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几个世纪以来，中东北非一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能否在这一地区发挥核心影响力，被认为是校验是否出现“世界性力量”的试金石。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之中，叙利亚又是一个关键交汇点，地理位置重要，教派和民族矛盾集中，被称为阿拉伯世界“跳动的心脏”[1]，其政局变化直接牵动整个地区甚至全球的安全形势。在殖民时代，中东北非地区曾长期被英法等欧洲国家“托管”（叙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地区逐渐沦为美苏争霸的“前线”，冷战后则变成美国“辐辏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美国华尔街引爆国际金融危机，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损耗巨资，美国经济和财政状况恶化，此种情形下，奥巴马上任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调整，美在中东北非地区开始收缩，导致该地区出现“权力真空”。
欧洲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过一体化的形式，借助欧洲联盟（简称欧盟）这一组织形式，崛起成为一种独特的“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所谓“民事力量”是相对于“军事力量”（military power）而言，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是像欧盟这样的组织，凭借经济和政治工具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施加强大影响力，无须用武力威胁，即可改变对象国的偏好、选择和政策。欧盟及其成员国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大参与力量，欧盟和欧盟国家对外援助占到世界对外援助总量的70%。2004年，欧盟大规模东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入盟，欧盟从15个成员国变为25国，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又变成27国，它也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甚至GDP也一度超越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布鲁塞尔像一块“磁石”，以繁荣和自由的旗帜招引着欧洲“边缘地区”，乃至土耳其等主要领土位于欧洲之外的国家前去“投奔”。
21世纪初，欧洲从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的地区一体化历程中获得了自信，在欧盟不断地扩大中酿制着自豪感，以至于部分精英信奉欧盟乃是一个新的“安静的超级大国”（the Quiet Superpower）[2]。欧洲将自由和福利相结合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欧洲人高效且安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将起到示范作用，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3]。中东北非地区本即为欧洲的“近邻”，在美国力量下降、世界格局转换之际，这支新力量能够替代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扮演来自西方的“替代者”角色吗？鉴于叙利亚内战是中东北非地区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惨烈、牵扯地区内外势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场焦点，本书将以这场具有风向标意义的焦点事件为核心考察对象，检视欧洲与中东这两大地区之间的关系。
欧洲的“外交革命”
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的时间，除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欧盟赞同使用武力驱赶米洛舍维奇下台，大多数时候，欧盟都坚持联合国的权威，主张尽量用政治手段化解危机。欧洲展示给世人的是一副“和平的面孔”，欧盟对于战后重建、维和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威望。在中东北非地区，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中东北非外交政策也原本一直稳健，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曾长期是欧洲的主要目标。但2010年年底，突尼斯一个小贩被杀所引发的中东北非变局却改变了欧洲的整体外交路径：欧盟和一些成员国认为“动用武力”也是必要的，从而偏离了欧洲看重“软实力”和以“先进规范”引导世界其他地区的“长项”和传统路径。法国和英国在利比亚内战中率先出动战机轰炸卡扎菲的军队，这两个国家在利比亚内战初期比美国还要积极和活跃，颠覆了我们过去对欧洲国际行为特征的认识，那个2003年严厉批评美国小布什政府无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老欧洲”怎么了。
对此变化当然有多种解释：比如“势力范围说”，即北非是英法的前殖民地，是它们的“后院”和传统势力范围，结束殖民统治后，英法同该地区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商业利益或者石油利益说”，英法在北非地区存在大量的商业利益，英法在能源上要比美国更依靠北非的供给；还有“地缘政治说”，法英两国，特别是法国，一直主张欧盟应该把视线投向南方，即地中海南岸的北非，而不是东方，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法英要比德国积极。不过，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外交理念”，就是欧洲的舆论环境已经将“人道主义干预”上升到欧洲国家应尽“义务”的高度，所谓“干涉的义务”（duty to intervene）已经深入人心。这种人道主义干预理念是欧盟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法英德等欧洲大国与欧盟的中东北非政策的共同点和共通点。下面让我们稍作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旺达和索马里的人道主义灾难、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一次次国际事件促发西方国际法学界一步步向弱化主权的方向发展；欧洲、美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大学中开设了众多的人权教育课程，设立了诸多相关方向的学位，这一代西方人，以及来到西方留学的发展中国家学子耳濡目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人权高于主权”观念的影响；西方媒体中自由主义倾向更是天然地占据主流地位，当电视和社交媒体将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镇压”反对者的视频发在欧美媒体广为传播后，西方媒体各种评论立即将欧美各国政府置于不干涉就等于与利比亚和叙利亚政府“同谋”的境地。
欧洲比美国在这点上更敏感。欧洲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进程之后，是主权观念最为淡化的地区。按照亚历山大·温特的说法，欧洲已经从“洛克文化”进化到“康德文化”[4]。“洛克文化”中每个国家按照其各自的法律和利益行动，“康德文化”则指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一部唯一、普遍、理性和最高的国际行为法典。欧洲已经将《欧洲基本权利宪章》写入《里斯本条约》，在欧洲违反人权要受到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制裁。同时欧洲各国不仅将人权优先原则限于欧洲层次，它还希望将其推广到全球层次，欧洲各国是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庭最积极的倡导者。
德国国际关系学者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在1999年一次克林顿和布莱尔都参加的政界学界对话会议上的发言很好地表现出欧洲关于人权和主权关系的观点。他说：“经济和军事大国为了某些战略目标，比如获得领土，或者是增强自己的影响力，而介入，甚至是军事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国际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我们可以观察到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生成，它是基于一些规定了正确行为的基本规范之上的。如果今天你想要成为一名国际共同体的成员，你最好遵守基本的人权，尊敬地对待你的人民，不要卷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不要把你的垃圾倒到你的邻居的后院”。[5]
欧洲政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在全球化时代，违反国际法和基本人权的人必须受到惩罚，而民族国家的主权，则无须给予过多的注意。其逻辑是，如果某些国家的领导人自己不关注法律，如果他们自己任意践踏老百姓的人权，那么，为什么要让国家主权的借口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呢？如果那样，人权将永远不会得到确立。为此，需要起草一部国家行为全球准则，并且建立监督和执行这一准则的国际机构。这些国际司法机构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权威建立？如果按照一国一票原则运作的团体，比如联合国，不能达到目的的话，各自由民主国家就必须自告奋勇，承担起它们的责任来。欧美虽然在尊重联合国和现有国际法程度方面仍有很大区别，但在创建民主国家的干涉同盟方面却是观点一致的。这一同盟以人权为道义旗帜，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千万颗射向贝尔格莱德和的黎波里的导弹合法化。按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他的美国合作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以及印度社会学家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的说法，这是一个合法使用武力，充当整个世界警察的“新帝国”[6]。
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欧洲人尚不认同美国小布什政府随意动用武力，英国著名政治评论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说“当大屠杀威胁到来时，欧洲人应该总是准备干预”，不过“贸易是我们最有效的工具，军事力量则是我们最弱的一环”，“如果我们不喜欢布什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原则，我们最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多边主义实践路径。”[7]但是，七年后，欧洲已经将自己“升级”到为了这些“崇高”的目的，不惜动用自己“虚弱”的军事力量也要积极进行干涉的“道义新高地”。中东北非变局就为欧洲人提供了这样一次实验机会。
一场失败的“浪漫主义”实验
2010年，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巴林、也门、叙利亚等国家均发生不同程度的街头抗议、暴动或是政变，一些“政治强人”被迫下台，“民主”呼声席卷阿拉伯世界。此种情境下，欧洲部分政治人物的心理开始起变化，其外交政策受到这些“涟漪”的扰动变得激进化。为了所谓的“阻止人道主义灾难”和促进当地的“民主化”，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型，积极介入中东北非地区事务，推动这一所谓的“第四波民主”进程。由于欧洲这一时期的外交理念充斥着理想色彩，我们不妨借用文学领域中的“浪漫主义”概念，将中东北非变局时期的欧盟外交称为“一场人权浪漫主义外交革命”。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它同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在文学史上，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欧洲开始出现浪漫主义运动，当时它是对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在18—19世纪是对民族主义的反响，而欧盟的人权浪漫主义是多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当代体现；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即理性的反抗，欧盟的人权浪漫主义则是对讲究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反抗，包括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等理念都在强调规范相对于利益的优先性；此外，“浪漫”还可以折射欧盟的外交决策不够统一的制度特性和欧盟外交执行效率比较低下的实际特征。之所以说欧洲在中东北非变局中的外交转变是一场“人权浪漫主义”实验，是因为它是以保护人权为基本出发点的系列外交行动。印度学者查特杰对它的思想根源的概括非常精辟：“一些欧洲自由主义作者现在说，康德在19世纪启蒙运动时代所描述的梦想，眼下正在变为现实。康德虽然承认每个国家将按照其各自的法律和利益行动是事实，但他仍然设想，如果一部唯一、普遍、理性和最高的国际行为法典（code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确立，那么永久和平则是可能的。自由主义者现在说的是，确立这样一部全球可应用实践法典的时代已经到来。国际法和基本人权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确立。”[8]但这显然过于理想化，至少脱离中东北非地区的实际情况。
中东北非各种矛盾交织，但欧洲却放弃了审慎的态度，既轻视这一地区宗教、民族和历史的复杂性，又轻信所谓“民主化”的力量，同时也无视自己并不具备类似美国的军事实力，还缺乏俄罗斯的坚定意志，最终导致自己导演的这场“浪漫主义”实验以失败落幕。总体上看，政治动荡后，中东与北非国家并未如西方国家所愿而走向政治民主化，反而普遍出现治理弱化乃至国家失败与地区失序的局面。利比亚内战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结束了卡扎菲的生命，但利比亚却陷入空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没有建立起自由民主的责任政府，反而沦为部族混战、军阀割据的丛林格局。叙利亚内战中，欧洲和美国扶植的反对派一盘散沙，其中部分反对派还同“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变相帮助手段残忍、违反人性的“伊斯兰国”攻城略地。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欧盟以“人道主义”为名干涉叙利亚，但却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时至今日，叙利亚的内战仍未结束，而欧盟和法英德等欧洲大国却逐渐在这场冲突中沦为“次要角色”。欧美等西方国家试图在中东与北非地区国家推进所谓政治民主化、进行民主改造的政策并不成功；而由于这种“民主改造”政策导致的中东北非乱局，反过来逼迫众多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难民偷渡地中海和沿土耳其北上，涌入欧洲，引发了今天仍在缠绕欧洲的难民危机。上百万进入欧洲的难民中，还混藏着难以鉴别的恐怖分子，他们在欧洲引爆炸弹、持枪持刀杀人、驾驶卡车冲撞人群，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欧洲“引火上身”，一改原有和平安定的政治经济局面，蒙上了恐怖主义的阴影。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至少132人死亡。此后欧盟干预叙利亚的热情逐渐消散，现实主义而非“浪漫主义”重新成为欧盟外交政策的主流思维。
本书结构安排
本书就是解剖欧洲干预叙利亚这一案例的“实验报告”：第一章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的中东北非地区政策演变历程，我们发现欧盟的政策原本比较稳健，着重通过建立制度来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从1995年开始，欧盟通过建立“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EMP）、“欧洲睦邻政策”（ENP）和“地中海联盟”（UfM）等制度渠道，试图以发展经贸关系、提供援助等方式实现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地区和平。但欧盟与中东北非国家间的这些机制并未达到预期效果。2011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爆发后，法英等欧洲国家和欧盟在中东北非变局系列事件里相当活跃，深度参与推翻原有政权的各项活动。本章从欧盟的实力、理念和政策工具三个视角解析了欧盟的叙利亚政策失败的过程和原因。首先，欧盟的硬实力不足，使其在美国收缩中东战略的形势下难以成为与俄罗斯、伊朗对抗的西方力量；其次，欧盟激进化的世界主义外交理念因为过于脱离地缘政治现实，而缺乏足够的竞争力；最后，欧盟的民事外交政策工具在叙利亚这一特殊场域未能发挥足够的效力。
欧盟不是一个“联邦国家”，各成员国，尤其是大国是外交领域更重要的主体。所以本书选择法、英、德三个影响力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叙利亚政策进行分析。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论述了法国和英国的叙利亚政策演变及其原因。对于法国来说，叙利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全球战略构建以及在中东担当大国角色的重要支点。中东北非变局爆发后，法国对叙利亚采取了“民主改造”、抛弃巴沙尔政权的干预政策，不断加强同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第二章回顾了法叙关系的发展历史，检视了法国在叙利亚内战中的政策，并分析了影响法国对叙政策演变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过多的政策目标和自身实力的限制，使法国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并不匹配的大国影响，法国未来的叙利亚政策仍可能面对力不从心的困境。而对于英国来说，英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一度表现颇为高调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由于历史与地缘政治等原因，英国试图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发言权；第二，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而通过介入叙利亚问题，英国可以向外界展示，它离开欧盟后仍具有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第三，2016年11月美国大选后，英国希望与美国继续保持传统的特殊关系，这在英国“脱欧”之后对它尤为重要。
德国的叙利亚政策要比法国和英国“保守”得多，第四章对此从外交文化视角出发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公民教育与历史反思的德国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外交文化；两德统一后，摆脱了冷战格局束缚的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高，西方盟友对德国承担更多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责任的期待也相应上升。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文化的内在特征出现调整趋向：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联盟团结”与“多边主义”原则以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有所加剧。然而，德国政界加强国际参与的意愿与民众对承担国际责任及使用武力的谨慎态度仍在反复拉锯。德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的正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外交文化的延续与调整的特点。
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欧洲主要大国在中东北非变局中的表现不尽相同，法、英两国积极参与了利比亚军事干预行动，德国则比较谨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法、英、德三国均追随美国，基本上都将推翻属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作为首要目标，或明或暗地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多为逊尼派）。但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法、英、德等欧洲国家的叙利亚政策有所调整，不再强调阿萨德必须下台，而将反恐列入其在叙利亚的首要任务。例如，法国时任总统奥朗德宣布改变对于叙利亚内战的立场，申明“阿萨德不是法国的敌人，伊斯兰国才是”，加大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西班牙、德国等国也对法国转变立场表示支持，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允许德国参与在叙利亚协助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因此，推翻阿萨德政权和在叙利亚打击IS的恐怖主义势力，成为法、英、德三国在叙利亚政策上的两个重要选项，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两个选项各自的优先性在三个国家的政策和行动中表现得有所不同而已。
在第五章，本书将对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中东局势做一前瞻性展望，对欧洲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未来走向，以及中国同欧洲有可能进行的合作进行简要分析。
[1] Paul Danahar，The New Middle East：The World after the Arab Spring，London：Bloomsbury，2015，p.1.
[2] Andrew Moravcsik，“Europe：The Quiet Superpower”，French Politics，Vol.7，No.3/4，2009，pp.409-413.
[3] [英]马克·伦纳德：《为什么欧洲会领跑21世纪？》，廖海燕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美]理查德·里夫金：《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杨治宜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4]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Thomas Risse，“Democratic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Progressive Governance for the 21 Century，Conference Proceedings，Florence，November 20-21，1999，p.94.
[6]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印度]帕萨·查特杰：《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 Timothy Garton Ash，“Keeping the UFO Flying”，The Guardian，June 8，2004，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4/jun/08/eu.politics.
[8] [印度]帕萨·查特杰：《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