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素质教育实施的社会政治条件审视——兼论高考制度的合理性

目前，教育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那就是高考制度是素质教育的绊脚石。要实行素质教育，必须减少甚至废除考试。2007年3月，有个别代表在“两会”期间甚至提出了废止高考的提案。然而我们却认为，考试是用来检查和衡量学生学习状况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会用来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代替考试来检查和衡量学生的学习状况。选拔人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考试，而在于怎么考试，考什么，怎样合理掌握考试的频度等。世界上有许多通过考试成功选拔人才的范例，如英国通过考试来选择人才的文官制度，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考核人才的标准制度；世界各国大学几乎都建立了通过考试授予学位的制度。1976年“文革”刚结束，国家百废待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以一个领袖的远见卓识和改革胆略，毅然决定迅速恢复高考，回到主要以考试方式来鉴定和选拔人才的轨道。事实证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恢复高考后从各个领域甄选出来的优秀人才的贡献分不开。从3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意义，我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同志的英明与睿智。从上可知，考试除了具有检查、衡量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水平的功能之外，说到底，它还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有效方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选拔过程其实质就是一个竞争过程。采取考试制度，无非就是把这种竞争集中体现到考场上来罢了。若是没有考试作为一个重要的较为客观的标准，就很可能被权力、金钱或关系所取代。中国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所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历史悲剧，“文革”期间十年“推荐制”最终演变成“走后门”的代名词就是明证。因此，从人才选拔的公正、公平性来讲，考试制度是一种相对比较公正、公平的方式。例如，我国一直坚持的一年一度的高考制度，是维护广大考生公平竞争的一种有效手段，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化的规定，没有这“一次”性的把关，高校招生将更容易遇到权力的干预和金钱的介入。在那种状况面前，我们的一些所谓很好的关于素质教育的理论或理想，就会变得苍白无力或流于空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高考必须改革，但改革必须理性健全。如果脱离现实，初衷再好，都只能是一种自话自说的浪漫理性。实践证明，浪漫理性主导的改革，很容易因为时机、条件或环境的原因发生扭曲和变异，而以善始，以恶终。”[12]

由此可见，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考试确实是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机制。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鉴定其国民的教育素质，也不可能为其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输送所需的人才。然而，就像任何制度都有弊病一样，考试制度也有其缺点，就是过于强调统一性，而忽视人的个性，甚至压抑一部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就要求不断地改革更新考试的内容和方式，保证其开放性和科学性。当然，考试并非灵丹妙药，除考试外，社会也应具备其他机制，让每个人都有力争上游的“第二次机会”，在考试外去寻求成功。考试制度的缺点很多，但国家要健全发展，却也离不开考试制度。可见，素质教育不能排斥考试，甚至不能排斥对升学率的追求。相反，在素质教育中，考试依然是一种可被利用的教育手段，它所要反对的是将考试本身视作目的，从而使教育目标变得过于单一；素质教育也不排斥专业教育，相反，它视专业化为教育之必然。它本身也将通过专业教育得到实施，它所要反对的是将专业划得太窄，以致造成学生适应能力的过分专业化；素质教育也不笼统地反对功利教育，它本身也追求功利，它所要反对的是以短期功利压抑长期功利及过强的功利导向。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素质教育，不是要消灭考试，无视功利，而是要用素质教育思想去改造考试、拓宽专业教育，校正功利导向，使教育的路越走越宽。传统教育中的许多弊端不是考试制度的必然产物，考试制度本身无可厚非。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让考试制度为素质教育服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有限的，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更加有限。换句话说，高等教育在目前还是一种稀缺资源。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考分定取舍，已被历史证明是相对公正合理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佳选择。考试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它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或“素质”作为录取标准。[13]的确，以分数论取舍的高考制度确有弊端，但是，目前我们又能找出什么替代这一制度的更好的办法呢？有的人似乎患了“历史健忘症”，在不遗余力攻击考试制度的种种弊端时却忘了“文革”当时废除考试制度带来的更大的灾难——“贻误了整整一代人，造就了‘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14]，导致一时国家人才断层。不必查阅文献，不必做社会调查，就以笔者的亲历和耳闻目睹的桩桩“笑谈”就可佐证：笔者曾于1974年小学毕业，成绩历来特优，大致在三年级开始就未怎么听老师讲课，而是通过超前式和自主性学习而获得知识与技能。自幼喜爱文学，当时已阅读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和《毛泽东选集》1—4卷等，并模仿性地运用文言文和繁体字写作文，且作文从不打草稿而每每当作范文被老师点评。数学除一次考95分以外，其余全部为满分。小学四年级全县统考（笔者所经历的第一次统考，后来才知道是邓小平同志当时重新主持中央工作而着力整顿教育之举）获语文、数学双百成绩而饮誉全县。可就因笔者查出队里记分员给笔者家少记了100个工分（一个成年男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劳动10天之和）而与之发生过争执，在“推荐制”的名义下小学升初中时被记分员无情的报复而“推荐”掉了。后来被一位附中校长（当时称教育革命委员会主任）知道后爱才惜才，使笔者隔年上初中，1977年初中毕业以全区总成绩第一名和数学唯一的一个获满分者的优异成绩名列榜首，可由于笔者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且无任何社会关系，升高中时再一次被“推荐”掉了。至今想来仍悲从心中生，泪往眼边流。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笔者辈肯定至今仍深埋社会最底层。若如此，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而且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而当时被推荐上大学中专的又主要是些什么人呢？我们不排除其中确有极少数优秀人才，如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数学家的北大数学系工农兵学员史丰收等，但更多的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笔者曾经工作过的中学，有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学中文的工农兵学员教师，在教历史课时（因语文课实在不能胜任改教历史）错把“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念成“龙爱杨贵己”；有一个学物理的工农兵学员在物理课的听课笔记上，赫然写下“屋里”二字（“文革”中没有正式教材，连小学都未毕业确也不知物理为何物）；有一位工农兵学员据说在填履历表时把“21”岁写成“201”岁，当别人指出其错误时还坚持说自己是对的；笔者更是亲自耳闻目睹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位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学农学的区委书记，到笔者当时工作的中学与老师举行春节茶话会。座谈会上，他为了生动地说明某山区乡小办学条件是如何艰难困苦，运用了几何学的数学语言进行描述，“那个学校建在山坡上，厕所在半山腰，坡度很陡，有多陡呢？少说也有100多度的坡度。”令在场的人听得目瞪口呆。至于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盛行，政治上投机钻营，搞打砸抢起家者等就不用说了。这就是文革推荐制下的真实情景，难道我们还要开历史倒车吗，再回到那个愚昧的年代吗？今天，人民群众意见极大的“推荐”的变种——“保送”，原来的初衷是补考试之弊，但在一些地方实际上成了当权者和有钱人子女享用的特权。目睹“保送”名义下权力与金钱跟教育交易的惊人黑幕，人们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

当我们声讨应试教育和考试制度而赞美素质教育之余，却突然发现：素质教育——真正的素质教育，实际上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实施素质教育极大地受制于教育的综合社会条件，比如财政制度、用人制度、就业制度、人才选拔制度……”[15]要确保素质教育的顺利展开，必须对现存的行政体制、教育的权力结构等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由对学校教育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人治”转向法治，以确保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唯其如此，学校教育才可能给学生以公正的素质教育评价，而不是依政府官员的脸色行事。只要教育依附于政治权力，素质评价就完全可能成为有权有钱者的“金喇叭”（Golden Trumpets）[16]，普通民众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权力就会被剥夺。由此可见，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所谓的素质教育评价，如果社会条件尚不具备，加之采用不当，不仅不能纠考试之弊，反而只会使教育彻底丧失公平，使社会腐败现象更加严重。仔细想一想，一旦权力或金钱参与稀缺的教育资源分配，一旦标志对知识掌握程度的分数严重贬值的素质教育评价登堂入室，不看分数或认为以分数作为参考指标的素质教育对既无权也无钱的百姓意味着什么？这样还怎么体现教育的全民性和平等性，还怎么提升整个国民的素质，还怎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人也许会问，西方的大学就没有高考。是的，那是在大学教育已经普及的情况下，就像我国社会的中专招生一样还需要中考吗？但是稀缺的优质高等教育还是需要而且是相当严格的考试的。这里无须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在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有待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在社会诚信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和行政对教育干预过多、包办过多、教育本身的主体地位与相对独立性有待加强的情况下，在监督机制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在权力与金钱的操纵下，所谓的素质教育，会不会成为某些人以权谋私或以钱谋私的借口，高等教育会不会堕落为贵族教育，所谓的教育公平，会不会成为有权者有钱者对普通平民子女的施舍？但愿这一切疑问和担心都真正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