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文谈到，开元以后，京、洛成为唐代的诗坛中心。但京、洛作为唐代诗坛中心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安史之乱期间，长安落入叛军之手一年又三个月，洛阳沦陷近五年，那时京、洛当然不可能是诗坛中心。中唐以后，随着“河西、陇右没于虏（吐蕃），河南、河北不上计（藩镇割据）”，两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下降了，作为诗坛中心的地位也下降了。

随着京、洛诗坛中心在全国诗坛地位的下降，时常或于某一阶段在京、洛之外的某个地方，以某一二位在诗坛有影响的人物为核心，形成一些小的诗歌创作中心。虽然这些创作中心不可能取代京、洛诗坛中心，但这种现象却是初盛唐时期不曾出现过的，值得我们注意。

下面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以鲍防为核心的浙东联唱就是例子之一。鲍防早有诗名，天宝中作《感遇》十七篇，“属诗者宗而诵之”（唐穆员《鲍防碑》）。宝应元年（762），李光弼部将薛兼训受命为浙东节度使（治越州），领兵镇压浙东袁晁起义，以鲍防为行军司马。直到大历五年（770）入朝为职方员外郎，鲍防共居浙东八年。《鲍防碑》：“公之佐兼训也，令必公口，事必公手……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越州）者如鳞介之集渊薮，以公故也。”这些话说明鲍防以其幕府主事的地位和诗名吸引避乱南渡的士大夫纷纷投奔，于是就在越州形成了一个小的诗歌创作中心。《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便是这个创作中心唱和作品的结集。《联唱集》今已亡佚，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一二于所录《经兰亭故池联句》下注云：“鲍防、严维、刘全白、朱迪共二十五人，具姓名。大历中唱（和）五十七人。元（通‘原’）本不注姓名于联句下。”“元本”即指《联唱集》，《经兰亭故池联句》系集中所收之诗，“五十七人”当指《联唱集》的作者人数。据贾晋华《〈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考述》（《文学遗产》增刊十八辑）、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一章的钩稽考证，已知的集中之诗有《忆长安十二咏》，《状江南十二咏》、《中元日鲍端公宅遇吴天师联句》、《严长史宅联句》等十八题，作者有鲍防、严维、刘全白、朱迪、吕渭、丘丹、谢良辅、谢良弼、陈允初、吴筠、贾弇、沈仲昌、章八元等近四十人。其身份大抵为浙东幕府僚佐、越州地方官吏和士人、流寓江南的士人等。由《联唱集》不难推知，在鲍防的倡导下，越州的诗歌创作一时大兴。

紧承浙东联唱之后，又有以颜真卿为核心的湖州联唱。颜真卿自大历八年（773）正月至十二年（777）五月任湖州刺史，时年已六十余。他立朝正色，忠直刚烈，深孚众望，又早以文章知名，因而对士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大历八年六月，真卿延请在江南的文士李萼、陆羽、褚冲、汤衡、潘述、萧存、陆士修、殷佐明、左辅元、皎然等32人于州学及放生池共修《韵海镜源》（其中有十人未始终参与其事）；同年十月，将修撰地移至州治西南杼山，又有文士裴郁、吕渭、刘全白、沈仲昌、丘悌、张著、权器等27人“往来登历”，相与游从（见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修撰《韵海》期间，真卿每在暇时与诸文士诗酒唱和；大历九年三月，《韵海》修毕，真卿曾同诸文士欢宴并饯送诸文士归，皆吟咏唱和；其后，又常率皎然等文士游赏湖州各山水名胜，共宴饮赋诗；又，袁高、皇甫曾、耿、张志和、王纯、杨凭、杨凝、张荐、陆涓等先后来游湖州，真卿及诸文士皆与之宴集唱和。这样，就形成了湖州联唱的盛况。据今存有关联句诗的署名，可知前后参与联唱者除上述预修《韵海》的32人和“往来登历”的27人外，尚有吴筠、强蒙、范缙、裴幼清、柳中庸、韦渠牟、李观、李清、崔子向、少微等三十余人。可见湖州联唱较之浙东联唱规模更大，参加的人员更多，创作的诗歌亦夥。其中仅联句诗（在真卿刺湖期间所作者）就有35首（载于《颜鲁公文集》及《吴兴昼上人集》）。在湖州联唱中，湖州人诗僧皎然（昼上人）也是一个核心人物。他在大历间诗名颇著，交游又广，曾主持和参与了若干次真卿未参加的唱酬、联句活动，存世的湖州联唱之作也数他最多（本段所述各事参用了贾晋华《皎然年谱》的考证成果）。

大中十三年（859）至十四年，襄阳也出现一个以段成式、温庭筠为核心的小创作中心。大中十三年，成式离处州刺史任，闲居襄阳；同年，庭筠贬隋县尉，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阳）徐商留他为幕府巡官。庭筠“与成式甚相善”（《金华子》卷上），两人又都有诗名、文名，相聚在襄阳即赋诗唱和，襄阳幕府中的官员也参与他们的唱和，于是便形成一个小的创作中心。这个中心所创作的作品，被编集成《汉上题襟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汉上题襟集》十卷。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汉上题襟集》三卷。唐段成式、温庭筠、庭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唱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温庭皓（庭筠之弟）、余知古、韦蟾当时皆任徐商幕府从事。《题襟集》已佚，但除余知古外，集中上述诸家的唱和诗什，仍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见于《唐诗纪事》、《全唐诗》）。此外，王传、周繇（陶敏谓当作“元繇”，说见《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当时也在徐商幕府任职，参与了襄阳唱和，今存王传《和襄阳徐相公商贺徐副使加章绶》一首（段成式有同和诗）、周繇《嘲段成式》等与段唱和之诗五首，都应是《题襟集》中的作品。《唐诗纪事》卷五七：“成式有《汉上题襟》十卷。”则《题襟集》当是由成式编成的。虽然襄阳唱和规模小，参加的人员不多，延续的时间也短（仅一年左右），但《题襟集》有十卷之多，从中仍可看出襄阳一时唱和甚盛的景况。

与襄阳唱和情况接近的还有以皮日休、陆龟蒙为核心的苏州唱和。咸通十年（869），皮日休为苏州刺史崔璞从事，与苏州隐士陆龟蒙结为知友。两人皆有诗名、文名，于是递相唱和，一年中各赋诗三百余首。是时与唱者尚有崔璞、张贲、崔璐、李縠、魏璞（一作“朴”）、羊昭业、颜萱、郑璧等八人。陆龟蒙将自己和皮日休等的唱和诗共685首编成《松陵集》十卷，由皮日休作序。《松陵集》今存，张贲当时旅寓吴门，李縠自浙东罢职西归途过苏州，故得与皮、陆交游唱和；其余崔、魏、羊、颜、郑五人则都是“吴中名士”。此外，“吴中名士”司马都今存有《和陆鲁望（龟蒙）白菊》一首（见《唐诗纪事》卷六四），皮日休、张贲、郑璧皆有同和之作，说明他也应是参与苏州唱和的人之一。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咸通十年的苏州，大抵也可说是一个小的诗歌创作中心了。

上述这些小诗歌创作中心的创作活动，多数是在频繁举行的各种诗会上进行的，具有群体性。这些诗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大多为喜好诗文的地方军政长官，例如浙东之鲍防，湖州之颜真卿。这些小创作中心都在南方，这不是偶然的。延续多年的安史之乱直到广德元年（763）才结束；同年，吐蕃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西京长安从此处在吐蕃的威胁之下；加上河北、河南的藩镇割据和叛乱，导致北方战祸不断，于是不少文士徙居南方。由于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地区）较富庶、社会较安定，加上京官禄薄的原因，又使得不少文士竞趋南方的幕府州郡任职。还有，自元和十五年（820）以后，宦官掌握了皇帝的废立生杀之权，势力益盛，朝廷内部的宦官与朝官之争愈演愈烈，而朝官间的朋党之争也势如水火。这两种矛盾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造成晚唐的政局更加混乱，朝廷到处充满杀机，文士在朝中为官的风险增大。于是愿到地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幕府州郡任职的文士更多。以上各种因素造成了中唐以后居南方的文士、诗人增多的局面，南方小诗歌创作中心的出现，正与此有关。然而，这些创作中心皆偏处一隅，难以同时成为诗歌传播中心，所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其作用与长安诗坛中心终究不可同日而语。

在晚唐时代，藩镇割据等不可调和的社会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央政权愈显孱弱，国家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京、洛作为诗坛中心的地位也进一步下降。这时期，长期居于长安诗坛中心的杰出诗人几乎找不到，长安诗坛中心缺少领袖，创作日益呈衰颓之势，因而这个诗坛中心更多的只能起到一个传播中心的作用。与这种情况相应，晚唐时代生前即名满天下、影响遍及全国的诗人也很难找到。譬如李商隐。他是晚唐的大家，但实际上生前诗名并未远播。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商隐字义山，文学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可见他以章表书启名世。《旧唐书·李商隐传》：“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新唐书·李商隐传》：“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两书都称道商隐的骈文，而无一语谈及其诗，说明他生前文名大于诗名。当时，大概只有若干知交对他的诗作给予高度评价。如喻凫《赠李商隐》：“羽翼恣抟扶，山河使笔驱……徒嗟好章句，无力致前途。”李郢《送李商隐侍御奉使入关》：“《白雪》咏歌人似玉，青云头角马生风。”崔珏《哭李商隐二首》其一：“词林枝叶三春尽，学海波澜一夜干。风雨已吹灯烛减，姓名长在齿牙寒。”商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地方任职，前后几度在长安任微官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五年左右。他生前诗名未能远播，当和这一情况有关。可是，处在同一情况下，他生前的文名为什么却又甚著呢？商隐一生辗转于各幕府，皆掌“记室”之任，为府主等撰拟了大量表状书启一类骈体文（数量远过于其诗作），由于这些文章多送往朝廷、官府，因而容易传于京师；加上唐时的官方文书仍习用骈体，它的写作技巧在官场中极有实用价值，对许多渴望进身的士人颇具吸引力，所以商隐的大量堪称“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二）的骈文，便得以在当世广泛流传，商隐因此获得声名。至于他的那些表现自己心灵世界的诗作，就没有这种幸运了。

又如杜牧。他也是晚唐的大家，而且和李商隐一样，生前的文名大于诗名。裴延翰《樊川文集序》说：“窃观仲舅之文，高骋夐厉，旁绍曲摭，絜简浑圆，劲出横贯，涤濯滓窳，支立敧倚……斯有意趋贾、马、刘、班之藩墙者邪！”对杜牧的散文给予高度评价。《序》里还列举出《罪言》、《原十六卫》、《阿房宫赋》、《感怀诗》等16篇杜牧的代表作，加以称誉。这16篇中，除有诗、赋各一篇外，其余都是各种体裁的文章。裴延翰是杜牧的外甥，《序》作于大中九年（855）或十年（牧卒后三四年，参见胡可先《杜牧研究丛稿》，第229页），据《序》中所言，不难测知时人更重视杜牧的文章，他在当世的文名大于诗名。杜牧还有一点同李商隐一样，即一生也是绝大部分时间在地方任职^[13]。至于他在当世获得文名的原因，则与李商隐不尽一样。杜牧是京都长安人，出身名门（宰相杜佑之孙），他登第前在长安写的《阿房宫赋》，当时就在太学生中广为流传（见《唐摭言》卷六《公荐》），并因此赢得才名。出仕后，他非常关心时政，为文“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多次上书执政者，献治国安民之策，有的还被执政者采纳（如宰相李德裕曾采纳其平泽潞、御回鹘之策）。这类献策之文，现实性强，极易引起时人的注意；另外，杜牧很重视自己的那些“论列大事，指陈病利”的文章的流播，他在《战论》中说：“发是论者，亦且将书于谤木，传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他多次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抄寄达官、知己^[14]，这些都有助于他文章的流传和获得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