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诗坛中心”，指的是诗人荟萃的中心、诗歌创作和传播的中心以及诗艺交流的中心。诗坛中心的创作主潮会对整个诗坛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起着支配的作用。唐时有这样的诗坛中心吗？
初唐近百年中始终存在的宫廷诗苑，就是当时诗坛的中心。首先，初唐宫廷诗苑是当时诗人荟萃的中心。整个初唐时代，处在宫廷诗苑圈子以外的诗人数量很少（参见余恕诚《唐诗风貌》第三章）。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它的历史原因。经历了隋末的多年战乱之后，唐立国之初的文教事业衰敝，诗人文士凋残，这对于唐王朝统治的巩固是不利的。唐太宗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旧唐书·音乐志》）要“以文德绥海内”，自然应重视文教建设，而从事文教建设，首先需要大量人才。所以，唐初帝王便多方网罗了一批前朝遗留的诗人文士入朝，给予高位。这样，武德、贞观时的宫廷诗苑也就形成了。这一宫廷诗苑的主力是一批学士。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旧唐书·太宗纪》），令杜如晦等18人并以本官兼任学士（十八学士的姓名，见于褚亮《十八学士赞》），史称秦王府十八学士。在这些学士中，有谋臣、经学家、史学家，更多的则是以诗文名世的人，如虞世南、褚亮、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薛元敬等。此外杜淹、杜正伦二人（皆有诗作传世），虽不在18人之列，实际也曾为文学馆学士（据《旧唐书》本传）。李世民即位后，秦王府不复存在，于是文学馆学士便转成为弘文馆学士（据《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后来，唐太宗又陆续遴选若干文学之士入弘文馆，亦并以本官兼任学士或直学士。根据《唐会要》卷六四、《通鉴》武德九年及两《唐书》本传的记载，贞观时新进的学士、直学士有欧阳询、颜师古、萧德言、褚遂良、朱子奢、谢偃、上官仪（诸人都有诗作传留）等。除学士外，武德、贞观时的宫廷诗苑中，还有一些重臣，如魏徵、王珪、陈叔达、岑文本、李百药、杨师道、袁朗、孔绍安等。
高宗朝宫廷诗苑的主力仍是一批学士。在太宗朝的一些声名最盛、影响最大的宫廷诗人已辞世的情况下，许敬宗、上官仪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高宗朝宫廷诗苑的代表人物。虽然这时许、上官二人皆累官至宰相，但仍都兼任弘文馆学士（唐制，学士皆以他官兼任）。据《唐六典》卷八、杨炯《薛元超行状》及两《唐书》本传的记载，高宗朝在弘文馆任学士、直学士的尚有任希古、袁承序、李义府、来济、薛元超、刘祎之、高智周、孟利贞、郭正一、张大素、范履冰、韩思彦等，他们在当时大抵都有诗名或文名，多数人有诗作传留至今。此外，董思恭、元万顷、元兢虽非弘文馆学士，也可算作宫廷诗苑中人[1]。武周、中宗朝宫廷诗苑的主力也是一批学士。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0）达到称帝的目的后，渐热衷于文事，君臣唱和日盛。圣历二年（699），置控鹤府（后改为奉宸府），令内宠张易之、张昌宗监领，引文学之士薛稷、员半千、阎朝隐、宋之问等入府为内供奉。同年，命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于季子、沈佺期、徐坚、张说、刘知几、宋之问、崔湜、韦元旦等26人同修大型类书《三教珠英》于内殿，时称“珠英学士”。《唐会要》卷三六记述了这一情况并列有26个预修者的名单。《郡斋读书志》卷二○载崔融编集预修《三教珠英》者47人所赋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但未列出47人的姓名。据今存《珠英学士集》残卷及《新唐书·李适传》、《唐诗纪事》卷六，可知在这26人之外，尚有李适、胡皓、刘允济、乔侃四个预修者。上述已知姓名的30个珠英学士中，仅李处正、蒋凤二人无诗作存世。中宗即位后，听从上官昭容的建议，增置修文馆（即弘文馆，避皇太子李弘讳改为昭文馆，又改为修文馆）学士，并提高其地位。景龙二年（708），敕李峤、赵彦昭等四人为修文馆大学士，崔湜、李适、李乂、刘知几等8人为学士，薛稷、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12人为直学士。这个二十四学士的名单，见于《新唐书·李适传》、《唐会要》卷六四、《唐诗纪事》卷九。此外，据两《唐书》本传记载，张说、苏颋、崔日用也曾任修文馆学士，大概是后来又增补的。以上修文馆学士凡27人，均有诗作传留至今。除学士外，“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崔融）中的苏味道、崔融，也是武周、中宗朝宫廷诗苑的重要人物。
初唐宫廷诗苑又是当时的诗歌创作和诗艺交流中心。唐太宗“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太宗《答魏徵上〈群书理要〉手诏》），唐建国之后，为了使自己“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同上），很重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于是除“锐意经籍”外，还热衷学诗。他令诸学士轮番宿直，听政之暇，即引入内殿，或“讨论坟籍”，或吟咏唱酬（参见李百药《封建论》等）。当学士、重臣“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唐会要》卷五七）时，君臣间也常作诗唱和。另外，学士、重臣之间宴饮赋诗的风气也很流行（例如在安德公杨师道山池、于志宁宅的宴集），这样便形成了贞观朝宫廷诗创作的盛况。高宗朝宫廷诗的创作也未衰减，许敬宗、上官仪等宫廷诗人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上官仪，诗作“绮错婉媚”，风靡一代，“时人谓为上官体”（《旧唐书》本传）。麟德元年（664），他由于政治原因被杀，但上官体的流行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从元万顷、刘祎之等高宗朝宫廷诗人的作品中，就可看到上官体的影子。武周朝的珠英学士们在修撰《三教珠英》的过程中，每每“赋诗聚会”（《旧唐书·徐坚传》），创作活动活跃，故有崔融集其所赋诗为《珠英学士集》。学士、宫廷诗人们还常侍从武则天宴游，君臣作诗唱和。如久视元年（700）武则天游石淙，赋七律一首，应制奉和的除宰相、武则天的子姪、内宠外，有学士、宫廷诗人李峤、苏味道、崔融、阎朝隐、薛曜、徐彦伯、于季子、沈佺期等。今存的《宋之问集》中，也有不少陪侍则天的应制诗，如《龙门应制》、《麟趾殿侍宴应制》、《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扈从登封告成颂》、《松山岭应制》等。中宗朝的宫廷诗创作更是盛况空前。中宗好宴享游乐，“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新唐书·李适传》）。当时君臣宴游唱和的规模之大，次数之频繁，以及制作出的诗篇数量之多，都远远超过太宗、武周朝。在学士赋诗属和时，还每“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通鉴》卷二○九），形成了宫廷赛诗。初唐宫廷诗人们在赋诗聚会时，也从事诗艺交流。他们先后写出的若干探讨分析诗歌的声律病犯、对仗技巧以及艺术表现的论著，就是从事这种交流的产物，律诗的定型也是他们在从事这种交流中完成的。
宫廷诗苑存在于京师，而京师由于具有各种优越的条件，很自然地成为一个诗歌传播的中心（详后）。我们知道，唐代诗歌的流布，主要依靠传写[2]。在这样一个诗歌的流布主要依靠传写的时代，诗歌传播中心对于诗歌发展的作用，既不同于印刷术已普及的宋代，更大异于今日。在今日，一个诗人的杰作一旦发表，就立刻能在全国产生影响，不论他居于何地；在宋代，一个诗人的佳制一旦刊印，也能迅速传至全国各地并发生影响，尽管他远离诗歌传播中心。而在唐代，一个诗人如果远离传播中心，那么即便他佳作迭出，也难以立即在当世获得普遍的声誉与广泛的影响；而长期居于传播中心的诗人，情况正与此相反。所以，唐代诗人在当世诗坛的地位与影响，不全由其作品的质量决定。
初唐宫廷诗苑由于居于诗坛的中心地位，加上得到帝王的扶持，因而影响巨大，对当时诗坛起着支配的作用。当时诗坛公认的领袖和代表人物，无一不是宫廷诗苑中人。如武德、贞观朝的诗坛领袖和代表人物是虞世南、李百药、褚亮。时人称虞世南“文为辞宗”（太宗语，见《旧唐书·虞世南传》）、“雕文绝世”（褚亮《十八学士赞》）、“博通万句，对问不休”（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谓李百药“海内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大唐新语·文章》），其诗“虽樵童牧坚，并皆吟讽”（《旧唐书》本传）；评褚亮“虽未连衡两谢（谢灵运、谢跳），实所结驷二虞（虞世基、世南兄弟）”（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高宗朝的诗坛领袖是许敬宗、上官仪。许敬宗武德初即任秦府学士，夙已“槐市腾声”（《十八学士赞》），高宗朝累任宰相，以“文学宏奥”（《旧唐书》本传）主持大量类书、诗文总集的修撰，成为文坛宿老、宗师；上官仪的诗作为时人竞相效仿，前已述及。武周、中宗朝的诗坛领袖和代表人物是“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问。张说《五君咏·李赵公峤》：“李公实神敏，才华乃天授……故事遵台阁，新诗冠宇宙。”《新唐书·李峤传》：“峤富才思，有所属缀，人多传讽。”“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可以说李峤是当时诗坛的领袖。沈、宋年辈晚于“四友”，但诗作“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文艺传中》），屡次在宫廷赛诗中获胜，成为当时宫廷诗苑的宠儿。
初唐时处在宫廷诗苑圈子之外的诗人不多，较有诗名的只有王绩、四杰、刘希夷、陈子昂等几个。由于他们都不居于诗坛中心，所以在当时诗坛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地位与影响。如自隋入唐的王绩独标一格，在武德、贞观朝诗人中存诗数量最多（今存诗124首），但他长期居于故乡绛州龙门，与诗坛中心（宫廷诗苑）疏离，因而在当世影响不大，在诗界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地位（唐陆淳《删东举子后序》：“其遗文高迹不显。”）。可以说，他的诗在身后才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大唐新语·文章》称刘希夷“少有才华”，“不为时所重”，“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希夷约卒于仪凤四年（679），《正声集》编于开元中期，是希夷在辞世四十余年后，方为人们所注意。这同他一直远离诗坛中心（希夷未在京师做过官），应有关系。陈子昂虽曾任职京师，与一些宫廷诗人也有往来，但始终没有进入宫廷诗苑的圈子。他怀着对宫廷诗风的深刻不满，大力标举兴寄、风骨，倡导诗文革新，可是在当世产生的影响却很有限，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说：“惜乎！湮厄当世，道不偶时……恨不逢作者，不得列于诗人之什，悲夫！”直到盛唐时代，其声名、影响始著[3]。
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并称“四杰”大约在高宗咸亨（670-673）、上元（674-675）年间。在并称“四杰”之前，他们各自已都在京师获得了声名。“四杰”之得名京师，与宫廷诗苑有一定关系，但他们又都不能算是宫廷诗苑中人[4]。下面拟从关于“四杰”次第的争议，来看一看诗坛中心（宫廷诗苑）的作用。景龙二年（708）宋之问所作《祭杜学士审言文》中有“王杨卢骆”的次第，《旧唐书·杨炯传》称杨对这一次第表示不满，“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不管杨炯争次第的记载是否符合事实，当时当有杨应排名第一的呼声。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杜列杨为“四杰”之首[5]，想来渊源有自，而非别出心裁。从今存的作品看，杨的文学成就实难居四人中的首位，为什么当时却有人认为他应排名第一？杨炯十一岁（660）时开始“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76）补校书郎；永淳元年（682），受到与上官仪“文章款密”、兼任弘文馆学士的宰相薛元超的举荐，任太子詹事司直，兼崇文馆（属东宫，比照门下省之弘文馆而设）学士，同时任学士的有崔融、徐彦伯（见杨炯《庭菊赋》）；天授元年（690），与宋之问同值习艺馆，并结为知交（见宋之问《祭杨盈川文》）。在“四杰”中，杨炯同宫廷诗苑中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杨炯今存的诗歌看，也带有较多宫廷诗的印记，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谓其“在宫廷诗圈子里挣扎”，不为无据。在宫廷诗苑支配诗坛的情况下，人们认为杨炯应排名第一是很自然的。
初唐近百年中，当一批宫廷诗人辞世后，又有一批新的宫廷诗人取而代之，宫廷诗苑始终存在，并成为当时诗坛的中心。到了玄宗开元年间，这种局面才有了大的改变。虽然当时宫廷的宴饮赋诗活动不绝，但宫廷诗苑已丧失其对诗坛的支配力，再也不能成为当时诗坛的中心了。初唐宫廷诗苑之所以能成为当时诗坛的中心，不仅仅由于它得到帝王的扶持和处于优势的地位，更主要的还在于，它对初唐诗歌的演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对当时诗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余恕诚《唐诗风貌》一书指出，初唐诗歌是在宫廷内外双方的互补中演进的，“初唐诗歌演进，始终离不开宫廷诗苑这样一个最为重要而持久的基地”。这个看法颇有见地。窃以为初唐宫廷诗苑起码担负并完成了两项宫廷诗苑圈子之外的人难以担负和完成的促进诗歌发展的任务。第一项任务是诱导学诗、传授作诗技艺、普及诗歌创作。弘文馆学士（宫廷诗苑的主力）职“司撰著”（《唐六典》卷八），他们在整个初唐时代，连续编纂了大量类书、诗文总集等，为文人士子学习诗文、采摭辞藻典故提供便利，起到了诱导人们学诗的作用（参见闻一多《类书与诗》）。宫廷诗人们还撰写论著，如上官仪作《笔札华梁》，元兢作《诗髓脑》，崔融作《唐朝新定诗格》等，对诗歌的声律、对偶、艺术表现等进行分析探讨，于文人士子学习作诗和诗歌创作的普及都产生了促进的作用。还有像李峤作咏物组诗《杂咏诗》一百二十首，为习诗者提供了便于效仿的范式，也起到了普及诗歌创作的作用（参见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又，弘文馆学士有“兼训生徒”之责（弘文馆有学生三十人，皆皇亲国戚及功臣贵官之子），这使学士们能够通过“讲学授徒”的方式传授作诗技艺，从而也有助于诗歌创作的普及。随着开元之世文教的昌盛，来自庶族寒士阶层的诗人大量涌现，标志着这第一项任务已基本完成。第二项任务是律诗的定型。律诗定型于武周、中宗朝的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们之手（详见拙作《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在以上两项任务已完成的情况下，宫廷诗苑的作用与影响力也就大为减弱。另外，经过“四杰”、陈子昂等对宫廷诗风的激烈批评，宫廷诗存在风骨不扬的缺失到开元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于是时代的审美文化取向便同宫廷诗的审美风尚拉开了距离，宫廷诗也就逐渐失去对人们的吸引力。这样，宫廷诗苑自然也就难以成为当时诗坛的中心了。在开元之世，事实上已很难找到严格意义上的宫廷诗人。例如张说（667-731），原是武周、中宗朝的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所作宫廷诗近百首，似乎是一个宫廷诗人；然而他阅历丰富，写的非宫廷诗更多，达二百多首，且作品所追求的气象，亦异于宫廷诗，如他的某些应制之作，甚至具有雄劲的格调，所以又不能算是一个宫廷诗人。可以说，宫廷诗的创作集团到开元时已经瓦解。这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诗歌创作高潮到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