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五十年

朱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创建至今，已经50年。我们不是为了例行的单纯纪念，而是借此机会认真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过程，追寻其步履轨迹，检点其成败得失，这对于文学研究所的今后以及每位研究人员，都有必要，有前车之鉴的意义。

文学研究所创建于1953年，那时正是我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文化建设需要这样的客观环境。作为文化部门之一的文学研究所，可以说生逢其时。加之当时党和国家有关领导的亲切关怀，使它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而具体筹建者的资质、修养、品格、眼光，却直接关系着学科的设立，人才的汇集，长远的规划。这不能不令人首先想到文学所的筹建者第一任所长和副所长郑振铎先生和何其芳同志。

郑振铎先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集诗人、作家、翻译家及文学史家于一身。难能可贵的是，早在30年代初，他就发表了《中国文学遗产问题》、《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的文章，大声疾呼“必须以更广大，更近代，更合理的眼光与心胸”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以取代那种“述而不作，没有发现过什么新意，或什么新的问题”的甚至“迷恋骸骨”的所谓研究。“用敏锐博大的眼光”从中国几千年来“无量数的诗，剧，小说与散文”中“披沙拣金”，“拣选”那些“具有永久生命的作品”，“使用新的方法来研究”，“重新再行估价”。他称这片文学园地，是未垦发的“荒原”，亟待“垦发耕耘”。他本人就是最早的拓荒耕耘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从1929年到1940年先后出版了五本论文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自成体系，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至今仍具有学术价值。他对于世界文学遗产，同样给予高度的重视，热情的传播。他认为“在人类的许多遗产里，文学的遗产也许是最足以使我们夸耀自己的文明与伟大的”，“文学名著为人类文化的最高的成就”，“永为后人心灵上和艺术上的修养的无穷尽之汲取的泉源”。他是这方面最早的译介者，而且有系统的著述，如《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泰戈尔传》等。他创意主持的《世界文库》是一个“浩瀚”的工程，他在《〈世界文库〉发刊缘起》中写道：“我们的工作，便是有计划的介绍和整理，将以最便利的方法，呈献世界的文学名著于一般读者之前。”“去其所蔽”，“广其见闻”，“用广大的心胸去接受先民的伟大的成就”。

这自然使人联想到文学所主编的颇有社会影响的两套大型丛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以及《宋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等，前后两者，有着赓续的关系。不过后者更加完备系统地将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呈现于世人面前。编选和翻译者都是国内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每本书前都有关于该书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性的高质量的序言，多由编译者自撰，或另请专家代劳。至今仍被读者视为经典读本。这项工程，虽然是在何其芳同志在所时完成的，但实现的是郑振铎先生的遗愿，承担重任的，大多是他亲自恳聘招贤来的学人文友。

大家皆知郑振铎先生平生视书如命、求贤若渴。他将一大批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引进文学研究所，如学界耆宿俞平伯、潘家洵、王伯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孙楷第、吴晓铃、范宁；东西方英法俄印度以及前苏联东欧文学专家李健吾、罗大冈、卞之琳、杨绛、戈宝权、缪灵珠、石素真；国内独一无二的古希腊戏剧翻译研究专家罗念生；等等。总之，人才荟萃之最，令人羡慕。有的是郑振铎先生亲自远从上海诚聘来京的，例如李健吾、唐弢。

我是1958年秋才来文学所的，此时郑先生已经遇难作古。此前虽熟其名，但只见过一面。那是来所的前一两年，一次在西单长安剧院看演出，似乎是主要为文艺界一次会议的演出，不少北京和外地的文艺界人士到场。开幕前，许多人互相握手、寒暄，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位身材颀长的长者，被众人热情包围着，他又不断地高扬手臂，向远处起立者频频招手，那气氛十分热烈感人。原来那中心人物就是郑振铎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意高声向人关切地问：“唐弢来没有来？”当时不知所以，后来知道，他正在商调唐弢来京，颇为急不可耐的样子。

当时调动搬家，对于长期供给制生活的人们来说，算不得什么，而对于一直以职业谋生，在某一地已长期定居的人来说，搬动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无异迁移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谈何容易。北京的居住条件又比较窄窘。我曾到过唐弢同志搬来北京的寓所，仅那拥挤一室的繁重卧床家具，是怎样从上海搬运来的就令我咋舌吃惊。何况还有更大量的书籍期刊。要有怎样的决心，才能作这样的搬迁！当年中宣部文艺处曾派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到文学所了解情况，回来向处里汇报。当时我还在文艺处，所以在场。当汇报到文学所一些专家们的情况时，特别讲了由上海搬家来京的李健吾先生的居住情况，由于住房狭窄，书籍不能上架摆开，一些书只好堆积在床下，他们亲眼看到他是怎样趴在地上从床下掏书，并把那困难的姿势形容给大家。而李健吾先生却乐呵呵满意地说：“虽然没有安居，却已经得到了乐业。”

郑振铎先生是怎样出任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我不清楚，但知道文学研究所的创建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决定，需经总理的批准。作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郑先生，他的兼职任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不会不知晓与闻。而且两人间有更深层的文学因缘，当年共产党人黄爱烈士牺牲的时候，他们曾同时发表过激昂悲愤的悼念诗篇。

近据当年在文学所学术秘书室工作过的马靖云同志来信告知：在1958年那次“拔白旗”的歪风中，郑先生也曾受到大字报和报刊文章的点名批判。后来奉命率团出国，中途因飞机失事，他不幸遇难。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同志得知郑振铎先生生前曾受批判，特意来到北京大学，找来学校的领导和写批判文字的几位作者，厉声责问：“谁让你们批郑先生的？郑先生会死不瞑目！……”由此可见国家领导对郑振铎先生的器重。

这使我联想到当年茅盾先生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提议他去鲁艺任职。虽然那时鲁艺已有了院长吴玉章、副院长周扬，理由是：“那里需要一面旗帜。”可见旗帜的意义和作用。文学研究所有幸有这样一位开创者的所长，以他的学术声望和亲和的凝聚力，把这些专家学者团聚在一起。加上何其芳同志从马列学院带来一批出自革命根据地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何家槐、力扬、陈涌及党政工作人员，同时调进的一些党内学者如蔡仪、毛星、王淑明、贾芝等，在文学研究领域真正实现了如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所标志的两支队伍的会合。团结一致，共同为文学研究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出成果、出人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何其芳同志以诗人著称。而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有很深的根底和很高的素养，正如董乃斌同志在最近的一篇论何其芳与李商隐的创作因缘的《超越时空的心灵契合》（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中所说的，从他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受到西方现代诗歌和中国古诗特别是唐诗的“极大影响”。文章详细分析了他早期的诗歌、散文中的核心意象与李商隐“有着深刻的相契合之处”。当所内青年同志向他请教，“怎样才能提高欣赏水平？”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多读作品，多读名著。”从这也可知他阅读之广，体会之深。

他当然了解郑振铎先生在文学上的地位，以晚辈的身份协同共事。有这样一件事可见他对郑先生的尊重维护：当郑振铎先生看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回到所里后，便找来笔墨纸张，以他一贯的豁达谦虚、爱护晚辈的作风，提笔写了欢迎批评的表态，要工作人员代他去张贴。何其芳同志得知后，为了维护郑振铎先生的声誉，悄悄让工作人员把他表态的大字报压下，没有张贴。这是当事人当时的工作人员马靖云同志的亲历目见。事后陈毅同志的态度，证明了何其芳同志的做法是正确的。

何其芳同志并不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到文学研究所的，而是听从组织的安排，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在文学研究领域协助郑振铎先生创建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责任，谨慎地去执行肩负的任务。在这方面他有切身的经历和体会。他回忆说，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的两三天，周恩来同志亲自找他谈话：“决定调你到重庆工作。”当听说“做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他冲口而出“我最怕做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同志严肃地批评说：“共产党员怕做统一战线工作，还行？”从此“像一个战士一样”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努力做到谦虚谨慎”，因此和重庆文艺界的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都处得可以”。他是汲取了这样的告诫和经验，来到多数是党外人士的专家学者中间。虽然身为所长，但这些专家有的曾是他北大读书时的老师，如俞平伯先生；有的是同辈早识，他都以师友相待。为此，在“文革”中他吃了不少苦头。毛泽东同志在修改他起草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用了比较少见的“光昌流丽”形容词，他不熟悉，不便请示毛主席本人，便在电话中请教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先生不但认可，而且举例说明前人也有这样的用词，他心里方才踏实。这是何其芳同志自己说出来说明自己知识欠缺，同时说明毛泽东同志的博学的。但“文革”中却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不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崇拜反动学术权威，真是罪该万死。”即使在那样百般威逼折磨之下，他对俞平伯先生也没有说过任何不敬的言辞，对其他学者专家的所谓揭发的批判，他都主动承担领导责任，从不把污水溅泼及别人。他对一些党外老专家的团结尊重，不是虚与委蛇，而是出自内心的真诚。不但在办所方针、学科建设上广泛听取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就是他个人的文章，发表前都是先打印出来送请有关学者专家审阅，征求意见修改后才定稿发表。

何其芳同志主持文学所期间，组织主持了大型丛书的“编校”，文学所还编辑出版了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美学及文艺理论著作的《外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同时还有被学界瞩目的集体专著问世，如文艺理论方面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古代文学方面余冠英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方面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毛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十年》等，大多被大学文科采用为教材。几年前一次有所外学界不少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大家一致称赞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一致肯定称赞了作为所长的何其芳同志的领导。我在会上不揣冒昧强调说：与其说是何其芳同志“领导”的结果，不如说是何其芳同志“团结尊重”人才的结果。虽然这是我多年的接触观察得来的印象，却未免有些贸然而唐突忐忑。但是经过后来这些年的观察比较，却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何其芳同志在文学所内营造了一种和谐友好的学术氛围。今天回头重读当年《文学研究集刊》的论文，《文艺理论译丛》的译注，论注的精博严谨，行文却从容平和，自由活泼，也反映了当时学者的心态。

当然，文学所不可能置身于全国的政治运动之外。但在政治运动中，也不失学术机构的本色。文学所建所时，已是批判电影《武训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之后，而在此政治背景下激荡起的全所大辩论，却是学术性的所谓“当前派”与“系统派”之争，而不是政治的谩骂。即使对于政治运动本身，也不是望风捕影，迎合紧跟，而保持了一定的冷静和独立。如根据上面从政治需要出发，布置下来的任务编选的《不怕鬼的故事》，其选目的确定，首先考虑的是可读性和文学价值。何其芳同志受命执笔的序言，虽然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但写得学理充分。他的《论〈红楼梦〉》本来也是上面的命题作文，要求阐发《红楼梦》的主题是写“四大家族”的观点。但他经过自己深入的研究，对《红楼梦》作出了全面分析评价，在艺术上作了精湛的分析和概括。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也是“红学”方面的重要成果。

继郑振铎和何其芳第一、二任文学研究所长之后，已换了几届所长，各有所长，在任期间都有不同的成果贡献，但郑振铎先生和何其芳同志及其任职期间的成就是开创性、基础性的，并经受了风风雨雨50年的考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筛选者。今天已具备了检验和筛选的客观标准，需要的是认真细致地回顾总结。

“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圣人对自己来说的，我们凡人不一定做得到。按说所谓知天命，就是“知己为天所命”，“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与己之不负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这说得有些玄乎。其实，所谓命，就是使命，对我们凡人来说，不一定知天命，却应该知道自己的使命。五十不知天命，也应该知道自己的使命。

（朱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