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创业与资源研究

创业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创业研究逐渐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随着创业研究的不断深入，创业研究议题逐渐从早期单一的个人特质论向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其中基于资源基础观的创业研究是创业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因此，本书从资源视角对创业文献进行梳理。现有创业资源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探讨：一方面是关于创业资源的获取；另一方面是关于创业资源的整合。从文献梳理来看，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创业的核心资源，如财富资源、社会网络资源和人力资源。

（一）创业与财富资源的相关文献

财富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以货币形式体现的资金，由于在创业过程中以厂房、机器设备等基础设施体现的物质资源可以通过购买和租赁的方式获取。因此，其重要性要小于以货币形式体现的资金。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制约了创业者通过信贷机制实现资金供求上的匹配，此时自有财富水平对创业的影响至关重要。自有财富不仅可以为创业提供直接性的运作资金，也可以作为资信水平的有力证明，缓解信贷约束。

1.国外研究综述

自有财富是否影响创业的相关研究始于奈特（Knight,1921）和熊彼特（Schumpter,1934,1950）的不同观点。奈特（Knight,1921）指出，承受风险是创业者需要具备的重要特征。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资本市场不会为创业者提供充足的创业资本，因此，创业者需要利用自有财富提供创业资金并且承担更多的失败风险来进行创业。而熊彼特（Schumpter,1934,1950）认为，创业函数和资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创业是为了获取套利机会，而资本市场通常可以保障个体搜寻资本以规避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论证。

埃文斯和约万诺维奇（Evans and Jovanovic,1989）构建了静态流动性约束下的创业选择模型，他们认为，创业家是否选择创业取决于企业家才能、外在的信贷市场以及自身的财富水平。在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创业家是否选择创业是在已知的企业家才能的基础上根据外生的自有财富水平和信贷支持决定的。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自有财富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创业的选择概率，即自有财富与创业选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埃文斯和约万诺维奇（Evans and Jovanovic,1989）的研究不谨慎地判定企业家才能与自有财富水平不存在正相关关系，造成了其研究结论遭到后来研究学者的质疑。

霍尔茨-埃金等（Holtz -Eakin et al.,1994）进一步扩展了 Evans and Jovanovic（1989）的职业选择模型，对财富水平与创业关系的研究遵循以下研究逻辑：如果创业者不能借到能使他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金，那么，个人财富水平是否促进创业选择。他们利用1981—1985年个体继承遗产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数据对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选择了遗产继承和财富捐赠变量以解决流动性约束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对创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遗产和财产的捐赠能够提高创业的概率并提升创业的规模和层次。虽然这一结论也得出了财富水平对创业具有积极作用，但他们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影响，并没有直接探讨财富水平与创业的影响。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忽视财富水平内生性下的研究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因而，他们进一步完善了财富禀赋与创业研究的模型，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

班纳吉和纽曼（Banerjee and Newman,1993）构建了动态职业选择模型，研究财富禀赋对个人职业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初始财富禀赋影响个体的创业选择，在流动性约束存在的情况下，个人的融资水平受初始财富禀赋的影响，财富禀赋少的个体将无法获取创业所需足够的资金，也就限制了他们的创业行为，而财富禀赋多的个体能够缓解信贷约束从而提高了贷款融资的可得性，也就促进了他们的创业行为。因此这一结论表明，财富禀赋对创业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

赫斯特和卢萨尔迪（Hurst and Lusardi,2004）运用工具变量法对自有财富水平和创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验证，研究发现，在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自有财富水平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一方面，财富增加会弱化创业激励；另一方面，对处于财富分布高端的3%的群体中，财富的增加，会使人们从事高风险性的创业活动的概率增加（Charles and Hurst,2003;Carroll,2001）。因此，对于处于财富分布高端的群体而言，财富增加会激发他们创业的积极性。同时，他们进一步指出，在流动性约束存在的情况下，对于那些潜在创业者和资本不足者来讲，个体自有财富水平与创业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另外，他们还研究了家庭财富对子女创业影响，得出只有在财富分布的高端，财富资源才会激励子女的创业行为。

布尔拉（Buera,2009）对美国的职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考察流动性约束条件下的职业选择的动态情形时，也得出了流动性约束对创业决策的影响的非单一关系。他们认为个体选择创业还是成为普通雇员取决于资本门限，对于自有财富水平低的群体而言，创业与财富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对于财富水平较高的群体而言，财富水平与创业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财富资源与创业的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存在流动性约束。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创业者会面临一个融资限额，从而使创业者在资本市场的融资金额无法与创业所需资金相匹配。为此，一些学者还从信贷支持的角度研究了信贷支持对创业的影响，认为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将有利于促进创业的产生和企业数量的增加（Klappera et al.,2006;Bianchi,2010）。布拉克和斯蒂芬（Black and Sterhan,2002）以及班纳吉（Banerjee,2002）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分析了完善的信贷市场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但财富水平对创业的影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本书认为，这可能与学者们对“创业”的界定存在差别有关，如埃文斯和约万诺维奇（Evans and Jovanovic,1989）的职业选择模型将个体的职业选择分为两种。一种是工资性雇佣者；另一种是自我雇佣者。而班纳吉和纽曼（Banerjee and Newman,1993）构建了动态职业选择模型中，将个体职业选择分为三种，分别是工资性雇佣者、自我雇佣者和创业家。显然，自我雇佣者和创业家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本书认为，自我雇佣者中包含创业家，而创业家不论是在能力和自我雇佣水平上都要高于自我雇佣者。例如，街头摆摊的小商小贩是一种自我雇佣形式，马云的商业经营也是一种自我雇佣，但二者之间显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我雇佣是创业的前期积累，而创业是自我雇佣的高级形式。如果不能将二者的关系区别开来，很容易导致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产生不一致的结论。

2.国内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者对于流动性约束的关注，使他们对财富资源与创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关注角度不同、数据和方法的差异，使得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众所周知，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Mckinnon,1997）。以财富为基础的有限责任信贷体系限制了低收入群体实现有效规模的资本投资活动（Banerjee,2002）。而在我国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长期实行的金融管制政策（沈艳，2011），导致了64%的农户依赖于家庭自有资金进行创业，81%的创业资本来自于农户家庭内部（Zhang et al.,2006）。信贷约束作为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其对创业的影响是通过如下一系列机制产生的：由于创业通常存在一个最低的资本门槛，如果潜在创业者面临金融约束时，创业者将无法得到外源融资或面临一个融资限额，此时个人或家庭自有财富水平将成为创业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张龙耀等，2013）。事实上，国内学术界也对财富资源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朱明芬（2010）运用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浙江杭州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发现家庭收入对农民创业存在正向影响，即家庭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农民创业。郝朝艳等（2012）基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和2009年两次“农村金融调查”所获得的微观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对农户创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约束对农户的创业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存在金融约束的情况下，农户选择创业的概率随家庭资产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且在规模性农业生产和自营工商业两种选择下，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张海宁等（2013）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Probit 模型，结合CHARLS2008数据研究了金融约束对城乡家庭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估计财富水平与家庭创业收入和创业收入层次之间的关系，发现家庭财富对家庭创业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杨军等（2013）运用Probit模型，结合浙江和甘肃51个农村社区870户农村家庭数据，分析了社区金融资源、家庭融资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发现家庭财富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农户的创业选择行为，自有财富水平越高的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也越高。张龙耀和张海宁（2013）基于CHARLS2008数据分析金融约束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家庭创业受到自有财富水平的影响，财富水平与家庭创业概率显著正相关。

通过梳理国内研究相关文献，本书发现，国内学者对财富水平与创业的研究结论都得出财富禀赋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创业的概率，也间接说明金融约束制约了我国的创业活动。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农民或农户的研究，而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并不能代表我国整体的真实的创业水平。同时，在这些研究中，这些学者并没有考虑财富水平内生性的问题。正如赫斯特和卢萨尔迪（Hurst and Lusardi,2004）所指出的，财富水平与创业之间可能是存在内生性的，这种内生性导致了变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的关系，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一问题，其所得出的结论仍值得进一步商榷。

3.创业与房产文献综述

最新的研究文献中，房产这一重要的家庭财富资源对创业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房产既是一种消费品也是一种资产（Piazzesi et al.,2006），它既可以满足家庭的日常需求，又可以作为一种资产为家庭创业融资。2002年首次家庭财产调查数据显示，在家庭财产收入构成中，金融财产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房产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为1.15万元，占家庭财产的5%；家庭经营资产为2.7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2.2%。2015年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占比高达69.2%。[7]由此可见，随着住房价格的持续走高，房产已成为中国家庭财产中最值钱的资产。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的房价上涨带来的家庭资产的增值必然会影响家庭对投资、消费以及创业等一系列经济行为的决策（吴晓瑜等，2014）。房产和房价波动对创业的影响并不是单调的，一方面，房产不仅可以为创业提供经营场所，而且由于其与金融资产相比，住房资产在家庭之间的分布更为平均（段忠东，2010），住房作为较优质的不动产抵押是创业者从银行获取贷款为创业融资的良好渠道（廖湘岳和戴红菊，2007）；另一方面，创业是解决就业的有效途径，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高企的房价不但使青年人面临成为“房奴”的压力，而且由于过高的创业成本更是窒息了青年人创业的激情（西林召，2007）。因此，房产、房价对于创业的影响是复杂的，有必要对这一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家庭资产会显著影响个体或家庭的创业行为。丰富的家庭资产可以缓解信贷约束、提高创业概率，这一作用机制在经济学中被表述为“财富效应”（吴晓瑜等，2014）。拥有私有财产会提高创业者贷款可能性，并将之转化为投资私营经济的资本，从而激励创业者扩大风险投资（Besley,1995;Desoto,2000;Acemoglu et al.,2001）。赫斯特和卢萨尔迪（Hurst and Lusardi,2004）利用PSID美国数据研究了流动性约束和房产对创业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房价而非流动性约束是影响美国中小企业创业的重要因素，高企的房价制约了创业行为。费尔利和克拉辛基（Fairlie and Krashinsky,2012）利用1993—2004年的人口调查数据进一步研究了流动性约束和房产对创业的影响，发现房价上涨是创业的显著促进因素，房价上升10%会使创业概率增加20%。自主创业选择主要取决于是否利用自有财产获得创业融资（周京奎和黄征学，2014）。王诗一（Wang,2008,2012）研究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房改现象，发现通过房改带来的房产的私有化显著促进了创业活动，通过构建一个工作机会模型检验了房地产业促进就业的原因，发现房产是推动创业的重要因素，房改是促进国企员工“下海”经商的重要推动力。刘杰和郑风田（2011）运用Probit模型对2007年中国农户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流动性约束对农户创业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对中国农民是否选择创业和创业类型产生抑制性作用，而房产价值与家庭具有的信贷能力具有高度的正向关系。林嵩（2012）研究了房地产行业对创业活动的挤出效应。他提出了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房地产行业的超常规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进来，从而减少了其他行业的投资；另外，房价过高，人们将更多的资产用于购房，从而削减了创业等其他经济活动。第二个假设，房价的飞涨使房地产投资成为高盈利活动，相对来讲，创业活动合面临潜在的风险和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创新失败风险非常高，两相比较必然影响潜在创业者的主观评价。第三个假设，创业还受到创业资金的影响，受房地产业超常规发展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影响，一些针对创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中介、组织机构等，可能会将资金投向房地产行业，造成创业者和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加大，影响创业活动。基于以上三个假设，他利用我国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房地产对于创业活动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房地产价格的作用的结论。认为过高的房价不仅使居住成本上升，而且也会使资金过多地流向房地产行业，不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吴晓瑜等（2014）通过构建职业选择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上涨对有房人群和无房人群创业决策的影响，他们将房价上涨对不同群体创业行为的影响分离为“财富效应”“信贷效应”及“替代效应”，发现对于无房群体而言，房价上涨抑制了他们的创业行为。但对有房群体而言，房价上涨对创业的影响并不确定。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对于有房群体而言，房价上涨对创业的影响既存在正的“财富效应”和“信贷效应”，但同时也产生负的“替代效应”，使他们转而将财富投资到房地产等其他行业，三者相互作用形成的总的影响并不确定。周京奎和黄征学（2014）运用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短期和长期角度分别研究了住房制度改革、流动性约束对创业选择的影响。他们利用城市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动态创业选择模型检验了住房制度改革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发现住房制度改革缓解了流动性约束，从而提高了职工选择创业的概率，且这一影响呈现出长期与短期并存的特征。相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个体或家庭，那些拥有较高专业技能、就职于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拥有中级职称的职工的创业意愿更高。以上学者从房价的角度研究了住房对创业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预期这一重要因素，事实上，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会促使他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的预期，进而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决策。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人们势必对未来房价产生一定的预期，而这种对房价的预期会否影响个体的创业选择，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蔡栋梁等（2015）运用CHFS2011数据对家庭创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实证分析了住房及房价预期等因素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发现在存在正规信贷约束的情况下，自有住房使家庭创业的概率提高2%，房屋价值每升值1万元使家庭创业的概率提高0.3%。对于拥有住房的家庭，预期房价上涨使家庭创业的概率减少23.9%。研究结论是住房和房价预期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是复杂的，自有住房和房屋价值通过财富效应增加家庭创业，而房价预期通过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减少家庭创业。

通过以上梳理，本书发现房产对创业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财富效应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目前并不完善，银行抵押贷款是创业融资最重要的渠道。对于拥有住房的家庭或个体来讲，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可以用升值的住房申请更高额度的贷款，获得更大的流动性。银行根据即期房地产价格对房产进行评估，带来可贷资金额度增加，因此房价上涨通过影响房产价值一定程度上会产生促进创业的直接影响。相反，在房价下降的情况下，银行通过实时评估住房资产，会要求贷款者提供更多的信贷保障，从而加大了对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抑制了创业的积极性。

2.替代效应

如果房价上涨，对于拥有房产的家庭或个体来讲，净财富增加带动消费增加。黄静和屠梅曾（2009）利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现房地产财富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对居民消费水平，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弹性系数为0.08—0.12，即住房财富每增加1%，耐用消费品增长0.08%—0.12%。丁攀和胡宗义（2008）通过扩展Lettau-Ludvigson模型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是，房地产市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拥有房产的家庭或个体，上涨的房价及持续高企的房价增加了无房产家庭或个体购房的难度，只能使他们节衣缩食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如果创业可以看作投资的一部分的话，在自有财富一定的情况下，由于消费和投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投资（创业）的减少。

3.挤出效应

在房价持续走高的情况下，除了经济发展、城市化运动和旧城改造等引起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外（王三兴，2007），高收入群体的投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投机需求是以未来的盈利为目标的。而房价上涨就成了房地产投机需求的催化剂（平新乔、陈敏彦，2004）。对于那些已有住房的家庭或个体来讲，房地产资产价格上涨意味着房地产投资的回报率较高，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也就越多，在这种高回报率的诱惑下，他们很可能加入投机房地产业的行列，就会挤出一部分的其他经济行为如消费、创业等，因此，由于房价上涨而产生的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就可能间接挤兑了创业行为。

4.信心效应

对于拥有住房并有创业动机的家庭或个体来讲，房地产市场的活跃与否与创业者的信心有一定关系。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经济运行状况的指示器。在一定程度上，房价上涨反映了经济运行态势趋于复苏或高涨，这就意味着未来家庭或个体的收入和财富会有增加。因此，创业者的创业信心增加，从而激发创业热情。

5.关联效应

创业还可能受到房地产业关联产业景气与否的影响。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产业链较长，与57个产业存在着直接与间接的联系，对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影响非常重要，对经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申晓峰，2007）。因此，房地产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影响是非常全面的，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确切无误的支柱产业，如果创业的领域处于房地产产业链上，房地产业价格的波动，影响到房地产商的利润，如果利润下降，房地产商将相应地减少投资或延缓投资，而与之相关联的产业将会受到冲击，创业者也会减少其在相关产业中的创业行为。反之，则会增加相关产业创业者的积极性。

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可以通过对拥有的房产价值进行重新估计而影响自有的财富水平，进而对创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当前我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形势下，研究房价波动、房地产对创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创业与社会网络资源的相关文献

社会网络是指社会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之间通过互动和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系统。由于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流动性，以及资源异质性，使很多资源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因此，企业生存发展就会出现资源与发展目标的战略差距，企业为了生存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其他因素进行互动，以通过获取外部资源来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事实上，从创业开始到企业的成立以及后续的发展，社会网络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伯利（Birley,1985）、奥尔里奇和齐默（Aldrich and Zimmer,1986）将社会网络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本引入到创业中之后，学者们逐渐将社会网络作为解释复杂创业现象的重要工具之一，并受到广泛关注（Brǜderl and Preisendörfer,1998）。而伯特（Burt,1992）又将社会网络研究从个人层面延伸到企业层面，提出了“结构洞”理论。由于结构洞的存在，一些企业家通过联结组织之间的隔断关系，获取企业所需的资源，企业通过不断占据结构洞的方式是实现资源获取的有效途径。依据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内容，学者们主要从社会网络联结、社会资本角度阐述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影响。

1.社会网络的联结与创业

本质上讲，创业是一种网络化的活动。是个体通过编织、维持和利用关系网络来获取创业所需资源的行为过程（Larson et al.,1993）。社会网络是获取创业机会和创业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创业过程中，创业企业之间、创业者之间都存在着资源相互依赖的关系，而资源通过关系网络与其他创业者或创业企业产生联结，并在关系网络中不断流动。通过关系网络中个体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创业者可以获取市场信息，发现创业机会（Hills et al.,1997）。因此，社会网络为资源获取提供了渠道，甚至社会网络本身也是资源的一种。社会网络促进创业机会识别的结论已被大量的文献论证（Ardichvili et al.,2003），创业者通过人际关系网络，不仅可以降低获取资源的成本，而且还能提高获取资源的概率（Hansen,1995）。

伍德沃德（Woodward,1988）研究认为，成功的创业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经营社会网络关系，个体的社会网络特性显著提高创业的概率。约翰尼森（Johannisson,1988）利用瑞典企业的截面数据研究了个人网络关系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认为，企业家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培养和维护社会网络的能力。新创企业家通过网络关系可以获取企业管理的资源，企业家活跃的社会行为有助于其商业投资，说明社会网络对创业存在积极影响。巴伦等（Baron et al.,1999）对创业者的社交能力进行了研究，指出良好的名誉和广泛的社会网络对创业存在积极的影响。因此，创业者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在他们建立和发展企业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他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可以获取充足和及时的资源。詹森等（Jenssen et al.,2002）通过挪威100个创业者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企业家社会网络对资源调用及其创建新企业的影响，发现社会网络促进了新企业的创建，创业者通过个人网络的强联系获取创业信息，并通过弱联系为创业筹集资金。格里夫和萨拉夫（Greve and Salaff,2003）研究发现，不同的创业阶段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网络，在创业动机形成阶段，创业者更多地通过社会网络探讨创业的意愿和可行性；当创业计划开始实施以后，创业者尽可能联系那些可以为他们提供创业资源的人；而当进入产品生产和运营阶段，创业者会通过关系网络寻找资源的供给者和产品需求者。朱利恩等（Julien et al.,2004）对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147家中小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关系网络通过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莫勒等（Maurer et al.,2006）通过利用6家德国生物技术企业的案例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创新的影响，发现紧密的科研网络有助于成员之间提高信任和规范，从而促进了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在种关系网络交流中，提高了新知识的涉取，为识别创业机会提供了可能。詹科夫等（Djankov et al.,2006）利用7个城市2000个受访人的数据，通过实证方法对比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创业问题，研究结果发现相比于非创业家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创业家拥有更多的家庭成员、朋友等，在俄罗斯，创业者具有较好的受教育背景，并且他们的父母更多的是共产党员；而对于中国的创业者，他们更富有冒险精神，具有较高的物质追求的渴望，同时他们也拥有更多的朋友，通过他们的对比研究，说明在中国，社会网络对创业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社会网络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获取途径。由于关系网络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作用（Guo and Miller,2010）。姚咏仪和刘仲明（Yiu and Lau,2008）及罗亚东等（Luo et al.,2012）分别指出，在网络关系的多种类别中，企业之间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对企业发展具于重要作用，其中，商业关系可以提高企业的商业机会识别概率，也能为企业带来如技术、信息和知识等其他资源。而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的政治关系则有助于企业获得政策上的扶持、企业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以及提高市场信誉。

李路路（1995）分析了私营企业中的企业家社会网络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强调了社会网络对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作用。指出私营企业家可以通过与亲朋好友之间建立的关系网络中获取企业发展必需的资源，私营企业家的社会网络是获得资源和成功的重要渠道。马丽媛（2010）基于新兴第三产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纵向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三个维度界定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如何测量社会网络提出了见解，并选取衡量社会网络的指标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而发现横向关系网络、纵向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差异，具体表现为横向关系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纵向关系网络（政府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负向的。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利用2009年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发现，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户，可以通过获得更多的民间借贷机会，为农户创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因此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户其选择创业的概率更高。郭云南等（2013）研究发现，通过广泛而密切的宗族网络，可以拓展农民的融资渠道，进而促进了农民自主创业的概率，这一结论与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的研究结论相似。高静和张应良（2013）基于518份全国创业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和Probit方法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识别创业机会及创业机会属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社会网络的规模正向影响农户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即农户潜入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其选择创业的概率越高。

2.社会资本与创业

社会资本存在于个体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中，这种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为群体提供一切有价值的资源（Bourdieu,1986）。贝克（Baker,1990）指出，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是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资源和途径。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个体之间的网络关系，群体之间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互通有无”的方式下，个体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界定和分析。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各种联系，这正是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社会资本不仅是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业资源，在提高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能力的同时，也可以使创业者更倾向于透过熟人网络进行创业融资。同时，社会资本也对其他各类创业资源的获取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刘兴国等，2009）。林博文（Bou-wen Lin,2006）以台湾高科技新创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创业战略的关系发现，社会资本对创业战略存在显著影响，成功的企业家根据其社会资本和能力调整创业战略。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社会资本对人们的日程生活和社会经济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Yang,1994;Bian,1997；马光荣、杨恩艳，2011），不仅如此，社会资本也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郭云南、姚洋，2013）。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或个人可以通过信息分享或减少机会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创业研究的文献中，社会资本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创业活动由于受到独特的制度、市场和文化的多重影响（蔡莉、单标安，2013），如政府在稀缺资源方面的绝对控制力，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善（Li et al.,2008），使得社会资本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资本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完善。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资源基础；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可以为企业获取资金、技术、信息、政策等其他资源提供了重要途径。

张玉利等（2008）从创业机会角度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创业的影响，发现广泛、多样和亲密的社会交往关系，提高了创新型创业机会识别的概率。而缺乏经验的创业者，难以借助更广泛的网络联系来发现创新性机会。杨俊和张玉利（2008）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了社会资本、创业机会与创业初期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创业者利用社会资本的水平和方式影响着企业创业初期的绩效，社会资本的利用水平主要体现为关系网络的强度和质量上，社会资本利用水平通过影响企业资源的整合效率，进而影响创业绩效。社会资本的利用方式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开发方式和探索方式上，在社会资本的利用方式与创业机会特征相互作用下，共同影响企业创业初期的绩效，并得出社会资本广度和深度正向影响着创业机会的结论。刘兴国等（2009）定性分析了民营企业创业者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利用、创业融资问题，社会资本拓展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民营企业创业者评估与利用创业机会。马文彬（2009）对企业成长中的企业家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市场机会的把握，而且也能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同时也推动了组织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创新。张广胜和柳延恒（2014）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发现以外出打工情况和社会关系等指标衡量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存在正相关影响。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社会网以与创业影响这一命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社会网络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在丰富了相关创业研究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地方，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影响启示来源于社会网络理论形成之后，随着创业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发现，社会网络在创业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已有的社会网络与创业研究文献来看，本书认为还存在以下问题：（1）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区别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和界定，存在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混淆研究的现象，从社会网络理论发展来看，社会网络包含三个核心理论，分别是强联结与弱联结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事实上，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是个体或组织之间相互联结的关系，而社会网络是这一关系的组合。对概念的混淆造成了社会网络与创业研究中也存在指标选择不恰当的事实。（2）已有研究只讨论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影响和作用，还缺乏对社会网络影响创业的机制的研究，深入探究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内在影响机制，对创业资源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网络影响创业的内在机制进行详细剖析和论证。

（三）创业与人力资源的相关文献

自德鲁克（Drucker,1954）在其著作《管理实践》中首创“人力资源”一词，并且指出“和其他所有资源相比，人力资源唯一的区别就是人”。随着学者们深入研究，人力资源的概念和内涵不断丰富。贝克尔（Becker,1975）把创业者掌握的一般知识和能力定义为创业者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对创业具有重要影响，是创业成功的驱动力之一。创业者借助人力资源可以获取资金、知识、技能等其他资源，并决定着新创企业未来的发展目标。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越显重要。

随着人力资源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学术界产生了一批人力资源与创业的相关研究文献。尤其是，舒尔茨（Schultz,1960）、贝克尔（Becker,1964）把人们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使个体获得经验、知识和技能，定义为人力资本之后，形成了人力资本理论，使得人力资源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一般而言，人力资源是管理学范畴的概念，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学范畴的概念。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都是以人的能力为核心的在不同环境的共同体现，杨继瑞（2005）研究表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具有的共同性、依存性、互动性的特点，因此两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也就决定了两者在许多场合下可以通用。下面主要梳理人力资源与创业相关文献，认为目前学术界关于人力资源与创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人力资本对机会识别的影响

在创业机会识别理论研究中，许多学者注意到人力资本对机会识别的重要性，对创业家而言，以创业知识、经验和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创业经验是创业家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对创业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创业经验是创业家在实践和学习中获取的与创业直接相关的显性和隐形的知识，研究表明经验对创业家识别商业机会，实施具体创业行动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Davidsson and Honig,2003）。尚恩（Shane,2000）、谢普德和德蒂纳（Shepherd and De Tienne,2005）等对先前知识和经验的研究指出，个体先前经验和知识对机会识别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帮助个体识别新机会的价值，这一研究强调了人力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存在相关性。贺小刚（2006）指出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是对市场变化作出及时反应的能力，得出人力资本有助于创业者识别潜在的创业机会。张玉利等（2008）研究了在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和创业经历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交互效应模型发现先前经验通过调节社会资本促进创业机会的识别，指出创业者的创业经验越丰富，就越容易通过社会网络发现创业机会。张帏和陈琳纯（2009）的研究也认为，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在机会识别和早期开发阶段发挥着明显的作用。阿迪奇维力等（Ardichvili et al.,2003）通过构建市场机会识别模型研究了创业机会识别和发展问题，发现创业者警觉性越高，其识别市场中创业机会的能力越高且成功率越高，说明创造力和市场知识等人力资本对识别机会的重要作用。埃克哈特和尚恩（Eckhardt and Shane,2003）的研究强调了人力资本对机会识别的作用，指出更高水平人力资本可以最大化地发掘创业机会的价值。尚恩和库拉纳（Shane and Khurana,2003）同样得出与以上研究一致的结论，认为拥有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创业者可以充分利用自有知识和技能去识别和开发机会，从而降低了价值的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拥有一定人力资本的潜在创业者，可以利用自身具备的知识、技能、经验等能力甄别出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从而可以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以上学者都认为先前知识有助于创业机会的识别，但先前知识也会限制创业者识别机会的方式，一定的经验和知识，会使创业者形成较为稳定的识别模式，从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创业机会。因此，以先前知识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并不是单调的。

2.人力资本对企业创立与绩效的影响

项保华和刘丽珍（2007）研究指出人力资本不能像非人力资本那样在完全静态下以货币形式加以量化，而是需要在动态过程中通过对绩效的评价加以确定。马塔（Mata,1996）将年龄、工作经验、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变量的代理变量研究了葡萄牙创业企业中创业团队的人力资本问题。发现工作经验、教育水平对新创企业的规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创业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年龄较成熟，其所创企业规模越大。阿斯特布罗和本哈特（Astebro and Bernhardt,1999）基于1987年美国986个企业的1194名员工的微观数据研究了新创企业资本的决定因素，发现人力资本对创业初始资本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对缓解金融约束有积极作用。科伦坡等（Colombo et al.,2004）参考了马塔（Mata,1996）和阿斯特布罗和本哈特（Astebro and Bernhardt,1999）研究后，基于391家由意大利“80后”和“90后”创建的科技型企业数据，运用相似的方法研究了创业团队的人力资本对科技型新创企业规模的影响，发现特定的专业知识、管理才能与创业经历等是影响新创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斯奈拉（Siqueira,2007）利用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发现拥有高中学历的个体更倾向于创业，而拥有大学文凭的个体较高中学历个体其创业的概率更高，证明了人力资本对创业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理论上，创业者人力资本有一般性和专业性之分，可将个体受教育背景、以往的工作经验及个性品质特征归列为一般性人力资本；而与特定产业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则可认为是专业性人力资本（龚军姣，2011）。马弗尔和伦普金（Marvel and Lumpkin,2007）研究发现，创业者的产业经验、职业经验和创业经验对促进新创企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谢普德等（Shepherd et al.,2000）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指出创业经验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的存活率，并能够使创业者精准把握市场动向，为创业者决策提供帮助。而阿曼龙等（Amaral et al.,2011）的研究却与以上研究产生了不一致的结论，他们利用1986—2003年纵向匹配的雇主—员工数据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并非单调，一般性的人力资本对创业有负向影响，而专业性人力资本对创业存在积极影响。科伦坡和格里利（Colombo and Grilli,2005）研究指出，创业者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水平越高，企业绩效就越高。施丽芳和廖飞（2014）提出了人力资本影响创业家对行动内生不确定的承受意愿，进而作用于企业成长期望的假设，并基于美国PSEDⅡ数据对这一假设进行了验证，发现创业家的不确定偏好及资源不确定感知越强时，人力资本价值与创业经验对成长期望的正向作用越显著；当创业经验存在差异时，资源不确定感知对人力资本价值与企业成长期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发生改变。赵浩兴和张巧文（2013）指出健康也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他们通过发现研究，以健康为衡量指标的人力资本同样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开展创业活动的基础，企业发展和优异的绩效对健康人力资本提出较高的要求。张广胜和柳延恒（2014）研究发现，代表人力资本的变量对创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培训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高健（2007）利用1996—2006年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地区创业水平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另外，在讨论人力资源与对创业的影响时，不能忽视技术这一重要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关系。员工的知识、技术能力和水平是将各要素有机整合起来发挥出最大生产率的重要保障。如果将技术看作潜在创业者自身拥有的技能，其掌握一定的技术之后再做出创业的决定，则可把技术看作一种最为重要的基础资源，同时有些技术是通过学习、培训和经验积累形成的，是在创业过程中通过日积月累体现在人力资本中的一种特质，因此可将这类技术划归为人力资源之中。

国内外学者对技术资源在创业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库柏（Cooper,1983）对技术资源进行了如下描述：技术资源是企业通过技术选择、改进，进而形成的新技术的资产与能力，这种技术的形成具有内生性。并指出成熟的技术资源直接影响着新产品的创新模式。舍内克和斯旺森（Schoenecker and Swanson,2002）对技术资源如何测度进行了研究，指出技术资源对新产品开发的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顾桥（2004）指出技术资源是企业竞争能力提升的关键，企业间差异的技术资源是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秦剑（2011）指出技术资源有助于提高新产品的技术性能和属性，并通过销售这些具有卓越品质的产品获取商业利润。并指出技术资源是产品创新的重要源泉和竞争取胜的关键要素。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已有文献对人力资本与创业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以下几个方面：（1）对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成长绩效的研究较多，但缺乏从资源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源对创业的重要性。（2）在定量研究中，一些学者从人力资源的某一个角度讨论人力资源的重要，而缺乏对代表整体人力资源变量与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3）技术要素是人力资源的重要体现，是个体通过日积月累的体现在人身上的一种特质，因此，是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技术资源是创业组织得以生存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创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技术资源是创业组织市场竞争力和获取经济利益的根本因素。学术界对技术资源与创业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技术资源在促进创业，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还需要从创业选择的角度，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对创业的重要性。在这一基础上，本书选择衡量人力资源的受教育水平、培训、健康等代理变量研究人力资源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同时，技术要素的重要性也是人力资源对创业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这一基础上，本书选择相关的变量指标对技术资源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