游产业集聚现象中得出对类似地区或相近产业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在下篇“清江画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中以规范分析为主，即基于上篇、中篇研究得出的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提出清江画廊旅游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原则、重点、路径和推进措施。

（3）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在上篇“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主要采用定性的归纳分析方法，中篇“国内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案例”和下篇“清江画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的研究中，除定性方法外，还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科学的量化指标、大量的调研数据，不仅使本书案例研究结论建立于可靠基础之上，同时也提升了本书对策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

（1）分析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特征，指出产业集群理论适用于旅游产业集群研究。自1998年波特首次提出“旅游集群”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旅游产业集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在旅游学界也存在着“产业集群理论是否适用于旅游产业研究”的争论。本书从波特的产业集群概念出发，指出旅游企业的集聚具有波特产业集群概念的三个基本特性，即产业特性、地域特性和成员间的联系；进而，本书提出，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分析旅游业的集聚现象是完全可行的。

（2）阐明旅游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揭示旅游产业集群的演进规律。本书论述了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结合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旅游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从集聚与离散机制、涨落机制、自组织机制等方面全面揭示了旅游产业集群的演进机制，并对不同类型的旅游产业集群的演进规律进行了探讨。

（3）梳理旅游产业集群集聚度、竞争力评价方法，辨析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本书从空间集聚程度、产业专业化程度、产业联系、地理联系等方面，对旅游产业集群的集聚度、竞争力评价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对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政府作用的有限性进行了辩证分析，进而分析了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边界，阐明了政府在旅游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的职能。

本书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

（1）关于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作用的研究，为旅游地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参考。如前所述，本书通过分析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市场失灵及其原因、政府在旅游产业集群培育中的积极作用，论证了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通过对政府在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常见认识误区和政府失灵的分析，论述了旅游产业集群培育中政府作用的有限性。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了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边界，提出了政府在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职能。本书关于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作用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旅游地各级政府明确自身作用、避开认识误区、厘清作用边界，有助于其更好地确立在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使命职能，进而促进本地旅游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2）关于国内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典型案例的研究，对类似地区或相似产业具有参考价值。本书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围绕国内外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典型案例（包括中国澳门及拉斯韦加斯博彩旅游产业集群、全球知名的都市农业旅游集群和葡萄酒旅游业集群、浙江横店影视旅游产业集群等），广泛收集资料，采用多种方法，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案例地区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历程、特征和经验启示。本书案例研究的结论、启示，不仅对案例地相应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而且为类似地区或类似产业的发展也具有借鉴作用。

（3）关于清江画廊的对策研究，为该旅游区旅游产业集群的培育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建议。本书对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十大核心旅游区之一的清江画廊进行了案例研究，在深入分析清江画廊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区位选择、规模经济、政策环境现状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对其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聚集引力进行了综合评价。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清江画廊旅游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1245567”路径，并从产业要素整合、龙头企业培育、集群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产品及品牌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了清江画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培育的推进措施。这些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对清江画廊旅游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培育、打造，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的行动指南，有助于清江画廊旅游区旅游产业贡献力的提高、旅游企业成长力的加大、旅游开发整合力的提升、旅游项目带动力的增强和旅游品牌影响力的扩大。

旅游产业集群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探索、案例分析，还是针对特定区域的对策研究，都可称得上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受时间精力、研究条件以及能力水平所限，书中提出的观点、方法如有不足之处，恳请学界同人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