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初始期：“苏化”、城市化和精英化

延安《解放日报》经过试报后开始正式刊发，到1942年4月1日改版社论《致读者》发表止，其间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初始期。在这个时期里，延安《解放日报》在社长博古和总编辑杨松的领导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延安《解放日报》的新闻传播总体凸显了“苏化”、城市化和精英化的特点。

“苏化”意味着苏联首创的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念成为延安《解放日报》的理论基石，同时，苏联也成为延安《解放日报》国际传播的重心。在英国学者D.麦奎尔所谓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ies）看来，苏联式的新闻传播模式以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路线为基调，成为世界新闻传播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媒介规范理论之一。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中，苏联的“苏维埃—全权主义”[7]（totalitarian，亦有人译为极权主义）是与威权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相并立的一种媒介规范理论。而奥斯楚尔（J.Herbert Altschull）的《权利代言人》（A Gent of Power）则反对施拉姆等人显明的冷战思维，对其中透露出来的敌意和冲突意识进行了适度的弱化。奥斯楚尔认为苏联所代表的是“共产主义模式”（communitarian，或社会主义），它与市场模式（market，或资本主义）、进展模式（advancing，或不太正确的说法是发展模式）相对仗。D.麦奎尔则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媒介理论和极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民主参与媒介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媒介理论相并列。在这些规范理论划分中，苏联的媒介规范理论都被看做是社会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的代表，其特点是传播媒介和传播资源国家国有化，尊奉共产主义思想，接受组织的领导，接受国家监督和出版管理等。

苏联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中国共产党学习的典范，其社会主义媒介规范理论自然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效仿模板，进而言之，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属性也就成为了延安《解放日报》新闻传播的根本特征。

因此，延安《解放日报》在具体新闻传播中就表现出显明的“苏化”色彩。

首先，延安《解放日报》的主要实际领导者都有一定的留苏背景，对苏联新闻传播特点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其中，社长博古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博古同王明一起参加了反托派斗争和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当时就有机械照搬马列理论和斯大林理论的倾向，教条主义显明，特别是苏式办报思想和“左”倾思想对他的新闻传播理念有一定影响。总编辑杨松有8年的留苏经历，他于1927年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到1935年期间曾先后到海参崴太平洋职工工会中国部（任主任）、莫斯科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杨松先责任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后主编《全民》杂志，通晓苏联新闻传播的基本理念和实践经验。博古和杨松共同的长期留苏经历，使得他们对苏联具有很大的认同和关注，自然而然就将苏联的新闻传播理念应用到了他们在延安的新闻实践中。除了遵循苏联新闻传播体制相同的阶级属性和组织追求以外，他们在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出版中，将苏联相关信息，尤其是苏德战争作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压倒性地超越了边区实际，甚至也超越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关注。有研究者经过统计发现，延安《解放日报》从创刊发行到12 月31日共七个半月的时间内，共发表217篇社论，其中关于国际的共有139篇，占总数的64.1%，远远超过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1.8%、国内的17.5%和解放区的16.6%[8]，类似“莫斯科前线无变动”、“苏德全线阵地无变化”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如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2月9日到14日六天的第一、二版头条新闻的标题中，十二条头条中国内新闻竟然只有一条，而第一版头条则基本全部是关于苏德战争的新闻。时任第一版编辑的吴文焘曾坦言，“当时正是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危急时刻，关系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和全人类的命运，于是，除了少数例外。第一版的头条新闻，多是苏德前线的战况和评论”[9]，可谓中肯。延安《解放日报》这样极度重视国际甚至是苏联，就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实际，更加忽视了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基本实际，其倾向的失衡性不言自明。

与“苏化”相关联的是城市化，即城市化媒介环境下的新闻传播经验。苏联革命实行的是城市包围农村的根本策略，革命胜利后城市也依然是建设的重点。这样，苏联新闻传播的重心始终就是城市，研究如何在城市媒介环境下办报是其自始至终的核心主题，《真理》报就是典型。城市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国内国统区同样在城市媒介环境内传播的大报，如《大公报》。社长博古回国以后编辑工人小报，也曾经作为《新华日报》董事会的董事参与了武汉、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工作。总编辑杨松回国后在东北任职，常为吴玉章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撰稿，同时也为国内的中共报刊写稿。博、杨谙熟国内大城市报刊的特点和风格，将其挪用到延安《解放日报》的新闻传播中应该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此外，延安《解放日报》内部编辑人员中，绝大多数人员都是抗战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的是从国外和国统区来到边区的中年知识分子。他们所有的新闻传播经验都是来自国内外城市化媒介环境中的知识和经验，再加上当时根本没有农村媒介环境的传播经验，所以城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路径。黄旦在其论文《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中对此曾有客观评价，他说博古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基本都是在城市，从无锡、莫斯科、上海、武汉到重庆，留在他脑海中的报刊印象，自然也都是城市报刊。因此，他倘把《真理报》、《大公报》，甚至《新华日报》之类的报纸，作为《解放日报》的模板，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在具体编辑过程中，延安《解放日报》固定不变的版面编排、每天一篇社论等做法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亦如论者所言，“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其方针、政策就倾向于苏联，在政治上也受到第三国际的领导，所以，当抗战爆发，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奔赴延安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其仿苏模式就可以表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这种仿苏模式在《讲话》完成了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整合以后，更显示了无所不在的强大精神力量”[10]。

最后就是精英化。正是由于“苏化”与城市化的存在，精英化就成了非常自然的伴生物。“苏化”和城市化都将城市里具有一定媒介素养的精英型受众作为目标受众群体，广大农村媒介素养低下的受众群体自然不在其传播视野之内，而对国际新闻的极度重视，对本土信息的忽视，其实就是对本土大众化受众群体的隔膜。实际上，起初，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策略暗含着为具备一定媒介素养的广大党政军领导干部及知识分子服务的因素，媒介素养较低的士兵、工人和农民群体是被忽视的一个边缘群体。虽然这并不是出自延安《解放日报》传播者们的本心，但是经历的局限、视野的固化和经验的不足都在客观上导致了这一特点的产生。于是，脱离群众——边区甚至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受众群体，自我隔阂于边区乃至中国革命所特有的传播生态，就成了延安《解放日报》初始期新闻传播的致命缺陷。

显然，“苏化”、城市化和精英化在初始期帮助延安《解放日报》构建了传播的基本框架，但是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