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第一节 三螺旋理论
三螺旋理论由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威茨（Henry Etzkowitz）和荷兰学者勒特·雷德斯道夫于1995年提出，迅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逐步发展成为创新体系研究中的新范式。[1]该理论强调大学、企业、政府在创新过程中的协同与互动，创新资源在三者之间既有横向的流动与扩散，又有纵向的整合与提升，其本质是通过增强三者之间有效互动形成的合力来促进创新资源的不断整合和创新系统的螺旋上升。[2]三螺旋理论不刻意强调哪一方是创新的主体，大学、企业、政府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创新中扮演组织者或参与者的角色。[3][4][5]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创新主体也不同。三螺旋理论认为，大学、企业、政府在创新中角色相互转换与渗透，三方重叠的领域构成了区域、国家及跨国创新系统的核心。[6]当今世界，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与“工业4.0”时代的到来，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当前中国正在实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战略，三螺旋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科学有效的分析方法，通过增强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有效互动来实现创新系统的不断演化和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 三螺旋理论的提出背景
三螺旋模型最初是受到生物学领域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的启发而提出的。1952年，美国著名化学家莱纳斯·鲍林和罗伯特·科里认为，DNA分子是由三条链缠绕在一起组成的一种螺旋状结构。1953年4月，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和弗朗西斯·哈里·康普顿·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经过大量实验，提出了DNA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型，后来这个结论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双螺旋结构中的两条螺旋在环境中互补存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而三螺旋的结构更为复杂，增加的一条螺旋给系统带来了不确定性，导致自组织性与稳定性的降低，并可能引发各种混乱行为的出现。[8]
后来，有学者通过三螺旋模型对化学和生物学领域中的复杂转型过程进行研究。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学家理查德·莱万廷（Richard Lewontin）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最为深入，他在著作《三螺旋：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中用三螺旋模型来隐喻模式化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三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生物体在环境中既通过改变自身的特征来适应环境，同时也影响和改变着它们的环境，而环境是在生物体的影响下不断变化与演进。生物体的这种适应与改变环境的能力写入了基因，基因的变异又导致了生物体外在特征的变化，因此，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三者之间没有固定的前因后果关系，而是像三条螺旋状的绳子缠绕在一起，在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共同进化。[9]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的生产、扩散打破了组织与机构的边界，使得创新主体呈现出更多的动态集成性特征，传统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已经难以对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系统中各要素的复杂关系进行有效阐释，从而催生了新的创新理论。[10]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普切斯分校社会科学部教授亨瑞·埃茨科威茨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科学与技术动力学系教授勒特·雷德斯道夫引入三螺旋模型来分析大学、企业、政府在创新中的互动关系。[11]1995年，埃茨科威茨教授和雷德斯道夫教授合著了《大学和全球知识经济：大学—产业—政府关系的三螺旋》一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12]同年，他们又在欧洲科学和技术研究协会主办的杂志EASST Review上发表论文《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关系：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实验室》，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标志着三螺旋理论的诞生。[13]此后，三螺旋理论被看成是创新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主要思想是大学、企业、政府在创新中相互协作、角色相互渗透与转换，通过三方资源的充分共享与整合，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协同创新效率。[14]
当代大学使命发生的重大转变是三螺旋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大学诞生于12世纪的欧洲，在8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历史使命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15]第一次变革发生在19世纪的中叶，大学由原来的通过教学实现人才培养的使命延展到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使命，在人才培养的同时实现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随着大学推动科学发展能力的增强，在20世纪中期，大学的使命发生了第二次变革，在教学和科研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服务经济与社会功能。[16]这一使命的出现，使大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迅速提升，也为创业型大学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17]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通过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机构与产业界和区域政府频繁互动[18]，通过协同创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创业型大学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作为创新活动源头的大学成为科技创新行为的重要组织者和主体，大学不仅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智力和人才基础，而且还直接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产品研发等创新活动。[19]通过增强大学、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实现创新系统的不断演化和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大学使命的转变和创业型大学的产生在三螺旋的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三螺旋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助推器。
二 三螺旋理论的内涵与演进
（一）三螺旋理论的内涵
三螺旋模型由大学、企业和政府三种类型的机构所构成，且三者的角色相互渗透，偏离自身传统角色越多的组织就越能够成为创新的主体，其核心意义在于将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大学、企业和政府统一起来，通过增强三者之间有效互动形成的合力来实现创新系统的不断演化和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在一定条件下，大学可以扮演企业的角色，帮助其在创新过程中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从而形成衍生企业[21]；政府一方面通过法律保障、政策引导表现出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激励，另一方面超出了公共管理的职能，通过直接投资、主持科技园区建设等方式向企业的角色转变，更加注重科技和资本的积累，来支持企业的发展；而企业也开始通过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或创新人才培训来扮演大学的角色。[22]此外，还存在着促进三方进行交互的接口组织，如科技中介、孵化器、科技园、技术转移办公室等。
三螺旋理论认为，以大学、企业和政府为代表的三种力量在创新中通过紧密交叉与融合，来带动创新系统的不断演进与提升，不刻意强调哪一方是创新的主体，大学、企业和政府三方都可以是创新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23]在创新的不同阶段其主体在三者之间动态变化，三条螺旋在互动融合中呈现上升的发展态势，推动协同创新的深入开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4]在这个过程中，三方各自独立起作用，但又相互协作、相互补充，构成螺旋上升的形态，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5]如图2-1所示。
图2-1 三螺旋结构
（二）三螺旋模型的历史演进
创新系统的演化路径是由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协同与互动关系所决定的，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其创新系统虽然都包括大学、企业和政府三个主体，但主体间的内在结构却有较大不同。[26]三螺旋理论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制度安排，提出了结构不同的三种关系模型。
第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模型”，简称为三螺旋Ⅰ （见图2-2）。在这种模型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并操控着企业和大学，企业和大学在创新活动中的行为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安排，其自主创新的空间非常有限。[27]苏联、部分东欧国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是这种模型的典型代表。该模型缺乏对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并抑制创新主体间的思想碰撞和沟通交流，特别是大学和企业的创新活动得不到有效激励，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这种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图2-2 三螺旋Ⅰ：国家社会主义模型
第二种是“自由放任模型”，简称三螺旋Ⅱ（见图2-3）。这一模型中，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显，在创新过程中，三方创新主体按照各自领域的思维孤立地开展创新活动，缺乏相互之间资源与信息的共享与有效融合。这种模式起源于创新机构彼此独立、功能相互分离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过分依赖于市场，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协调好各创新要素之间的关系，强调创新主体的自由发展；大学只进行基础性研究和培养创新人才，政府则只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起作用。[28]20世纪前期，信奉学术自由的英国以及著名的《瑞典2000研究报告》可视为“自由放任模式”的典型代表。
图2-3 三螺旋Ⅱ：自由放任模型
第三种是“重叠模型”，简称三螺旋Ⅲ，也是最高级的模型，当前所指的三螺旋通常就是这种模型（见图2-4）。这一模型中，大学、企业、政府不仅两两互动，还出现了三方角色重叠的区域，在其交界面上生成了三边网络和混生机构。[29]这表明大学、企业、政府除行使各自的传统职能外，还担负着其他创新主体的一些职能。[30]例如，大学在完成传统的人才培养和开展科学研究功能之外，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创办大学衍生企业，同时也可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扮演政府的角色；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和改善经营环境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同时对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项目资助；企业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市场信息，协助政府规划行业或区域发展战略，同时还可以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训。[31]
图2-4 三螺旋Ⅲ：重叠模式
三螺旋Ⅰ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模型，创新活动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的形式，政府依靠其掌握的创新资源来操控创新活动，大学与企业内部的创新行为也受到政府干预与控制，在大政府、小企业及小大学的背景下，企业和大学在创新活动中没有自主权，难以有效促进科技资源的共享与融合。[32]三螺旋Ⅱ中政府对企业与大学的创新活动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政府、企业、大学三者分工明确，互不干涉，自行发展。但是，由于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创新资源与信息在创新主体间的流动与融合有益于创新活动的产生和创新效率的提高，因此，在这种模型下系统整体的创新效率不高。各类创新机构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三螺旋Ⅲ，在三螺旋Ⅲ的模型中，大学、企业和政府三方在创新活动中相互协作、角色渗透、资源互补，在自身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创新系统的整体提升。[33]并且在创新活动的交界面上产生了混合型组织和机构，比如，大学衍生公司、大学科技园、政府投资的创新园区、企业投资创办的大学等，这些以知识为基础、协同为路径的混生组织成为创新系统的核心。[34]
三 三螺旋理论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三螺旋理论的发展
1995年，埃茨科威茨和雷德斯道夫受到生物学领域DNA结构的启发，在弗里曼、纳尔逊等人的国家创新系统、Sabato的“三元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三螺旋理论。随后，两位学者在多篇论文中详细阐述和论证了三螺旋模型，世界各国的学者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围绕三螺旋模型展开深入的探讨，三螺旋理论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从1996年至今，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十四届三螺旋国际会议，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见表2-1）。
表2-1 历届三螺旋国际会议
续表
第一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1996年1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由埃茨科威茨教授和雷德斯道夫教授等人发起，来自30个国家的80余位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大学—产业—政府关系”。会议聚焦于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大学如何定位，官产学研各方创新主体如何共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等问题。可以发现，世界上众多发达国家以及少数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视大学、企业和政府在创新中的协作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第二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1998年1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普切斯（Purchase）分校举行，来自欧洲、亚洲、美洲30多个国家的16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参会代表人数大幅增加，但来自的国家主要还是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会议主题是“官产学合作关系在未来研究中的定位”。会议共收到了90余篇论文，在四天的会议议程中，各国学者分别从国际、国家、区域等层面深入探讨了大学、企业、政府关系在未来创新发展中的定位。
第三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00年4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主题是“无尽的转变：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会议着重讨论了在三螺旋模型下各个国家对创新理论、模型、实践的不同认识，深入分析了大学、企业、政府在创新中超越各自传统使命所扮演的新角色以及由此形成的双边和三边网络、混生组织等问题。[35]
第四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02年11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德隆举行。这次会议由瑞典德隆大学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和查尔莫斯理工大学联合举办，会议大部分时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其中一天的日程安排在瑞典的德隆。会议主题是“打破边界与构建桥梁”。有意思的是，本次会议选择的地点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奥里萨德大桥连接了丹麦和瑞典两个国家，所在区域的科技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主要是得益于在创新中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和跨国合作，这恰恰呼应了大会的主题，打破大学、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建立跨地区和国家边界的桥梁。[36]会议深入探讨了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大学与企业的边界模糊化、知识网络组织、区域发展等相关的内容。
第五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05年5月在意大利都灵举行，来自各大洲的3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会议。会议主题是“从认知、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看知识的资本化”。与会学者通过交流三螺旋最新思想、研究方法和成果，以达到通过协同创新影响实践和政策制定的目的。
第六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07年5月在新加坡举行，会议主题是“新型的创业型大学”。会议讨论了知识经济时代下，大学职能的转变，创业型大学的出现给创新活动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也促进了大学在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同时，更加重视知识的资本化和技术的产业化，最终形成由知识生产推动科技创新，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态势。
第七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09年6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从这次会议开始，以后每年举行一次三螺旋国际会议，说明三螺旋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本次会议主题是“三螺旋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作用：竞争还是持久？”在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科技资源的共享与融合将促进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三螺旋上升的前提是创新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世界各国应该通过清除障碍，增强不同国家、行业、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来共同应对21世纪的挑战。
第八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10年10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会议主题是“三螺旋在知识社会中的发展：扩展群体还是连接区域？”会议着重讨论了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城市及其连接区域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三螺旋与区域创新发展的关系。
第九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11年7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举行，会议主题是“硅谷：全球模式还是唯一特例？”本次会议由位于美国硅谷的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与前沿技术研究所具体承办。硅谷是全球高科技创新的引领者，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也是创业大学的典型代表。有资料显示，硅谷公司的创业者、CEO以及高管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因此本次会议在斯坦福举行有着特殊的意义。来自40多个国家的250位学者共同讨论了科学创新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旨在通过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为协同创新搭建桥梁。
第十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12年8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主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三螺旋模型：从概念到实现”。与会专家提出，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与地位应等同于企业和政府部门。在创新过程中更应该强调大学、企业、政府之间角色的相互转换，除了具备自身传统的功能外，还应具有其他创新主体的一些功能，以挖掘各自的创新潜力。
第十一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13年7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会议主题是“在全球变化背景下三螺旋是持续还是改变？”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失业、低速或停滞的经济增长、环境的恶化以及人类健康问题，这些问题都亟须世界各国的大学、企业和政府联起手来共同应对。因此与会专家从三螺旋视角讨论了大学、企业和政府如何形成合力化解危机。
第十二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14年9月在俄罗斯托木斯克举行。会议主题是“三螺旋作为经济和创新发展的核心：新的边界和解决方案”，来自29个国家的232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致力于寻求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新的源泉，要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源需要一个完善的创新模型，这个模型能够指引我们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实施创新政策。这个模型到底是创新生态系统、国家创新体系、开放式创新还是三螺旋理论，与会学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第十三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15年8月在中国北京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和三螺旋协会联合主办，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会议主题是“学术—产业—政府三螺旋模型——服务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自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荷兰、韩国等十几个国家70多个机构的创新领域约180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清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陈劲教授任大会主席。中国作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承办此次会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次会议的召开将会促进三螺旋理论的中国化，并为中国的官产学研协同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第十四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16年9月在德国海德堡癌症研究中心举行，来自32个国家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主题是“全球及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目的是应对全球生态挑战。此次会议特别关注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社会创新及地方创新模式的探索。学者们就创新生态系统、区域创新战略、学术责任、知识传播、创新网络、社会创新以及研究性大学、创新创业型大学发展战略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第十五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于2017年4月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会议主题是“数据+信息技术：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也是该会议首次在非洲大陆举行，必将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协同创新领域的融合发展。
从历届三螺旋国际会议主题以及提交的会议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来看，三螺旋理论的研究从最初的基本理论探讨、概念范畴、模型定义，逐步发展为实证研究、案例研究、算法应用，同时与全球或区域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37]自2009年起，三螺旋国际会议由每两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早期的学者主要关注三螺旋理论提出的背景，确定研究范畴、研究方法，搭建理论模型和组织框架，并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38]近几年来，对该理论的研究侧重于实证研究与应用研究，包括发展计量算法、挖掘经典案例等，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该理论的实践，并与当前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相结合，综合运用在线社会网络、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工具来挖掘模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39][40][41]。
（二）国内三螺旋理论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三螺旋理论的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有周春彦、王成军、曾国屏和方卫华等。王成军（2005）的两部专著《三重螺旋：官产学伙伴关系研究》和《官产学三重螺旋研究：知识与选择》[42][43]、周春彦（2005）对亨利·埃茨科威茨的著作进行翻译并出版《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模式》[44]、林学军（2010）的专著《基于三重螺旋创新理论模型的创新体系研究》[45]是对三螺旋理论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目前国内研究人员对三螺旋理论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理论阐述与模型优化
2001年三螺旋创始人之一雷德斯道夫与曾国屏合作发表的论文首次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对中国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46]。方卫华（2003）系统地介绍三螺旋的起源与理论发展，讨论了模型的含义及主要结构类型，并与国家创新系统和其他创新理论进行比较，论述该理论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实践指导意义。[47]国内学者对三螺旋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始于2005年。周春彦对埃茨科威茨的著作进行翻译并出版《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模式》一书，对三螺旋创新主体如何相互作用、区域创新动力进化机制以及测度指标体系建立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48]同年，王成军的两部专著针对三螺旋的产生、发展、应用计量以及未来展望进行了全面分析。此后，有关三螺旋理论的研究在国内逐渐升温。周春彦对三螺旋的生成原理、静态表现和动态演化特征进行了全面阐述，并与埃茨科威茨共同提出了作为传统三螺旋补充的可持续发展三螺旋，对第四维螺旋的存在性作了全面论证；提出了由阴、阳两副三螺旋构成的双三螺旋模型，公众、企业、政府构成抑制创新的阴三螺旋，大学、企业、政府构成促进创新活动的阳三螺旋，两副螺旋彼此互补，其冲突与协调促进了创新活动的稳定可持续发展。[49][50][51]王成军（2006）对三螺旋创新理论进行了知识集成和系统综述研究，并以三螺旋国际会议为主线研究了该理论的最新进展。[52]潘东华和尹大为（2009）认为，三螺旋模型中存在接口组织，并对接口组织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与地位、结构特征、机构演化及其促进三螺旋成果转化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53]黄涛（2013）认为，政治圈、学术圈和产业圈两两之间存在双向的六维渗透关系，通过促进并提升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来解决科研管理、市场体制和政府运转中存在的若干问题。[54]Xiao-Ping Lei（2012）等利用从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得到的专利数据，分析了中国1976—2009年官产学合作的情况，并将1976—1986年的政府主导阶段、1987—1999年的自由松散阶段和2000—2009年的企业主导阶段分别对应于三螺旋模型的三种结构。杜勇宏（2015）认为，在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相互平等的合作伙伴——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产业（企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作用与融合导致三类主体在功能上实现部分重叠，加之相互合作产生的创新战略与创新实践，在科技服务业的推动下，与创新支持组织一起构成创新群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55]
2.创新机制应用
涂俊和吴贵生（2006）论述了国内对三螺旋理论的研究进展和实践经验，提出在三螺旋模型中大学应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官产学研合作来推动知识发展和技术进步。[56]汤易兵（2007）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构建了区域创新视角下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对我国区域创新产出的知识来源进行了实证研究。[57]刘则渊和陈悦（2007）在赋予巴斯德象限新的内涵后，对基于知识生产的三螺旋创新模型的进行重构，并以此作为实现区域科技创新的重要路径，将三螺旋理论运用到了中国实践。[58]栾春娟等（2008）在三螺旋视角下，通过对全球学术界专利产出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大陆专利申请数量最多，但核心专利全部集中在美国，并提出大学需要和产业加强合作来提高专利质量。[59]陈红喜（2009）提出，官产学合作创新应发展组建研发实体的高级模式，通过构建产业技术层面的战略合作、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争取政府的参与和投入来实现官产学三螺旋协同创新的深入发展。[60]吴玉鸣（2009）运用专利数据对官产学科技合作、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61]李海波等（2010）以区域创新理论和三螺旋理论为基础，通过设计合理的指标体系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和绩效进行综合测度，为区域创新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62]马飞虹（2012）综合运用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论、自组织理论和三螺旋创新理论，对官产学合作创新系统的概念模型、复杂性与其产生的机理、系统仿真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63][64]邹波等（2013）提出三螺旋模型存在三种内在机制，即自反机制、集成机制和非线性机制，在实践层面上，通过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三螺旋创新主体大学、企业和政府在创新目标、组织结构和创新过程中的协同。[65]康健和胡祖光（2014）将三螺旋模型细化为“大学—政府—生产性服务业”和“大学—政府—制造业”两个并行的协同创新结构，构建区域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与绩效评价模型，并结合实例对该模型的理论意义、应用范围和实践作用进行了阐述。[66]李小丽（2016）以三螺旋理论为基础，构建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组织（TTO）的分析框架，从TTO内部和三螺旋环境外部两个子系统探讨三螺旋和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组织各自形成的机理，通过它们之间交互关系来研究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组织的构建。[67]胡曙虹等（2016）认为，硅谷创新体系的形成是各种创新主体、要素与创新环境良性互动的结果，其中，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引擎”企业、奋发有为的政府是硅谷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密集的风险投资、大量的专业性服务机构、各种行业协会和非正式社交网络为重要的支撑要素并催化各类创新活动的产生，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和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孕育了硅谷持续创新的土壤。[68]
3.三螺旋与创业型大学研究
张铁男和陈娟（2011）通过对中国大学科技园孵化模式的分析，发现通过增强官产学之间的有效互动和资源共享可以实现孵化活动的链条式发展，从而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69]李华晶和王睿（2011）通过对中国三个典型大学衍生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大学的科技研发实力是衍生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衍生企业母体大学的科研实力和政府在知识创新系统中的投入直接影响了衍生企业的创新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70]饶凯等（2012）从三螺旋视角分析了政府研发投入对大学技术转移合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显著地促进了区域大学技术转移合同数量和收入两方面的增长，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是大学技术转移合同增长的促进因素，政府在三螺旋模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71]孟卫东和佟林杰（2014）发现，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外部资金对大学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2]何郁冰和丁佳敏（2015）运用生态系统思想，提出了创业型大学构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EEE）的基本框架，对比分析了国外三所著名高校（美国斯坦福大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建设创业型大学中构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做法及经验，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73]王海琴（2016）认为，尖塔战略是使斯坦福大学20世纪走出危机实现转型的科技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是：集中力量发展少数能获取大量政府、企业资助的学科，使之形成拥有国际声誉的学科领域，在学术与经济目标之下，厘定了大学与政府、企业三螺旋关系的内涵及建设纲领。[74]
4.三螺旋模型的计量研究
三螺旋模型通过大学、企业和政府三个创新主体的紧密合作和相互作用来促进知识的创造和技术的进步，如何利用三螺旋模型对创新系统进行识别和衡量，并预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带来的效益，则需要定量化的指标和方法。三螺旋创始人之一雷德斯道夫提出的三螺旋算法（Triple Helix Algorithm，THA）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另外，社会网络分析、空间向量分析和专利分析等方法也被应用于三螺旋模型的计量研究上。王成军等（2006）对三螺旋算法进行推导和解释，并对该算法在国际上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研究，随后，通过对SCI 2000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详细阐述了三螺旋算法下定量研究的规范方法，给出了三螺旋框架图谱和计量研究的实现路径。[75][76]蔡翔和刘晓正（2012，2013）依据雷德斯道夫提出的三螺旋定量算法，运用数据挖掘方法分别得到SCI 的引文数量、国家标准的起草制定以及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数据，对中国官产学合作创新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时间序列的纵向研究和区域间的横向对比，是通过三螺旋计量研究指导中国科技创新实践的有益探索。[77][78][79]邹益民和张智雄（2013）对三螺旋计量研究的发展和实践进行了梳理，分别对互信息、φ系数和偏相关、向量空间三类计量指标以及科学计量法、网络计量法、社会信息计量法三类计量方法进行了阐述和对比。[80]许侃和聂鸣（2013）、党蓓等（2014）依据三螺旋算法，以互信息为测度指标，分别应用SCI论文和专利数据对中韩两国的官产学合作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韩国的大学、产业、政府之间合作创新的互动关系比中国更为紧密。[81][82]李培凤（2015）运用三螺旋互信息算法，以SCI论文数据为基础，从纵向时间维度，定量测度了中国大学与企业、政府研发机构之间跨界协同创新的耦合效应，并分析了其潜在的结构性问题。[83]董英南等（2016）以知识生产函数为基础，考察三螺旋创新模式下知识溢出的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区域创新体系高效运作的重要环节，三螺旋创新模式可以精确描述高校—企业—政府的三维结构体系，其中，高校科研投入对知识溢出作用不显著，政府投资于企业的研发活动对知识溢出未发挥应有作用，企业和大学的合作对知识溢出作用显著。[84]
5.三螺旋国际合作方面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国际化时代的到来，国际科技合作已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刘伟等（2010）以清华大学对俄罗斯开展的国际技术转移为例，研究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意义、模式以及研究型大学与国际技术转移之间的相互作用。[85]刘娅（2011）通过对中国环境领域国际合著论文的生产能力、地域、机构、研究热点、发表期刊等方面的计量分析，揭示了中国环境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的整体表现及合作网络的基本特征。[86]王鹏和张剑波（2013）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官产学研合作对区域创新产生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新产品产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专利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官学合作、官研合作和产学合作对新产品和专利产出均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官产合作和产研合作对两类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87]张永凯和陈润羊（2013）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等科技强国在重视官产学研合作、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以及引进海外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科技政策，发现其呈现趋同趋势，并对中国的科技合作提出了政策建议。[88]
6.三螺旋协同创新效率方面的研究
彼得鲁泽利（Petruzzelli，2011）分析了12个国家的33所大学与企业合作情况，从技术相关性、以前合作关系和地理距离三个方面来衡量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性。[89]布林布尔等（Brimble，2007）研究了泰国四个行业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效率，发现生物医药行业创新效率较高，而纺织行业因较少得到政府资助而导致合作创新效率不高。[90]熊婵等（2014）应用基本DEA模型和改进DEA交叉效率排序模型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运营效率进行了研究。[91]曹勇和苏凤娇（2012）应用皮尔逊（Pearson）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及其下属五个典型行业科技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92]肖丁丁和朱桂龙（2013）应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对广东省260家合作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评。[93]樊霞等（2012）[94]、陈光华等（2014）[95]、张煊等（2014）[96]分别应用DEA-Tobit两步法对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97]廖娟等（2015）以区域协同创新效率评价为研究对象，基于三螺旋理论构建了区域协同创新效率的两阶段评价模型，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SE-DEA）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区域协同创新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98]
综上所述，三螺旋理论经过2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三螺旋理论是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对创新理论的深化，是一种以多学科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见长的先进的创新理论。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对三螺旋的理论内涵、模型解构、主体特征、运行体制与机制、作用机理等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同时通过丰富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三螺旋对创新实践的解释力。尽管三螺旋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三螺旋理论虽然解决了创新系统进化的动力问题，但对于如何促进创新系统内各资源要素的共生、扩散与整合等关键问题没有给出具体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由于三螺旋理论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植入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如何修正和完善，以及运用三螺旋理论如何解释中国在协同创新方面的实践缺乏系统研究。因此，本书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引入资源整合理论，通过创新资源在三螺旋系统中的流动与整合来寻求创新系统提升的实践方法，并结合中国情境与相关数据来对三螺旋理论的中国化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