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史与古文献研究

新的出土文献对解读传世文献文本及内容很有帮助，同时对传世文献记载所缺乏的古史系统的梳理也大有裨益。李均明《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利”说解析——与荀子义利观的比较》认为《三寿》“利”说是追求利益平衡的纲要，是其行事原则“揆中水衡”思想在利益分配中的体现。虽然《三寿》“利”说内涵与孟荀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趋向相同，应是当时利益观主流。杨振红《清华简〈鸱鸮〉〈蟋蟀〉的解读及〈诗经〉相关问题探讨》认为根据简本《金滕》看，《鸱鸮》显然是周公怨诗而非周公东征后报成王之诗，汉代四家诗解读皆不得其旨。简本《蟋蟀》的主旨是“康乐而毋荒”，与《左传》时代相吻合，但汉以后《蟋蟀》则旨在刺君俭。由此可推汉代《诗》《书》大约来源于一个相同的祖本，只是在传承过程中产生若干的小差异。这个祖本与简本时代的文本已有相当的距离。赵平安《“地真”、“女真”与“真人”》一文，结合清华简《汤在啻门》的“地真”，将《楚帛书》中的“女填”解读为“女真”。《楚帛书》既然有“女真”这类道家特色的表述，折射出的也可能正是它的学派倾向。史党社《新出文字资料与秦人早期历史》结合清华简《系年》篇与传统考古材料，对学界传统的秦人来源“东来说”提出了一些疑问。清华简《系年》与《秦本纪》之间尚有矛盾存在，呼吁学界对此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曹峰《读〈殷高宗问于三寿〉上半篇一些心得》对《三寿》上半篇文意做了详细解读，并认为该篇是在探讨长治久安之道，其内容既接近《老子》也接近《易传》，属于居安思危、趋吉避凶之道。郭永秉《论清华简〈厚父〉应为〈夏书〉之一篇》认为，《厚父》完全有可能是在西周流传的夏代传说基础之上编写出来以顺应周朝统治的一篇文章，《厚父》应为《夏书》之一篇。董珊《新见吴王馀眜剑铭考证》梳理了馀眜剑铭上所记载的王馀祭在位期间的四次征伐事件，虽然与传世文献记载不甚相合，但这正是出土文献解读中不应趋同传世文献而应立异的典型。李锐《古史系统的新探索》认为从西周到战国时期至少有四次古史系统转变，其主要转变由周人完成。周人在拉长自己的祖先之同时，尽可能把各区系、各氏族的祖先纳入古史系统中，使之时空合一。梁涛《荀子“其善者伪”为“其善者”说——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认为荀子《性恶》篇实际揭示了人生中以“性”为代表的向下堕失和以“心”为代表的向上提升的两种力量，并通过善恶的对立对人性做出考察，实际就是“性恶、心善”说。荀子学说中的心是道德智虑心，具有好善、知善、为善的能力。

文献释读无疑是出土文献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李均明、曹峰、郭永秉先生的研究便是代表。在通读文本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将出土文本同传世相关文献做对比研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其中杨振红、梁涛两位先生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用出土文献纠正我们原本依靠传世文本而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错误认知，对于思想史的重新梳理也大有裨益。但对出土文献我们也需要避免盲目的认同，这正是史党社、董珊先生在文中所强调的：要对出土文献材料有一个理性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