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清初学术演变与《左传》学的复兴

学术思想演变与社会发展变化紧密相关。有清一代，社会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在学术领域里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清代学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就清初而言，其特点为思想活跃、气象博大。清初的《左传》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和学术背景之下逐渐由宋明时代的衰微走向复兴的。

第一节 清初的社会变化与学术演变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生剧烈震荡的时期。明代末期，专制主义集权发展到了极致，其腐朽性日益显现出来：士绅结党、阉党弄权、贪贿成风；地主肆意侵吞农民的土地和财产，造成广大农民流离失所；明末的边防危机，迫使农民阶级承担沉重的赋役。严重的土地兼并和繁重的赋役造成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上明末自然灾害频发，明朝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并且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是，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如昙花一现，伴随着清军的入关而凋敝。清军入关以后仅用四个月就“定鼎燕京”。伴随而来的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在长期持续进行着，如此使人应接不暇的社会剧变给了当时士人以极大的震惊和触动。“国家”覆亡、皇朝更替的惨痛经历，促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对这场巨大变革进行深刻反思，许多具有民族精神的学者们深深感受到了阳明心学末流空谈心性的缺陷。他们纷纷起而攻之，形成一股批判社会潮流。如顾炎武批判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证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可见，顾炎武对晚明王学末流深恶痛绝，并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末流。王夫之的批判更为尖锐：“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之狂妄。”[2]但是，就对王学批判的思想性而言，颜元和李塨似乎更为彻底。梁启超曾说：“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两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门人李恕谷。”[3]

清初的学术演变是当时社会思潮变化在学术领域的反映。鉴于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清初学者继承了明末以来的经世实学思潮，指责宋明学术为“虚学”“俗学”；倡导“通经服古”“经世致用”，主张由宋返汉，重新恢复汉唐训诂注疏的经学传统，所以清初学术思想具有了尊经、复古与征实等特点。

就尊经而言，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的沉痛历史教训时，痛感王学末流的泛滥无用，使“天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不通当代之务”，经学日渐荒疏。顾炎武高举“经学即理学”的旗帜，上承矫正理学之弊，下启清代考据学之先，成为清初学术从理学向考据学转向的关键人物。顾炎武提倡“通经”的目的在于“致用”，他主张接触现实，研究社会出现的实际问题，强调“明辨经学源流”，指出：“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4]顾炎武提出的“舍经学而无理学”“经学即理学”的学术思想，在当时社会思想、信仰都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确有扭转学风之功用。因为，他明确提出以经学为治学之本，把经学从理学体系中分离开来。此外，清初学者黄宗羲强调治学要以经术为源本、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空谈蹈虚为警戒。他批评明人“不以《六经》为根底”，只“袭语录之糟粕”“从事于游谈”的风气，倡导学者走以经术救世的道路。此外，基于经学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已经真伪莫辨、残缺不全，甚至有失圣人本义，而导致人心不正的状况。钱谦益也大力提倡经学研究，认为：“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始。”[5]

在这种学术思潮的影响之下，清初学术风气逐渐由宋明以来务虚转向了务实。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尚书引义》《书经稗疏》《诗经考异》、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易经说略》《诗经说略》、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朱鹤龄的《诗经通义》《周易广义略》《春秋集说》、黄宗炎的《周易象辞》等著作，都是清初注重经学研究的著作，对经学的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

清初学者不但在治学思想上主张“通经”与“复古”，而且也强调应把考据作为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顾炎武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成为影响清代乃至近代学术的重要治学原则。梁启超评价顾炎武经学研究方法时说：“皆近代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顾炎武所自创也。”[6]清初其他学者，如胡渭、阎若璩等人不但是征实考据研究方法的提倡者，而且是这一方法的成功实践者。甚至如理学家熊赐履也曾发出“训诂何可少也”[7]的感叹。面对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经过清初众多学者大力倡导，学术风气从明代中后期以来的空谈心性逐渐转向了清初的经世致用。经学（狭义上的经学，与理学相对）又由学术边缘重新走向学术的中心，而清初学术在治学思想和方法上逐渐向朴实的考经证史方向走去。

第二节 清初《左传》学的复兴

在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和倡导经学、回归原典等学术思想的影响之下，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左传》的研究。《左传》学逐渐从宋明以来的衰微之势走向复兴之路。概括而言，这一时期的《左传》学复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清初《左传》官学及其导向作用，征实考据学风影响下的《左传》学[8]，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学者对《左传》学的关注。

一 清初《左传》官学及其导向作用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统一简称为《总目》）“春秋类四”著录，清初官方有关《左传》学的成果主要有两部著作，分别是《日讲春秋解义》64卷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38卷[9]。

《日讲春秋解义》是康熙皇帝时有关《春秋》经筵讲义的汇编。所以，该书的作者是不同的执讲官。康熙时，理学大师李光地长期领衔宫廷讲筵。所以《日讲春秋解义》主要是由李光地主持编定的。由于受到“进讲”的性质所限，《日讲春秋解义》主要作用在于阐发义理，为清廷的统治者宣讲统治之道。《总目》对该书所纂提要：“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反复演绎，大旨归本于王道。”[10]可见《日讲春秋解义》对于“春秋三传”都有采用，而于《左传》主要取其“事迹”。但是，《日讲春秋解义》并不以三传中的某传为宗，而是以其作为反复演绎的根据。这是康熙帝为《日讲春秋解义》一书所定的基调。康熙帝为《日讲春秋解义》作序曰：“爰命儒臣，撰集进讲。大约以胡传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朕亦时有所折衷，期于归一。编辑成书，朝夕省览，亦欲俾学者有所遵守。”[11]可见，《日讲春秋解义》采用三传之说是为补充胡传的缺失，不占主要地位。而宋明以来占学术主导地位的胡传才是《日讲春秋解义》的基础。这也恰恰说明，《日讲春秋解义》是对宋明《春秋》经传研究思想和方法的延续。但是，我们还应注意的一个方面是，官方的这种研究思想已经走出了宋明以来对胡传的盲从，开始以“三传”之长来补充胡传的不足，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态度。因为《日讲春秋解义》刊行较早，所以它对清初《左传》学的影响不是很大。

随着对朱子之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康熙帝对胡传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编撰《日讲春秋解义》时，康熙帝对于胡传的评价是：“惟宋侯康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传》，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抉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12]可见，此时康熙帝是主胡传的。但是，康熙帝于学术、思想，最喜欢的是理学，最推崇的理学家是朱熹。而胡安国服膺二程的学说。朱熹肯定胡传的“大义”，但对胡传“务作深求”，不甚满意，认为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阖精神。康熙帝继承了朱熹对于《春秋》经传的观点，逐渐不满意胡传。所以他诏令王掞、张廷玉编修《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他为《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序说：“迨宋胡安国进《春秋解义》，明代立于学官，用以贡举取士，于是四传并行。宗其说者，率多穿凿附会，去经义逾远。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而惜乎朱子未有成书也。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衅于传者勿录。”[13]《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与《日讲春秋解义》相似，将胡传列于三传之后，但是其采录范围远远超过《日讲春秋解义》。对此，《总目》有评价：“（《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至于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摒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14]《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卷首列出所采用的先儒旧说名单有一百三十家之多。综合考察《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内容，可以发现，该书主张扬朱抑胡，结合古代注疏补充朱熹之说，力求去掉胡传托讽时事的攘夷之辞，而突出尊君卑臣之理。

《日讲春秋解义》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这种官学之书学术价值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它们代表了官方对《春秋》经传的观点，即遵从宋元明以来的《左传》研究主旨和方法，合三传乃至更多的旧说以解经。由于二书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所以这些观点影响了清初学术界的《左传》学研究，使当时的一部分《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官学色彩，其主要体现的是综合三传乃至更多的旧说去解释《春秋》之义以及对三传、四传进行综合研究等。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俞汝言的《春秋平议》，反对三传注解《春秋》之说，主张采用宋明以来的持平之说；《春秋四传纠正》，“书中摘列《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之失，随事辨正，区为六类”[15]；张尚瑗的《三传折诸》44卷，《总目》对其评价曰：“尚瑗是书虽未能刊削浮文，颇乖体要，而搜罗荟萃，犹为摭实之言。”[16]这些著作与官方对待《左传》的态度基本一致，即《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或胡传一样，是注解《春秋》的一家之言。可见，这一时期，学者们的《左传》研究仅是《春秋》研究或者三传综合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且，受官方《左传》学思想倾向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主旨和研究方法上都没有突破宋元明以来《左传》研究的窠臼，《左传》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左传》官学及其影响下的《左传》学的发展是清初宋学在学术研究领域仍有一定影响的具体体现。

除此之外，清初的《左传》学还呈现出另外一种新气象。根据《总目》记载的清初《左传》学研究情况来看，清初的《左传》研究重点在于征实考据学风影响下的《左传》研究。

二 征实考据学风影响下的《左传》学

清初学者对《左传》的考证性研究是运用征实考据方法进行经学研究思想的具体实践。在顾炎武开辟的以考据方法研究《左传》学路径的指引下，清初学者运用考据方法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左传》进行了专门性、综合性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并为后来《左传》考据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一）顾炎武倡导以考据方法研究《左传》

顾炎武的《左传》学研究成果集中在《日知录》卷4（部分）和《左传杜解补正》一书中。《日知录》卷4中有71条札记是有关顾炎武研究《春秋》及三传的。其中包含许多顾炎武对《左传》精湛的考辨研究，内容以考证的方法来反驳和纠正《左传》之义为主。例如，“王贰于虢”[17]条，顾炎武指责《左传》述王事用“贰”、用“叛”等字为“不知春秋之义”；“襄仲如齐纳币”[18]条批评《左传》不遵守丧三年之礼；“赵盾弑君”[19]条指责《左传》妄述孔子之言，为不明君臣之义。顾炎武还指出《左传》在史实和地理方面的一些错误。例如，在对“齐昭公”[20]条的考证中，顾炎武明确指出，左氏把齐侯潘当作了“昭公”是错误的。在对“城小穀”[21]条的考证中，顾炎武指出了“穀”与“小穀”地名的区别，从而纠正了《左传》在地理记载方面的疏误。顾炎武还通过发现《左传》中5条没有得到应验的预言，提出“左氏不必尽信”的观点。此外，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对《春秋》与《左传》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左传》和《春秋》在材料来源和思想倾向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他说：“《春秋》，鲁国之史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也。”顾炎武还明确指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也。”[22]实际上，这一观点并非顾炎武首创，唐代的啖、赵一派就已经提出这一观点了。

虽然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对《左传》的研究还不是很系统，也不见得立论多么新颖，但是以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左传》在这里已经很明显了。顾炎武另外一部重要的《左传》研究著作是《左传杜解补正》。《总目》介绍顾炎武此书的著书目的：“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不少缺失，而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23]可见，《左传杜解补正》是以考证方法补充和纠正杜注为目的和内容的。这里我们需要对《左传》杜注作一个简单的回顾。由于《左传》成书于先秦，后世学者研究《左传》不得不赖以前人的注释。历史上有很多学者曾对《左传》做过注释，其中汉魏学者注释《左传》的成就尤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是贾逵的《春秋左氏解诂》、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谊》以及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东晋时《春秋左氏解诂》已经失传，杜注与服注并行于东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南“杜”北“服”的情况。唐代孔颖达奉敕撰《五经正义》，其中《左传正义》主要依据杜注。从此，杜注成为权威的《左传》注释，而两汉学者的《左传》古注则随着杜注的出现和流行，由于逐渐失去其影响力而散佚了。杜注虽有许多优点，但由于受到魏晋时期玄学的影响，其注疏特点与汉儒不同，清新之气浓厚而有些地方考证相对不足，这与清初学者提倡的复古与征实学风恰恰相反。这也正是清初学者和乾嘉学者对杜注批判和补正的主要原因之一。

《左传杜解补正》的内容主要在于对杜注的“补”和“正”两个方面。“补”指对本该出注而杜预未注的补充，“正”指对杜注错误的纠正。顾炎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这里对“补”和“正”各举两例进行说明。隐公四年《传》有“老夫耄也”的记载，杜预注释是“八十曰耄”，对“老夫”没有出注。顾炎武补充说：“《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仕，自称曰老夫。”[24]闵公元年《传》曰：“安而能杀？”杜预没有出注，顾炎武补充曰：“《国语》曰：‘车有震武也，震有威武之向，故曰杀。’”[25]僖公二十三年《传》：“策名委质”，杜预注释“委质”为“屈膝而君事之”，顾炎武认为此注不当，他引《孟子》和《国语》韦昭注的相关内容，训“委质”之“质”与古“贽”字同，而“委贽”意思是“献质于君”[26]。僖公二十六年《传》有“室如悬罄”，杜预注“罄”为“尽”。顾炎武根据文义认为杜预此注不正确，又根据《国语》的记载，判定“罄”是“磬”的假借字，解释“室如悬罄”为“府臧空虚，但有榱梁如悬磬”[27]。可见，顾炎武对杜注的补正过程是综合运用文字训诂等手段进行考证的过程。

关于《左传杜解补正》一书的材料来源，顾炎武在《自序》中有说明，即：“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觿》百五十余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参以鄙见，名曰《左传杜解补正》，凡三卷。”[28]可见，鉴于贾、服之说的失传，为了救补杜注的缺失，顾炎武吸收了明代学者《左传》三书，即邵宝《左觿》、陆粲《左传附注》和傅逊《辨误》中的观点。实际上，从《左传杜解补正》全书征引文献来看，顾炎武的考证可谓“博稽载籍”[29]。顾炎武在《左传杜解补正》中，引用了《诗经》《国语》及韦昭注、《史记》《孟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尔雅》《玉篇》《文选》李善注等古文献中的相关内容，作为其立论依据。这也恰恰表明顾炎武为学注重考据和信而有征、孤证不立的治学思想。《总目》曾盛赞《左传杜解补正》说：“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30]《总目》认为顾炎武此书的价值在于“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31]。今天看来，这些评论是较为允当的。

顾炎武重训诂、重证据的《左传》学研究特点充分体现了清初征实考据学风对《左传》学的影响。同时，《左传杜解补正》具有发凡起例的功效，对当时和后世的《左传》学影响极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顾氏以后清代的‘征实之学’则是朝着愈来愈‘实’的方向发展。”[32]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宗旨和注重实证与考据的治学方法对清初乃至整个清代学术界都产生了影响，称为清学的“不祧之祖”，实不为过。之于《左传》学而言，顾炎武以后乃至乾嘉时期的《左传》学基本是循此路径发展下去的。

（二）注重征实的《左传》专门性、综合性研究

《左传》的专门性研究由来已久，杜预著《春秋释例》中就包含对《左传》地理和世族谱系等问题的专门研究。宋代学者叶清尘、章冲，明代学者傅逊等人都对《左传》作过专门研究。清初学者在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影响下，一反宋明以来的空谈经义、逞臆说经现象，以通经为目的，对《左传》作了许多有价值的考证性、专门性研究。这些研究有的是专门针对《左传》一书的，有的是与《春秋》经传的研究连在一起的，涉及《左传》学的不同内容，如经传关系、三传比较以及《左传》本身所涉及的史学、地理、历法等内容。

清初学者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出发对《左传》进行了考证研究。《左传》虽为《春秋》三传之一，但它最初与《春秋》是各自成书的，未尝附于经。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实现了“以传附经”，即“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33]。后来，唐代官修《五经正义》就以此为例，从此，经传合并定为一尊。这样，最初《左传》记事的前后贯联也就不复存在了。后来有学者认识到，要想分析《左传》的叙事体例，就必须原始要终，求其本末。所以，自宋以来就有学者仿效袁枢纪事本末体，把《左传》内容依事类排比连贯，以此凸显事件的发展脉络，使端绪分明。宋代有章冲的《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明代有傅逊的《左传属事》等，清初则主要有马骕的《左传事纬》、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两部。

马骕是清初的著名史学家，其所著《绎史》价值较高，为研究先秦史提供了参考资料。此外，马骕对《左传》研究用力极深，著有《左传事纬》12卷。《四库全书》将其收于经部五春秋类中，《总目》对该书所作评论如下：

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丘明小传》一卷、《辨例》三卷、《图表》一卷、《览左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左传字奇》一卷，合《事纬》为二十卷。内地舆有说无图，盖未成也。……骕作是书，必谓《左氏》义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于骕《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远矣。[34]

由此可见，《左传事纬》以事为纲，杂采传记，旁集诸家，上推政治本原，下考人事得失，把《左传》记事分为108篇[35]。每篇之后还加有评论，以发挥经传大义为主。此外，马骕还作有《前集》8卷，考证精详，这是清初学者注重考据的表现。《总目》对这种专门性研究评价甚高，认为“与涉猎者相远矣”。金毓黻、朱东润、张舜徽等先生对《左传事纬》一书的评价也较高。[36]

清代宫廷学者高士奇的《左传》研究与马骕有相似之处，著有《左传纪事本末》一书，收在《四库全书》史部五纪事本末类。《总目》分析其体例说：

此书因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而广之。以列国事迹分门件系。其例有曰补逸，则杂采诸子史传与《左氏》相表里者；曰考异，则与左氏异词可备参订者；曰辨误，则纠其传闻失实，踳驳不伦者；曰考证，则取有依据可为典要者；又时附有己见，谓之发明。[37]

可见，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仿照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编撰体例，同时又有创新，以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五项内容穿插于各个专题之中。其中，补逸是“杂取三代秦汉之书与《左传》相表里者以补《左传》之逸”[38]。考异主要是考辨与《左氏》不同的记载，并存其说，以备参伍。辨误是对传闻失实者的纠正。考证采录其他史传中与《左传》相同的内容，作为证据。发明是“高氏自己对传文隐含之义所进行的阐发”[39]。可见，《左传纪事本末》一书受到清初实证学风的影响，考证性极强。《总目》对《左传纪事本末》和宋代学者章冲所作《左传事类始末》曾作过比较分析：

然冲书以十二公为纪，此则以国为纪，义例略殊。又冲书门目太伤繁碎，且于左氏原文颇多裁损，至有裂句摘字，联合而成者。士奇大事必书，而略于其细。部居州次，端绪可寻，与冲书相较，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40]

高士奇以国为纲代替章冲以鲁国十二公为纪，在体例上与章冲的《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略有不同。此外《总目》还认为，章冲之书存在妄改传文的缺陷，这也是宋明以来经学研究所存在的普遍弊病，而高士奇之书由于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对初学《左传》大有裨益。可能是由于《左传纪事本末》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书的体例对于读史的重要作用，所以《四库全书》将其收入史部纪事本末类。但实际上，《左传纪事本末》对于经义也是有所阐发的。主要包含在“发明”和“考异”等内容之中。

高士奇的《左传》学研究成果还有《春秋地名考略》14卷。这是他在奉敕编撰《春秋讲义》时为解释地名而作。该书主要是把《春秋》经传中出现的地名按国编次，地名之下先列经文、传文、杜预注解，然后是高士奇自己根据史传中的相关记载所作的地理沿革、同名异地、同地异名的详细考证。

清初学者对《左传》的世族谱系也进行了考证和整理。春秋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社会，宗族谱系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有重要作用。《春秋》和《左传》中很多内容都涉及世族谱系问题。所以，世族谱系问题不但是正确理解《春秋》的关键，而且也是历来《左传》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杜预《春秋释例》中有《世族谱》一篇，但随着《春秋释例》一书的亡佚，《世族谱》也不得而见。明代《永乐大典》所存《世族谱》的内容也不多。鉴于这种情况，清初学者展开了对《左传》所记春秋世族谱系的研究。其中，陈厚耀的《春秋世族谱》较为著名。该书专为补杜预《世族谱》的缺佚而作，采用的依然是分国制谱的世系图表形式。各国谱系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即国君的世系、各支卿大夫的世系以及“杂姓氏名号”。该书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为孔颖达《正义》和经传的有关记载。由于谱系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精细特点，所以陈厚耀此书“亦非艰苦爬梳、精密考证不为功的”[41]。从《四库全书》收录此书内容来看，《春秋世族谱》足当此论。

此外，陈厚耀还对《左传》中的历法问题进行了考证性研究。《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国国史编修而成，而《左传》是杂采列国史料而成，所以《左传》中历法混乱，这也造成了经传某些地方不相吻合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杜预作《春秋长历》一书。但由于历法问题的艰涩难辨，可依据材料又少，所以杜预《春秋长历》同样存在不少疏误。陈厚耀为复原古历，亦作《春秋长历》，共10卷。该书分四个部分对于古历作了考证，分别为历证、古历、历编、历存。其中第一部分为陈厚耀从汉代到元代几部正史《律历志》中搜集到的关于春秋古历的记载。第二、三、四部分是陈厚耀对古历的考辨。陈厚耀此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陈氏通过研究发现：古六历的差别主要在于岁首确立的月份不同，而年月日的规定和划分基本一致……据此推得鲁国所使用的周历，以冬至为正月朔日，按四分法列出年月日，为鲁国十二公排出了一部清晰的年表”[42]。二是通过考证纠正了杜预《春秋长历》的疏误之处。陈厚耀此书精于考证，先不论其结论正确与否，其研究方法已经与宋明以来的研究彻底不同。《总目》对于陈厚耀此书评价极高：“厚耀明于历法，故所推较预为密，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于考证之学极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编矣。”[43]可见，在四库馆臣眼中，陈厚耀此书无论对《春秋》文本内容的理解，还是对运用考据方法研究《左传》历法都有重要的作用。后来学者成蓉镜、罗士琳研究《春秋》历法基本上沿用了陈厚耀《春秋长历》的考证方法。

与陈厚耀、高士奇等学者的专门性研究不同，顾栋高的《左传》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综合性上。顾栋高是清初专以研究《春秋》经传著称的学者，其成果为《春秋大事表》50卷，“主要内容是50篇表，这些表，几乎把《春秋》和《左传》的基本内容，都以表的形式类聚区分，进行了研究和总结”[44]。有的学者称其为“清代前期《春秋》经传研究最有分量的著作”[45]。这主要是因为，《春秋大事表》的内容涉及《春秋》研究（包括《左传》研究）中的历法、地理、史实、人物、世族谱系诸方面的问题，而且结论较为可信。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卷首《春秋·纲领》中明确表明他研究《春秋》的指导思想，即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春秋》，反对“一字褒贬”之说，认为《春秋》的褒贬之意主要是通过历史史实来体现的，所以《春秋大事表》以梳理和考辨史实为主。因为顾栋高主张从一个较长的历程去看待《春秋》和《左传》的内容，于历史变化中去体会《春秋》经传的大义之所在，所以他的研究采用正史中表的体裁，把《春秋》经传及其研究的相关内容分为50卷，每卷1表，几乎涉及《春秋》经传的全部内容。其中，顾栋高用力最深的是地理类和历法类，他认为读《春秋》不能离开这两个主要方面。他说：“学《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识南北也……学《春秋》而不知时日，是朝菌不知晦朔。”[46]地理类共有6表，即《列国疆域表》《列国犬牙相错表》《列国都邑表》《列国山川表》《列国险要表》《列国地形表》；历法类包括《天文表》《时令表》《朔润表》和《长历拾遗表》。顾栋高还注重从礼制方面去理解和把握《春秋》经传，所以《春秋大事表》又列《吉礼表》《凶礼表》《嘉礼表》《宾礼表》《军礼表》等。

《春秋大事表》直接有关《左传》的有3表，即《杜注正讹表》、《〈左传〉引据〈诗〉〈书〉〈易〉三经表》以及《三传异同表》。《杜注正讹表》主要是列举了杜注有关礼制、地理、褒贬等错误之处。顾栋高认为，杜预主张春秋时代实行短丧的错误观点，是由其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作曲解而造成的。这一思想为乾嘉学者焦循所继承。《三传异同表》先列经文，然后略列三传之文。此部分以举异为主，对于三传的不同之处一览便明，最后加以作者自己的考证。

《春秋大事表》通过把经传所记之重要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展现了春秋时代时势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春秋大事表》看作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顾栋高这种以史学的方法去研究《左传》这部经典，在《左传》学史上意义重大。清初学者杨椿盛赞《春秋大事表》曰：“证据精明，议论雅正，望之若大海之无津涯，即之若江河之可挹注，真今古之奇观，儒林之盛业也。”[47]梁启超对此也有过评价：

这部书（指《春秋大事表》）的体例，是将全部《左传》拆散，拈出若干个主要题目，把书中许多零散事实按题搜集起来，列为表的形式，比较研究，……《礼记》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治史的最好办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用这种方法治历史的人，向来很少，震沧这部书（震沧是顾栋高的字），总算第一次成功了。[48]

可见，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与传统的《左传》学研究不同，他以注重征实的学术研究态度，拓宽了清初及乾嘉学者《左传》学的研究视野。

当然，《春秋大事表》也有其缺陷，《总目》认为其中可以文字叙述清楚的事情，顾栋高都采取表的形式进行表述，未免烦琐。除此之外，吴树平认为，对《春秋大事表》价值影响最大的是顾栋高书中对君权的曲护和限于学识而做出的误断[49]，这都需要我们在利用的时候区别对待。

三 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学者对《左传》学的关注

清初《左传》学的复兴除了表现在官学与征实学风下的专门性和综合性研究之外，一些著名学者在“回归原典”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对《左传》学所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也体现了《左传》学的复兴。这里以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为例进行说明。

毛奇龄对明末清初学术由虚向实的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修正心学，批判理学的同时，毛奇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学观以及经学研究的方法。”[50]毛奇龄认为儒家经典经过宋代学者的删改已经“晦蚀”不堪，其中以《易》《春秋》尤为严重，所以毛奇龄严厉批判了宋明学者以“六经注我”等脭意说经的现象；倡导汉儒注重“求据”的学术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经证经，不得已而及传，又不得已而后及诸子百氏，以至汉后儒说之说经者”[51]。于《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他认为“（然而）不考经文，则不能读传。不深核简书，则不能检校策书之事。凡释《春秋》，必当以经文为主，而以《传》佐之”[52]（这里《传》指《左传》而言[53]）。由此可见，毛奇龄对《春秋》经传关系与汉代古文学家基本一致，认为《左传》是左丘明为传解《春秋》而作的。这与宋代学者“怀疑《春秋传》非《左氏》书”[54]的观点有所不同。此外，毛奇龄对三传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简单而言，就是扬《左传》而抑《公羊传》《穀梁传》。在其所著《春秋毛氏传》中，他不但对三传作了比较分析，而且肯定了史传中关于《左传》传授源流的记载。其比较分析如下：

特其书则犹是鲁史与晋、楚诸史，较之《公羊》、《穀梁》道听途说、徒事变乱者，迥乎不同。故当时左氏以其传授之曾申，申授之吴起以及虞卿、荀况辈，皆有论著，《汉志》所称《虞氏春秋》《虞氏微传》皆推明左氏之学，即传之西汉，犹为贾谊为《左传》训诂，以授京兆尹张敞、中大夫刘公子等。[55]

非常明显，毛奇龄极为推崇《左传》而对胡传最不满，他说：“胡安国传，则解经之中，畔经尤甚。”[56]所以，他对胡传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是建立在较为客观的考证基础之上的。所以说，毛奇龄不但开始重视《左传》的研究，而且一反宋明以来的空疏学风，注重考据，提倡新的治《左传》方法。所以，毛奇龄对清初《左传》学的复兴和以考证方法研究《左传》学起到了推动作用。

万斯大是浙东名儒黄宗羲的弟子。他受黄宗羲指导专研经学，所著《经学五书》，在清初学术界影响较大。万斯大一生当中，曾两次编纂《春秋》学的著作，第一次成果毁于大火，第二次因过世而中断，所以，传世的万斯大《春秋》学研究成果，只有他这两次编纂《春秋》著作所做的札记——《学春秋随笔》，其主要内容为辨正前人诠释《春秋》的缺失、阐明孔子的书法，《四库全书》收录此书。《学春秋随笔》一书反映了万斯大《春秋》经传研究的心得和思想倾向。他对《左传》的理解和态度也包含在其中。概括而言，万斯大反对宋明以来弃传谈经的《春秋》学研究方法，主张依托三传理解经义。万斯大好友郑梁为其所作《跛翁传》[57]中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他说：“一曰专传。经无事实，待传而明。《公》《穀》《左氏》互相同异，生今论古，事南悬断，《左氏》详核，宜奉为主。”[58]可见，万斯大对《左传》的态度与宋元时期学者已有不同，不但明确了三传的解经作用，而且三传之中最重视《左传》的记事。《清史稿》评价万斯大的这种态度说：“根柢三《礼》，以释三传，较宋元以后空谈书法者殊。”[59]这一评价与《学春秋随笔》的思想是一致的。

姚际恒是清初极具特点的学者，因其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怀疑精神，台湾学者林庆彰先生称其为“反动派经学家”[60]。姚际恒的《左传》学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在其《春秋》学著作《春秋通论》一书中。姚际恒在认为《春秋》的性质当为史书的基础上，对三传极为不满，主张抛弃三传，直探本经。因为他认为《公羊传》《穀梁传》二传不值一提，所以他对三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左传》的激烈抨击方面。他说：“予观《左》解经之语，亦大半纰缪，与《公》《穀》同。而其事实与经抵牾者什之三四。”[61]姚际恒对《左传》最为不满的地方在于《左传》释《春秋》之例。他说：“诸例实作俑于《左》，则其害经也尤大，又不可不知也。”[62]但是，由于《左传》确有解经之作用，姚际恒的研究中不时有引用《左传》的地方，这也恰恰说明宋元以来抛弃三传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

姚际恒基于批判的《左传》学思想与毛奇龄、万斯大有很大不同，而这恰恰反映了清初学者具有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左传》学在清初全面复兴的趋势。

综上所述，清初《左传》学无论在官方还是学术界都得到了不同于宋明时期的重视和研究，《左传》学呈现复兴之势。《左传》学在不同层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顾炎武开创的《左传》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不但影响了清初《左传》学的发展，而且为乾嘉时期《左传》考据学的兴盛开辟了道路。

注释

[1]（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7，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384页。

[2]（宋）张载撰，（清）王夫之注：《张子正蒙·序》，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页。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9页。

[4]（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58页。

[5]（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标点本，第2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7]（清）熊赐履：《经义斋集》卷3，康熙庚午年刻本。

[8]张玉春、史素昭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把清初的《左传》研究分为四种，即具有官学指导意义的《左传》研究之作、考据学派的《左传》研究、《左传》的专题研究、对《左传》的综合性研究之作。见《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左传〉研究》一文，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5期。实际上，清初考据学派《左传》研究与《左传》的专门性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基本上是受到实学思潮的影响，采用考证、训诂的方法进行的研究。所以，本书根据研究主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将这三种研究统称为征实考据学风影响下的《左传》学。

[9]除此二书之外，《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四”还著录有《御纂春秋直解》15卷。该书成书于乾隆年间，所以不列入清初《左传》官学研究范围。

[10]《四库全书总目》卷29经部春秋类四《日讲春秋解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4页。

[11]（清）康熙帝：《日讲春秋解义·序》，吉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2]（清）康熙帝：《日讲春秋解义·序》，吉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3]（清）康熙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序》，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标点本，第1页。

[14]《四库全书总目》卷29经部春秋类四《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4页。

[15]《四库全书总目》卷29经部春秋类四《春秋四传纠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6页。

[16]《四库全书总目》卷29经部春秋类四《春秋四传纠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

[17]（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4，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212页。

[18]（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4，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217页。

[19]（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4，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219页。

[20]（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4，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218页。

[21]（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4，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215页。

[22]（清）顾炎武：《日知录校注》卷4，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第161页。

[23]《四库全书总目》卷29经部春秋类四《左传杜解补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页。

[24]（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25]（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页。

[26]（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页。

[27]（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5页。

[28]（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29]（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30]（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31]（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32]周可真：《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期。

[33]（唐）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4]《四库全书总目》卷29经部春秋类四《左传事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7页。

[35]王义耀《〈左传事纬〉与〈左传纪事本末〉》一文详细列出这108篇的名称，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36]其评论分别载于《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4页；《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左传选·序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37]《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五纪事本末类《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4页。

[38]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39]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40]《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五纪事本末类《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4页。

[41]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页。

[42]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43]《四库全书总目》卷29经部春秋类四《春秋长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0页。

[44]吴树平：《顾栋高和他的〈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页。

[45]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46]（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总叙》，中华书局1993年标点本，第1页。

[47]（清）杨椿：《孟邻堂文钞》卷10，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4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9页。

[49]吴树平：《顾栋高和他的〈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页。

[50]黄爱平：《毛奇龄与明末清初学术》，《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1]（清）毛奇龄：《西河合集》卷4，嘉庆元年重刻本。

[52]（清）毛奇龄：《西河合集》卷4，嘉庆元年重刻本。

[53]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54]（清）毛奇龄：《西河合集》卷1，嘉庆元年重刻本。

[55]（清）毛奇龄：《西河合集》卷1，嘉庆元年重刻本。

[56]（清）毛奇龄：《西河合集》卷1，嘉庆元年重刻本。

[57]万斯大，字充宗，又作统宗，时人称其为跛翁，故郑梁为其作传，名曰《跛翁传》。

[58]（清）万斯大：《经学五书》，广文书局1977年版，第454页。

[59]《清史稿》卷481《列传·儒林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9页。

[60]林庆彰：《清代经学研究论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第151页。

[61]（清）姚际恒：《春秋通论·春秋要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版，第6页。

[62]（清）姚际恒：《春秋通论·春秋要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