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主要思想库及其对华政策倾向
一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AEI）
企业研究所全称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位于华盛顿，成立于1943年，其前身为美国企业协会。最初主要从事经济问题研究，向美国国会和政府兜售维护企业利益和自由市场的思想，被认为是美国思想库明确政治倾向的肇始者。[66]20世纪70年代，其研究范围和影响扩大，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重要研究机构。该所是新保守派宣扬思想、发挥影响的一个重要阵地之一，是公认的新保守派大本营，其专职研究人员包括新保守派活跃人物如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理查德·珀尔、迈克尔·勒迪恩（Michael Ledeen）、约书亚·穆拉伏契克（Joshua Muravchik）、汤姆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鲁埃尔·杰瑞特（Reuel Marc Gerecht ）等。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曾任该研究所负责公共政策研究的高级副总裁。他在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政府内都曾担任要职。20世纪80年代初，博尔顿先后担任国际开发署总顾问和负责计划和政策协调的助理署长。老布什当选总统后，博尔顿出任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与时任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James A.Baker，III）密切合作，帮助美国同欧洲以及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反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联盟，从此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人物。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他离开了政府，重回美国企业研究所。乔治·沃克·布什入主白宫后，博尔顿成为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副国务卿。在布什第二任期，他又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是美国政坛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奉行单边主义和强硬外交政策。他不仅对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心存疑虑，认为这些国家不会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对于联合国的作用，更是经常出言不逊。
另外一名布什政府的要员——曾任副国防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也于2007年进入企业研究所。
该所目前的研究分为经济政策、外交和国防政策、法律、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几个领域。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外交和国防政策领域的“亚太研究”（Asia and the Pacific ）这一项目下。近年来该所对中国的关注点就是中国对美国的挑战，[67]出版了《十字路口的中国金融》（China’s Financial Transition at a Crossroads，2007）、《中国增长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hina’s Growth，2007）、《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2009）、《对转折中的中国的好感》（Good Feeling for China at A Tipping Point，2010）、《为什么托克维尔论中国？》（Why Tocqueville on China，2010）等关于中国的书籍和报告。
该所主要出版物有《美国企业》、《舆论》（Public Opinion）、《对外政策与防务》（AEI Foreign Policy and Defense Review）等，另外还有其他多种形式的报告和小册子。
二 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该中心位于夏威夷，成立于1995年9月4日，是由美国国防部出资、直接向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负责的一个智囊机构。它是美国成立较晚的智囊机构之一，也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少数机构之一。该机构是根据1994年9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的国会第4650号决议案成立的。克林顿政府还向该机构拨款300万美元。中心的宗旨是促进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与亚太地区各国军队之间的双边关系，就区域安全等问题扩大多边接触，促进了解，增进合作。中心同时从非战争层面就军事、经济、政府、外交、区域安全等议题为各国相关人士提供交换意见的论坛。
该中心的研究和活动主要围绕着亚太地区的安全进行。主要活动包括培训亚太地区各国高级军政官员和召开探讨亚太安全的学术研讨会。培训是该中心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活动，重点培养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45个亚太国家的军方、政府安全部门或与安全相关部门的官员，课程设置的重点是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以及军事作用和能力的演变。另外，中心还从事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研究。
中心的机构由安全研究院、研究与出版项目以及会议项目三个部门组成。其中安全研究院主要负责培训课程，研究与出版项目主要负责亚太重大安全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会议项目主要负责举办研讨会。
中心的主要出版物有：《特别评估系列》（Special Assessment Series）、《亚太安全研究系列》（Asia Pacific Security Study Series）、《不定期论文系列》（Occasional Paper Series）、《专题论文》（Monographs）等。
中心负责人斯塔克波尔（H.C.Stackpole）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36年，其中11年在亚洲地区，1992年曾任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
该中心在培训时一般邀请大陆学员而把台湾学员排除在外，直到2001年年底在国防部出面干涉下才于2002年首次邀请台湾学员参加该中心的训练课程。而且在安排两岸学员参加训练时，刻意避开双方参加同期训练。
在该中心经常举办的研讨会中，台海问题经常是中心议题。1998年举办的“美中军事关系”会议，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William Perry）以及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会。2002年，中心又召开了“台湾2001年大选对美中关系的影响”研讨会。有报道称该中心已“俨然成为讨论台海局势的‘第二轨道’”。
三 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大西洋理事会位于华盛顿，成立于1961年，是美国已故前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托（Christian Herter）和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等人发起创建。创建初期，该理事会的主要目的是与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保持密切关系，在美欧之间发挥桥梁沟通的作用。[68]但是同时，该理事会也出版政策报告和研究著作。后来，其关注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美欧关系，而且还扩展到亚洲研究、地区研究、能源和环境研究。该理事会还有个跨大西洋青年领袖交流项目。曾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陆军中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曾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的詹姆斯·琼斯（James L.Jones）都曾担任过该理事会主席。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詹姆斯·琼斯被任命为第一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69]
20世纪80年代初，该理事会开始进行对中国研究，展望美国对中国政策。其对中国的研究设在“大西洋-太平洋项目”下的亚洲研究领域。该理事会的中国研究报告，如著名的“十年报告”——1982年的《美中关系十年》和1995年的《处于十字路口的美中关系》曾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产生过一定影响。
1995年的《处于十字路口的美中关系》（United States and China：Relations at a Crossroad，1995）反映了该理事会对中国台湾问题的观点。该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及非官方人士应阻止台湾实现“独立”，因为台湾一旦获得“法理上”的“独立”，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在中国与台湾两地内部势力没有太偏离目前政策的情况下，美国才能继续维持其平衡政策。报告主张，除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之外，还应该鼓励两岸建立“信任措施”，如事先通知对方军事演习的时间、交换观察员、军力资源透明化、设置热线以及就双方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问题进行学术交流等。
自1992年起，理事会先后多次组织美国退役高级将领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2002年1月5日至12日，由前任军事与国防政策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后，于当年9月发表了一份报告《保持既定路线——美中关系的机会与局限》[70]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如下观点：美国政府应向大陆表明，华盛顿将继续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台进行军售，如大陆胁迫台湾，美国将作出反应；但美国继续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和平解决的立场；美国也应向台湾表明，美国支持台湾的前提是台湾避免挑起两岸之间的紧张，美国不支持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
目前，该理事会有个全球战略展望项目，其中设有“中美联合评估全球长期发展趋势”（V.S.-China Joint Assessment of Long-term Global Trends Project），由班宁·加瑞特（Banming Garrett）负责，由来自中国的专家小组与来自美方的专家小组共同讨论全球发展与中美关系议题，最后形成报告。
四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学会位于华盛顿，是美国一个资格较老的思想库。其前身是在“进步主义运动”大背景下，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推动成立的“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组织。1922年和1924年，布鲁金斯又创办了经济研究所和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1927年，这三个机构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
在早期研究中，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国内经济、政府管理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其经济学家曾经参与了关于成立国家预算局（U.S.Bureau of the Budget）的法案起草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会的专家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发挥了相当的影响。负责国际问题研究项目的专家列奥·帕斯洛夫斯基（Leo Paslovsky）起草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71]帕斯洛夫斯基还曾经为罗斯福政府提供了关于创立联合国的政策建议。
布鲁金斯学会的现任主席是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该学会在历史上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强调输出“自由派”思想，自称其研究“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重视对华政策研究，涉华研究部门是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相对于布鲁金斯学会悠久的历史，该中心成立较晚，于1998年成立。美国前任驻华大使芮效俭任该中心顾问委员会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季北慈（Bates Gill）曾先后担任该中心负责人。现任负责人是卜睿哲。
由于近年来中国问题研究升温，学会于2006年设立了中国问题研究项目——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这是布鲁金斯学会成立90多年来第一个国别研究中心，表明了对中国研究的重视。中国研究中心的预算充沛，每年差不多300万美元。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承诺在5年之内每年向中国研究中心捐250万美元，总共将向中国研究中心捐献1250万美元。中心成立时有4位高级研究员。除了杰弗里·贝德（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外，还有黄靖、李成和吴永泰（Wing Thye Woo）。后来随着贝德出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黄靖离开，中心又邀请了克林顿时期的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著名中国学家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担任中心主任，和华裔学者李成、吴永泰（非常驻资深研究员）、能源问题专家邓丽佳（Erica Downs）、中国和朝鲜问题专家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以及曾任布什政府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非常驻资深研究员）一道，成为现在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
关于成立中国中心的初衷，桑顿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讲道，“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华盛顿的决策者需要深刻理解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及原因，但华盛顿往往对此领会不足。”[72]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也提到，中国研究中心的使命就是要理解和研究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尤其是研究中国作为政治和经济大国在21世纪的世界上将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并向美中两国的决策人士或部门提供政策性建议或分析。[73]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还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设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致力于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已经成功组织了多次学术会议、公开讲座、内部论坛等学术活动。
该学会是美国政治现象中最典型的“旋转门”。以克林顿两届政府为例，学会研究人员曾在政府内供职者高达20多人。奥巴马执政后，布鲁金斯学会多位专家进入政府任职（参见表3）。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布鲁金斯学会先后拥有一批颇有影响的“中国通”，例如李侃如、何汉理、卜睿哲、苏葆立、沈大伟、尼古拉斯· 拉迪、季北慈、杰弗里·贝德等。
与其他许多思想库不同的是，布鲁金斯学会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教育机构，从其网址就可以看出。[74]除了通过研究项目如经济研究、对外政策研究、治理研究等展开的活动，公共政策教育和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也是学会活动的重要支柱机构。
五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部位于华盛顿。该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成立最早、影响较大的思想库，其立场偏向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为典型的中间派。该基金会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是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和平问题和推广世界事务的公众教育机构。影响较大的《外交政策》杂志曾经为其旗下刊物。现任总裁为杰西卡·马秀丝（Jessica T.Mathews）。她曾担任美国国安会全球事务办公室主任和负责全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代表。
目前该思想库设有九个研究项目，包括亚洲项目、中东项目、南亚项目、中亚项目、俄罗斯与欧亚项目、核不扩散项目、能源与气候项目、国际经济项目，以及民主与法治项目。该基金会还设有研究助理项目（Junior Fellow），招聘大学毕业生作为著名专家的研究助手，一年以后，这些助手重新选择就业机构。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培养机制。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偏向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合作，致力于推进国际和平，其第一任总裁依利胡·鲁特（Elihu Root）和尼柯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都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该基金会早期致力于将研究与实际行动相结合，研究战争的根源和影响，促进国际法发展和国际争端的解决，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同时，基金会还在巴黎建立“欧洲中心”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许多国际主义者的信仰崩溃，但卡内基基金会继续坚持促成国际和解，并在战后资助欧洲重建工作，建立起海牙国际法学院，出版了150卷的关于战时经济和政治根源的著作。在巴特勒任总裁期间，基金会投入大量资源“试图弄清和影响公众意见”，使卡内基基金会成为美国颇受尊重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75]
在其百年历史上，卡内基有很多开启先河的理念和政策影响。在巴特勒任总裁期间，他促成了1928年《非战公约》的签订，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1944年，卡内基基金会出版了拉斐尔·莱默金（Raphael Lemkin）的著作。莱默金在书中使用希腊词根genos（种族、部落）和拉丁语后缀cide（杀害）创造了genocide（种族灭绝）一词，后来这一概念被写入国际法。1970年代，美国思想库大量涌现的时候，卡内基基金会率先招募在政府卸任政府官员来负责研究；1980年至今，该基金会鼓励并帮助其研究人员创设了数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库，例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史汀生中心、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of Global Development）等。
核不扩散问题是该基金会最突出的研究项目。该基金会不仅致力于核不扩散问题的研究，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不懈的防扩散努力，并参与核不扩散的谈判进程，培训相关领域的新闻从业人员和政府官员。该项目与一些核不扩散组织也保持密切联系，比如军控协会（Arms Control Association）。在朝核问题上，该基金会专家塞里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十几年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4年6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往平壤与朝鲜政府达成了《朝核问题框架协定》之前，哈里森会见了金正日，并就核问题进行了沟通。1999年，哈里森将朝鲜代表团带入美国，与美国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接触。
1994年，卡内基基金会创立了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率先提出并示范了一个全新的理念：成为一个肩负着为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的重要使命的智库，在世界范围内设立永久性的分支机构，以跨国的视角开展核心工作。[76]这一理念的宗旨是将卡内基发展为全球性思想库，使其具有全球性的影响。2004年，卡内基基金会首次在北京设立办公室。2010年，卡内基基金会宣布与清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目前，卡内基基金会在贝鲁特、布鲁塞尔和北京设有分中心。
中国研究项目是该基金会的重要项目，隶属于亚洲研究部。亚洲研究部的主任是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包道格（Douglas Paal）。中国研究项目旨在倡导中国国内改革发展和中美关系的研究，由华裔中国问题专家王雅平负责。近年来，基金会与中国国内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开展大量研究工作。目前，卡内基基金会开设了中文网站并发行网上中文月刊——《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其视点建立在该基金会专家，以及其他著名专家的分析基础之上。目前该电子刊物的影响日益扩大，其文章和观点被广泛引用和转载。
六 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
卡特中心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由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1982年建立的，是个典型的遗产型思想库。
卡特中心主要致力于促进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帮助发展中国家消灭贫困、饥饿和疾病。其资金主要来自于私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该中心现有约150名专业员工。成立20余年来，卡特总统亲自带领中心的工作人员活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派遣观察员监督选举，劝说冲突各方止戈求和，以及广泛推动民主进程和经济合作。亚特兰大市的埃默里大学一直是卡特中心的合作者。
目前中心的项目主要包括推进民主项目、促进人权项目、解决冲突项目、西半球国家项目和中国项目。中国项目是卡特中心的重点项目，主要关注中国的基层选举和互联网信息问题。2002年，该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联合开通了中英文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设有选举制度、地方治理、法律规章、新闻集萃、选举统计、理论探讨、图书资料、国外选举、人大工作等栏目，内容涵盖即时新闻报道和评述，对现行选举、治理制度和理论的探讨，以及对西方选举制度和政府体制的观察，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地探讨中国选举和治理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该网不定期发表特别报道栏目，聚焦反映国内在政治改革方面出现的新实验、碰到的问题，遭遇的挑战和专家、学者及官员的看法和分析等。[77]2008年11月，依托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透明中国”网开通，专门探讨政府信息公开问题。[78]
七 凯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
凯托研究所位于华盛顿，成立于1977年，由爱德华·克雷恩（Edward H.Crane），克雷恩至今仍任该所所长。该研究所的名称取自《凯托的信》（Cato’s letter），这是一本宣传自由至上的小册子。该所的宗旨是探讨在当代环境下，如何拓展有限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等美国传统思想的范围。成立以来，该所以其“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美国，以大量的出版物和报告影响美国的政府决策，如《凯托政策手册》（Cato Handbook on Policy）、《外交政策简报》（Foreign Policy Briefing）《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贸易政策分析》（Trade Policy Analysis）等。该所与中国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曾有合作。国际问题研究是该所研究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副所长泰德·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负责。台海问题和美中关系是其亚太研究的重点。2012年卡彭特退休后，关于中国的研究不太活跃。
八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美国进步中心位于华盛顿，正式成立于2003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政策机构，名称是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中心主任约翰· 波德斯塔（John D.Podesta）曾在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2007年，该中心在加利福尼亚开设了办事处。美国进步中心所宣称的宗旨是致力于通过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来改善美国人民的生活，研究新政策，推进新思想，预测并引导国民辩论，树立一个进步美国的长期愿景，批评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并提供有思想深度的替代方案及向美国公众传递进步信息。[79]
该中心虽然成立不久，但研究领域广泛，包括能源、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移民、教育和医疗等方方面面。中心有以下几个关于国际问题的常设研究项目：（1）“美国医生”项目（Doctors of America）该项目主要关注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组织讨论出台政策报告，为政府献言献策。（2）“忍受限度”项目（The Enough Project）。该项目致力于建立一些持久的团体，来推动阻止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的活动。（3）中东进步项目（Middle East Progress）。该项目出版一份《中东快报》（Middle East Bulletin），并通过促进公私伙伴关系、鼓励新观念和战略等方式，改善以色列等地区的安全现状，促进美国在中东地区和全球的声望。[80]另外还有一些着眼于美国未来发展的重大议题的研究，例如，校园进步项目（Campus Progress）旨在帮助大学生参与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并为年轻人发表看法提供园地；[81]“进步2050”项目（Progress 2050）的主要目的是激发新思想，帮助解决美国的种族问题。
美国进步中心最不同于其他思想库的特点就是“往往挑战传统认识”，帮助推动有关重大议题的辩论，进而产生影响。建立并维护一个独特的由决策者、媒体和运动领导人组成的网络是该思想库发挥影响的主要操作方式。[82]该中心标榜自己是一个无党派偏见的研究机构，但是它被美国国内观察家们公认为是民主党智库。早在克林顿任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期间，该中心前身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就与克林顿保持着密切关系，后来该所多名成员参加了克林顿角逐总统的竞选班子，可以说该研究所是克林顿的“私人智囊团”。小布什执政时期，该中心的地位和政策影响力减弱。2008年在美国大选进入最后阶段时，该中心加入奥巴马竞选团队，为奥巴马提供从竞选策略到当选后的政策调整等一系列切实可行、见解独到的研究报告，深得奥巴马的认可。此后该中心的多位高管被委以重任：波德斯塔担任奥巴马过渡事务主管，行动基金中心执行副总裁麦乐迪·巴恩斯担任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要职的很多重要成员也再次返回政府任职（见表3）。
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11月21日的一篇文章这样评论美国进步中心：“在对政府的影响力方面，当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与其媲美”。[83]麦克甘博士对全球思想库的调查报告显示，该思想库影响力已经跻身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资深思想库之列。[84]
目前，美国进步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内外决策已经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中心近年来发表的多份战略性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都得到奥巴马政府的重视和采纳。例如，2007年11月，中心公布了《进步性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新与机遇扭转美国经济》的报告，指出美国经济面临五大挑战，提出向低碳经济转变、实现进步性增长的具体变革建议。[85]奥巴马当政后，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该报告的建议，改变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上的立场，加大了对新能源和环保经济的投入力度。2007年年底，中心发表了《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朝着一种新的改良型国防战略迈进》的报告，主张国防部对潜在竞争者的遏制应放在次要地位，把更多开支用于军队人员而非硬件上，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建议。[86]2009年4月6日，国防部长盖茨提出了2010年国防预算草案，几乎照单收纳了这些建议。2008年年底，中心发布了《2009年核态势研究》报告，列出了奥巴马在政府过渡阶段、就职后100天内，以及第一年中应该做的事项。[87]奥巴马在就职后的100天内（2009年4月5日），在布拉格发布了关于建立无核世界的核裁军战略，与报告建议的内容相似。
九 丹佛大学中美合作中心（Center for China-United States Cooperation，University of Denver）
该中心隶属于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98年成立，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和合作的机构，目前与中国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建立了固定交流关系。中心具有教育和科研双重功能，经常举办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2002年1月，与丹佛市长办公室共同发起设立丹佛中国论坛，邀请知名学者、政府官员和其他人士共同探讨有关中国和美中关系的问题。中心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中国经济”、“中美社会与公共政策比较”、“双边关系与国际安全”。中心的出版物为《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主要刊登关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问题的理论性和政策性研究文章。目前中心的主任是华裔学者赵穗生。
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该中心隶属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也是美国较大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中心成立于1957年，由福特基金会和加利福尼亚州共同出资建成，旨在协调伯克利大学内部各院系及研究机构对现代中国的研究。
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社会、历史、语言等多方面。目前，其研究还涉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会。该中心在汉语言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中心的研究人员并不局限于中心，而是分布在伯克利分校的各个学科系所。
中心的出版物主要有《中国研究专刊》系列丛书和《古代中国》、《亚洲调查》等专刊。
2011年刚刚去世的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施伯乐（Robert Anthony Scalapino）是东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创始人、第一任主席。1971年，施伯乐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接待了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的访问。1972年12月，即尼克松访华的10个月后，施伯乐应中国政府之邀首次来到中国。作为美国的东北亚和中国问题权威，他曾为多任美国总统作访华前的情况介绍。
十一 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Corporation，CNA）
海军分析中心位于华盛顿郊区，是一个主要从事战略战术研究的专业思想库。它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资助成立的、帮助海军出谋划策的国家作战研究机构“反潜作战研究小组”发展而来，军方背景十分浓厚。它与著名的兰德公司十分相似，甚至被称为“美国海军的兰德公司”。
近年来，该中心扩充人员，大大加强了中国问题研究，使之成为该中心的一个重要项目部门，主任是著名中国国防问题专家冯德威（David Finkelstein）。冯德威精通中国军事问题，在美国军方思想库中影响较大。他还长期担任美军外事领域中国问题官员。至今他已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国军事的著作，如《1949-1950年华盛顿的台湾困境：从放弃到拯救》（1993）（From Abandonment to Salvation：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1949-1950）一书认为，如果两岸发生冲突，可能意味着中国跟美国开战，中国因此会十分审慎。同时，中国目前的首要利益在于国内改革，并不急于解决台海问题。此外，对台湾动武可能造成世界重回冷战态势，亦可能助长“台独”势力，这些都是中国必须考虑的因素。中美之间既有矛盾分歧又有共同利益，发生军事冲突的后果对两国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近年来，他出版了《1949年以来中国解放军的经历》（Chinese Warfighting：The PLA Experience Since1949）（2003），《中国的主义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操练艺术趋势》（China’s Revolution in Doctrinal Affairs：Recent Trends in the Operational 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2005年），《时代弄潮：当今中国的军民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oday’s China：Swimming In A New Sea）（2006）等著作。
十二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简称CNAS）位于华盛顿郊区，创建于2007年，是思想库中相当“年轻”的一员，然而该思想库正迅速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风向标”之一。其独特的管理层和研究团队是该中心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所在。该中心的管理层和研究人员中有很多人有军方背景，甚至有现任军职研究人员。[88]曾经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出任助理国防部长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是其创办人，在奥巴马第一任期任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89]董事会主席理查德·丹泽格（Richard J.Danzig）是前克林顿政府海军部长。据卡内基基金会《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采访，此人为奥巴马核心顾问团中“在国防与国家安全事务政策中起最重要作用的人物”。[90]另外12位董事会成员中的9位有军方背景，而且前国务卿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前副国务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均在其列。[91]中心的首席执行官纳森尼尔·C.费克（Nathaniel C.Fick）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曾参加2001-2003年美军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92]中心总裁约翰·纳格（John Nagl）是著名的军事分析家，也有过从军经历，而且是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93]
在该中心的研究人员中，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和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是较有影响的两位学者。克罗宁曾在国防大学任职，2001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高层官员。[94]卡普兰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他在“9·11”事件之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中预言，由于未来战争趋向于非传统，且是“不宣而战”，国际法在这些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愈显渺小。由于敌手不在乎平民的死伤，“我们的道德价值观……竟成了我们的致命伤。”布什总统读了此书之后，印象深刻，特意邀卡普兰到白宫面谈。布什接受了卡普兰的这些观点，可能受其影响，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邪恶轴心论”。[95]
卡普兰还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代表美国部分右翼专家观点的文章《如何与中国作战》，引起广泛注意。卡普兰认为，中国的势力扩张必然会和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部署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其结果不难想象：旧日旷日持久的冷战将再次重演。不过，这次对手国不是位于欧洲的中心，而是位于太平洋的环礁之间的中国。[96]他关于中国的多篇文章都肆意宣扬中国威胁论。[97]
该中心目前设立的研究项目涉及领域主要是安全和冲突问题研究，也有公民能力建设（Civilian Capacity）和跨国犯罪等问题。中心每年举行年会，频繁地邀请前政府官员或著名学者来中心演讲。2009年9月24日，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以“本届美国政府关于美中关系的设想”为题，在该中心发表了演讲。[98]
在当前的热点问题上，该中心也涉猎气候变化问题。2008年7月底，新安全中心与全球气候变化皮尤研究中心等多家思想库邀请中、美、印、欧、日等国的学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气候变化的四个关键议题（移民、资源短缺、灾害和减排）组建了中、欧、印、美四个“代表团”，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倡议并支持下，进行“实战演练”模拟活动，以期达成2015年后的气候变化框架协议。[99]新安全中心在这次活动中起了主导组织作用。
十三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位于华盛顿，在夏威夷设有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即太平洋论坛。该中心由乔治敦大学教授戴维·M.阿布希尔（David M.Abshire）与海军上将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共同创办于1962年，当时正值冷战白热化之际。中心创办之初附属于乔治敦大学，1987年7月脱离该校。该中心曾经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被称作“强硬路线者之家”与“冷战思想库”。近年来，该中心政策已变得相对温和。该中心的多数研究人员有在政府任职的经历，是典型的“旋转门”。[100]目前董事会主席由前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担任，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何慕礼（John J.Hamre）任中心执行总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美国外交界的知名人士都是中心理事会成员兼高级顾问。美国前贸易代表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也曾是该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
中心涉及中国研究的部门为国际安全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ISP）、费和中国研究讲座（the CSIS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以及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国际安全项目自中心建立起就已设立，其前身是政治军事项目。该部主任曾经由奥巴马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担任，下设有一个亚洲安全问题研究部。该部近年来关于中国的研究包括台海安全倡议（Cross-Strait Security Initiative）和长期美中战略对话项目（U.S.-China Strategic Dialogue）。[101]台海安全倡议主要是从军事、国际安全角度分析台湾海峡局势，目的是加强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公众对台海安全局势复杂性的认识。最近的活动主要是促进地区大国之间对两岸关系的理解，帮助中国台湾了解其他国家对台海关系的认识。[102]长期美中战略对话项目（U.S.-China Strategic Dialogue）旨在邀请两国相关专家学者，举行一系列研讨会，加强两国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迄今为止，该项目与中国“改革论坛”合作，已经分别于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06年举办了四次会议，分别就反恐合作、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了探讨。[103]
费和中国研究讲座是费和家族（Freeman Family）1994年捐款设立的项目，旨在加强中国研究并促进美国对中国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的了解。该中心与台湾关系非常密切。每年在台北举行圆桌会议，而且广泛邀请中国台湾学者和官员访美及参加中心的研讨会。目前中心的研究议题涉及中国军事与东亚安全，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和中国太空发展。[104]
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该论坛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亚太安全问题的一个分支机构，创办于1975年，位于美国的夏威夷。现任论坛主席为曾任美军太平洋总司令特别助理的拉尔夫·科萨（Ralph Cossa），在第一届布什政府担任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詹姆斯·凯利也曾经担任论坛的主席。不同于以上两个分支机构的是，该论坛的预算是独立的。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加强，该论坛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力度。论坛出版的东亚双边关系电子季刊Comparative Connections，周刊 PacNet Newsletter定期发表有关中国问题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的文章。
十四 东西方中心（The East-West Center）
东西方中心是一个为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所熟知的美国研究机构，总部设在夏威夷，在华盛顿设有办公室，是一个具有科研、培训双重功能的非营利性机构，主要致力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环境、人口和健康等方面的研究，旨在通过合作培训和研究，推动亚太地区各国共建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共同体。
中心成立于1960年，是由美国国会授权设立的。开始设在夏威夷大学，1975年从夏威夷大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科研教育机构。目前，该中心还是“东北亚经济论坛”、“美国APEC研究中心联盟”秘书处和“太平洋灾难研究中心”所在地。
东西方中心重在其教育培训功能，多年来为亚太各国提供了各种人力培训，其中由决策者方面的人员，也有研究和媒体从业人员。在科研方面，该中心的研究领域侧重于亚太地区的社会、经济、环保、人口和健康等方面，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影响十分有限。
近年来，该中心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研究的主要方面是经济和安全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台湾较有研究的专家是现任东西方中心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穆萨阿·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其研究领域为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地区机制建设、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他还曾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任高级研究人员。2001年，他编著了《台湾总统政治：民主化与21世纪的两岸关系》（Taiwan’s Presidential Politics：Democratiz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认为2000年台湾大选是台湾民主发展的里程碑。[105]
奥巴马政府提出“亚洲再平衡”政策前后，奥巴马总统本人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都曾在该中心发表演讲，阐述其政策的内涵和目标。
十五 乔治敦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Edmund A.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Georgetown University，SFS）
埃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附属于坐落在首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于1919年设立，旨在培养国际事务官员。该学院可谓是美国最老和最大的国际事务学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该学院的毕业生，其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则曾在该院执教。关于中国的研究设在该院管理下的亚洲项目中。该项目有唐耐心（已故）、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等深谙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中国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方面研究实力较强。总的来看，该所的专家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是，建议美国提升对台军售，恪守协防台湾的承诺，保持两岸军力平衡，平行推进两岸关系。
十六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雏形是1918年纽约的精英人物讨论外交事务的午餐会俱乐部，其总部设在纽约，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1921年在卡内基的资助下成为一个正式机构。秉着实用主义的“中间”路线，委员会致力于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理念指导和具体策略支持。由于该委员会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内担任要职，其政策主张有很强的实用性。目前，该委员会的特色就是俱乐部性质，有4000多名成员，其中包括卸任的总统、国务卿和很多高级官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委员会对政策的影响力。创办于1922年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是该委员会出版的刊物，在美国同类刊物中是最著名的，也是其对外宣传政策理念和政策主张的主要阵地。
该委员会一直比较重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曾是中美关系解冻的重要中介力量。委员会积极主张21世纪同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进一步发展关系。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在对华政策方面，该委员会的主张属于“务实派”，主张美国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扩大与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合作，在涉及中国的国际问题上，让中国参与。在台湾问题上，主张稳定东亚大国关系，同时保证台湾安全，防止其受到大陆的攻击。
2003年，该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独立的研究团队，由前任国防部长布朗（Harold Brown）和前驻华大使普理赫（Joseph W.Prueher）“领衔”，由45名成员和15位观察员组成，撰写了《中国军力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军力报告》的研究是从2002年2月开始的。这个报告的设想是美国对外关系学会会长莱斯利·吉尔伯（Leslie H.Gelb）提出的。吉尔伯认为，美国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有可能会陷入忽而过于紧张，忽而过于乐观的摇摆不定的状态中，就像冷战时对苏联军力的争论一样。因此他认为需要搞一份符合实际，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报告。报告于2003年5月22日推出，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研究团队共举行了10次研讨会。每次会议都有一些成员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的发展状况、战略思想，以及台海两岸的军力对比等专题发言，而后展开讨论，台海冲突在讨论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这些讨论最后由史国力（Adam Segal）整理成文。为了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动机作出更深入的分析，他们还设立了三个不同的下属委员会来专门研究技术、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该智库设立了“重振美国项目”（Renewing America），关注美国面临的挑战。关于中国的研究“亚洲项目”和外交政策的下面，以刊登专著文章和专家问答的方式阐述对涉及中国问题的观点和判断。
十七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前身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 Research），这是美国对华研究的先驱机构，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创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开拓者，他采取多学科综合的交叉研究的方法，创建了不同于传统的汉学研究的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模式，影响了美国的整个中国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哈佛大学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逐渐转移到新成立的亚洲中心（Asia Center），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费正清中心的政策影响力首先表现在其扎实的中国研究成果上。费正清教授本人的中国研究以客观、务实著称，早在 20世纪40年代他就提出，“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革命，那么我们终将发现自己将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主张现实对待中国革命，现实对待新中国，对中共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与之保持切实可行的商业和文化往来。[106]他出版了《美国与中国》一书，帮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了解中美关系。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中国通”长期以来都主张现实的对华接触政策。他赞赏基辛格、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主张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影响力还来自其培养的人才在美国学界、政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例如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哈佛大学的访问就是由时任中心主任的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负责接待的。傅高义还组织一批中国问题专家从国防安全、国际法制、经济发展、人权问题、经贸关系、环境能源、美国国内因素等各个方面研究了21世纪美国与中国共处之道，并于1997年主编出版了《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中美关系》，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该书被视作是美国对华政府辩论中“接触派”观点的集中展示，有力地支持了美国政府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107]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拥有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体，第一类是纳入中心编制的学者（Faculty），目前一共有49位，包括著名的中国学者如马若德、杜维明、傅高义、史华兹（Benjamin L．Schwartz）、江忆恩（Alistair Iain Johnston）、柯伟林（William C.Kirby）、墨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柯文（Paul A.Cohen）等等，他们决定了中心的研究地位和学准。第二类是不列入中心正式编制的各种兼职研究人员（Associates in Research）、博士后学者、访问学者、博士生。其中兼职研究员数量众多，主要由大波士顿地区学者组成，也有美国其他地方的学者，其中不少是在中国研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如波士顿大学的陆伯彬，史密斯学院的戈迪温（Steve Goldstein），目前的兼职研究员有100位；访问学者和访问研究员从世界各地邀请，每年十几位学者。中心还设有一个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由中心部分所属和兼职学者组成，负责定期对中心的项目进行评估、编制中心预算并为中心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中心有一个研究台湾问题的长期项目“台湾研究小组”（Taiwan Studies Workshop），由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国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教授史蒂文·戈迪温（Steven M.Goldstein）负责。该项目定期邀请学者、官员以及一些相关专业的学生就台湾问题进行讨论。该项目下的出版物有《台湾研究文集》（Taiwan Studies Working Papers）和《哈佛台湾研究》（Harvard Studies on Taiwan）。
十八 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外交政策研究所成立于1955年，总部设在费城。该所最初附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内。1971年年初，为经济上“获得更大的稳定性”，脱离该校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该所在冷战时期竭力鼓吹西方国家团结在美国周围，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因此，该所也被看作美国 重要的“冷战”思想库。它主要得到美国东部和中西部财团，尤其是费城财团的支持，持保守立场，曾对里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冷战结束后，该所的研究有所调整，目前有两个研究中心：反恐研究中心、美国与西方国家研究中心。另外还有国家安全研究、亚洲研究、民主转型研究和思想库研究四个项目。[108]思想库研究由詹姆斯·麦克甘主持。他跟踪研究全球思想库的发展状况，并对各国思想库进行评估。2008年，他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发布的思想库评估报告，对世界各国的思想库进行了调查评估。亚洲项目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该所举办了关于中国经济与军力发展的研讨会（China Rising：Assessing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评估了中国军事战略、中美能源合作，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等问题。[109]近年来，该所研究人员出版了多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挑战：中国大战略与国家安全》[110]，《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与传统》[111]，《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机会、危险与困境》。[112]
十九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传统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该会目前已成长为美国最大、保守倾向比较强烈、对共和党影响最强的政策研究机构之一，总部在华盛顿，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现任传统总裁佛讷（Edwin J.Feulner）。该基金会声明自己的政治倾向是“保守的”。[113]基金会影响公众的主要出版物是《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季刊、《国家安全记录》月刊（National Security Record）月刊等。自1995年起，传统基金会还与《华尔街日报》每年联合发表《全球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报告，已成为商家在全球投资的重要参考。该基金会是最典型的鼓吹型思想库，其年预算的1/3用来进行媒体和出版营销，为其政策建议扩大影响。[114]出于推销的需要，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和出版物开始以通俗易懂和简洁的形式出现，此后为很多思想库效仿。
近年来，它加强了对亚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基金会下属机构中有一个亚太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也是该基金会设立最早的项目，中心的主任是瓦尔特·罗曼（Walter Lohman）。
该中心与中国台湾关系密切。基金会有关台海议题的研究和会议通常都得到台湾的财力资助。2000年2月，台湾“大选”前夕，时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的武尔兹（Larry M.Wortzel）和中心学者叶望辉（Stephen Yates）、费浩伟（Harvey Feldman）赴台观察选举，并在《行政备忘录》中阐述了“台湾选举对华盛顿和北京意味着什么？”此后，佛讷会长主持了当选“总统”陈水扁和美国国会议员之间的视频对话。佛讷2002年曾在香港发表演讲，鼓吹签订美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使台湾具有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潜力”。基金会经常邀请政客、学者就台湾问题发表演讲。2004年，台湾大选前后，传统基金会几乎每周一次就台湾问题举行讨论会，讨论台湾选情和选后局势，竭力为陈水扁“公投”打气。
曾在该中心任职的学者谭慎格（John J.Tkacik Jr.）2004年2月主持了一次台湾问题讨论会，邀请几位国会议员和亲民进党学者参加，并出版《重新思考“一个中国”政策》的书籍，公然挑战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认为这个政策已经过时。[115]
二十 亨利·史汀生中心（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
亨利·史汀生中心设在华盛顿，成立于1989年，是美国比较年轻的思想库。其研究重点是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116]因此具有浓厚的军事背景。该中心与国会和政府的联系也比较密切，但综合影响力不如传统基金会和兰德公司等大型思想库。成立以来，中心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地区冲突的化解和世界和平的持久维护等课题展开。
该中心有关中国的研究设在地区安全项目下的东亚研究部，该部主任为容安谰（Alan Romberg）。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是该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该中心还有一个课题设计“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反应”。中心的专家在2000年发表的有关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支持台湾的要求，将目前台湾部署的爱国者II型防空系统提升为爱国者III型系统，但不应该马上为台湾提供宙斯盾战舰或海基型导弹防御系统。专家在报告中还建议，美国应定期发表有关两岸关系的白皮书，全面分析中国政策的各个环节；同时推动北约与北京建立互信机制，包括讨论导弹部署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美国对台湾政策和两岸关系的研究是东亚项目下的重要课题。该项目由研究台湾问题的主流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容安澜负责。2003年，他出版了系统论述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著作——《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和美中关系》[117]，成为现在美国学者对美国台湾政策的经典论述。
二十一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Stanford University）
该所简称胡佛研究所，早期是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于1919年创办的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图书馆”，专门收集贮藏历史资料。1956年改为现名。20世纪40年代末，该所开始研究工作。1960年，W.格伦·坎贝尔（W.Glenn Campbell）担任所长以后，研究工作得以扩大，后来成为颇有影响的研究机构。该所的影响力在里根时期得到扩大，里根本人曾是该所仅有的三位荣誉研究员中的一位。里根执政时期担任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卸任后曾回到该所任研究员，康多莉扎·赖斯在担任布什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之前是该所高级研究员。
该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比较突出。为该所提供资金的是一些大财团，如通用电气公司、波音公司、福特汽车公司、摩根财团等。台湾方面长期为该所提供资金。
冷战时期胡佛研究所具有较为浓重的反共色彩，该所现在的对华研究也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该所创办有专门探讨中国领导状况的网上杂志《中国领导人观察》（Th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http：//www.chinaleadershipmonitor.org/ ），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容安澜、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美国防务集团公司（Defense Group，Inc）情报研究和分析中心主任毛文杰（James Mulvenon）、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等常在该杂志发表文章。
二十二 赫德森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
该所成立于1961年，先是设在纽约的郊区，后来移到印第安纳波利斯，2004年搬迁到华盛顿。该研究所是一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常被看作类似兰德公司的思想库。创办人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曾在兰德公司工作十多年，主要研究核战争问题，该所一度在防务政策研究方面的实力较强，影响力也较大，并受到美国国防部的支持。该所的一些主张曾对五角大楼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所研究人员在军事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都属于机密，不公开发表。1983年，该所还接管了海军分析中心的一些海军研究课题的管理。在国际问题方面，该所主要从事韩国和日本、中欧巴尔干等方面的研究。中国研究以前相对薄弱，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对中国的研究力度加大。比较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已故康斯坦丁·门杰斯（Constantine C.Menges），他曾担任里根外交政策高级顾问，2000年才进入该所工作，主要研究中俄关系。2004年7月患癌症去世。他在最近两年发表的有关中国战略的评论中，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是查尔斯·霍纳（Charles Horner），主要研究中国的内政问题。霍纳2009年出版了最新著作《崛起的中国及其后现代命运》。[118]
由于少数与中国研究有关的专家持强烈的反华立场，因此，在台湾问题上，该所专家的一贯主张是美国应当协防台湾。1996年，该所发表了《台湾与东亚安全报告》，提出美国在中国政府对台湾使用武力时，应当介入，并且加强美日同盟关系，以美日联合来对付中国；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7月，该所与成立不久在美国从事院外游说工作的台独团体“福尔摩萨基金会”（Formosa Foundation）联合举办了讨论美中台关系的研讨会，在主持发言中，副所长肯尼斯· R.温斯廷（Kenneth R.Weinstein）称台湾是“美国的好朋友”。[119]
二十三 防务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该所办公室设在华盛顿郊区，前身是国防部1947年成立的武器系统评估小组。1950年代，在美国军方的倡导下，该小组联合美国几十所大学组成了一个文职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帮助国防部评估选择发展何种武器和导弹。1960年代后期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但仍然隶属于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为国防部服务。后来，该所也跟美国宇航局和联邦调查局签订研究合同，但不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任何咨询。[120]
该所现任所长是曾在小布什政府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华人朱思九（David S.C.Chu）。该所在分析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安全环境时，开始重视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在这一地区作用的影响。
该所现设7个研究部门，来自大学、企业或其他研究机构的专家担任该所顾问、专家小组成员或者临时研究人员。其中，管理层人员多为高级将领或政府高级官员，且有很深的背景和资历，对国防部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影响力很大。与其他有军方背景的研究机构一样，该所的研究成果也多是保密性的。
二十四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Peter G.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该所设在华盛顿，成立于1981年，由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邀集一些卸任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创立。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 G.彼得森（Peter G.Peterson），更名为“彼得·G.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曾任卡特政府财政部长助理。该所的第一笔经费得益于马歇尔基金。[121]
该所主要研究美国经济政策，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旨在为拉美和东欧转型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在该所1990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
该所对中国的研究设在亚太研究部，主要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投资、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该所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积极推动者，所长伯格斯藤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莫里斯·古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和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都是美国经济学界的“强硬派”，认为“人民币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他们敦促美国政府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以解决中国不公平竞争优势的建议将导致美中贸易摩擦继续发展。[122]
二十五 蒙特雷国际研究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蒙特雷国际研究院成立于1955年，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沿海中部风景秀丽的蒙特雷市，是一个在国际军控领域较为突出的教育科研机构，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该学院下属几个著名的研究中心，如防扩散中心、东亚研究中心和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等。其中防扩散中心是世界上致力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最大的非政府机构。1995年，该中心设立了东亚防扩散项目，目的是为东亚各国官员和学者设立培训项目，促进军控和防扩散问题的对话，开展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咨询和交流，同时还建立了中国问题数据库。该项目从1998年至2002年期间曾4次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举办中美军控、裁军和不扩散研讨会，另外，还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培训班，并于2002-2005年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军备控制项目联合举办了四届暑期班。
二十六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设在纽约，成立于1974年，由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家汉斯· 摩根索等人共同发起。该委员会的研究课题大都与美国当前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委员会的管理机构由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组成。会长是对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有特殊贡献的威廉·弗林（William J.Flynn），主席是创办人之一、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乔治·施瓦布（George D.Schwab），提出著名的“遏制”理论的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生前曾担任委员会的名誉会长。
该委员会出版的刊物是在美国较有影响的期刊《美国外交政策利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另外，委员会还设有一些奖项，专门奖励在外交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如“汉斯·摩根索奖”曾经被授予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等几位前国务卿。
项目制是该委员会研究工作的一个特点，即根据现实需要，对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立项研究。目前，关系到中国的研究项目就是由东北亚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戈里亚（Donald S.Zagoria）负责的亚太安全论坛（Forum on Asia-Pacific Security）。论坛定期或不定期就某个议题举行各种会议，例如年会、简报会和演讲会等。
1997年6月，该项目建立了被称为“第二轨道”的“圆桌会议”机制，邀请有关学者共同参加闭门会议，研讨美国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至今已召开20多次圆桌会议。[123]美方和中方许多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都曾被邀出席。参加圆桌会议的学者提出的观点经常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些观点经常汇集成报告。如1998年年初，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在第二次“圆桌会议”上提出的以“不独不统”为核心的“50年中程协议”的建议就产生了很大影响。[124]
二十七 新美国基金会（The New American Foundation）
新美国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总部设在华盛顿，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门托设有办公室。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目前任该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董事会成员还包括著名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大西洋月刊》著名记者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前美联储副主席罗格·弗格森（Roger Ferguson）等。
该基金会的宗旨强调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和问题，研究课题非常广泛，综合性强。其研究人员经常对一些问题发表新的看法。
该基金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设在全球项目下，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项目倡议，另一个是问题研究。另外还有气候政策研究项目和全球资产研究项目。项目倡议主要隶属于国际战略研究项目，其中包含安全倡议、反恐倡议、能源地缘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全球问题的研究，以及核战略及不扩散倡议、国家外部安全倡议、外交政策私人化倡议、灵活战略倡议、核大国倡议、伊朗倡议、中东工作小组、美国-古巴政策倡议等国别和地区研究。[125]
对中国的研究属于亚洲地区研究。该基金会虽然没有专门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是其中多位高级研究人员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颇为引人注意。例如，该基金会年轻的政治学者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针对“G2”——中美共治世界的提法，提出建立“G3”概念，认为只有通过建立由美国、欧盟、中国组成的“G3”集团，才能实现全球治理。[126]
另外，全球经济政策项目负责人格雷格·马斯特尔（Greg Mastel）曾发文呼吁美国应确保台湾加入世贸组织。[127]
二十八 尼克松中心（The Nixon Center）
尼克松中心设在华盛顿，成立于1994年，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创办，是一个专门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遗产型”思想库。该中心的研究课题集中在五个研究项目部：中国研究、移民与国家安全、国际能源与安全、地区战略、美俄关系。尼克松中心的高层人员和专家都是一些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或当今共和党内的重要人物，例如现任理事会名誉主席亨利·基辛格，现任顾问委员会主席詹姆斯 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曾任中情局局长、国防部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曾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埃尔斯沃斯（Robert Ellsworth，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等都是理事会成员。理事会主席是积极推动中国入世的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Greenberg），中心的中国研究也是在格林伯格的支持下展开的。
中心经常邀请高层官员、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或举行午餐会之类的非正式会议，讨论重大热点问题，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中国问题是尼克松中心的重要研究部门，中心举行涉及中国的活动较多，例如，2001年中国副总理钱琪琛曾在中心发表午餐演讲；2002年中心举办了5次有关中国的讨论会，美国方面的参加人员有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主任李侃如，中国方面有财政部长项怀诚、著名学者王缉思、资中筠等。从2003年11月至2004年8月，中心举办了6次有关台湾问题的研讨会，议题分别为：“台海政治安全发展状况”（Political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October 14，2004）；“两岸分歧扩大：北京和台北的观点”（The Cross-Strait Gulf Widens：The Views of Beijing and Taipei-July 20，2004）；“北京认真考虑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了吗”（Is Beijing Seriously Considering Military Ac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June 11，2004）；“台湾总统选举时期的美台关系”（Washington-Taipei Ties in the Wake of the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April 13，2004）；“台湾总统选举与两岸关系”（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March 31，2004）；“台湾的轨迹与美台关系的未来”（Taiwan’s Trajectory and the Future of US-Taiwan Relations-November 01，2003）。
中心的主要出版物有《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现实审查》（Reality Check）、《观点》（Perspective）等。《国家利益》由美国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欧文·克里斯托尔创办，是一本学术性较强，影响力较大的季刊。中心每年还出版各研究部专家撰写的专著，例如，1999年出版了《管理21世纪的美中关系》；[128]2000年出版了《东亚的大国议程：美国、中国和日本》；[129]2002年推出了《九一一之后的美中关系》；[130]2003年出版了《面临国际安全危机的美中关系》。[131]
二十九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The Paul H.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Johns Hopkings University，SAIS）
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43年，1950年并入霍普金斯大学。这是一个旨在培养高级国际问题人才的教育兼科研机构。其创建人之一保罗·尼采（Paul H.Nitze）20世纪60年代曾任美国海军部长；另一创建人克里斯蒂安·赫托（Christian Herter）亦在60年代初任美国国务卿。该学院成立60多年来，一直坚持精英教育原则，只培养研究生，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外交和政治人才。该学院的许多教员以及研究人员曾担任政府要职，如前任院长、亚洲安全问题专家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多任共和党政府中任职。同时，该院非常注重国际交流，经常邀请美国和外国的各界名流，特别是外交家和政治家来校发表演讲，举办讲座，参加研讨会和做访问学者等。该院1986年与中国南京大学联合办校，成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培养从事中美交流的专门人才和有关领域的教育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该院的一些学者提出过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外交见解和主张，如福山是“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该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David Mike Lampton）是该院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内政外交，出版过多种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著，如《同床异梦》（Same Bed，Different Drea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中国力量的三个方面》（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等，在中美两国都有广泛的影响。
三十 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
在美国众多的思想库中，“新美国世纪计划”是一个成立较晚、规模较小但影响很大的思想阵地。它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库。该思想库成员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不满克林顿对外政策，鼓吹进攻伊拉克，推翻萨达姆。布什执政时期，该思想库多人进入政府。
该思想库将布什主义定义为三个要素：发挥全球领导作用；谋求对“流氓国家”实施政权变革；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和人权。2002年，布什发表了《国情咨文》，接着又提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其负责人也是创办人之一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随后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该咨文标志着“布什主义发展的完成”，认为它是最近20年来美国总统最有力的讲话，结束了外交政策上的“临时性和懦弱无能”。[132]
该思想库视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即使在“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将政策重点转向反恐，该组织仍继续强调美中关系的对抗性，主张确保美国对华绝对军事优势。在台湾问题上，一贯反华和支持“台独”，主张以台制华，明确主张美国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与“模糊战略”，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之后，该思想库鼓吹美国要明确承担“保卫台湾”的义务。在香港问题上，该思想库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出面干预中国香港事务，推进“民主化”。
该计划的负责人威廉·克里斯托尔是美国新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新保守主义先锋杂志《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主编。他的父亲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是新保守主义“教父”级人物，其创办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是新保守派的主要刊物之一。该计划的另一创办人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也是保守派的代言人。罗伯特·卡根还任职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三十一 全球气候变化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该中心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市，由慈善信托基金会于1998年创办，中心的主任为美国前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助理国务卿艾琳·克劳森女士（Eileen Claussen）。中心的目标是就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可能的后果教育公众和决策者，并鼓励国内和国际社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中心目前专注于三个领域，包括：（1）评估并传播气候变化对环境、经济方面的影响；（2）通过公益广告、公众演讲及相关会议来教育公众和决策者；（3）通过协调跨国政策、工业界和政府间讨论来推动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间协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一度的思想库排名评估报告中，该中心是研究世界环境问题排名第一位的思想库。[133]
在2006年，该中心发表了美国第一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综合报告——气候行动议程（Agenda for climate action），其目的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制定的一套可靠的行动计划。[134]
奥巴马当政后，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提上重要日程，为该中心提供了扩大影响的平台。中心的专家频繁出席国会听证会，为政府建言建策。该中心主张，在减排节能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应该发挥领导作用。[135]
三十二 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
兰德公司是美国最大，也是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库之一。其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另外在华盛顿、弗吉尼亚的阿林顿、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卡塔尔的首都多哈、荷兰的莱顿、德国柏林和英国剑桥等地设有分部。兰德公司的前身是美国空军1945年立项的，当时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承接的“兰德计划”。1948年5月，兰德从道格拉斯公司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库，创始人为空军将领亨利·哈罗德。兰德公司虽然声称其宗旨是通过慈善、教育和科技促进未来美国公众福利、提高社会安全的非盈利性组织，但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冷战期间，公司主要承担美国国防部门，尤其是空军部门的研究课题。冷战结束后，兰德公司大大拓展了的研究领域，除了继续从事战略安全方面的研究外，还拓展到许多民用项目的研究，如儿童政策，民主和司法，教育，环境和能源，健康，国际政策，劳动力市场，国家安全，人口和宗教研究，科学和技术，社会福利，恐怖主义，以及交通问题等。公司在航空、电脑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兰德公司的专家中也有很多是科技专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在国际战略领域，美国前财长保罗·奥尼尔（Paul Henry O’Neill）、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前国务卿赖斯，以及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都曾在该机构任职或担任理事。现任奥巴马政府国安会负责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Evan S.Medeiros）曾是兰德公司高级研究人员，研究领域为中国的外交安全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军事工业。麦艾文2000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外交》（Foreign Affairs）双月刊2003年第6期以显著位置刊载了他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博士生傅泰林（Taylor Fravel）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的新外交”（“China’s New Diplomacy”），在美学界和政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兰德公司也是最早开设公共政策的研究生项目的机构之一，其研究生院被称为弗里德里克·帕蒂（Frederick S.Pardee）兰德研究生院，位于加洲圣莫尼卡总部 。其研究生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学生与兰德的分析师一起工作，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就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以后，兰德公司发表了一篇《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的决策》报告，主张美国采取“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的立场，这一建议很快被尼克松政府采纳。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兰德公司曾建议美国不要对中国搞单方面的经济制裁。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大大加强。兰德下属有一个亚太政策研究中心（The RAND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CAPP），对中国的研究隶属该中心。
兰德公司与台湾关系也非常密切，经常接待来自台湾的一些官方和非官方人士。例如，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萧万长2003年3月曾受该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邀请到访，与相关学者讨论了有关台湾经济和台海关系的问题。
三十三 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和平研究所位于华盛顿，成立于1984年，是按照美国国会的有关决议成立的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旨在研究各种国际冲突的解决办法，以供国会和政府决策参考，相当于美国国会和政府的“政策研究室”。该所由董事会负责管理，董事会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但需参议院批准，其中大部分成员有官方背景。该所目前有三个研究中心：分析和制止冲突中心（The Center for Conflic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调停与解决冲突中心（Center for Medi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以及和平与稳定行动中心（Center for Post-Conflict Peace and Stability Operations）。中国研究，包括台海问题的研究是该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该所还设有培训和访问学者项目。[136]
该所前任所长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是中国通，曾多次访问中国。他曾任老布什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89-1992）。1992-1993年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在菲国内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所罗门与菲政府协调关闭了美国驻菲海军基地。他著有《中国谈判行为》一书。[137]
三十四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The Weatherhead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Columbia University）
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49年，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该所注重从学术和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东亚特别是中国问题。所长吕晓波曾任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2001-2002），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1998-1999），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政治腐败与管理、东亚政治和经济。该所在中国留美学生和华裔学者中有一定知名度。
三十五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威尔逊中心是典型的“遗产型”思想库，成立于1968年，是美国国会为纪念美国第28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而建立的研究机构，其每年1/3的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因此也被称为“官方和国家性纪念机构”。[138]不同于其他思想库的是，威尔逊中心为不同背景的各国申请者（包括学者、官员和商界人士）提供奖学金。该中心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不是即时的，而是长期的、间接的。中心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传播等形式向公众传播其活动和影响。中心出版多种刊物，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尔逊季刊》（The Wilson Quarterly）。中心的现任主任是美国民主党前资深众议员李·汉密尔顿（Lee H.Hamilton）。威尔逊中心对中国的研究包含在常设的“亚洲研究项目”中。该项目主任是罗伯特·海瑟威（Robert Hathaway）。
中心常常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举办各种研讨会和正式会议，不定期出版特别报道，将与会者的观点摘编出来，供决策者参考。2002年布什访华以及中国召开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心先后以邀请专家召开研讨会和邀请相关人员到中心演讲的形式对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总结。2004年7月，中心邀请台湾“总统府宪改小组”成员之一、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叶俊荣、宾州大学法律学院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戴杰（Jacques deLisle）、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教授华安澜（Alan Wachma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对影响台湾“公投制宪”的内外因素进行探讨。
1997年，该中心设立了中国环境论坛（China Environment Forum）项目，旨在促进中国、美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环境政策专家间的交流与对话。目前，该项目已筹划、组织并实施了一系列国际性的科研项目、研讨会及其他学术交流活动。每年在华盛顿举办大约15场关于中国环境以及能源问题的会议。该项目还出版一份《中国环境期刊》，每期长达200多页，汇集了有关中国环境与能源方面的深入政策分析。中心在推广该项目方面广泛利用了媒体宣传手段。自2006年夏天以来，大多数会议都可透过网络视频形式在网络上观看。在其网页上可以找到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新闻、项目工作简报，以及活动预告通知。该项目和佛蒙特大学法学院一起对“美中环境法律合作项目”提供支持，目前已向18名来自中美两国的专家提供了领袖培训机会。该项目还与中国相关单位合作，开展了太湖水资源问题、内蒙地区沙漠化和缺水问题、云南省喀斯特地带饮用水问题等课题的研究。
2008年，该中心成立了基辛格研究所，由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 Roy）担任所长，致力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研究。该所并没有常住研究人员，而是提供讨论和发表演讲的平台，邀请相关专家和官方人士举办会议或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
[1] James G.McGann，“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University of Pennnsylvania，January 23，2012，available at：http：//www.gotothinktank.com/wp-content/uploads/2012/01/2011-Global-Go-To-Think-Tanks-Report.pdf.
[2] R.Kent Weaver，“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22，No.3（Sept.，1989），p.363.
[3] “Prologue” and“Notes” in 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The Free Press，1991），p.xiii，p.241.
[4] “Notes” in 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p.241.
[5] Available at：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think%20tank；also see http：//www.britannica.com/bps/dictionary？query=think%20tank.
[6] Owen Watson ed.，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RIONARY，printed and bound by Hazell Watson & Viney Ltd.，England，1968，p.149.
[7] Paul Dickson，Think Tanks（New York：Atheneum，1971）.
[8] Diane Stone，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Think-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Frank Cass，1996），p.10.
[9] Harold.Orlans，The Nonprofit Research Institute：Its Origin，Operations，Problems and Prospects（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72）.
[10] Paul Dickson，Think Tanks，pp.27-29.
[11] Nelson Polsby，“Tanks But No Tanks”，Public opinion，April/May，pp.14-16.
[12] Yehezkel Dror，“Required Breakthroughs in Think Tanks”，Policy Science，Vol.16，1980，pp.192-225.
[13] Samantha L.Durst and James A.Thurber，“Studying Washington Think Tanks：in Search of Definitions and Data”，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Atlanta，Aug.31-Sept.3，1989.
[14] “Prologue” in 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p.xiii.
[15] James G.McGann and R.Kent Weaver，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p.5.
[16] 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0-11.
[17] Samuel Kernell and Gary C.Jacobson，The Logic of American Politics（Congress Quarterly Press），3rd edition，2005，p.517.
[18]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19] Paul Dickson，Think Tanks（New York：Atheneum，1971），p.9.
[20] 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Free Press，1991），pp.24-28.
[21] Diane Stone，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Think-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p.18.
[22] Donald E.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c 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p.22.
[23] 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p.34.
[24] 斯通在为思想库分类时，还把塞奇基金会归为“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著名学者资中筠在其研究美国基金会的书中也将该基金会归为“运作型基金会”，认为该基金会不仅资助研究，而且自身也致力于研究。参阅资中筠《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83页。
[25] James G.Mcgann，“Academics to Ideologues：A Brief History of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25，No.4，Dec.1992.
[26] 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pp.xiii-xiv.
[27] James G.McGann，Competition for Dollars，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5）.
[28] Donald E.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pp.22-36；Abelson，“Think Tank and U.S.Foreign Polic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U.S.Foreign Policy Agenda，Volume 7，Number 3，2002，pp.10-13.
[29] Donald E.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pp.22-28；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pp.34-41；［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王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27页。
[30] ［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第221页。
[31] 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63.
[32] Donald E.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p.29.
[33] 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2004，p.64.
[34] ［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版，附录B。
[35] ［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附录B，关于乔伊斯的详细介绍参见网页http：//www.rightweb.irc-online.org/profile/Joyce_Michael_1942-2006。
[36] 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附录B。
[37] 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2004，p.65.
[38] James G.McGann，THE GLOBAL“GO-TO THINK TANKS”：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2009），p.11.
[39] 布什第二任期由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新保守派逐渐丧失发挥作用的阵地。该思想库在2006 年宣布解散。
[40] ［美］P.利登：《美国思想库指南》（上），张烨编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第65页。
[41] 根据James G.McGann，THE GLOBAL“GO-TO THINK TANKS”：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中的数据统计，第16页。
[42] Andrew J.Grotto，Joseph Cirincione，“Orienting the 2009 Nuclear Posture Review：A Roadmap”，available at：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08/11/nuclear_posture_review.html；full report is available at：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08/11/pdf/nuclear_posture.pdf.
[43] R.Kent Weaver，“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pp.564-567.
[44] Donald E.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p.20.
[45] Ibid..
[46] James G.McGann，“Think Tanks and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U.S.Foreign Policy Agenda，Volume 7，Number 3，2002，pp.15-16.
[47] Andrew Rich & R.Kent Weaver，“Think Tanks in the U.S.Media”，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Fall 2000，Vol.5，Issue 4，p.99.
[48] 吴天佑、傅曦编著：《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前言部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第26-38页；邱伟、吕其昌：《美国思想库的分类》，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6期。
[49]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政治》（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4-545页。
[50] 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p.153.
[51] Paul Dickson，Think Tanks，p.45.
[52] Richard N.Haass，“Think Tank and U.S.Foreign Policy：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U.S.Foreign Policy Agenda，Volume 7，Number 3，2002，p.5.
[53] Michael W.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2，No.3.（Summer，1983），pp.205-235.
[54] Letter to President Bush on the War on Terrorism，参阅网页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Bushletter.htm。
[55] Richard N.Haass，“Think Tank and U.S.Foreign Policy：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p.8.
[56] 参阅网页http：//csis.org/program/statesmens-forum。
[57] Evan A.Feigenbaum and Robert A.Manning，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w Asia，November 2009，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8] 参阅网页：http：//csis.org/program/young-leaders-program。
[59] 参阅网页：http：//csis.org/program/csis-schieffer-school-dialogues；http：//www.brookings.edu/execed.aspx。
[60] Richard N.Haass，“Think Tank and U.S.Foreign Policy：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p.8.
[61] Diane Stone，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Frank Cass，London·Portland，OR.，1996，pp.221-222.
[62] 相关网页参阅布鲁金斯学会的网页：http：//www.brookings.edu/media/TestimonyList.aspx；兰德公司的网页：http：//www.rand.org/congress/testimony.html；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网页分专题刊登专家证词，参阅网页http：//csis.org/testimony/csis-president-dr-john-hamres-capitol-hill-testimony-addresses-defense-procurement-policy。
[63] 参阅网页http：//www.cfr.org/publication/blogs.html；http：//blog.american.com/。
[64] Donald E.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p.78.
[65] Donald E.Abelson，Do Think Tanks Matter？p.82.
[66] 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pp.205-206.
[67] 参阅网页http：//www.aei.org/ra/19。
[68] Melvin Small，“The Atlantic Council——The Early Years”，Prepared for NATO as a report related to a Research Fellowship，1 June 1998.
[69] 参阅网页http：//www.acus.org/users/james-jones。
[70] Staying the Course：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U.S.-China Relations，Committee on Security Issue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Gen.Jack N.Merritt，USA（Ret.），Chair，September，2002.
[71] 参见布鲁金斯学会的网页介绍http：//www.brookings.edu/about/History/marshallplan.aspx。
[72] 李学军：《美国智库：必须理解和研究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新华网2006年11月9日报道，参阅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09/content_5309614.htm。
[73] 李学军：《美国智库：必须理解和研究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
[74] 其网址是以教育机构的类别注册的：www.brookings.edu。
[75] 参阅卡内基百年纪念手册，100 Years of Impact，2011年出版，第32页。
[76] 参阅网页 http：//chinese.carnegieendowment.org/about/。
[77] 参阅网页http：//www.chinaelections.org/；http：//en.chinaelections.org/。
[78] 参阅网页http：//www.chinatransparency.org/。
[79] 参阅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erz）在2010年8月25-26日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和浙江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对该中心做的详细介绍。详情也可参阅该中心网站介绍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aboutus。
[80] 详见该中心网站介绍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
[81] 详见网页http：//www.campusprogress.org/。
[82] 参阅迈克尔·沃尔兹在浙江大学会议发言中的介绍。
[83] Michael Scherer，“Inside Obama’s Idea Factory in Washington”，Time，November 21，2008.
[84] 2008年和2009年报告。此后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报告亦是如此。
[85] John Podesta，Sarah Rosen Wartell and David Madland，“Progressive Growth：Transforming America’s Economy through Clean Energy，Innovation，and Opportunity”，November 28，2007，available at：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07/11/progressive_growth.html.
[86] Lawrence J.Korb and Max Bergmann，“Restoring American Military Power：Toward A New Progressive Defense Strategy for America”，December 10，2007，available at：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07/12/restoring_military.html.
[87] Andrew J.Grotto and Joseph Cirincione，“Orienting the 2009 Nuclear Posture Review：A Roadmap”，November 17，2008，available at：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08/11/nuclear_posture_review.html.
[88] 参阅网页http：//www.cnas.org/people/militaryfellows。
[89] 参阅网页http：//www.cnas.org/node/328。
[90] 参阅网页http：//www.cnas.org/node/806；《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2008年第2期，第3页。参阅网页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asia/chinese/insightmonthly/Articles/february08.cfm。
[91] 参阅网页http：//www.cnas.org/people/boardofdirectors。
[92] 参阅网页http：//www.cnas.org/node/331。
[93] 参阅网页http：//www.cnas.org/node/57。
[94] 参阅网页http：//www.cnas.org/node/3614。
[95] Steven Menashi，“Teaching Evil”，Policy Review，April & May 2002，pp.90-96.
[96] Robert D.Kaplan，“How We Would Fight China”，Atlantic Monthly，Vol.295，No.5，June 2005，pp.49-64.卡普兰的这篇文章也招致很多批评，有人认为此文建立在“与中国作战的前提”上，只会散布恐惧，使美国人真的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下一个敌人。
[97] 这些文章有：“China：A World Power Again”，The Atlantic Monthly，Vol.284，Issue 2，（August，1999），p.16（2 pages）；“Fear of China”，Wall Street Journal（Eastern edition），April 21，2006，p.A14；“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Foreign Affairs，Vol.89，Issue 3，（May/Jun，2010），p.22（1 page）.
[98] James B.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Washington，DC，September 24，2009，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d/2009/129686.htm.
[99] 详情参阅网页http：//www.cnas.org/node/149。
[100] 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p.280.
[101] 详情参阅网页http：//csis.org/program/asia-division。
[102] 参阅网页http：//csis.org/program/cross-strait-security-initiative.
[103] 参阅网页http：//csis.org/programs/international-security-program/asia-division/us-china-strategic-dialogue.
[104] 参阅网页http：//csis.org/program/past-freeman-chair-projects。
[105] Muthiah Alagappa ed.，Taiwan’s Presidential Politics：Democratiz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rmonk，New York：M.E.Sharpe，2001，相关信息参阅网页http：//www.eastwestcenter.org/publications/search-for-publications/browse-alphabetic-list-of-titles/？class_call=view&pub_ID=1209&mode=view。
[106] 参见陶文钊主编《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321页。
[107] Ezra F.Vogel，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W.Norton & Company，1997 .
[108] 参阅网页http：//www.fpri.org/research/。
[109] 参阅网页http：//www.fpri.org/enotes/200710.delisle.chinarising.html。
[110] Avery Goldstein，Rising to the Challenge：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11] June Teufel Dreyer，China’s Political System：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Longman），5 edition，2005.
[112] Tun-Jen Cheng，Jacques deLisle，Deborah Brown，China under Hu Jintao：Opportunities，Dangers，and Dilemmas（Singapore ；Hackensack，N.J.：World Scientific，2006）.
[113] 参阅该基金会的网页介绍http：//www.heritage.org/About/aboutHeritage.cfm。
[114] 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pp.286-287.
[115] John Tkacik，Rethinking“One China”，Washington，D.C.：Heritage Foundation，2004.
[116] 参阅网页http：//www.stimson.org/？SN=RP20011220106。
[117] Alan D.Romberg，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Washington，D.C.：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2003.
[118] Charles Horner，Rising China and Its Postmodern Fate：Memories of Empire in a New Global Context，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9.
[119] 有关讲话在以下网址可以看到http：//www.hudson.org/files/publications/Transcript%20——%20Triangular%20Relationship%20——%207-8-04.DOC.pdf。
[120] 参阅网页https：//www.ida.org/aboutus/historyandmission.php；James A.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pp.291-292。
[121] 数据来源于该所网站介绍http：//www.iie.com/institute/aboutiie.cfm。
[122] C.Fred Bergsten，“The Chinese Exchange Rate and the US Economy”，Testimony before the Hearing on the Treasury Department’s 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 and the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Committee on Banking，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January 31，2007，available at：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706.Morris Goldstein and Nicholas R.Lardy，The Future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uly，2009.更多相关文章参阅网页http：//www.iie.com/research/researcharea.cfm？ResearchTopicID=48&ParentTopicID=7#china。
[123] 参阅网页http：//www.ncafp.org/projects_northeastasia.html#1。
[124] Donald S.Zagoria，Summary of the Second Roundtable on U.S.-China Polic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January 18-20，1998，参阅网页http：//www.ncafp.org/articles。
[125] 参阅网页http：//www.newamerica.net/programs。
[126] Parag Khanna，“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The New York Times，Thursday，March 6，2008.
[127] Greg Mastel，“Taiwan in the WTO：An Economic and Policy Analysis”，November 1，1999，available at：http：//www.newamerica.net/publications/policy/taiwan_in_the_wto.
[128] David M Lampton，Gregory C May，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DC ：The Nixon Center，1999.
[129] David M Lampton，A Big Power Agenda for East Asia：America，China，and Japan，The Nixon Center，2000.
[130] David M Lampton；R D Ewing，U.S.-China Relations in a Post-September 11th World，Washington，D.C.：Nixon Center，2002.
[131] David M Lampton；Richard Daniel Ewing，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Fa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rises：Three Case Studies in Post-9/11 Bilateral Relations，Washington，D.C.：Nixon Center，2003.
[132] William Kristol，“Taking the War Beyond Terrorism”，The Washington Post，January 31，2002，also available at：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defense-20020131.htm.
[133] James G.McGann，THE GLOBAL“GO-TO THINK TANKS”：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January 21，2010，p.42.
[134] Agenda for Climate Action，February 8，2006，报告全文参阅网页http：//www.pewcenteronthestates.org/report_detail.aspx？id=32828.
[135]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ole in Building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Testimony of Stephen Seidel，Vice President for Policy Analysis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Submitted to Select Committee on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Global Warming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ctober 22，2009，available at：http：//www.pewclimate.org/federal/congress/testimony/seidels/federal-governments-role-building-resilience-climate-change；“New Report Calls for Federal Leadership on Climate Adaptation”，April 30，2010，available at：http：//www.pewclimate.org/press-center/press-releases/new-report-calls-federal-leadership-climate-adaptation.
[136] 参阅网页：http：//www.usip.org/about-us/our-structure。
[137] Richard H.Solomon，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Old Friends”，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1999.
[138] 参阅网页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topics.home&topic_id=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