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新闻生产与国家形象传播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不同国家之间的信息交往源远流长，从文字诞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建立伊始，国际间的信息交流现象便相伴而生。早期信息传播所依赖的方式主要是人际传播，一直到17世纪新闻事业的完整形态出现[1]，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才开始成为国家间信息沟通的主要渠道，国际新闻报道崭露头角。

国际新闻是新闻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超越了国家界线并具有跨文化性质的新闻，或者说国际新闻是新闻在国际间的流动”。[2]根据洛特费·马赫兹（Lotfi Maherzi）的观点，国际新闻很早就以外国消息的形式在早期的不定期报刊中存在，它不仅是报刊新闻内容中绝对重要的部分，而且对新闻本身的发展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3]从15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中期，在国际新闻早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国际新闻对世界的影响力相对来说还非常有限。至19世纪中叶，在通信技术的引领之下，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西方新闻通讯社[4]，它们的诞生促使全球新闻传播体系得以迅速建立和发展，国际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20世纪以来，伴随着海外传媒机构和驻外记者的不断出现和日渐增加，国际新闻发展成为传递国家之间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塑造民族国家形象的关键因素。

历史地看，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与近代报刊和国际新闻的发展几乎同步。15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不仅见证了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也目睹了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崛起。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际新闻传播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民族国家概念的建构和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5]正是基于此，国际新闻生产与国家形象建构这一命题才具备了讨论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国际新闻传播与民族国家形象之间具有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关联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讨论的国家形象主要以“民族国家”概念为基础的。众所周知，在西方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所谓的国家形象实际上是指古代的封建帝国形象，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内涵，因为从15世纪开始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时间，起源于拉丁文“natio”的“民族”才开始以“nation”（nacion，nazione）的面目出现在当地的语言中，且具有了政治的含义，到了波兰被瓜分和法国大革命时，“nation”开始成为“country”（国家）的同义词，而且开始具有了与人民（people或peuple）相对立的意义。[6]

有鉴于此，研究者们这样定义了国家形象的概念，比如“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7]“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即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8]“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是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9]“国家形象是一国国内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以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10]“在物质本源基础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介，对某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11]可以发现，当代研究者已经为国家形象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界定。但是，无论这些有关国家形象概念的表述如何不同，国家形象的主体都是指具有政治民族主义意涵的主权国家，正如张昆、徐琼所言：“这种评定和认定，来源于主权国家的客观实在，是国家实在的主观反映。”[12]同时，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世界交往中的国际舆论，是民族国家间交流互动的产物。可见，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

就中国而言，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概念的形成明显晚于西方社会。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才开始真正进入封建帝国的瓦解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也就是从“家天下”转变到中华一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相当复杂的[13]，它并不是西方那种以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以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更多的是一种缺乏政治底蕴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在传统的民族感情支持下“衍生出来的对‘西方’的爱恨交加的感情，以及反传统的民族主义”[14]，这种民族主义虽不乏“对真理和价值的世界主义理解”[15]，却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此相关，近代中国的国家概念也具有独特性，它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中华和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复杂混合体，是古代中国的历史积淀以及包含历史变迁中新的政治和文化因素的认知统一体。可以说，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概念的形成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充分呈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冲突与博弈。

因此，相比与其他历史时期，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具研究代表性，它拥有更加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意涵，这一时期的国家形象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华帝国形象，也不同于今天完整而独立的当代中国，而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典型话语的表达和呈现，是中国重大历史转折期的表征和见证。

特别是以中国的对外形象，比如西方的中国形象认知发展来看，中国的形象建构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3世纪到18世纪中叶，西方的商人、作家、学者和传教士等是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而诸如文学、绘画以及宗教哲学思想著作等则构成了承载中国异域形象的重要文本，这一时期属于西方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的早期阶段，也是西方不断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历史时期。然而，在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经历一种巨大的认知转折——从美好的东方神话迅速蜕变为丑陋落后的东方，西方的中国形象建构与传播迅速进入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阶段。此间参与中国形象塑造的重要角色开始由军事指挥官、外交家和驻华记者等来替代和扮演，而文本样式则开始扩大到基于直接经验的军事报告、外交文件以及新闻报道。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传媒在中国的不断渗透和发展，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迅速增长并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往过程中一种等价甚至超越文学、绘画等方面的重要文本，在西方的近代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近代中国向一元化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的复杂现实与西方对中国认知上的巨大转折二者会在中国对外形象建构和传播问题上产生出何种发人深思、碰撞和交融的景象。

诸多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现，西方对近代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东方描述，而是一整套有关西方思想结构、知识构成以及文化权力的庞大体系，它包含意识形态、文化结构、话语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揭示的那样：西方的东方形象体现着深层的权力结构关系。[16]因此，有关中国形象问题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关乎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西方的近代中国形象怎么样？是错是对？是好是坏？），而是成为一种有关西方如何理解和建构近代中国概念的重大政治和社会理论问题。

此外，通过西方所建构的近代中国形象的这面镜子，我们还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凡此种种，都将有助于当代中国的自省和自强，更加有助于我们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把握自己的未来。正如乐黛云所言：“对于今天我们重构自己的文化传统，参与世界文化的总体对话来说，认清‘中国形象’几百年来在国外的发展变化，显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