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学术价值

一　选题的原因

笔者之所以选择“《歌德谈话录》与歌德文艺美学”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

第一，笔者的学术背景。笔者于199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开始研究德语文学，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和德国作家贝恩（1886—1956）是主要研究对象，迄今为止已发表了《霍夫曼斯塔尔的语言批判》和《贝恩与政治》等十余篇学术论文。歌德是德意志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和举世公认的德意志诗宗，他对后世的德语作家产生了广泛、深远而且巨大的影响，例如霍夫曼斯塔尔就写有《论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等文章，贝恩则撰有《歌德与自然科学》一文。关于歌德对这两位一流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德国学者已出版了专著《歌德与霍夫曼斯塔尔》和《贝恩作品中的歌德形象》。为了更准确地理解霍夫曼斯塔尔和贝恩，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德语文学和德国文化，笔者必须研究歌德，研究歌德的文艺思想，研究晚年歌德的思想宝库和打开歌德文艺美学和文学创作奥秘的钥匙——艾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

第二，基于学术传承。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杨丙辰先生已开始研究歌德，他的论文《歌德与德国文学》收入宗白华和周辅成主编的《歌德之认识》（1933）一书。冯至是杨丙辰先生的嫡传弟子，他于1948年发表了专著《歌德论述》，这本小书的内容后来得到了较大规模的扩展，成为我国歌德研究的名著《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杨武能教授是冯至先生的得意门生，自1978年以来他一直专攻歌德，译著和学术专著不断面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威望。杨教授青出于蓝，在歌德学领域建树颇丰，于1991年发表比较文学专著《歌德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发表系统研究歌德的论文集《走近歌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德国出版研究歌德接受史的专著Goethe in China（《歌德在中国》，Peter Lang出版社），并且移译了艾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笔者曾师从杨武能教授研究歌德，将歌德的文艺美学确定为研究课题，可以使笔者从杨丙辰经冯至先生传至杨武能教授的学术传统中汲取宝贵精华，可以使笔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从而有所发现，有所收获。

第三，鉴于我国歌德研究的现状。1949年后我国的歌德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歌德的文学作品以及歌德与中国的关系，当然也探讨了歌德的文艺美学，但研究歌德文艺美学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充分，尤其是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歌德文艺美学的高质量论文或专著。鼓吹艺术拯救人生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称《歌德谈话录》为“世上最好的德语书”，[1]其中凝聚着晚年歌德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而晚年歌德的文艺美学思想是从他的青年和中年时代发展演变而来的，从《歌德谈话录》中完备的美学基本概念出发，可以回溯青年和中年歌德的文艺美学，从而获得对歌德文艺美学的整体性认识。

二　选题的目的和学术价值

笔者选择研究“《歌德谈话录》与歌德文艺美学”这个课题，主要有以下目的：

第一，笔者力图以此论著达到拾遗补阙的目的。《歌德谈话录》在我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各种版本相继问世，笔者所知道的版本有：曾觉之译《高特谈话》，世界书局1935年版；周学普译《歌德对话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洪天富译《歌德谈话录》（全译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杨武能译《歌德谈话录》（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杨武能译《歌德谈话录》（全译本），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这些版本都有前言或译后记，杨译本的前言指出了《歌德谈话录》的可信性和重要性，洪译本的译后记介绍了歌德的世界观、政治观、宗教观和文艺观，朱译本的译后记介绍了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化背景、歌德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前言和后记对晚年歌德的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难免缺乏深度和广度。比较充分地研究歌德文艺美学的著作主要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下卷第十三章歌德）和曹俊峰、朱立元、张玉能的《西方美学通史》第四卷《德国古典美学》（第八章歌德的美学思想），这两本书开创了我国研究歌德文艺美学的先河，其中也探讨了晚年歌德的文艺美学，但它们都是美学史著作，而不是只研究歌德文艺美学的专著，因此它们对歌德文艺美学的探讨也不够深入和广泛。本书从《歌德谈话录》中完备的美学基本概念出发，力图梳理出歌德文艺美学的发展脉络，从整体上多方面地研究歌德文艺美学，希望能弥补上述著作和文章的缺漏，能使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歌德的文艺美学思想，能为我国的歌德学增砖添瓦。

第二，笔者潜心研究歌德文艺美学，力图以本书纠正学界的某些错误。杨武能教授曾向笔者指出我国学界和译界的一个错误，即将歌德所说的“Dömon”（灵魔，又译“精灵”）译作“魔鬼”或“恶魔”（见茨威格的传记Der Kampf mit dem Dämon的中译本《与魔鬼作斗争》[2]等版本），这种误译表明译者不理解歌德的这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出自俄耳甫斯教和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说他的护身精灵经常提醒他不要做某事。本书将专辟一节来介绍歌德的“灵魔”观和魔性说。朱光潜先生是笔者所景仰的学界泰斗之一，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在研究康德对晚年歌德的影响时，发现了朱先生的一个错误。朱先生在介绍康德的天才观时强调“自然通过天才替艺术定规则”，朱先生认为康德所说的“自然”就是“自然的必然（规律）”。[3]其实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46节中所说的“自然”（Natur）指的并不是自然规律或大自然，而是天才的“自然禀赋”（Naturgabe，即天赋），关于这一点康德在该书的第47节里说得非常明确：“自然禀赋必须为艺术（作为美的艺术）提供规则。”[4]康德所说的“自然禀赋”（天赋）指的是天才天生就能够协调自由的想象力和知性，能把二者以一种幸运的比例结合起来，创造出非认识性的审美意象。而邓晓芒先生的《判断力批判》译本也有错误，他的一句译文如下：“因此天才这个词也很有可能是派生于genius，即特有的、与生俱来的保护和引领一个人的那种精神，那些独创性的理念就起源于它的灵感。”[5]邓晓芒先生将“Geist”译作“精神”不太准确，“Geist”实际上指的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精灵”　（ΔAIMΩN），即《歌德谈话录》中的“灵魔”（Dämon）。

从拾遗补阙和纠错改正这两方面来看，“《歌德谈话录》与歌德文艺美学”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