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难题
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一方面，空前的社会变革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带来各种矛盾和挑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转型中难解决、难适应、难以预测的问题尚待处理。例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这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迁：告别饥饿！这不仅仅是经济水平的变化，更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中国面临新的难题：持续发展与有效治理。
（一）经济增速下行与社会矛盾增速上行的风险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会经历一个在低平台基础上高速发展的经济起飞时期；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平台抬高，增长速度必然放缓。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逐年放缓的趋势，依次为11.7％、10.4％、7.8％和7.7％。与经济增速下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矛盾逐年增长，社会风险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时期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待解决。30多年前，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是普遍贫困，邓小平同志有感而发“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从此，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改革的“代名词”。然而，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使得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社会矛盾越积越深，社会冲突越来越尖锐，基层社会犹如一个“火药桶”，随时面临大爆发的危险。
二是经济增长下行又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30多年，让全世界瞩目，许多专家学者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称为“中国经济模式”。一般来说，大部分国家在高速增长结束之后就将进入到次高速或者中速发展阶段，中国也不例外。在经历了30多年的迅猛发展之后，中国经济也进入到中速发展的轨道，李克强总理将其称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第二季”。然而经济增长下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社会民生欠账与新的民生需求同时并存；有业不就与难以就业同时并存；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与社会尚未形成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并存。
（二）经济增长民生改善与社会满意度不对称
中等收入标志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中国发展的“经济奇迹”举世瞩目，高楼、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规模和速度更是世界第一。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改善民生。从全国来看，2013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15712.5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13.5％；用在公共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17150.03亿元。中国政府的民生投入比5年前增加183％。从各省市的情况来看，自中央政府提出“改善民生”的要求后，各地积极开展“民生工程”，加大对涉及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2012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普遍增长，且多数地方的支出占到当地公共财政支出的50％以上。可以说，近年来中央政府在“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上不断努力，持续发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但与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相比，社会满意度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甚至出现政府“花钱找骂”的局面。尽管民生得到改善，但社会上却呈现出一种“普遍性不满”，人们的满足感、幸福感不强，甚至出现“社会怨气”，尤其是网络空间的意见表达特别强烈。而在现实社会中“反社会事件”也日益增多，并出现极端化倾向。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何民生改善没有让群众满意？
（三）“积极政府”与社会认同率不对称
政府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积极政府的理念就一以贯之，甚至一度发展到极致——全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和现实需要，积极政府的积极程度强弱不同。1949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现为全能政府模式；1979年到2002年，中国政府积极改革，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思路，帮助国家经济进入高度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表现为典型的积极政府模式；2003年至今，政府有意识地转变经济职能，选择性地退出一些领域，将政府“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务放手交给市场和社会来解决。政府将行政重心转向提供服务，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然而，社会对积极政府显然不那么“感冒”。并非政府做得越多，公众就越满意、越认可，有时可能适得其反。中国政府长期是在一个贫穷的、低收入社会进行治理，有着鲜明的“父爱主义”情结，具有典型的“爸爸式治理”风格。其具体表现为主导性和包办性治理。一方面，政府有集中缺民主，习惯“替民做主”。政府在决策时经常缺乏民主意识，个别领导“拍拍脑袋、拍拍胸脯”就决定了，很少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从而形成了政府积极服务，结果却是一厢情愿，吃力不讨好。另一方面，政府“管大又管小”，习惯“大包大揽”。全能政府无所不能，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包揽一切社会事务，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群众的日常生活，无所不管。这种“大包大揽”不仅使政府深感疲惫，大大降低行政效率，而且会引起社会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