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中心”）重大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江南”的区域定位、“文化世家”的中心主题以及“丛书”系列的发表方式，鲜明地体现了《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的学术意旨。
一
“江南”是一个同时兼容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历史意涵与现实意涵的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空间概念，主要包含了地理方位、行政区划以及意象空间三重意涵，彼此有分有合，相互交融，由此形成“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不同空间指向。
1.“江南”的地理方位
江南，即长江以南之谓也，最初为一自然地理概念，然后逐步被赋予诸多的文化意涵。在二十四史中，以司马迁《史记》有关“江南”的记载为最早：
（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史记·五帝本纪》）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史记·夏本纪》）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史记·周勃世家》）
以上所载“江南”，正如同“中原”、“塞北”、“岭南”等地理名词一样，仅用以表现特定的地理方位，涉及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所指区域范围相当宽泛，却难以明确其边界所在。可见这里的“江南”是一个泛指地理方位的“大江南”概念。
此外，《史记·货殖列传》将全国物产与民俗地理分为四大区域：“夫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江南”作为与山西、山东及龙门、碣石并列的四大区域之一，同时兼具标识经济（物产）地理和民俗地理方位的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货殖列传》还有一段有关“楚越之地”与“江淮以南”经济（物产）地理和民俗地理的记载：“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以“江淮以南”与“楚越之地”相对应，则已大致确定了江南的区域范围，即主要是指今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
司马迁《史记》虽出于西汉，但其中所反映的地理观念则渊源有自。所以，《史记》所谓之“江南”，或许不仅代表了汉代而且也代表了此前更早时期的比较通行的“大江南”观。
在《史记》之后，《汉书》、《后汉书》也大致沿承了这一“大江南”概念：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
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卑湿，丈夫多夭。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
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后汉书·刘表传》）
更始元年……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后汉书·循吏传》）
仍然泛指今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但重心似呈东移之势。
与“江南”相近的还有“江东”、“江左”、“江浙”等。“江东”又称“江左”，其地理方位的确定是由于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于是以此处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魏禧《日录杂说》对此解释道：“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江东”、“江左”的区域范围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芜湖、南京一带，广义是指以芜湖为轴心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大致与春秋时期的吴国相接近。以此对应于古代有关“江东”的记载，诸如《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黄歇）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史记·项羽本纪》：“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黥布列传》：“项梁定江东会稽，涉江而西。”《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将军（孙权）……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有关“江左”的记载，诸如《晋书·王导传》：“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温峤传》：“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邵雍《洛阳怀古赋》：“晋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画畿。”区域范围即在狭义与广义的“江东”、“江左”之间游动。周振鹤曾从历时性的角度总括“江南”与“江东”、“江左”的关系，谓“汉代人视江南已比先秦及秦人宽泛了，包括今天的江西及安徽、江苏南部。这时候，江南的概念大于江东，说江南可以概江东了。到了南北朝隋代，‘江南’一词已多用来代替江东与江左”。[1]比较而言，尽管“江东”、“江左”与“江南”一样，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然而一者“江南”所指的区域范围相当宽泛，而“江东”、“江左”则较为确切；二者“江南”区域范围原先大于“江东”、“江左”，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的区域范围逐步缩小而向“江东”、“江左”靠拢，以至彼此可以相互替代。至于“江浙”之称，源于北宋设立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和两浙路，南宋再分两浙路为浙江东路、浙江西路，区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上海、浙江、江西全境以及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元代设立江浙行省，区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福建两省全境。清代分别设立江苏省与浙江省，后人合称为“江浙”，在区域范围上与江南和江东、江左有分合。
2.“江南”的行政区划
以“江南”为行政建制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存有争议。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认为：“徐说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汉改为丹阳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吴有章山之铜，明是东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误之甚矣。”由于缺少其他相关文献的佐证，《史记集解》所引徐广之说终究难以定论。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末王莽曾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2]，此为“江南”由地理方位转化并落实为行政区划之始，然以“江南”局限于一县之区域范围，实与当时通行的“大江南”地理空间概念不相称。再至唐代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之一道即名之为“江南道”，区域范围涵盖自今湖南西部东至江浙地区，较之西汉王莽时首设的江南县，已在政区空间的层面与“大江南”地理空间概念相衔接。开元二十一年（733），再将江南道一分为三（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简称江东道）大致包括了今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地区。中唐时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北宋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其中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地区与上海、浙江、江西全境。元代改路为省，所设江浙行省的区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福建两省全境。明代设立南北直隶，南直隶所辖区域缩小至今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全境的范围。清代顺治二年（1645）以此另设江南省，所辖与明代南直隶区域范围大致相当。
3.“江南”的意象空间
“江南”意象空间之与地理、政区空间所不同者，似乎在于更具感性化、个性化、诗意化色彩，因而令人时有随心所欲、变动不居之感。自古而今，在历代文人笔下都曾不断出现对“江南”的追忆和描述：南朝齐谢朓《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咏的是金陵，显然以金陵为江南之代表。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宋代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清代严绳孙《江南好》：“江南好，一片石头城。细雨飞来矶燕小，暖风扶上纸鸢轻，依约是清明。”所写所咏也都是金陵。唐代白居易《忆江南》三首追忆江南之美，先总后分。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为总写江南之美。其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咏的是杭州。其三：“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咏的是苏州。白居易曾先后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显然以苏杭为江南之代表。清代龚自珍《吴山人文徵沈书记锡东饯之虎邱》：“一天幽怨欲谁谙？词客如云气正酣。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所咏也是苏州，同样以苏州为江南之代表。唐代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清代龚自珍《过扬州》：“春灯如雪浸兰舟，不载江南半点愁。谁信寻春此狂客，一茶一偈过扬州。”咏的是扬州，则以扬州为江南之代表。元代虞集《听雨》诗：“屏风围坐鬓毵毵，绛蜡摇光照暮酣。京国多年情态改，忽听春雨忆江南。”又《风入松》词：“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御沟冰泮水拖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咏的是故乡江西崇仁。清代朱彝尊《卖花声》：“背郭鹊山村，客舍云根，落花时节正销魂。又是东风吹雨过，灯火黄昏。独自引清樽，乡思谁论，声声滴滴夜深闻。梦到江南烟水阔，小艇柴门。”咏的是故乡浙江秀水，皆以故乡为江南之代表。但就其总体趋势观之，多聚焦于长江三角洲地带，尤其以环太湖流域的金陵苏杭为核心区域。
综观“江南”作为地理方位、行政区划与意象空间三重意涵的演变与交融，并参考诸多学者的意见，大致可以划定“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空间区域范围：“大江南”对应于长江以南地区，源起最早，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被人们所抛弃。“小江南”对应于环太湖流域，近代以来渐居上风，当代许多学者如王家范、刘石吉、樊树志、范金民、包伟民、陈学文等在有关江南问题的专题研究论著中对“江南”区域范围的界定与确认，以及如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3]、周振鹤《释江南》[4]、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5]等对“江南”的专业性释义，也基本持此观点。“中江南”则有一定的分歧，或包括今浙江省、江西省与上海市之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大致与宋代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与两浙路区域范围相当；或将其中的江西省排除在外，接近于通行的“江东”、“江左”的区域范围。本丛书之“江南”所取为后一意义，同时又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区域。
二
江南文化孕育和发展于江南区域，然后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进而引领全国、走向世界，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其超越区域文化之上的独特意义与魅力。这是由建都、移民与文化交融三大要素综合作用于江南区域的核心成果。
1.从文化边缘到文化中心的跨越
追本溯源，江南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与悠久的文化传统，远古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的相继出现，已经为后来江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开启了源头。然而，三代以降直至东晋之前，各主要王朝皆建都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因而全国文化中心也相应地在黄河流域作东西向移动。其间，尽管前有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建都江南，吴越文化发展成为江南区域文化的代表，后有三国鼎立时代东吴立国江南，对于区域开发、人才聚集与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江南区域文化地位的上升，但终究无法改变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的局面。
东晋建都建康，全国文化中心首次由中原迁于江南，由此形成了江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陈正祥尝谓西晋末“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靖康之难”，为逼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6]。由“永嘉之乱”引发的直接后果：一是迁都，从西晋洛阳到东晋建康，江南文化首次由边缘走向中心；二是移民，史载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发生之际，“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7]，因而为安置大量北方移民而特别设立的“侨郡”也重点分布于江南地区。此后，以王、谢为代表的北方“侨姓”不仅主导了东晋政局，从“王（导）与马，共天下”经历“庾（亮）与马，共天下”、“桓（温）与马，共天下”，一直延续至“谢（安）与马，共天下”，而且主导了东晋文坛，通过与江南本土文化的交融与重建，最终熔铸为一种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由质而华的新江南文化精神。由东晋延续于南朝，在南北文化之间，又时时交织着士族与寒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两者一同成为本时期江南区域文化创新活力的主要源泉。“永嘉之乱”第一次波澜发之于中原，而最终落之于江南，首次确立了江南文化引领全国的中心地位，在江南文化发展史上无疑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质的飞跃。
2.从文化次中心到文化中心的回归
由隋而唐统一全国建都长安，至北宋建都洛阳，全国文化中心再次北返，江南区域文化随之退出中心地位。然而，由唐代“安史之乱”引发的第二次波澜虽然未尝导致迁都之后果，但却再次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大批上层移民的定居江南，对于江南区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再至五代时期，偏安于江南的吴越国、南唐经济与文化的局部繁荣，也有益于巩固中唐以来江南区域文化发展的良好态势。所以，隋唐至北宋时期江南区域文化地位的下降，只是从东晋南朝的中心地位降至次中心地位，而与东晋以前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有所不同。事实上，由于中唐以来江南地位的回升，江南区域文化的积累日益丰厚，到了北宋时期已渐与中原并驾齐驱。
南宋建都临安，全国文化中心再次由中原迁于江南，由此形成了江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作为促使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第三次波澜，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爆发，同样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迁都，从北宋汴京到南宋临安，江南文化从次中心走向中心；二是移民，本次北方大移民潮尤其是上层移民远远超过唐代“安史之乱”的第二波澜，而与西晋末“永嘉之乱”第一波澜相当，迁居重地落在以都城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只是不再如东晋特别设立“侨郡”而是让北方移民分散迁居各地，直接融入本土文化，显然更有利于促进南北文化的交融。另外，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盛，既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时也为儒学道统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活力。由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所组成的浙东学派于江南东南部的崛起，在倡导事功与重商主张上与理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流，以及诸如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都可以视为不同文人学士群体对待市井文化挑战、重建儒学文化传统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不妨这样说，由陈亮、叶适、吕祖谦等倡导义利兼顾，甚至直接为商业、商人辩护，实际上开启了经世致用的另一儒学新传统，而且更具近世意义与活力，具有解构理学的潜在功能。所以，本时期江南区域文化的创新活力不仅源于南北文化，同时也源于士商文化的冲突与交融。“靖康之难”第三次波澜发之于中原，而最终落之于江南，进一步巩固了江南文化引领全国的中心地位。
3.从一元文化中心到双重文化中心的建构
元代建都大都，对江南业已形成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其结果并没有重复隋唐至北宋的北返命运，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模式：一是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分离，大都作为元代首都，同时必然是全国政治中心，但江南因为两次文化高峰奠定的独特优势与惯性作用，依然居于全国文化中心地位；二是南北双重文化中心的形成，即江南因其区域文化优势而成为优秀人才及其文化创造成果的输出中心，而首都大都则因其政治地位而成为全国文人群体荟萃之地与文化活动中心，前者不妨称为“本籍”文化中心，后者则不妨称为“客居”文化中心，前者对后者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明代建都南京，而后迁都北京，但仍以南京为陪都，全国文化中心业已牢固地确立于江南，由此形成了江南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峰。与南北双都结构相契合，明代文化中心先由二元分离回归统一，继之再成南北对应之格局。清代继续建都北京，但取消了南京的陪都建制，其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两相分离、“客居”与“本籍”双重文化中心的南北对应的二元模式与元代相承，而与明代明显有别。但不管如何，在经历上述三次高峰之后，江南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牢固确立，再也无法改变。然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的坐标上看，与明代同时的西方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宗教改革等此呼彼应，成为摧毁封建专制主义、开创资本主义文明、实现社会转型的主体力量，并逐步形成一种张扬人性、肯定人欲的新文化思潮，即初具近代启蒙性质的文化思潮。而明代也同样进入了近世时代，一方面，日趋僵化的程朱理学已经无法适应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的文化生态与文化精神的需要，而宋元两代以来日益高涨的市民思想意识，则在不断地通过士商互动而向上层渗透，这是推动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明代尤其是从明中叶开始，由王阳明心学对官方禁锢人性的理学的变革，再经王学左派直到李贽“童心说”的提出与传播，实已开启了一条以禁锢人性、人欲始，而以弘扬人性、人欲终的启蒙之路，王学之伦理改革的意义正可与西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相并观。这说明基于思想启蒙与商业经济刺激的双向推动，理学的衰落与启蒙思潮的兴起势不可当，而起于南宋的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事功之学以及陆九渊心学在江南的传播及其后续影响，便通过从王学到王学左派，由思想界而文艺界、科学界引发了联动效应。江南文化在其第三次高峰到来之际，最充分地显示了源于士商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创新活力，同时也更加牢固地确立了其引领全国的中心地位。
近代以来，上海凭借其地缘优势发展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兴国际都会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元代以来传统的南北双重文化中心模式借此得以革新和重塑。在走向世界与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明清时期理学的禁锢与衰落，意味着中国文化需要再次借助和吸纳一种新的异质文化资源进行艰难的重建工作，而在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内部，已无提供新的文化资源的可能，这就迫切需要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与转型，继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若以历史的眼光略作回溯，那么，可以16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进行“知识传教”、“学术传教”为前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当代改革开放时期为前后两次高潮，前一次高潮的核心主题是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与转型，后一次高潮的核心主题则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基于这一历史机遇与使命，江南再次显示出了开风气之先、领时代新潮的气度与实力，在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而将区域重心东移之后，于是以上海为轴心，以长三角为舞台，以环渤海与珠三角为两翼，以内陆广大地区为后盾，然后以江南区域文化带动和推动中国文化从本土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
武廷海在《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一文[8]中曾提出“江南之江南”、“中国之江南”、“世界之江南”的三阶段论，颇有启示意义。以此对应于上文所述江南文化发展历程，则从远古到东晋江南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前，为“江南之江南”阶段，也是以江南本土文化为主导的阶段，历时最长，但积淀不厚，所以一直处于文化边缘地位；东晋南朝从文化边缘走向中心以后，由“江南之江南”进入了“中国之江南”阶段，并在南北、士商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先后形成三次高峰；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背景下，再由“中国之江南”进入“世界之江南”阶段，江南文化由此开始了走向世界与现代转型的历史新征程。
三
江南文化世家作为江南区域文化的杰出成果与重要标志，既孕育和诞生于江南区域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又伴随着江南区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1.汉代至西晋：江南文化世家的初兴时期
文化世家发源于巫、史、子的家族文化化与文化家族化的缓慢进程，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派传承中，曲阜孔氏世家——由孔子上溯于七世祖正考父[9]，下延于孔子孙子思、七世孙孔穿、九世孙孔鲋，已具早期文化世家之特征，也可以说是开启了汉代经学文化世家之先河。到了两汉时期，得益于经学博士制度的有力推动，由经学世家成功的家学传承，孕育和产生了一批著名文化世家，诸如彭城韦氏，南阳杜氏，雒阳贾氏，沛郡桓氏，扶风班氏、马氏、窦氏，汝南应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安定梁氏，酒泉张氏世家，等等，但多密集分布于北方，实与当时全国文化中心一直居于黄河流域，江南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契合。与此同时，江南土著“吴姓”文化世家也正在逐步成长。唐人柳芳《氏族论》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10]这里所说的东南“吴姓”——朱氏、张氏、顾氏、陆氏四大世家，发端于两汉时期，代表了江南土著文化世家的主体成就。除了“四姓”之外，又有“八族”之说。《文选》卷二四陆士衡《吴趋行》：“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李善注引张勃《吴录》：“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这些土著大族一开始多为官宦家族或军功家族，随着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才逐步衍化和转型为文化世家，其中以陆氏世家地位最显，贡献最大。但与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关中、山东“郡姓”相比，无论于量于质都颇有差距。此为江南文化世家初兴阶段。
2.东晋南朝：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如果说东晋南朝建都建康、全国文化中心首次迁于江南为江南文化世家的兴盛提供了表演舞台，大移民潮中大批北方“侨姓”世家南迁江南为其提供了演员群体，那么，北方南迁“侨姓”与江南本土“吴姓”世家的冲突与交融则为其提供了创新活力。上引唐人柳芳《氏族论》所论“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同时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意义。其中“侨姓”与“吴姓”既经历了从冲突到融合的艰难历程，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生命周期，但居于主流地位的仍是外来“侨姓”世家，东晋皇权从“王（导）与马，共天下”经历“庾（亮）与马，共天下”、“桓（温）与马，共天下”，到谢安出将入相，指挥谢氏家族的谢石、谢玄、谢琰赢得“淝水之战”，而发展为“谢与马，共天下”，创造了谢氏世家的空前辉煌。从政治文化制度层面考察，这是九品中正制度通过赋予各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特权，促成门阀文化世家迅速走向鼎盛时期的必然结果。所以，在以王、谢、袁、萧为代表的“侨姓”与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江南本土“吴姓”世家之间，既有不可避免的相互冲突，又有寻求共同应对和压制寒族世家的合作意向。进入南北朝之后，以刘裕代晋立宋为标志，庶族的崛起与皇权的复归，宣告了门阀政治的结束，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在退出与走向政治权力中心过程中发生易位。然而就文化地位而言，则仍然以北方“侨姓”为主导，以本土“吴姓”为辅助，彼此一同演绎为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3.隋唐：江南文化世家的回落时期
由隋而唐统一全国之后，实施门荫和科举双轨并行制度，由山东、关中“郡姓”以及代北“虏姓”组合而成的北方文化世家群体占有绝对的优势。据王伟考证，这些世家高居相位者，依次为：韦氏20人，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各17人，博陵崔氏15人，赵郡崔氏、陇西李氏各12人，京兆杜氏、弘农杨氏、荥阳郑氏各11人，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各8人，琅琊王氏4人，河东薛氏、柳氏各3人。[11]与此同时，这些世家也都通过家族文化化与文化家族化的积累与延续，逐步形成了一个人才辈出、阵容庞大的家族文人群体，在代际延续与文化创造方面充分显示了与世俱变、与时俱进的生存发展能力。相比之下，江南文化世家的实力与地位明显从高峰回落。然而由于东晋南朝时期第一个黄金时期的惯性作用，以及江南原有吴姓与侨姓两大群体的长期融合，江南文化世家尚能进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三足鼎立的新格局。据李浩研究，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次序，在唐前期为山东、关中、江南，而至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12]，这也大致反映了唐代文化世家的整体区域分布与流向，意味着江南区域文化以及文化世家在失去中心地位后的回升，这是唐代“安史之乱”第二次文化中心南迁波澜的重要成果。
4.宋代：江南文化世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五代时期偏安于江南的吴越、南唐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局部积累，已为宋代江南文化世家优势的恢复直至形成第二个黄金时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更为重要的是，宋代承续隋唐科举制度而在多方面加以改革与完善，一是着眼于制度自身的严格规范，以便于创造更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机制；二是大幅度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以最为重要的进士为例，唐代录取进士总数为7516人，宋代增至36131人[13]，为唐代的4.8倍，这就为一大批中下层士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和改写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到了宋代的科举制度，才真正起到了抑制豪门、提携寒族、加快社会阶层流动，不断为统治阶层补充新鲜血液的作用，由科举产生的科宦世家才真正成为士人阶层的主体。
北宋时代，尽管仍然建都北方，但由于江南书院教育的高度发达，家族举业教育与文化学术传承的巨大成功，在当时几乎唯以科举为仕途的制度设计与时代氛围中，江南文化世家逐渐脱颖而出，较之北方世家普遍拥有更多的优势。范纯仁《上神宗乞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云：“然进士举业文赋，唯闽蜀江浙之人所长。”吴孝宗《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宋代江浙闽蜀之所以能成为科举最强、人才最盛的地区，即受惠于书院与家庭教育的高度发达及其与科举制度的成功对接。即便如钱塘钱氏世家这样的旧豪门也在转型为新兴科宦—文化世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据钱氏十三世孙钱国基的《钱氏宗谱》卷三统计，宋代钱氏擢进士者有三百二十余人，其情势之盛、人数之多为其他家族所不及。[14]科举的发达不仅再度奠定了钱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也造就了钱氏家族文人群体的庞大。厉鹗《宋诗纪事》著录有钱氏能诗者包括钱惟演、钱惟济、钱易、钱昆、钱勰、钱端礼等三十余人，其中钱惟演与杨亿、刘筠同为宋初西昆派领袖，这的确是旧豪门成功转型的新的典范案例。至于通过科举的成功直接通向文化世家的更是多不胜举。
北宋以来江南文化世家的良好发展态势，借助于“靖康之难”第三次北方大移民浪潮的有力推动而迅速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陆续迁入的大批北方文化世家与本土文化世家的冲突与交融，再次激发了江南文化世家的创新活力，并确立了在全国文化世家的区域分布与流向中的核心地位。
5.明清：江南文化世家的鼎盛时期
元代建都大都，明代先建都南京而后又迁都北京，以及清代建都北京，对由南宋再次确立的江南文化世家的绝对优势地位也同样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在总体上已无法撼动。尤其是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市镇数量及其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藏书刻书、读书著述等文化风气的浓厚，江南地区的文化世家不仅遍地开花，处处皆是，而且各自规模庞大，代际延续于数代、十余代乃至数十代，其中不乏累世延续而经久不衰的巨型文学世家。近人薛凤昌《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序》曰：“吾吴江地钟具区之秀，大雅之才，前后相望，振藻扬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叶、朱、徐、吴、潘，风雅相继，著书满家，纷纷乎盖极一时之盛。”[15]其他如昆山归氏世家、常州庄氏世家、钱塘许氏世家、海宁查氏世家、湖州董氏世家、无锡秦氏世家、慈溪郑氏世家，等等，彼此共同展示了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世家传承之久之盛，更印证了江南文化世家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巅峰时刻的到来。此外，由不同类型文化世家的多元化发展，商业世家成功转型为新型文化世家的逐步壮大，孕育和延续女性作家群的文化世家的明显增多……也都为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世家增添了新的亮色。
6.近现代：江南文化世家的转型时期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止，不仅成为促进现代新式教育制度诞生的核心动力，同时也为传统文化世家的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为正是出于现代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群体的形成与壮大，才使现代新型文化世家有了新的主体力量。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是随着现代学科的建立与分化，以往具有泛文化传统的文化世家逐步走上文理分科的专业化道路，尤其在当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鼓动下，许多家庭成员弃文而从理、工、医、军、商等，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文化世家的多元化与丰富性。仍以钱塘钱氏世家为例，近代以来，无锡钱穆、钱伟长叔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吴兴钱玄同、钱三强父子，以及钱钟韩、钱仲联、钱临照、钱君匋、钱松嵒、钱致榕、钱令希、钱保功，等等，在苏浙一带形成了一个教育、科技、学术、文学、艺术世家的最大群体。据统计，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100多人，其中不少是吴越王钱氏后裔。[16]钱氏世家从五代一直将世家盛势延续于今，各类人才辈出，灿若星河，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然而由于现代家族制度彻底变革的严重冲击，集中表现在家族结构的重要变化，即由过去普遍的“家庭—家族—宗族”三维结构的大家族逐步转向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家族规模的快速缩小，家族成员的普遍减少，大大削弱了现代文化世家成员数量扩张与代际延续的能量。这是对现代文化世家最严重也是根本性的伤害。就此而论，现代及未来文化世家逐步趋于衰落的命运已无法避免。
从中国通代文化世家的历史演变与区域轮动观之，江南文化世家不仅起步迟，而且起点低，然而借助中国文化中心南迁三次波澜的有力推动，通过从边缘走向中心、从两个黄金时期到一个鼎盛时期的起伏链接，终于后来居上，大放光彩。
四
《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正式启动于2006年5月，这是“中心”鉴于江南文化世家本身的重要地位与价值，试图以开放的方式，通过课题招标的平台，整合校内外研究力量，集中推出一批高质量的重要成果，以期将目前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1.基于对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意义的认知
第一，是对推进江南文化世家研究的意义。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文化世家最具典范性：一是数量众多。在东晋南朝、宋代两个黄金时期以及明清的鼎盛时期，江南文化世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即使在从高峰回落的唐代，据童岳敏统计，京都道所占全国的比率为16%，都畿道为13.8%，两都所占合之为29.8%；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紧随其后，占全国的24.3%[17]，与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士族的排次——唐前期为山东、关中、江南，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18]——可以相印证。二是分布密集。江南文化世家的区域分布大致可以分为核心区与外缘区，从环太湖流域之外的外缘区，到环太湖流域的核心区，文化世家分布的密集度依次上升，其中尤以南京、苏州、杭州分布最为密集，为核心区的核心之所在。三是类型齐全。主要有学术、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医药、藏书、刻书、商业世家等，囊括了文化世家的重要类型。四是历时悠久。江南文化世家的代际延续普遍较长，十代乃至二十、三十代以上而不衰的大型、巨型文化世家为数不少。五是人才辈出。通观文化世家的盛衰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才兴，则世家兴；人才衰，则世家衰。江南文化世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型与巨型文化世家中，往往拥有一个为数众多、代代相继的庞大人才群体，这既是文化世家长期累积与培育的核心成果，又是继续保障文化世家生命延续的主体条件。六是成果丰硕。江南文化世家普遍具有旺盛的文化创造力，文化积淀深厚，成果卓著，而且特别注重家族文集的编辑与刊刻，所以能将这些丰硕的文化成果惠于当世，传之后人。七是贡献巨大。江南重要文化世家的贡献往往基于家族而又超越家族，乃至超越区域，起到引领全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八是影响深远。首先是超越时间，对后代产生重要影响；其次是部分杰出文化世家还能超越空间，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从根本上说，正是江南文化世家的典范性，决定了研究价值的重要性。
第二，是对推进江南区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江南区域文化与江南文化世家具有先天的同构关系，从历时性的意义上说，江南区域文化与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曲线与节律大致相近；从共时性的意义上说，江南文化世家孕育和诞生于江南区域文化土壤之中，江南区域文化则建立在江南文化世家的坚实根基之上，彼此密不可分；再从江南区域文化与江南文化世家的特殊性来看，江南移民世家与本土世家的文化冲突和交融激烈而持久，是促进江南人文传统形成与演变的核心动力。大者如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引发的三次大移民浪潮，大批北方世家迁居江南之地；小者如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又有不少商业世家迁居江南，这既是居于全国前列的江南商业经济快速发展强力吸引的结果，同时又是促进江南商业经济更加繁荣的动力，由此开创了士商互动的文化世家发展的新局面。持续不断的移民世家迁居江南，即意味着持续不断地为江南世家带来异质文化，然后从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融合，产生新质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这也是江南文化世家特别具有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动因。
第三，是对推进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研究中国文化，离不开文化世家；研究文化世家，离不开江南这一典范区域。只有对文化世家有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与研究，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江南特定区域的总体风貌，才能比较真实地还原江南特定区域的原生状态。进而言之，只有真实、准确把握住了江南特定区域的总体风貌与原生状态，才能为区域文化版图进而整合为中国文化版图奠定坚实的基础。江南文化世家之于推进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一是在于拓展中国文化研究视野。家族是社会的细胞，文化世家是文化殿堂的基石，江南文化世家在中国文化世家发展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对于拓展中国文化研究视野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二是在于丰富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对江南文化世家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拓展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丰富中国文化研究成果。三是在于创新中国文化研究模式。通过对当前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成果的反思与总结，探索诠释江南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形态与精神的新路径，借以建构一种以文化世家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新模式，并以此弥补当前文化史研究的缺失。
2.基于对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成果的评估
在《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作为重大研究项目立项之前，“中心”曾对目前研究成果与不足进行了综合评估，认为自潘光旦[19]、陈寅恪等现代学者“导夫先路”之后，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伴随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进程而勃兴，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研究进程明显加快，研究方向明显拓宽，研究水平明显提高，但从更高的要求衡量，还存在着诸多缺憾，迫切需要进行整体性的策划和推进。
目前学界有关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阵营、双重路向、一个重心和四点不足。
两大阵营：一是史学界的研究，侧重于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但多限于断代，且仍多集中于六朝；二是文学界的研究，则以六朝与明清两头为盛。两大阵营的学术宗旨、路径、方法固然多有不同，但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化研究为指向以及文史互证互融上有交集之处，彼此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
双重路向：一是专门性的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王欣《中古吴地文学世家研究》[20]，张承宗《三国“吴四姓”考释》[21]，王绍卫《孙吴的世家大族与学术》[22]，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23]，徐茂明《东晋南朝江南士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24]，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25]，景遐东《唐代江南家族诗人群体及其家学渊源》[26]，顾向明《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27]，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28]，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29]、《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30]、《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31]，［美］基恩·海泽顿《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32]，王日根《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33]，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研究》[34]，童岳敏、罗时进《明清时期无锡家族文化探论——兼论顾氏家族之文学实践》[35]，王培华《明中期吴中故家大族的盛衰》[36]，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雅集与文学》[37]、《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文献建设》[38]，罗时进、陈燕妮《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39]，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40]，宋路霞《上海望族》[41]，等等；二是全局性研究中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规模最大的是曹月堂主编的《中国文化世家》，分江淮、江右、荆楚、中州、齐鲁、燕赵辽海、三晋、巴蜀、岭南、吴越、关陇11卷[42]，其中吴光主编《吴越卷》与江南区域范围比较接近。其他代表性论著有：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43]，杨晓斌、甄芸《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渊源及形成轨迹》[44]，吴桂美《东汉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45]、《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46]，孟祥娟《汉末迄魏晋之际文学家族述论》[47]，何忠盛《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与文学》[48]，田彩仙《魏晋文学家族的家族意识与创作追求》[49]，毛汉光《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50]，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51]，徐茂明《东晋南朝江南士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52]，王大建《东晋南朝士族家学论略》[53]，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54]，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55]，杨东林《略论南朝的家族与文学》[56]，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57]，孔毅《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58]、《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59]，韩雪《略述南朝士庶政治势力之消长》[60]，牛贵琥《南朝世家大族衰亡论》[61]，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62]、《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63]，童岳明《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64]，张剑、吕肖奂《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65]，吕肖奂、张剑《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66]、《两宋家族文学的不同风貌及其成因》[67]，宋三平《宋代家族教育述论》[68]，李真瑜《吴明清文学世家的基本特征》[69]，杨经建《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家族文学》[70]，等等。就全国区域分布而言，无论是文化世家本身还是学术研究，都是以江南为最盛。
一个重心：是指江南文化世家的个案研究，论著为数最多，但学术质量参差不齐，时代分布也不均衡。代表性成果有：跃进《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71]，唐燮军《论吴兴沈氏在汉晋之际的沉浮》[72]、《六朝吴兴沈氏宗族文化的传承与变易》[73]、《从南朝士族到晚唐衣冠户——吴兴沈氏在萧梁至唐末的变迁》[74]，张兆凯《东晋南朝王、谢两大侨姓士族盛衰探析》[75]，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76]，萧华荣《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家传》[77]，郭凤娟《南朝吴郡陆氏研究》[78]，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79]，毛策《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80]，张剑《家族与地域风习之关系——以宋代宗泽及其家族为中心》[81]，张蕾、周扬波《元代湖州花溪沈氏家族概述》[82]，李真瑜《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以明清吴江沈、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中心》[83]、《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84]、《文学世家的文化意涵与中国特色——以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个案为例》[85]、《沈氏文学世家的家学传承及其文化指向——关于文学世家的家族文化特征的探讨》[86]、《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作家与明清文坛之联系》[87]、《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88]，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89]，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90]，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91]，吴碧丽《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家族的文化生活与文学》[92]，朱丽霞、罗时进《松江宋氏家族与几社之关系》[93]，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94]，朱丽霞《明清之际松江宋氏家族的散曲创作及文学史意义》[95]，许霁《清代延令季氏家族文学研究》[96]，等等。概而言之，目前的江南文化世家个案研究主要有三种取向：一是对特定文化世家的系统研究；二是对特定文化世家某一层面的专题研究；三是对特定文化世家与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
四点不足：一是侧重于个体研究而忽视综合研究；二是侧重于六朝与明清研究而忽视通代研究；三是侧重于家族谱系研究而忽视家族的文化研究；四是侧重于现象描述而忽视理论研究。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现有成果而言，还没有一部有关江南文化世家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问世，所以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3.基于对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取向的定位
通过基于个案研究而逐步走向综合研究的整体设计，着力于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拓展，突破以往文化世家研究限于一时，或限于数家的狭仄格局，从时间和空间上使文化世家研究系统化和完备化，努力建构契合江南文化世家特点与规律的学术体系，使现有的文化世家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鉴此，本《丛书》着力于以下五个重点方向的整体配合与有序推进。
（1）个案研究。世纪之交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最大的成果在于个案研究的丰盛。尤其是一些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大多属于微观研究。文化世家的个案研究是进而开展区域、断代、专题、综合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所以本《丛书》的基本着力点也在于此。鉴于目前的个案研究存在着在地域上重内轻外、在时代上重末轻初、在重心上集中望族的特点，要对江南区域的文化世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遴选一批重要文化世家加以重点研究，然后分批推出系列成果。
（2）区域研究。即在江南大区域范围中选择若干亚区域展开系列研究。从目前已问世的学术著作来看，已涉及苏州与上海等地，还有许多区域尚待进一步的拓展。大致可以分四级范围展开：一是以南京、杭州、宁波、常州、镇江、湖州、绍兴、金华、徽州等现行行政区域为范围；二是以诸如苏南、浙西、皖南等的超行政区域为范围；三是选择部分文化世家特别发达的县级区域展开研究；四是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包括江南内部区域及其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
（3）断代研究。目前江南文化世家整体意义上的断代研究主要集中于汉魏六朝，其后各代研究力度与成果明显减弱，尤其是唐、宋、元代成果不著。与江南文化世家的亚区域研究一样，断代研究具有向下连接特定个体文化世家与向上连接通代江南文化世家研究的中介作用，需要重点加强。
（4）专题研究。其中包括对江南文化世家中的学术、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医药、藏书、刻书、商业世家的不同类型的研究，江南文化世家的生态环境、生命周期、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学术活动、社会交际以及婚姻关系等不同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文化世家内部的家谱、家训、家规、家学、家风、家集等问题的研究。就未来江南文化世家研究新的增长点而论，专题研究应该成为重点突破方向。
（5）综合研究。综合研究要重点把握和设计双重路向，一是江南文化世家内部的综合化研究，诸如基于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研究而向相关层面逐步拓展；二是江南文化世家与外部的综合化研究，比如就文化世家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军事史等的纵横交错关系展开综合化研究。要基于江南而又超越江南，着力在文化世家的范式与理论建构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
就江南文化世家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应追求实证与理论、微观与宏观、时间与空间、长度与高度、形态与规律研究的密切交融和辩证统一。
值此《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开始陆续出版之际，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先生所给予的鼎力相助，宫京蕾等责任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有作者的积极参与和热忱支持。由于《丛书》出于众人之手，成于忙碌之间，难免存有诸多缺憾，或有未能臻于预期要求者，尚须同仁倍加努力，使之更趋完善。
是为序。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梅新林 陈玉兰
2010年秋
[1]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 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八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66页。
[3]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5] 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6]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
[7] 房玄龄等：《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46页。
[8] 武廷海：《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华中建筑》2000年第9、12期。
[9] 《国语·鲁语下》载正考父曾于周太史处发现并与其共同整理《商颂》12篇。《史记·宋微子世家》：“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欲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学者对此看法有分歧。
[10]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677—5678页。
[11] 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西北大学文学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12]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9、142页。
[13] 吴建华：《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4] 参见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5] 薛凤昌：《吴江叶氏诗录序》，载《邃汉斋文存》。
[16] 参见吴光主编《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303页。
[17] 童岳敏：《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人文杂志》2009年第3期。
[18]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9、142页。
[19]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成书于1937年）。
[20] 王欣：《中古吴地文学世家研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1] 张承宗：《三国“吴四姓”考释》，《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22] 王绍卫：《孙吴的世家大族与学术》，《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23] 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
[24] 徐茂明：《东晋南朝江南士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25]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6] 景遐东：《唐代江南家族诗人群体及其家学渊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7] 顾向明：《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文史哲》2005年第4期。
[28] 俞樟华、冯丽君：《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9] 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0] 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1] 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2] ［美］基恩·海泽顿：《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33] 王日根：《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
[34]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5] 童岳敏、罗时进：《明清时期无锡家族文化探论——兼论顾氏家族之文学实践》，《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6] 王培华：《明中期吴中故家大族的盛衰》，《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
[37] 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雅集与文学》，《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38] 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文献建设》，《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3期。
[39] 罗时进、陈燕妮：《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40] 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齐鲁书社2008年版。
[41] 宋路霞：《上海望族》，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42] 曹月堂主编：《中国文化世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3] 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
[44] 杨晓斌、甄芸：《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渊源及形成轨迹》，《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5] 吴桂美：《东汉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46] 吴桂美：《东汉家族文学生态透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7] 孟祥娟：《汉末迄魏晋之际文学家族述论》，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48] 何忠盛：《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与文学》，四川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49] 田彩仙：《魏晋文学家族的家族意识与创作追求》，《中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0] 毛汉光：《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96年版。
[51] 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52] 徐茂明：《东晋南朝江南士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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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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