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恽氏文学世家诞生的标志
——恽釜与《溪堂集》
一 恽釜生平
恽釜（1484—1556），字器之，号后溪，明武进人，恽氏南分第五十七世。明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任安陆、均州知州和温州知府，诰封中宪大夫。卒后赠奉直大夫、南京户部员外郎。著有《溪堂集》。
有关恽釜求学应试的情况在恽敬《后溪先生家传》中可查：“年十七补县学生，正德五年举于应天，十四年试礼部中式，十六年世宗即位，与张璁同赐进士出身。”[18]按史料记载，恽釜是正德十五年（庚辰）参加会试，因恰逢明武宗南巡，殿试未及举行，次年二月武宗殁，至世宗继位后方举行殿试。因此本科称辛巳科，也称庚辰科。中进士后，恽釜就步入了仕途，但并不顺利。据同邑徐问撰《溪堂集序》所言，恽釜辛巳登进士第，初知安陆州，“改吏部擢守东瓯，所至有声，既以才调成都，意有所不可，遂谢病筑别墅”[19]。恽釜登科后，先后任安陆、均州知州，南京户部员外郎、晋郎中，温州知府，后调成都知府，称疾不去，一生蔑视权贵，刚正不阿。安陆，是献皇帝始封汤沐的城池。恽釜在安陆过了两年，后因母亲陆宜人去世，奉柩归。在安陆的两年，恽釜颇有政绩。明朝毛宪所撰的《毗陵人品记》对此有一定的记载：“其在安陆也，献陵更制，董役者皆中官，釜御之以礼法，不敢恣横。会岁饥，发仓赈贷。上闻以酒劳焉。亦异数也。”[20]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恽釜在安陆为官时在两件事情上做出了贡献：一是以礼法整治官员，使其不敢恣意妄为；二是在灾荒年，开仓赈粮。尤其是后者，还得到了皇帝的以酒犒劳。明朝吕柟为此还专门写了《贺恽器之受旌序》一文：
嘉靖七年，湖广郧、襄、荆、常及安沔诸处旱蝗为虐，人至相食……当是时，宜兴恽君器之，方为均州守也。均州僻居山谷，石多土少，地瘠产薄，而又缁流蚕食，杂役猬与，一遇凶歉，视他邦尤剧。君曰：“若俟内帑，民死久矣。”乃借库出银以立则，而行籴定价，勤粜以安贫而保富，审籍列户以给票，而发仓计口开单，以分日而程月，或给批以来远籴，或准货以易官谷，或出告以速四啇，鬻男女者不出境，遗老幼者有所馆，典田宅者必至官，贩牛者望而退……于是上官率良其策，而郡民实受其惠。他地不免于死亡，而均独无沟壑忧。[21]
从这段记载看，上文《毗陵人品记》中的叙述有误。“会岁饥，发仓赈贷”这件事应该发生在恽釜在均州做知州时期，而不是在做安陆知州时。恽敬《后溪先生家传》中也论及，恽釜因母亲去世离开安陆后，先是到京师补官，但因得罪权臣张璁而“复出知均州治”，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升迁为南京户部员外郎。但在离开均州去南京前的这一年，湖广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人至相食”。而均州地区如吕柟所言，“僻居山谷，石多土少，地瘠产薄，而又缁流蚕食，杂役猬与”，因此一遇旱灾，比其他地区更为凶险。恽釜在朝廷还没下文放银之时，就以百姓性命为重，借库银买粮，且方法科学，安贫而保富，使百姓免于一死。这无疑既需要胆略、头脑，又需要一颗仁慈的心，也因此受到皇帝的表彰。
恽釜为官不仅爱民，而且清廉。恽敬《后溪先生家传》中对他在安陆的“廉政”之举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先生常有德于卫指挥使，指挥使举盛馔、实银叵罗，以暮抵先生。先生列吏卒堂下，将发举，固请入室，不允，叩头复持去。自后无干以私者。[22]
恽釜在任时虽有恩于下属，却拒收谢礼，且“列吏卒堂下”，让人彻底断了送礼的念头。作为地方官员，恽釜此举无疑是值得其后人骄傲的。
据恽绍芳《考盘集卷四·书后溪公仕略》中记载，明嘉靖十二年（1533）冬，恽釜升迁为温州知府。恽厥初在《刻溪堂集述》中亦称：恽釜“在荆西，刻励有声，仅迁南曹郎，寻改吏部，终以孤立行一意，出守郡。”[23]从恽厥初的叙述看，恽釜在做了南京户部员外郎后，不久调到了吏部，但终因“孤立行一意”而被派至温州。在温州，恽釜依然“弗避权贵，守正不阿”[24]。此处需提一下恽釜的“同年”张璁，此人既是恽釜去温州的“元凶”，亦是最后导致恽釜辞官回乡的“祸首”。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今温州境内）。因“璁”字与明世宗朱厚熜的“熜”字同音，世宗特赐名孚敬，字茂恭。人称张阁老。据恽敬《后溪先生家传》记载，恽釜去京师补官时，张璁有意结纳、拉拢，但恽釜“以璁等乱政避其党，不对，大忤璁”，于是被派往均州。此后，当恽釜被调到吏部后，张璁又下了指令：
张璁曰：“吾温人也，温乏守，须得一好官。”因阅郎官籍，指先生名，曰：“是人可。”吏部即具疏题，补温州府知府。先生至温，一以法治，贵游之私人不得逞。张璁又曰：“温，海邦，幸无事，守诚好官，毋乃屈耶！”吏部即具疏题，补成都府知府。[25]
从恽敬的文字记载看，是张璁授意吏部派恽釜去温州，但恽釜去后，依法治理，得罪了张璁，关于这一点，恽绍芳的《书后溪公仕略》中有暗示：“温，张文忠父母邦也。为地择人，其意甚盛。然其宗戚怙势作威，吏不得诘。甲午冬十月，调公成都。”恽绍芳虽没有写恽釜如何治理张璁“宗戚怙势作威”的状况，但隐约暗示了“宗戚怙势作威”与“调公成都”之间的关系。恽厥初的《刻溪堂集述》则将此因果关系揭示得异常清晰：“东瓯固滨海，而俗尚豪奢，公一切惩以法，得过，时宰乃调锦官。”[26]此处的“宰”，即宰相张璁。将恽釜调至山高水远的成都，无疑是报复其在温州的所作所为。难怪恽绍芳一针见血地指出：“成都蜀道险远，然地大非迁徙恒调，张文忠托言厚道，实夺之。”[27]
对于张璁的明升暗降、明褒实贬的行为，恽釜显然是十分了解的，因此“称疾不赴”[28]。1534年恽釜辞官，对此恽敬曰：“先生（恽釜）闻之不怡，曰：‘吾不能枉道。幸有先人之庐，足容贱子也。’遂不赴官。”[29]恽厥初亦曰：“锦官为西蜀首郡，名虽优而当路意所不在，公遂致其仕。归里，日课子弟读书，暇则与田夫野老量晴较雨，兴到雅歌投壶，合尊着屐，陶陶然乐也。年逾七十。”[30]从恽敬和恽厥初的叙述看，恽釜似乎是异常潇洒地辞官还乡的，但对于一个在仕途颇有建树的廉政爱民的清官而言，辞官真的有那么潇洒吗？恽绍芳谓其初还家时：“坐是怏怏不乐，咄咄书空，还家未几而病，病三越月，几殆。幸而免，绝意仕进矣。”[31]从常理推论，恽绍芳的叙述更接近事情的真相。恽釜闷闷不乐而归，回去大病一场，终于看透世事，断了入仕的念头，从此才能与田夫野老“量晴较雨”。七十三岁辞世。
恽釜除其为官政绩值得后人津津乐道外，其文学才华亦不容忽视。恽釜著有《溪堂集》二卷，现收录在明崇祯年间其从孙恽厥初所辑《恽氏家集》十八卷中，浙江图书馆有此版本，本书亦据此版本。
二《溪堂集》
《溪堂集》共两卷，按诗歌体裁类别编排。第一卷收乐府诗、辞、歌、谣、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其中，五言律诗数量最多，有三十九首。第二卷收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词和记，其中，七言律诗数量最多，有二十七首。这些创作体裁多样，题材丰富。既有写时事的，如《苦旱》《戍苦》《沧州苦雨》等，也有写山水的，如《观海》《游东雁荡》《看山》等；既有咏怀的，如《闲居》《奉母亲归途中寄感二首》《示儿》等，也有写宴游的，如《南阳侄芙蓉宴集》《中秋南阳侄邀玩月和韵》《东麓叔氏遨游江上诸山次韵》等。此外，应酬、羁旅、思亲等亦在其写作范围内。恽釜仕隐兼具的精彩人生注定了其创作内容的丰富多彩。《溪堂集》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主要有以下二类：
一是写时事的。恽釜先后在安陆、均州、温州等地任职，亲自参与劝农、抗旱，对民生疾苦深有感触，创作了如歌谣《卖花》《田翁》《田妇》《编竹篱》《养蚕》等，五言律诗《葡萄》，五言绝句《纳稼》，七言绝句《雨余课农》、《戍苦》等，反映底层百姓生活的痛苦。如七言古诗《苦雨》：
雨落枇杷万树金，麦丘远近水沉沉。去年谷贱农犹恨，此际多应恨转深。
对百姓而言，旱灾是可怕的，水灾同样是恐怖的。诗人前两句描写了连日降雨后的景况，“水沉沉”三字形象地描画出麦田被水所淹的情景。后两句则将农民田地被水所淹后的苦状进行了揭示。而“去年谷贱农犹恨”一句，则透露出在没有水灾、旱灾的日子，因“谷贱”农民依然会“恨”的现实。因此诗人通过“苦雨”的话题对农民不论丰收还是灾荒都过着悲惨生活的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其文辞通俗浅近，但其批判的力度却不容忽视。又如一首歌谣《王节妇》，描写了一个寡妇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却遭遇灾荒无法生存的惨状：
麻衣哭老未亡人，发不理兮面不瀚。大儿垂髫才九龄，次儿提挈随娘行。三儿呱呱尚索乳，嗟哉子母何伶仃。瘠田数亩供衣食，颇仗犁锄度朝夕。一冻厨下或未敷，大儿不泣小儿泣。遇此荒年分其死，只为膝前无所倚。本待诸郎成立时，不负当年枕边语。平生义不受人辱，恐污地中人面目。且将颜色付月梁，照我游魂同穴宿。
遇到荒年，有着强壮劳力的人家尚不能逃脱一死，而只有寡妇、幼儿的家庭又怎样度日呢？此诗是用歌谣的形式写成，颇有汉乐府民歌的意味，对生活的描写细腻而真实：无米下厨时，九岁的大儿懂事不哭，但才呱呱索乳的小儿却不免哭泣。诗人对底层百姓的同情无疑是发自内心的。
二是咏怀诗。恽釜一生个性刚烈，仕途多艰，对官场风云、世态人情感触颇深。尤其是晚年闲居乡野，感叹时光流逝、抱负落空的诗句尤为情真意切。五言古诗《咏怀》：“雪花点衣袂，惨我迟暮容。寥廓送远目，漫漫海上峰。忽见双飞雁，关河疑万重。阴风号断柳，朔云锁长松。兹行赴长乐，稽首效华封。”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为奸臣所害，仍希望赴京效忠的愿望。其中“阴风号断柳，朔云锁长松”一句，用比兴的手法揭示了奸臣当道、加害诗人的现实。“阴风”与“朔云”借指奸臣，即宰相张璁；“断柳”和“长松”用以自况，由此可见，晚年的恽釜对官场的险恶依然是耿耿于怀的。再看一首七言律诗《示儿》：
十年宦辙走尘途，拂袖归来月满湖。两岸荷香招茂叔，一枝梅影候林逋。清泉白石登临惯，紫阁黄扉梦寐无。犬马未谙明主报，汝曹安得负桑弧。
诗人在首联中交代了十年为官、一朝归隐的现实，“拂袖”两字表达了归隐时的不愉快。颔联则用了两个典故来展现他现在归隐的状况。“两岸荷香招茂叔”中的“茂叔”是指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字茂叔。周敦颐酷爱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曾于知南康郡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且著有理学名篇《爱莲说》。“一枝梅影候林逋”中的“林逋”是宋代著名的隐士，他在杭州西湖孤山结庐隐居，植梅放鹤，人称“梅妻鹤子”。此处作者以茂叔、林逋自喻，写出了他隐居乡野的事实。颈联则抒发了诗人融入田园，无心为官的心情。“紫阁”、“黄扉”均是古代丞相、三公、给事中等高官办事的地方，也用来指高官。唐代元稹《酬卢秘书》诗曰：“梦云期紫阁，厌雨别黄梅。”明代高明曰：“紫阁名公，黄扉元宰，三槐位里排列。”（《琵琶记·官媒议婚》）诗人已习惯了清泉、白石，无心紫阁、黄扉。诗人似乎在用颔联和颈联表达自己乐于归隐的心态，但尾联却笔锋突转，抒发自己未能报明主的遗憾。值得注意的是，“犬马未谙明主报”一句，又隐藏着诗人未能遇到“明主”的遗憾，折射着诗人对朝廷、对现实的不满。这正是晚年恽釜真实心情的写照。
对恽釜所著，同邑徐问撰《溪堂集序》赞其：“盖天资敏而流露真，言不期精而文，文不期精而诗，而自无不合乌耳。”[32]徐问与恽巍同榜进士，是恽釜的长辈。徐问认为恽釜天资聪敏，且情感率真。但他也指出恽釜创作散漫，不工整，并不想传于后人：“夕君稿散漫不怨，恒以不工为恨，弗欲传后。”对于恽釜创作的“散漫”，恽厥初曰：“先大父尝称其刻意摹古，兹观集中乐府诸谣，简澹多风，潇洒有致，岂生平牢骚，亦借以自况耶？近体流畅，不习饾饤，前言匪欺我矣？”[33]恽厥初在编刻过程中也发现，恽釜创作乐府、歌谣等作品“简澹多风，潇洒有致”，而近体诗则不因袭古人，不堆砌辞藻，行文流畅。不论是徐问的“散漫”，还是恽厥初的“潇洒有致”，我们都可以从中窥探到恽釜创作中的那种不拘小节、任情率真，这既可从他选题的多样性中窥探一斑，亦可从他遣词造句的质朴简澹中探知一二。试看五言古诗《东麓叔氏遨游江上诸山次韵》：
孤尘行未了，又见黄山色。芒鞋足亦轻，逸兴忘峻陟。江空如练平，倒影峰崱屴。秋明惬胜游，举目空入极。诗酒漫徜徉，无奈斜阳迫。不惜典春衣，明朝还借屐。
这首诗是恽釜受邀随恽巍游玩时所作。本诗描写了沿江跋涉诸山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之情，与诗人游兴正浓无奈夕阳西下，只好明朝“典衣”再游的豪迈之情。情感真实，用词简洁明快。“诗酒漫徜徉，无奈斜阳迫”将诗人沉醉山水、留恋诗酒的心情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不惜典春衣，明朝还借屐”一句则近乎白话，将第二天典衣、借屐依旧游玩的想法朴素地传达出来。恽釜这种不重视辞藻的修饰，将真实的情感通过质朴的词句表达出来的创作风格，显然与其辞官时的潇洒是相一致的。
三 恽釜诗文是恽氏文学世家诞生的标志
作为明清恽氏文学世家中第一位有文集可以研究的文人，恽釜在诗文创作上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从文学价值而言，恽釜的《溪堂集》或许并不高，但我们却可将其视为恽氏文学世家诞生的标志。理由主要如下：
（一）恽巍的中榜一贯被视为恽氏家族在明清发迹的开始，只可惜我们能看到的作品不多。而恽釜的《溪堂集》得以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能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较为全面分析的第一部恽氏文学作品。此后，恽氏家族文士层出不穷：既有“阳湖派”领军人物恽敬，亦有闺阁诗歌集编、创于一体的恽珠。因此，我们不妨将恽釜视为明清恽氏文学创作值得研究的第一人，同时，将《溪堂集》视为恽氏文学世家诞生的标志。
（二）恽釜诗文创作在明代江南文学创作中虽没有影响深远，但对恽氏家族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恽釜的文学创作具有“楷模”性质：
第一，恽釜对各种文学样式都敢于尝试的精神直接影响恽氏后人的文学创作。从《溪堂集》目录看，恽釜创作了各种体裁的诗歌，数量众多，同时亦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词与记。此后恽氏家族的文人均具有此种敢于尝试各类文体的精神，且所创作的文学样式更为广泛。如恽绍芳的《林居集》中，包括有诗歌、序、记、志铭、行状、书、祭文、表、词、赞、箴、跋、策问和杂著等十六种文体；清初恽格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词、散文、书札、画论及楹联等。此外，明清恽氏世家历代诞生过诗人、书画家、史学家和医生，等等，由此也可见他们兴趣广泛，视野广阔。而这与恽釜敢于尝试的精神亦不无联系。
第二，恽釜作品题材的丰富性直接影响恽氏后人的文学创作。《溪堂集》题材丰富，时事、宴游、羁旅、山水、应酬、思亲，无不囊括其中。恽氏后人，如明朝恽绍芳、恽厥初，清朝恽格、恽敬、恽毓鼎等，创作亦涉猎广泛，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国事家事，新仇旧恨，均泄于笔端。应该说，恽釜对其后人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第三，恽釜率真直白的创作风格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恽氏后人的文学创作。恽釜诗作中的针砭实事、“潇洒有致”，我们同样可以在恽绍芳、恽日初、恽厥初、恽格、恽敬等人的作品中找到影子。自然，我们也不否认，囿于政治压迫、民族矛盾，在有些恽氏文人的作品中亦存在“托寄遥渺，意致深长”[34]之作。但即使在清初政治最黑暗的时期，恽格的作品中亦有直抒胸臆的作品，如抒发亡国之恨的五言律诗《客旅遣愁》，摹画民不聊生的《贫妇诗》、《对雪》等。恽釜率真直白的创作风格或多或少催化了这一现象。
恽釜作为恽氏世家的进士，此后数百年间成为家族中莘莘学子的典范与楷模。从孙恽厥初收集、整理恽釜诗文，以付剞劂，终使其成为恽氏文学世家诞生的标志，且在此后数百年间在家族中广为流传。这是恽氏的幸事，何尝不是江南文学的幸事呢？何尝不是我们这些后学者的幸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