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达尔文进化论的先驱

大自然总是表现得很富足，甚至很浪费，它比你们推想的大度得多，它不是一开始仅仅创造了那可怜巴巴的一对儿，而是马上创造出了几十甚至几百对。也就是说，地球发育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洪水消退了，陆地变得葱绿，这就到了变出人类来的时代，于是通过万能的上帝，只要那里的土地允许那里便出现了人，也许最早是在一些高原上。[22]

本节题记引自艾克曼记录的1828年10月7日歌德与德国博物学家马提乌斯（Martius，1794—1868）的谈话，从歌德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是大自然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换言之，人类是从大自然进化而来，人是自然之子，而不是上帝之子。歌德明确反对《圣经》宣扬的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那“一对儿”，他坚称大自然最初创造的人类是“几十甚至几百对”，也就是说大自然创造的是一个种群。歌德认为人类诞生于陆地，他预感到最早的人类诞生在高原上（南方古猿的化石已于20世纪上半叶在非洲高原上被发现，当代有科学家认为非洲古猿是全人类的共同祖先）。他还暗示了人类祖先是从水生动物演化而来。他所说的“万能的上帝”指的并不是创造了世界的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自然本身，因为依据歌德的泛神论，神就是自然。

关于地球岩石的成因，歌德赞成以维尔纳（A.G.Werner，1750—1817）为代表的和缓的水成论（Neptonismus），反对暴烈的火成论（Plutonismus）。1827年2月1日，歌德对艾克曼说道：“矿物学也一样令我感兴趣，只不过是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于它巨大的使用价值，其次，我想在其中寻找到原初世界形成的论据；维尔纳的学说使人产生了这样的希望。”[23]关于生命的诞生，歌德认为生命“最初在水里产生，随后从原始形式里逐渐演变”。[24]在《浮士德》第二部中，歌德借泰勒斯之口说道：“万物都起源于水！万物都靠水维系！海洋，请永远统治！……是你啊，使生命之树常青。”[25]

关于人类的诞生，歌德认为人来自大自然和生命的缓慢进化：“经过千千万万次的变形，到变成人还需相当时间。”[26]由此可见，歌德的进化论自然观已具备了达尔文进化论的雏形。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明确指出歌德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出现了对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预想（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27]

一　歌德时代的生物发生学

歌德是在进化的意义上来解释自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他心目中的进化（Evolution）指的是渐进和缓慢而持续的发展，这种渐变的自然观完全排斥了暴力的因素，它彻底否认了火山喷发式的巨变和突变。在歌德时代的生物发生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预成论和渐成论，歌德的进化论自然观与这两种学说均保持了批判性的距离。

关于生命的产生，歌德时代主要有三种学说：无生源说、预成论和渐成论。无生源说（Theorie der Urzeugung）是关于地球上的生命最初是从非生命物质中自然产生的学说。[28]持无生源说的人认为单细胞生物和蛆虫是从泥土或空气中自发生殖的。1745年，英国牧师尼达姆（J.T.Needham，1713—1781）在密封的容器里培养生物，试图证实无生源说，但他失败了。无生源说和神创论一样遭到了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否定。

生物发生学上的统治思想当属预成论（Präformationstheorie），其代表人物哈勒（Albrecht Haller，1708—1777）、博纳（Charles Bonnet，1720—1793）、林耐（Carl von Linné）和斯帕兰扎尼（Spallanzani，1729—1799）均为18世纪自然科学的领军人物。预成论认为生物是从预先存在于胚细胞（精子或卵子）中的雏形发展而来，[29]换言之，在胚细胞里就已存在着微型生物，胚细胞含有其种类的一切未来世代的预成雏形，就像套盒那样，大盒子依次套装着许多小盒子，因此预成论也被称为“套盒理论”（Einschachtelungslehre）。由于预成论认为胚细胞中包含有未来世代的雏形，因此世代之链在形态上是不变的，它只承认量变（由小到大），不承认质变，它在种系发生学上坚持僵化的“物种不变论”（Artenkonstanz）。因为预成论比较符合基督教的创世说，所以它成了生物学领域的霸主。歌德在《出征法国记》（1822）一书中揭露了预成论与神创论沆瀣一气：“套盒理论看起来颇有说服力，博纳的《自然沉思录》尤其有助于灵修。”[30]1788年，歌德阅读了法国博物学家帕特林（Louis Patrin，1742—1815）的著作《对发育论的怀疑》。帕特林认为有机物本身就具有发育成新的组织的内驱力，例如，胚胎本身就能发育成成熟的个体，鸡潜存于鸡蛋中，正如橡树潜存于橡实中。歌德随即批判了帕特林的预成论：“他认为生物只有通过回归自我才能生长发育，生物的生成是预先决定的，但是实际上生物并不需要预先形成和预先存在……鸡当然潜存于受精卵中，但橡树并非存在于橡实中，将来能再次生蛋的鸡也不存在于鸡蛋中。预成是一个空洞的词。在生物存在之前，怎么会有一个雏形呢？”[31]

渐成论（Theorie der Epigenese）是预成论的反对者，其代表人物为德国胚胎学家沃尔夫（C.F.Wolff，1734—1794）和解剖学家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1752—1840）。渐成论认为生物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都是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逐渐地依次形成，胚细胞（精子或卵）中并不存在成体的雏形，[32]这一学说由沃尔夫在其著作《发生论》（1759）中提出。沃尔夫认为胚胎中的无定形的有机物质在内部的形成力（Bildungstrieb）的作用下，通过吸收外界养料，依次开始组织和器官的分化，逐渐发育成成体。这种内部的形成力是个体发育的动因，沃尔夫将它称作“本质力”（Vis essentialis），布鲁门巴赫将它称作“形成力”（Nisus Formativus）。1816年10月至1817年5月，歌德认真钻研了沃尔夫的著作，他称赞沃尔夫是胚胎学的“卓越先驱”，[33]但是他批评沃尔夫把自己局限在现象和经验的领域，沃尔夫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只有看见的事实才是存在的，与沃尔夫的经验主义相比，预成论者则具有“想象”和“猜想”[34]的优点。

歌德认为在观察自然时，不仅要运用“肉体之眼”，而且要运用精神之眼（Geistes-Augen），要通过现实中的现象来发现形态学上的类型。1817年6月，歌德阅读了布鲁门巴赫的著作《论形成力和生殖活动》（1781），并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81节的启发下写成了《形成力》一文。歌德在这篇文章中批判预成论只注重量变而无视质变，同时再次批评了渐成论忽视本质的经验主义：“如果我们回到哲学领域再次审视预成论和渐成论，那么我们就会发觉这两个词只是敷衍我们的假说而已。套盒理论自然会立即引起有较高文化修养者的厌恶，但是吸收和接受理论始终设立了一个吸收者和被吸收者的前提，此时假如我们想不到预成这个概念，我们也会去求助于预先勾画、预先决定、预先确定，总之是去求助于前定论，直到我们能够发现某种本质为止。”[35]歌德对胚胎学上的预成论和渐成论均表示不满，于是他另起炉灶，用形变和类型概念来建构自然的秩序，并将预成论和渐成论作为次要因素纳入其中，从而创立了研究有机体形态的形态学（Morphologie）。

二　歌德的进化思想

歌德时代的“Evolution”一词主要指的是“个体发育”（Ontogenese，又译“个体发生”），例如，渐成论被时人称作“发育理论”（Evolutionstheorie）。自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以来，“Evolution”一词具有了全新的含义，它指的是生物通过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而实现的缓慢演变，即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进化”。达尔文主义是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理论，[36]它描述的是生物的种系发生史（Stammesgeschichte），它用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选择和物种的可变性来解释种系发生史，在解释时它重视所有物种及其变种在系谱学上的关联，后来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详细描绘了生物进化的系谱，创建了系谱树（Stammbaum）。

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的自然科学界和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歌德是否是达尔文主义的先驱的论战。德国学者梅丁（Karl Meding，1791—1862）在他的著作《自然研究家歌德和当代的关系》（1861）中首次将歌德与达尔文勾连在一起。博物学家海克尔紧随其后，他在《有机体的普通形态学》（1866）和《达尔文、歌德和拉马克的自然观》（1882）等书中明确指出歌德是达尔文的先驱，这个论点的支持者有新康德主义者朗格（F.A.Lange，1828—1875）、哲学家施特劳斯（D.F.Strau，1808—1874）和化学家卡利舍（Kalischer，1845—1924），反对者有生理学家杜布瓦-雷蒙（Du Bois-Reymond，1818—1896）和哲学家施泰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等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也将歌德视作达尔文主义的先行者之一。笔者赞同海克尔和恩格斯的观点，以歌德的自然科学著述为依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个论点进行论证：歌德发现人类颌间骨、原始植物构想、形变与类型概念以及歌德对圣·喜来尔（又译圣·希兰）和居维叶之间的争论的态度。

人类颌间骨（Zwischenkieferknochen，又译“颚间骨”）的发现是歌德对骨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在歌德时代，解剖学界普遍承认脊椎动物有颌间骨，而否认人类也有颌间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脊椎动物的面额，我们就会发现在脊椎动物的上颌骨正面的中央线上，有两块小骨并列在一起，它们的下方插着四颗门牙，解剖学家们把它们称作“颌间骨”（拉丁文学名Os intermaxillare）。更准确地说，面额中央的腭纵缝（Gaumenlängsnaht）把颌间骨分为左颌间骨和右颌间骨，而整个颌间骨则通过颌间缝（Sutura intermaxilaris）而与上颌骨相分隔。由于成年人的颌间骨与相邻的上颌骨已紧密连生在一起，所以人类的颌间骨变得难以识别，只有在颅骨尚未密合的胎儿和某些面颅畸形的人身上，才能清楚地看见颌间骨。早在公元2世纪，古罗马医师盖仑（Claudius Galenus，约129—200）就声称人类也有颌间骨，但这个论点遭到了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Andreas Vesal，1514—1564）的驳斥。1780年，法国解剖学家德阿苏尔（d’Azyr）断言他发现了人类有颌间骨，他的研究成果遭到了荷兰解剖学家康培（P.Camper，1772—1789）、德国解剖学家布鲁门巴赫和索迈林（S.Th.von Sömmering，1755—1830）的否定。这些权威的解剖学家将人类没有颌间骨视作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和人具有语言能力的关键因素，从而间接地支持了特创论。1784年3月，歌德在德国解剖学家洛德尔（J.Chr.Loder，1753—1832）的指导下从事比较解剖学研究，他比较了动物和人的头骨，“通过思索和偶然”[37]发现人也有颌间骨。1784年5月27日，他写信给施泰因夫人和赫尔德，报告了他的这一发现。1784年12月19日，他把他的论文《从比较骨学的角度试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其上颌也有颌间骨》通过索迈林寄给了康培。歌德的这一发现一方面说明了他关于自然之和谐的世界图景，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的进化论。在关于比较解剖学的演讲中，他明确指出人是从简单的动物进化而来，人是动物进化过程的最终结果：“人具有完美的体格，他集诸多特性和天禀于一身，由此而在身体方面成为一个小宇宙，成为其他动物种类的代表。如果我们不是采取从上至下的观察方式（非常遗憾，迄今为止这种俯视众生的行为经常发生），试图在动物中来寻找人的痕迹，而是采取从下至上的观察方式，在复杂的人身上最终重新发现比较简单的动物的遗迹，那么我们就能最清楚地认识到人是万物之灵长这一事实。”[38]

原始植物（Urpflanze）是歌德所说的“原始现象”（Urphänoinen）之一，原始现象是歌德的自然观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指的是可以直观到的各种类似现象的本质。原始现象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想象中虚构的元现象，从其中可以推导出其他的、比较复杂的现象；另一方面它指的是真实存在的原型（Urform），该原型可以派生出真实存在的物理现象或生物现象。[39]同理，原始植物既指的是歌德所构想的所有植物的原型，又指的是真实存在的、叶状的植物原型，“隐藏在所有形态之中并且能够显现的”真实的变形者，[40]歌德本人还绘制了叶状的原始植物图。1787年3月25日，歌德在意大利首次使用了“原始植物”概念，他在致施泰因夫人的信中写道：“请你转告赫尔德，我马上就要完成原始植物的构想了，但是我担心没有人愿意从它身上辨认出整个植物世界。我的子叶学说非常出色、非常理想，很难再对它加以改进了。”[41]18世纪80年代早期，歌德和赫尔德在一起讨论过“原始形态”（Urgestalten），那时歌德正试图在自然三界（植物、动物和岩石）中发现“原始形态”。歌德心目中的“原始形态”指的是最初的、最简单的、原始的模式、蓝本和本质，指的是某个自然领域的诸多现象中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可以通过感官来把握[42]。“原始植物”概念就是在“原始形态”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意大利，歌德通过不断的观察和反复的实验，利用演绎法和归纳法，借鉴林耐的植物体系，在斯宾诺莎思想的影响下，终于“发觉到了那个自然似乎总是用来游戏的本质形式”。[43]他认为他走上了正路，于是他认真“观察自然物”，以便“从其本质形式出发……建立一种相应的理念”。他在笔记中写道：“所谓理念，乃是总是表现为现象并作为所有现象的规律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44]歌德断定，植物在初始阶段非常简单，然后朝着多样化发展，这种想法使他萌生了去发现一种不同于林耐静态的人工分类法的自然分类法的希望。他在帕多瓦写道：“在此地我的那个想法变得越来越鲜明了：我们也许可以从一种植物形态中发展出所有的植物形态。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地确定植物的种属和类别。”[45]在此歌德提出了现存的所有植物皆从一种原始植物发展而来的假说，他正是从进化的观点出发来试图建立自然分类法的。1787年4月17日，他在巴勒莫公园里又想起了那个作为“模型”的真实存在的原始植物。[46]1787年6月8日，他在罗马写信给施泰因夫人，最后一次谈到了他的“原始植物”构想：“请转告赫尔德，我已完全接近了植物生殖和组织的秘密……原始植物将成为世上最奇妙的生物……借助于这种模式和相关的钥匙，我们就可以想象出许多以至无穷的植物。”[47]早在1787年2月19日，歌德就谈到了他关于植物学的奇特想法，即他关于“原始植物”的构想，从这个构想出发，他断言大自然是由简单到复杂逐渐进化的：“我们发现大多数植物已经变绿。遇到这些植物的时候，我关于植物学的奇特想法变得强烈起来。我正在发现新的、美好的关系：大自然这样一个好像一无所有的庞然大物，是如何从简单发展为丰富多彩的。”[48]

“形态学”（Morphologie）是由歌德引入科学史的。“形态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796年9月25日歌德的日记中。18世纪末，歌德在他的骨学研究和植物学研究的基础上，并通过和席勒、谢林在自然哲学领域的相互切磋，创立了生物学的分支——形态学。达尔文和海克尔后来都沿用了歌德首创的“形态学”概念。形态学是研究生物体外部形态、内部结构及其变化的科学。形变和类型是歌德形态学的核心概念。“形变”（Metamorphose）的意思是形态变化，这个概念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指的是人变形为动物、植物、泉水或其他自然物。歌德时代的“形变”一词主要指的是“变态”，即某些动物在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形态变化，例如某些昆虫的变态是由幼虫经蛹变为成虫；歌德拓展了这一概念，用它来指有机体的变形和变形的结果。歌德的“形变”概念一方面指的是个体发育过程中持续的形态变化，另一方面指的是类型的衍变力，即一个基本类型能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物种。在《植物的形变》（1790）等论文中，歌德从形态学的角度区分了四种形变：逐步形变（sukzessive Metamorphose）指的是生物体依次出现不同的生命形态，例如，从种子植物的子叶（又译“胚叶”）中生出茎秆，从有结节的茎秆上生出枝条和叶子，由叶子变态为花，花经过受粉变成果实，果实包被着种子，种子中又含有子叶；同步形变（simultane Metamorphose）指的是一系列相似结构之间的差异，例如某个脊椎动物脊柱的椎骨之间的差异；退行性形变（rückschreitende Metamorphose）指的是退化，例如某些野生的寄生虫幼虫的生殖器官会发生严重的退化；偶然形变（zufällige Metamorphose）指的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异常形变，“其发育失去了平衡或违背了平衡……其本性虽然在高度自由地发挥作用，但是距离其基本规律还不算太远”。[49]由此可见，歌德所说的“偶然形变”类似于达尔文所说的不定变异（即随机变异）。

1787年，歌德形成了“原始植物”的构想，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植物器官“同源说”（Homologie）：他认为叶子是植物的基本器官，植物其它部分都是叶子的逐步形变。[50]与植物结构中的叶子相对应，歌德认为椎骨（Wirbel）是动物结构的基本要素，人和哺乳动物的颅骨（尤其是面颅）是由椎骨演变而来，并由此产生了“原始动物”（Urtier）的构想。1790年春，他在威尼斯海滩的沙丘里发现了一具开裂的羊颅骨，他认为这具羊颅骨证实了他所认识到的真理：“整个颅骨是由椎骨演变而来的。”[51]1790—1795年，歌德逐渐形成了他的“类型”（Typus）概念，这一概念在他的论文《从骨学出发的比较解剖学导论初稿》（1795）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他所说的“类型”指的是植物或动物共有的、普遍的、有严格界限的基本模式，例如，显花植物类型和脊椎动物类型，而这些固定的类型都有一个原型（原始植物或原始动物）作为其起源。1796年，他在解剖学和骨学的演讲稿中写道：“我们已不怕一切，而作出底下的结论：生物界中，最完善的形状——如鱼类、两栖类、鸟类、兽类和人类都是根据一种原始的格式构成。基本格式中之各部虽能变化，但其范围一定比较狭小。新的形状逐日发现，逐日变化，数目亦逐日增进。”[52]

1830年2月15日，法国动物学家乔弗列·圣·喜来尔（Geoffroy Saint-Hilaire，1772—1844）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他的两个学生合写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从乔弗列的“结构的统一”（unitéde plan）原理出发，将头足纲动物的结构与脊椎动物的结构勾连在一起。由于乔弗列和动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的学术观点不同，加之该论文中有一段攻击居维叶本人的文字，于是居维叶奋起反击，开始了科学史上著名的“巴黎科学院论战”，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动物的类型学说。乔弗列认为所有的动物只有一种基本模式：“自然根据惟一的图式，创造一切生物：主要的格式是到处不变的；要变的，只在次要部分。”[53]这便是他的“结构的统一”原理。居维叶则认为整个动物界分为四种基本类型：脊椎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节肢动物门和放射状动物门。

1830年7月19日，两人在巴黎科学院就研究方法问题再次展开论战，乔弗列主张自然科学研究应采用综合法，居维叶则坚持分析法。综合法是思维把对象的各个部分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它注重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推论和猜想，强调对象的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这正是歌德所主张的整体观和有机论。1830年8月2日，歌德明确表态支持乔弗列的综合法：“由乔弗列引入法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法，而今已不可逆转……从今以后，法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将是精神统驭物质。”[54]乔弗列在他的著作《动物学哲学原理》（1830）中将歌德引为同道，歌德于是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他将巴黎科学院论战的实质归结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冲突，[55]并把乔弗列的动物器官构造的统一原理称作“类似论”（Theorie von den Analogien）。1830年12月27日，乔弗列写信给歌德，对歌德友好而充满理解的书评表示感谢。1832年歌德去世后，他从亚历山大·封·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1769—1859）的手中得到了这篇书评的第二部分。在第二部分中，歌德反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目的论，他主张以形态与功能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并建议用“类型”来取代乔弗列的“结构”（plan）。

目的论（Teleologie）是主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或发展都是由一定的目的或理想的最终状态预先决定的和朝着预定目的运动的唯心主义学说，它的哲学基础是神创论。目的论者认为多样的物种是上帝预先设计好的，动物每一个器官的形态普遍适应于它所表现出来的功能，世界万物都是为人而设和由人利用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上帝的智慧和仁慈。歌德从他的泛神论出发，否认超越于自然的造物主，主张在自然科学领域排除目的论，他认为万物的产生是自因，自然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成力，多样的物种和人都是自然的创造物，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1831年2月20日，他在和艾克曼的谈话中说道：“人的头盖骨有两个未填满的空洞。你问为何不会有多少结果，相反问如何则可能认识到，这两个空洞实为动物头盖骨的遗存；在那些低等动物身上，这两个空洞还要大一些，即使到了高级的人的身上，它们也仍未完全消失。”[56]歌德反复比较了脊椎动物的颅骨和人的颅骨，发现人类新生儿的前囟和后囟尚未闭合。人的囟门（Fonta-nellen）与脊椎动物的颅顶骨空洞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关联，于是他得出了人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推论。

简言之，歌德认为大自然是由简单到复杂缓慢地向前发展，人是由低等动物逐渐进化而来的，他的自然观具有达尔文主义的萌芽，就连达尔文本人也承认歌德是达尔文主义的开路先锋之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1872）的开篇《本书第一版刊行前，有关“物种起源”的意见的发展史略》中简述了拉马克的物种渐变论，在对拉马克的脚注中他将歌德视作进化论的先驱之一：“根据小圣·喜来尔的意见，无疑歌德也是主张同一观点的最力者，歌德的主张见于1794和1795年他的著作的引言中，但这些著作在很久以后才出版。他曾明确指出，今后自然学者的问题，应当是牛怎样得到它的角，而不是牛怎样用它的角……这就是说歌德在德国，达尔文医师在英国，圣·喜来尔（不久我们将会谈到他）在法国，于1794—1795年这一期间内，关于物种起源作出了相同的结论。”[57]

需要指出的是：歌德的进化思想只有一个粗略的框架，他并没有从严格意义上的种系发生学和系谱学的角度来解释生物的进化，也没有解决进化的机制问题。杨武能教授指出：歌德的“进化论思想，明显支配着他的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58]歌德从他的渐变的自然观出发，认为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是渐进的，因此他主张“合乎时势的改良”[59]，反对暴力革命。在美学领域，他一方面重视艺术的传承，另一方面又主张变化和创新，但是他在原则上反对极端的、割裂传统的文学革命，尽管这种革命能够拓展文学的形式和内容。1830年3月14日，他对艾克曼说道：“任何革命都免不了过激，一开始，政治革命通常要的只是消除各式各样的弊端，可是还没等革命者明白过来，他们已经深深陷入流血和恐怖的烂泥坑。今天法国人在进行文学变革也一样，一开始追求的只是更加自由的形式，然而到了眼下已不能就此停步，而是要把迄今的全部内容连同形式一块儿抛弃。人们已开始声称表现思想和行为没有意思，却试图去写形形色色丑恶淫邪的东西。希腊神话美好的内容让魔鬼、巫师和僵尸取代了，古代高贵的英雄不得不让位给骗子和罪犯……可是如此拼命追求外在的效果，任何深入的钻研都会置之度外，也就完全忽视人的内在素质和才能按部就班的认真培养。”[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