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打破村庄贫富固化格局
按照威廉姆森倒“U”形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要素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会自动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进行转移，地区之间差距会由扩大逐渐转向缩小，进入区域均衡发展状态。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及传统农村集体所有制形成的双重市场分割条件下，村庄之间的发展差距并没有看到自然缩小的趋势。以北京市为例，2015年，全市资不抵债的村集体有311个，占村集体总数的7.8%；收不抵支的达到1717个，占43.3%。基于对北京市郊区40个村庄（见表1-5）自1978—2014年的实证分析及未来10年的预测结果，发现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经过分化后，出现“高、中、低”三个层级的固化趋势，形成“俱乐部收敛”。30多年的“村自为战”的体制在整体发展上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打破村庄发展的相对固化格局，解决农村内部发展不均衡问题，成为一个紧迫而客观的要求。
表1-5 40个样本村编码
（一）样本选取
主要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先把14个郊区县全部纳入，然后，在各区县内部进行非随机抽样，村庄样本由区县自主选择，区县之间数量相对一致。从而使村庄样本相对均衡地分布在城乡接合部、平原和山区的三类地区。处于城乡接合部地区的村庄12个，占总调研村庄数量的30%；处于远郊平原地区的17个，占42.5%；处于山区的11个，占27.5%。
（二）村集体经济分化在多个层面上展开
通过选取关键性指标，对40个村庄1978—2014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观察村集体经济分化演变趋势及其主要特征（见表1-6）。
表1-6 各村庄人均集体净资产相对值排序情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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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净资产，是反映一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集中反映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观察40个村人均集体净资产相对水平的纵向对比，可以提炼出村集体经济发展差距的总体特征。分别以1978年、1988年、1998年、2006年和2014年40个村的人均集体净资产平均值为1，其他村通过与平均值比值测算出各年度的相对值，并按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和等级划分。相对水平值在1.5以上的为“上等村”，相对水平在1—1.5的为“上中等村”，相对水平值在0.5—1的为“下中等村”，相对水平值在0.5以下的为“下等村”。
1.总体上呈现两极分化态势
通过排列对比发现，下等村数量持续增多，上等村的变动趋势不十分明显，中等收入组（包括上中等和下中等两组）的村庄数量明显减少。这表明，村庄间人均集体净资产总体上存在两极分化。1998年，中等村庄仅有5个，即相对值处于0.5—1.5的村庄仅占10%，这意味着90%的村庄要么属于特别富裕的村，要么属于特别穷的村。实际上，下等村共计28个，已经占总村数的70%。
2.富村多数在城乡接合部，穷村集中在平原和山区
2014年，城乡接合部地区的村处于上等村的有6个，占上等村数量的85.7%，占城乡接合部类型村的54.5%。平原地区处于下等村的有11个，占下等村的44.0%，占平原类型村的64.7%。山区地区处于下等村的有11个，占下等村的44.0%，占山区类型村的100%。村集体经济发展分化与区位存在强关联性。
3.城乡接合部与平原地区内部分化突出
通过泰尔（Theil）指数的变化及其分解技术来进一步考察40个村人均集体净资产的分化程度。泰尔指数具有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原理以及人口和收入匀质性等条件的优良特性（A.F.Shorrocks，1980），适宜进行子群体分解的比较。其一般计算方法为：
其中，N为单位数，即村庄个数，yi是第i个村庄的人均集体净资产。考虑到村庄之间人口规模的差异性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将单位人均集体净资产引入村庄人口规模权数，形成加权的村庄人均集体净资产。同样，引入
从而，泰尔指数的形式为
。在此基础上，引入加权后的泰尔指数的差异分解公式：
其中，pj为第j组村庄在总样本村庄中人口所占比重，同样，ωj表示第j组村庄的集体净资产额在总样本村庄中所占比重，两者同为分解公式中的权数。第一项为各组内差距的测量值，第二项为各组之间，即城乡接合部、平原与山区三组村庄之间差距的测量值。通过差异贡献率的分解，可以观察各区域内部差异的变化趋势，也能看出区域之间差异贡献率的变化。图1-7和图1-8给出了1978—2014年北京市40个样本村人均集体净资产的泰尔指数变化及其分解结果。
村庄间人均集体净资产差距主要来自各区域内部。40个村人均集体净资产总体相对差异程度一直在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0.582上升至2014年的2.179。差异拉大的主导力量是组内差而非组间差，其平均贡献率为79.3%。如图1-7所示。
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庄间差距显著上升。通过泰尔指数分解发现，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庄间差距先平稳下降，后急速反弹。1978—2006年，城乡接合部地区人均集体净资产的差异程度基本维持在0.2左右。之后，差异急剧上升，2014年达到1左右。如图1-8所示。
图1-7 北京市40个样本村人均集体净资产的泰尔指数变化及其分解
图1-8 北京市40个样本村三类地区的泰尔指数变化及其分解
平原地区内部差异几乎始终处于最高位，先下降、加速上升，后趋于平稳。1978—2006年，平原地区农村始终是各区域差异程度最大的区域，且于2006年达到0.669之前呈持续攀升态势。
山区地区内部差异相对较小。山区村人均集体净资产差距水平较低，变化较平稳，处于0.06—0.1，且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最低，为4%—10%。受生态涵养功能定位在规划、用地、产业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山区发展模式趋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小。
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总体上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在1978—1998年的二十年间，城乡接合部、平原和山区之间的地区组间泰尔指数及贡献率，分别从0.041和7.0%上升到0.369和34.5%，一度取代了城乡接合部而成为第二大贡献来源。2014年，组间差升至0.44，贡献率下降为20.2%。
（三）村庄分化呈现“俱乐部收敛”性质
根据“村经济总收入[8]”指标的“好（富裕村）”“中（一般村）”和“差（贫困村）”三个级别，对40个村庄进行分组和排序。划分标准为：排名在前14的村庄为富裕村，排名在后13位的村庄为贫困村，在中间的13个村为一般村。由此形成了“1978—1988年”“1988—1998年”“1998—2006年”和“2006—2014年”四个时间段的转移概率矩阵，其中每一个数据表示由起始年到终止年的转移概率。
1978—1988年：在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变革的影响下，村域经济呈现了普涨格局。通常把这段时期的增长称为家庭承包体制变革带动下的超常规增长阶段。村庄间总收入水平分化程度尚不明显。如表1-7所示，1978年处于最高等级的村庄到1988年仍有0.71的概率位于最高等级，而成为最差的概率为0，降为中等的概率为0.29。但是，处于中等层次的村庄已经开始了分化，1978年的中等层次村庄，到1988年会有0.31的概率上升为“好”村，0.23的概率变为“差”村。而1978年“差”的村则大部分（85%）仍然处于差的一组内，只有少部分（15%）上升为中等村。表明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村庄间俱乐部收敛。
表1-7 1978—1988年村庄间总收入转移概率矩阵
1988—1998年：一些村庄的发展速度降下来，另一些村庄则加快了发展速度，甚至出现了赶超。这期间，乡镇企业的发展程度成为村庄之间发展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称为“农村工业化”阶段。如表1-8所示，部分组存在显著的分化趋势。1988年的中等村庄到1998年仍然处于中等水平的村庄仅0.38，0.31的概率上升为上等村，0.31的概率下降为低等村。但是，“好—好”与“差—差”的概率分别达到了0.71和0.69，俱乐部收敛的特征日益明显。
表1-8 1988—1998年村庄间总收入转移概率矩阵
1998—2006年：北京郊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城市对乡村的经济辐射力度加强，但是，村庄在长期自发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序列，其标志是中等村已经基本停止分化，“中—中”的概率达到0.62。如表1-9所示，村庄之间继续分化的趋势显著趋缓，尤其是处于“差”等级的村庄，到2006年仍然位于这一等级的概率为0.92，而“好—好”的概率为0.64。村庄俱乐部收敛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表1-9 1998—2006年村庄间总收入转移概率矩阵
2006—2014年：重点是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进程，均衡发展已经成为首要战略目标。但是，村庄俱乐部收敛的格局仍然没有打破。如表1-10所示，“好—好”的概率为0.79，“中—中”的概率为0.62，“差—差”的概率为0.69。中等村分化的程度趋于0。
表1-10 2006—2014年村庄间总收入转移概率矩阵
综上所述，村庄经济总收入这一指标在1978—1988年、1988—1998年、1998—2006年和2006—2014年这四个时间段内，呈现出愈益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无论是“富裕村”“一般村”还是“贫困村”，在连续的时间态中，相对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固定。
通过以上转移概率矩阵分析，“富裕村”与“贫困村”存在着内部收敛现象，村庄发展并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初始状态的经济实力差距今后很难扭转。当然，对未来趋势的判断不能简单依据对过去的归纳，除非转移概率矩阵满足马氏性检验。
一般来说，要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必须综合考察其过去及现在的状态，才能预测其未来。马尔科夫预测法认为，只要当事物的现在状态为已知时，人们就可以预测其未来的状态，而与事物的过去状态无关，即马尔科夫链具有无后效性的特性，称为“马尔科夫性”。随机变量序列如果具有“马氏性”，就可以应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分析和预测趋势变化。
设所讨论的指标值序列包含m个可能的状态，用fij表示指标值序列χ1，χ2，…，χm中从状态i经过一步转移到达状态j的频数，i，j∈E。将转移概率矩阵的第j列之和除以各行各列的综合所得的值称为“边际概率”，记为p·j，即
，则统计量
以自由度为（m-1）2的χ2分布为极限分布。其中，
。且给定显著性水平α，若χ2＞χ2α（m-1）2，则认为{χi}符合马氏性，否则该序列不可作为马尔科夫链来处理。
对1978年、1988年、1998年、2006年、2014年村经济总收入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在前14位的为富裕村，状态为1；排名15—27位的为一般村，状态为2；排名28—40位的为贫困村，状态为3（见表1-11）。
表1-11 40个村在各个年份的村经济总收入状态
对5个时间点的村经济总收入状态做马尔科夫链检验。由表1-11计算可得：
边际概率值公式如下：
计算可得：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1，查表可得分位点χ2α（m-1）2=χ2α（4）=13.277。由于χ2=96.3033＞χ2α（m-1）2，可得村经济总收入序列满足马氏性。因此，可以通过马尔科夫链进行2014—2024年的村庄转移概率矩阵预测，结果见表1-13。
表1-12 统计量χ2计算
表1-13 2014—2024年村庄间总收入转移概率矩阵预测
预测发现，村庄间的俱乐部收敛趋势依旧存在，经过未来十年的村庄发展，71%的“富裕村”依旧在“富裕村”的行列，75%的“贫困村”依旧在“贫困村”队伍，村庄序列已然固化。
（四）走向乡镇统筹：关于村庄分化趋势的进一步探讨
由于初始条件、市场机遇、人力资源等各种因素影响，村庄发展呈现分化趋势。加之集体产权的封闭性，村庄之间的市场是被分割开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资源要素很难在村域之间自由流动，无法实现优化配置。村庄分化导致的村庄等级格局趋于固化，形成“贫者仍贫，富者仍富”的俱乐部收敛。只有破除“村自为战”的发展体制格局，建立乡镇统筹发展的新机制，才能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目标。
1.村庄分化的趋势具有客观性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以粮为纲”的产业政策开始松绑，带来村庄之间的要素流动逐渐加快和分工分业的深化，地区差异扩大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一些村庄单纯依靠农业经济支撑，集体经济逐渐衰弱下来，难以充分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逐渐丧失永久居住的吸引力，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失。另一些村庄，抓住发展机遇，进行产业升级，寻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了本村农民就业问题，还吸引外来人口逐渐流入聚集。据北京市房山区2006年的调查，韩村河、司马台和窦店三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占全区的40.8%，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基本靠各种扶持资金勉强运转。
2.“村自为战”的分割体制形成了村庄发展非均衡的固态结构
伴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机遇逐渐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理论上说，村庄发展应从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逐渐转化。但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面临双重市场分割，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乡之间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分割导致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乡差距长期固化。二是村与村之间的要素市场分割体制导致农村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难以缩小。传统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封闭造成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无法按照市场需求跨村进行集中优化配置、自由流动，就像一个村庄的农户不能随便改变户籍融入城镇一样，也难以融入其他村庄，属于“另外一种户籍制度”。产业项目所需要的人、财、物等资源和要素主要来自本村，形成了“乡办企业在乡，村办企业在村，户办企业在家”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散点式、碎片化的农村工业化现象。
由此，形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村庄间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非均衡。由于规划建设用地指标难以实现跨村集中配置，一些先发展起来的村庄难以规模扩容和产业升级。在狭小的土地空间格局下，劳动力要素投入很容易进入边际报酬递减的区间，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抑制了村庄发展转型升级的动力，也无法通过产业外溢效应带动落后村的发展。
3.乡镇统筹是探索农村地区内部均衡发展的新机制
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城乡与区域之间的资源要素达到了最佳配置的均衡状态，村庄之间收入、公共服务等领域差别的消失成为其重要目标。需要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障碍，进行跨村域的乡镇统筹发展。大兴区西红门镇、海淀区东升镇等地区已经进行了乡镇统筹的大量实践探索。无独有偶，以日本富士见町开发公社为例，通过组建财产区（类似乡镇统筹实施单元）开发保健疗养项目，将收益按入股比例分配给财产区拥有所有权的各个村落，其实质是一种跨村性质的区域均衡发展模式。
乡镇统筹的北京实践，主要完成了三项任务：一是实现资源整合与集中优化配置。破除村庄分割，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组合，解决规模经济与产权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地尽其利。二是建立联营联建的现代产权体系与收入分配机制。通过乡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理顺镇与村、村与村、村与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和治理边界，均衡土地发展权，地利共享。三是优化村庄的空间与产业布局。适应首都大都市规划的特点，促进村庄专业化发展，拓宽村庄发展的空间，实现规划还绿，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大城市病”。
[1] 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十二五”期间，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按照联合国的预测，2011—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98个百分点，2030年达到68.7%（联合国，2010）。
[2] 按照2010年北京市外来人口704.5万人中80%为外来农民工估计，外来农民工数量为563.6万人。北京市统计局公布，2010年北京市农业户籍人口为268.3万，按照60%的非农化水平估算，北京市本地农民工数量大致为160.98万人。由此估算，2010年北京市农民工总数大致为725万人。假设未来城镇化增长速度将按照近十年年均1.35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进行推算，到2030年，北京市农民工数量将达到947万人。考虑到北京市是全国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之一，农民工增长速度可能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不考虑户籍制度变革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到2030年，北京市农民工数量很可能会超过1000万人。
[3] 按照北京市148号令第十九条规定：“应当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村村民数量，按照被征用的土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该村人均土地数量计算。”
[4] 北京市征地农转居自2004年实施148号令至2010年年末应转未转指标128967人，占批准农转居指标的230082人的56%，表明政策可操作性亟待提高。
[5] 由北京市农研中心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合作建立，主体是由北京郊区218个村的大学生村官组成。
[6] 由表1-4的回归结果可知，多项Logit模型估计结果的联合显著性通过了LR检验。
[7] 相对风险比表示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时，选择项发生与对照组发生之间的相对比率。
[8] 村经济总收入属于综合性指标，反映了村庄发展的基本态势，包括公有经济收入和非公有经济收入两部分。按经营层次分，前者包括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和所属集体企业收入，后者包括农户经营收入和私营企业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