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歌德谈话录》的可信性及其接受史

一　艾克曼的生平

艾克曼是《歌德谈话录》一书的辑录者。艾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于1792年9月21日出生于德国吕内堡和汉堡之间的小城——卢厄河畔的温森，父亲是货郎，母亲是纺织娘。由于家境清贫，童年时他就做牧童。少年时他已显露出绘画才能，其画作受到市长麦耶的欣赏。他的天资也引起了城里其他要人的注意，他们资助他去念私塾，学习法语、拉丁语和音乐。1808年他做了温森城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文书，1810年成为吕内堡税务局职员，1812年成为贝文森市府秘书。1813年夏，二十一岁的艾克曼加入了汉诺威伯爵基尔曼塞克的狙击手军团，与法国军队作战。1813年冬，他随军来到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乘机熟悉了尼兰德绘画。1814年他从军团复员。

1815年他前往汉诺威，想师从画家拉姆堡学艺，遭到画家婉言谢绝。为了谋生，他当上了汉诺威军服装备部的登记员。工余时间，他博览群书，阅读了温克尔曼的著作、克尔纳的诗集《琴与剑》、克洛普斯托克与席勒的作品和歌德的文学作品。歌德的诗集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他在《歌德谈话录》的序言中写道：“我阅读他的诗歌，并且一读再读，享受了难以言表的幸福。我觉得现在我才开始觉醒，并获得了真正的觉悟。”[6]从此他视歌德为最伟大的作家和精神上的导师，并且以歌德的诗歌为楷模创作了许多自己的诗歌。在接触德国文学的同时，他还阅读了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西塞罗和恺撒的拉丁文著作。1817年1月他结识了芳龄十七的约翰娜·贝特拉姆，并和她订婚。1820年他草拟了剧本《爱德华伯爵》的创作提纲。1821年5月他进入格廷根大学学习法学，同年他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并把它寄给了歌德，但歌德反应冷淡。艾克曼并没有气馁，他认真细读科塔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本《歌德文集》。1822年秋他从格廷根大学退学，潜心写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他结集命名为《主要以歌德作品为范例的诗论》。1823年春他完成了这部《诗论》，并于1823年5月24日把它寄给了歌德。《诗论》的真知灼见、其作者流畅的文笔和其献词所表达的对歌德的崇拜立即赢得了歌德的好感，歌德于是邀请他来魏玛。

1823年6月10日，歌德在魏玛的家里接见了艾克曼。歌德时年七十四岁，艾克曼三十岁出头。不久歌德请艾克曼做他的助手，来编排他早年发表在《法兰克福学者报》上的文章，后来又委托他来编辑《诗与真》，并和里默尔一起来编辑歌德最终审定的《歌德文集》。在编辑《歌德文集》和《论艺术与古代》杂志的同时，艾克曼开始记录他与歌德的谈话，歌德本人也希望艾克曼记录他们之间的谈话。1823年末，艾克曼通过歌德了解了卡斯（Las Cases）写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1824年初，他读到了梅德温（Thomas Medwin）写的《拜伦勋爵谈话录》。受到这两本书的启发，他于1824年初决定撰写《歌德谈话录》。在此期间，约翰内斯·法尔克（Johannes Falk）和弗里德里希·封·缪勒（Friedrich von Müller）也制订了类似的写作计划，这两人的竞争使艾克曼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从艾克曼的成长过程来看，他的天资、爱好和能力都与歌德相近似，因此由他来撰写《歌德谈话录》和塑造歌德形象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艾克曼利用他写给未婚妻约翰娜的信件和他快速作的摘记，凭着良好的记忆力来撰写谈话录；有时他也记下了他与歌德的完整谈话（例如1823—1824年冬季的谈话）。在记录他和歌德的谈话的同时，他激励歌德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浮士德》第二部和自传《诗与真》。歌德也鼓励艾克曼继续记录他们之间的谈话，他对艾克曼说道：“您所从事的事业具有恒久的价值，文学会因此而感谢您的。”[7]早在1824年，艾克曼就表达了要发表《歌德谈话录》的愿望，但歌德希望在他去世之后发表谈话录，为的是把艾克曼这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留在自己身边，发挥更大作用。1825年11月7日，艾克曼在歌德的帮助下获得了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29年艾克曼成为魏玛公国储君卡尔·亚历山大的英语教师。1831年1月20日，他被指定为歌德遗著的发行人。1831年11月9日，艾克曼终于和他的“永远的未婚妻”约翰娜结婚，两年之后约翰娜去世。

1832—1834年，艾克曼把主要精力用于十五卷《歌德遗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此期间艾克曼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法尔克的书《我与歌德的亲密私人交往》于1832年面世，卡尔·福格尔的书《公务中的歌德》于1834年出版，1836年弗里德里希·封·缪勒也准备推出他的回忆录（该书于1870年面世，取名为《和歌德的谈话》）。在索勒的催促下和大公爵夫人玛丽亚·帕芙洛弗娜的支持下，艾克曼撰写的《歌德谈话录》第一册和第二册终于在1836年复活节由莱比锡的布罗克豪斯出版社出版。1837年艾克曼开始了第三册的准备工作。他在第三册中使用了他的日记，由于资料不足，他便利用了瑞士自然科学家索勒（Frédéric-Jean Soret，1795—1865）于1841年交给他的索勒与歌德的谈话记录。此外他还运用了歌德的书信、日记和文章以及司各特等人写给歌德的信件来敷衍对话。这种拼凑的方式使第三册在时间和素材上显得不太连贯，不像第一册和第二册那样浑然天成。在第三册中，叙述、轶事和修饰的成分大增，对话部分则相应减少，从而使第三册有些名不副实。1838年艾克曼推出了他的第二本《诗集》。1843年他获得了魏玛公国内廷参事的头衔。同年他因报酬问题和出版商布罗克豪斯打了一场官司，结果他败诉。1848年，马格德堡的海因里希斯霍芬出版社推出了《歌德谈话录》的第三册，但由于政局动荡，到1850年为止第三册只卖出了八百零五本。1848年艾克曼准备撰写《歌德谈话录》的第四册，这一册的内容按计划应该是歌德对他的晚年作品的评论，但留存下来的只有艾克曼所写的前言和几个片断。1854年12 月3日，艾克曼逝世于魏玛，享年六十二岁，他的墓碑上写着：“歌德的朋友艾克曼长眠于此。”[8]

从整体上来看，《歌德谈话录》非常真实可信。谈话录包括的时间长达九年（从1823年6月10日至1832年3月），共计录了大约二百五十次谈话，真实地再现了暮年歌德的主要思想：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一致，有机的生长是生物发生和艺术创作的基本原理，预感和经验的关系，原始现象是直观认识的终极目的，等等。德国文学史家、冯至先生的老师贡多尔夫在他的专著《歌德》（1916）一书中盛赞艾克曼：“艾克曼用纯净而灵敏的耳朵倾听歌德的声音，他的记录堪称不朽的贡献。”[9]

二　艾克曼与歌德的关系

艾克曼的论著《诗论》（1823）的观点与晚年歌德的文艺观不谋而合：驳斥从主观自我出发的独创性，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反对浪漫派和命运悲剧，褒扬风格贬低虚拟，提倡培养人的感性直观能力，主张读者进行创造性的阅读。对大自然和文艺的共同爱好最终使两人成了一对忘年交。艾克曼是歌德的朋友、助手和学生，两人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大师歌德启发和教育他的门徒艾克曼，艾克曼则努力理解歌德，激励歌德完成晚年的作品，并且参与编辑了歌德最终审定的四十卷本《歌德文集》。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艾克曼在1838年12月27日致布罗克豪斯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确：“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师生与合作者之间的关系。”[10]

三　记录歌德言论的目的

艾克曼撰写《歌德谈话录》的目的在于将歌德的重要言论传诸后世。1844年3月5日，他在致劳伯的信中写道：他并没有马上把他所获得的印象写下来，而是等待几天甚至几星期，“直到微不足道的东西彻底消失，而留下比较重要的内涵”。[11]艾克曼并没有进行虚构，但他对歌德的谈话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选择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他要把谈话录写成一本文化知识读物，写成一种歌德百科全书。他在1830年9月12日的谈话中写道：“对我来说，这些谈话变成了我无止境的文化修养的基础。我非常高兴地听了这些谈话，并把它们记了下来。现在我要把它们加以整理，并把它们奉献给更好的人类。”[12]

四　《歌德谈话录》的可信性

总的来说，艾克曼是根据他的笔记或日记中的提示词，来逐一敷衍成篇，最终完成《歌德谈话录》的。他常年和歌德亲密交往，熟悉歌德的思想、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因此能够准确描述歌德关于某个主题的思想，从而使谈话录在总体上具有了可信性。艾克曼在谈话录中竭力模仿歌德的高雅文风。他使用了一种适合于上流社会的文雅的社交语言，这种语言有时甚至带有学术色彩。他并未对歌德的语言风格和自己的叙述语言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二者的语调几乎一模一样，均为一种宁静而柔和的语风。艾克曼对歌德思想和语言风格的熟悉保证了他撰写的《歌德谈话录》的可信性，对此歌德的儿媳奥蒂莉作出了如下评价：“读这本书时我们觉得我们听见了歌德的话语和声音。”[13]

歌德非常支持艾克曼记录他们之间的谈话，他把艾克曼当作他的思想的最佳翻译，他知道谈话录将传诸后世，因此他对谈话录的内容和形式均施加了影响。1826年他记下了他和艾克曼讨论过的主题；在1828年6月15日致卡莱尔的信中，歌德将谈话录视作了解他的思想的原始资料。歌德本人也读过谈话录的部分内容。1825年5月24日，歌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通读并审阅了艾克曼的谈话录。”[14]1829年3月16日，他写了下述日记：“中午，艾克曼博士来了。他给我带来了一册谈话录。”[15]1830年9 月12日，艾克曼在致歌德的信中写道：“阁下有时读过几页谈话录，您对我的工作表示赞许，并且一再鼓励我继续从事这项事业。”[16]歌德对谈话录所施加的影响也确保了《歌德谈话录》的可信性。德国文学史家贡多尔夫充分肯定了谈话录的真实性，他写道：“听者艾克曼用柔和的声音来记录他和歌德的谈话，谈话录呈现了老年歌德的神话形象，这种形象仿佛是由歌德本人塑造的。”[17]

五　《歌德谈话录》的写作手法和艺术魅力

艾克曼对谈话场景的描述非常生动。他使时间、地点（包括周围环境）、在场人物、生活事件和谈话内容融为一体，从而赋予他撰写的谈话录一种独特的魅力。整部谈话录浑然天成，丝毫没有给读者留下堆砌资料的印象。艾克曼本人将自然天成视作他的追求目标。1844年3月5日，他在致劳伯的信中写道：“我交给自己一项任务：隐藏所有的技巧从而创造出一种自然作品的纯粹印象。”[18]

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主要采用的是对话体。问与答使他和歌德的对话显得生动活泼。他在书中还运用了间接引语、叙述性的报道、评论和通告，使它们和对话相互衬托，意趣盎然。谈话录并不是歌德的言论和轶事的大杂烩，艾克曼对他所记录的原始材料进行了去粗取精的剪裁，选取他所认为的重要内容，舍弃那些多余的、繁乱的枝节。在构造对话时，他采用了概括的原则。他并不是死板地按日期来组建对话，而是把分散的歌德言论按照一个相同的主题集中在一起来建构对话，从而形成了一整条清晰的主题之链。

六　《歌德谈话录》接受史

《歌德谈话录》第一册和第二册于1836年面世，魏玛公国首相缪勒立即撰文盛赞该书。他在书评中写道：“艾克曼非常诚实地再现了令人尊敬的大师的思想和话语。”[19]1844年2月7日，德国小说家劳伯（Heinrich Laube，1806—1884）在《上流世界报》上撰文褒扬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为和谐的“伟人”（Olympier）歌德建立了一座丰碑，歌德的至亲好友都认为艾克曼塑造的歌德形象与歌德本人非常相像。但该书（第一册和第二册）出版后销路不畅，至1843年底只卖出了一千九百八十八本。海涅和黑贝尔均对该书提出了批评。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写道：“有一位名叫艾克曼的先生……似乎有些可笑，尽管他并不缺乏思想。”[20]

《歌德谈话录》第三册于1848年由海因里希斯霍芬出版社出版，1868年布罗克豪斯出版了完整的《歌德谈话录》（第一册、第二册和第三册），这本书于是开始畅销并一版再版，好评不断。尼采在他的著作《人性，太人性了》（1878）一书中对此书激赏不已：“如果我们撇开歌德的著作尤其是他和艾克曼的谈话录（这是世上最好的德语书）不看，那么在德语散文中究竟还有什么书值得一读再读呢？”[21]《歌德谈话录》受到了德国读书界的普遍欢迎，赫尔曼·巴尔于1921年写道：“在歌德的著作中……读者最熟悉和最流行的就是艾克曼的谈话录。”[22]

《歌德谈话录》在外国也获得了广泛的接受。英国在1839年之前就出版了《歌德谈话录》（第一册和第二册）的英译本，1850年又出版了约翰·奥克森福德（John Oxenford）的全译本（第一、第二和第三册）。1862年法国出版了夏尔（Josoph-Numa Charles）的节译本，1880年出版了让·许泽维尔（Jean Chuzeville）的全译本。自1839年以来，艾克曼撰写的《歌德谈话录》被译成了英语、法语、亚美尼亚语、汉语、丹麦语、希腊语、日语、意大利语、朝鲜语、挪威语、波兰语、俄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和土耳其语等，《歌德谈话录》逐渐获得了世界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