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田野经历

2003—2006年，我在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文化，在完成学位论文《中国“天梯”神话与巫文化研究》时第一次与壮族布洛陀神话“亲密接触”。由于研究视角等原因，我当时只阅读了几则零散的布洛陀创世神话，摘录了一些自己需要的素材便匆匆作罢，未曾深究其意。2009年我又回到母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攻读民族学博士学位，因选定的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故在学习中得以知晓布洛陀口传史诗已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且名列第一类民间文学第二位。2010年5月22—24日，我跟随学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何红一先生、李庆福先生一起赴广西金秀大瑶山参加“全国瑶族文化高峰论坛”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陪同何红一先生到南宁调研，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民族博物馆、文联以及南宁市文化局等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同志接触的过程中得知那县发现了壮族始祖遗址，近几年来举办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活动时每年都有上十万人参加，规模宏大，盛况空前，还有不少旅居国外的壮族同胞专程回国祭祖，影响深远。

对此，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有些疑惑。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布洛陀就是一位神话人物，和其他民族的创世神话中的人物大同小异，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布洛陀信仰作为一种古老的祖先崇拜形式，竟然在壮族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复兴，甚至还有国外壮族同胞回乡祭祀布洛陀，这种现象的确十分罕见，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今各地的“伪民俗”、“伪遗产”也时有耳闻，难道布洛陀也是其中之一？许多被人们视为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传统，实际上是在一百多年前由某些受政治驱动的群体有意识地组合在一起的。或许如同风笛、氏族格纹图案等被一些创造“苏格兰性”神话的人在19世纪早期构造成苏格兰高地部落最具有“苏格兰传统特色”的象征物一样，“布洛陀”也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客观地说，19世纪正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现代性开始成熟的时期，也正是民族神话开始萌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那些永远象征和表达某个“民族”力量和美德的“原生”文化被文化精英们颁布出来，并为大众所接受，在那个充斥着变动不居和都市疏离感的语境下，渴求某种历史及稳定又连续的感觉。[120]难道那县布洛陀也是一个与民族主义有关的文化用具？难道是当地为了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由一些壮族文化精英“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神话”？如果是为了迎合游客旅游的需要，那么布洛陀将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化和商品化，当地的经济及社会关系也很可能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进而导致布洛陀文化生态环境改变，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洛陀还能保持其“本真性”吗？……问题一个接一个涌现出来，但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于是，在结束调研返回学校之后，带着许多疑问，我立即开始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首先借助媒体报道及时国轻的博士论文《广西壮族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以田阳布洛陀信仰研究为例》了解了那县布洛陀文化重构的大概情况，同时还对学界关于布洛陀文化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基本掌握了当前布洛陀文化研究的概况。

2010年7月28日，为了进一步了解那县布洛陀文化重构历程的有关情况，我带着许多疑问，遵循壮族先民的教诲——“去问布洛陀，去问姆六甲”——前往那县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这次调查还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完成我向学校研究生部申报的关于布洛陀文化旅游现状调查的课题，后来此次田野调查报告还获得学校研究生科研创新优秀成果奖，这也鼓舞了我继续研究布洛陀文化的信心。第一次田野调查从2010年7月28日开始，直到9月16日才结束。由于有之前陪同何红一先生在南宁调研的基础，我首先在朋友帮助下找到了最早报道那县发现布洛陀文化遗址消息的南宁日报记者谢寿球，并在谢寿球和南宁市艺术研究所所长梁肇佐陪同下前往那县。在他们的介绍下我认识了那县敢壮山布洛陀文化旅游工作领导小组主任谈洁和那县旅游局局长、书记、副书记等政府官员。此次那县之行的另一收获是看了已被论证为是布洛陀文化遗址的敢壮山，从景区的牌坊大门，到神道两边的图腾像到祭祀广场、香火道、将军洞、姆娘岩（又作“母娘岩”）、祖公祠，那县旅游局长罗朝快都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三天后我们返回南宁，我用一周的时间进一步梳理了自己对布洛陀文化重构这一文化事象的认识，再次细化了田野调查的方案，并到广西区图书馆、民族博物馆和南宁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等单位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8月10日，我只身重返那县，并向那县县委办公室递交了学校研究生部出具的介绍信和我个人关于请求那县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十项田野调查项目的申请。当天下午，那县分管领导即批示：“1.请县委办公室协调相关单位开展工作；2.请布洛陀研究会全程陪同其调研；3.请县接待办负责安排食宿。”“通关文牒”在手，田野调查自然是顺风又顺水，在那县旅游局，我得到从2002年到2010年以来的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的工作安排、工作总结、情况汇报等资料；在布洛陀文化旅游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我用相机拍下几百张照片，这些资料分为两类：一部分为政府下发的关于布洛陀文化旅游开发的文件；另一部分为参与旅游开发的各工程小组的工作汇报。这些文件资料中还有很多政府领导的批示意见，从具体内容来看涉及景区基础设施的进度、面临的困难和工程的进度，还有工程所需资金预算表、资金筹措的方式，因工程占用田地、毁坏的庄稼而引起的与当地群众之间纠纷的情况说明请示报告解决方案等等。这些资料有助于我更深入地接近情景，看清“当时的月亮”。

2010年夏天的那县之行正逢农历七月十四壮族“鬼节”，也叫“七月半”或“七月节”。壮族民间传说，人死后都变成鬼上天去了，归“天上”管，每年七月初七至十五才得“放假”回人间“探亲”。由于汉族也有过中元节的习俗，于是我特意留心观察了那县县城及敢壮山附近村民过“鬼节”的情况。我发现许多人家都在农历七月十三之前就已经做好大扫除，将桌、椅、板凳、餐具以至香炉、灯盏等祭拜的用具清洗干净，准备好纸、猪肉、酒、糖果、饼干、水果等供品，有的人家还准备了用纸做的房子、衣服、元宝等。七月十四是祭拜“家鬼”，很多人家天亮之前就已聚餐了。七月十五晚上是“送祖”，要烧化备好的纸供品，让祖先带去享用。七月十六则是走亲戚的日子，出嫁的女儿，这一天都要回娘家省亲，有小孩的还要带上孩子。据敢壮山附近村民介绍，“鬼节”在壮族地区是仅次于春节的大节，不管富贵贫贱，都要割肉宰鸭，隆重祭拜祖宗。这种浓郁的祭祖、酬神、侍鬼的气氛使我感觉到生活在那县这块土地上的壮族群众拥有一种对鬼神的崇拜、对祖先的敬重与缅怀的“惯习”。这种现象与布洛陀有没有某种关联呢？

带着田野调查的收获——许多资料和一些新的问题，我结束了第一次那县敢壮山田野调查。返校后，我认真整理了田野调查的资料，撰写关于那县布洛陀文化旅游状况的调查报告，并再次梳理了布洛陀文化的研究状况，反复思考自己关于布洛陀的一些问题。最后，我认定正在那县上演的是一场壮族布洛陀文化当代重构的“大片”，从文化重构的角度研究布洛陀文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目前尚没有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于是，我便打算以此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在征得导师柏贵喜教授的同意后，我即开始准备开题报告和下一阶段的田野调查计划。

2011年1月20日，我在那县进行了第二次田野调查。其间，还三次到南宁拜访广西壮学学会、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的一些壮学专家，专程请教或访谈一些问题。此次调查，那县有关部门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和支持，给予我许多帮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广西壮族布洛陀文化与口头叙事田野研究基地，我先后两次拜访罗汉田先生，向他请教许多问题。罗先生不厌其烦，耐心讲解，让我受益匪浅。赵明龙先生介绍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宋美小姐（泰国人）与我认识。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布洛陀，于是先后三次结伴下乡调查。此次在那县期间，除了在敢壮山及附近村庄进行重点调查外，我还到那县玉凤镇、田东县和百色市调查，走访了50多户村民、10多位乡村干部和中小学教师、20多名麽公巫婆和30多名歌手，同时还重点访谈了那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博物馆馆长黄明标先生和布洛陀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黄达佳先生等人。在南宁，我先后拜访了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壮学专家梁庭望先生，广西壮学学会覃乃昌先生、赵明龙先生，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廖明君先生，广西民族大学的李富强先生，广西师范学院的黄桂秋先生等人，通过请教或访谈广西本土的壮学专家们，我对布洛陀文化及布洛陀文化当代重构的历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11年4月8日至5月9日，我第三次到那县调查。其间，我参加了4月9—11日在那县敢壮山举行的2011年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和广西壮学学会举行的2011年布洛陀文化学术研讨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身临其境”的调查。祭祀大典的盛况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上山的道路上摩肩接踵，整个敢壮山更是人山人海，空气中弥漫着浓浓香火味，每一个来敢壮山的壮族同胞都要到祖公庙烧香祭拜，还有人唱歌颂扬祖公和姆娘。

2011年10月1日至11月2日，我第四次到那县调查。此次主要是解决前三次调查之后发现的一些尚未调查或调查尚不清楚的问题，因而走访的都是之前已经打过交道的“熟人”，自然是十分顺利。从那县返校途中，我在南宁市先后访谈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研究院院长彭洋先生和“发现”敢壮山布洛陀古居的古笛先生，详细了解了2002年当时“发现”敢壮山布洛陀古居以及“发现”之后的策划运作的有关情况。

2011年12月5—15日，我与同学在导师柏贵喜教授带领下前往广西南宁、桂林、靖西等地进行壮族民间艺术调查，并参加了12月9—11日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1年年会。12月7日从百色市靖西县返回南宁，中途在那县停留了一天半。此次在那县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因为有导师亲临现场指导，我再一次细读了广场化的布洛陀文化、重构的布洛陀祭祀空间，并将心中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联结在一起，进一步明确了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