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要素再配置及其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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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本节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及特征:第一,根据第二节构建的指标体系,利用中国的对应数据计算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指数;第二,就各个指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进行分析,从而研判出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关键矛盾。

一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

(一)指标标准化矩阵

本节分析涉及的指标包括:人均GDP、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市场化程度、开放度水平、教育水平、研发水平、环保水平、人口聚集程度、医疗水平和消费水平等;我们利用wind数据库搜集了所有这些指标的数据,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此处将指标期限设定为1990—2013年;进而,我们利用极差变化法对这12个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结果如表2—5所示。

表2-5 1990-2013年不同指标的标准化结果

续表

(二)权重集的确定

如上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构成中,不同范畴具有不同内容,各个指标对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也相异。在进行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时,必须考虑不同指标的权重。本处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不同指标的权重,大致包括以下步骤:先是计算各个子系统的权重,然后计算各个子系统内部不同指标的权重,最后通过相乘就可以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表2—6显示,五类子系统中,总量水平占的权重最小,只有0.089,权重最高的是资源环境和生活品质,为0.3264。采用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不同子系统内各个指标的权重,为了简单,此处不再一一列举,而是利用表2—6直接列出所有指标的权重。

表2-6 权重集情况

(三)经济综合发展情况

根据上表计算得到的各个指标的权重,对各个指标的标准化值进行加权求和,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经济综合发展情况。具体结果如图2—1所示:

图2-1 经济综合发展变动情况

从1990年开始的经济综合发展情况显示,我国经济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平稳的增长,这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如此,在这一长期增长过程中,中国还积累了全过程的、多方面的经验。这里所说的全过程包括四个阶段:(1)1990—1997年积累了经济“软着陆”的经验;这期间综合经济发展指数由0.2239缓慢地下降到0.1943。(2)1998—1999年又积累了制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的经验。这两年综合经济发展指数由0.2342迅速上升为0.3200。(3)2000—2002年积累了经济缓慢回升的经验。这三年综合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0.3928、0.3919和0.4413,均高于1999年。而2001年经济增速小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实体增速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东南亚地区经济下滑和世界贸易额大幅下挫造成的。(4)2003—2007年,又积累了治理局部过热、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这五年综合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0.44913、0.5007、0.5298、0.5528和0.5655。

二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为扭转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及时采取了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这四年综合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0.5749、0.6078、0.6679、0.6963。但是2013年相比2012年,由于外部需求、教育投入等影响,综合经济发展指数又由0.7407小幅下降为0.7375。从不同指标对综合经济发展贡献的角度(见表2—7),整体来看,后危机时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目前阶段的特征,相比刚刚加入WTO时,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外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逐渐减弱。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扩大对外开放。此外,这个阶段的典型特点还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表2-7 1990-2013年不同指标的标准化结果

续表

第一,以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从2009年下半年起,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在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影响逐步见底并进入后危机阶段。后危机阶段即经济停止下滑,同时复苏尚未完全开始的阶段。从经济周期分析,危机是短期的,发展是长期的。进入后危机阶段,意味着需要及时地由保增长转向求发展。后危机阶段有多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迎接新增长周期的发展性投资的强度。根据一般的周期性规律,危机过后必然会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其动力就是产生具有新技术革命意义的产业创新。

第二,以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城市化是指人口在城市迅速集中的现象。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看,城市化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工业化需要劳动力在某些经济区域迅速集中,这样可以产生聚集的经济效益,带来集约化经营的众多好处。而城市不仅可以提供集约化经营的场所,而且可以创造新的市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就业需求。

第三,人民群众对资源环境及生活品质追求日益提高的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将带动基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投资显著增加,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提高。但是,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引发了不少难以化解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一是贫富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差距的不断拉大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二是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不断加剧也未得到有效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难以化解的根源,就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还没有整体性突破,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没有实质性提高。水资源短缺,绿色空间锐减,环境污染加剧,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增加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发展已不单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水平为目标,将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全面发展、资源利用更加合理、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高级目标。

这三方面的特征,则对要素再配置的方向、效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即,要素再配置应以促进创新、城市化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