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其他
另外，我认为对于《厚父》属于《夏书》之说，还可以举出传世文献里证据力不算太强的旁证。
《厚父》篇特别提到了因为启之经德少，皋陶奉天帝之命下降辅佐启（自然因为皋陶能秉德）；皋陶辅佐下的启的夏朝，“知天之威哉，问民之若否”。在《左传》引到的《夏书》里，有两次提到皋陶或与皋陶有关，一为“《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昭公十四年》）一为“《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庄公八年》）问民善否，自然就是和下面“乱下民之慝”、论“司民”之重要性一段有关，这直接跟皋陶制刑有密切关系，治民恶，必须要用到皋陶之刑，下面所说孔甲典刑，大概也是和皋陶之刑一脉相承的；皋陶勉力布德（“种”训“布”，为伪古文《大禹谟》伪孔传说）而德降，似乎也与简文“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繇下为之卿事”可以对看。
《墨子·非乐上》引“《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惠栋说“大”当作“天”），天用弗式。’”惠栋以为这是叙武观之事的佚《书》，与《夏书·五子之歌》有关。[33]启之无德、湛酒，与《厚父》“启之经德少”及下文厚父的“酒诰”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极易看出的。
《厚父》一篇十分强调德教，前后多见“明德”“经德”“慎德”“秉德”“敬德”等表述。《墨子·非命下》记“禹之《总德》有之：‘允不着（孙诒让疑“着”是“若”之误[34]），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从所引的文字看，既称为“禹之《总德》”，估计应该属于《夏书》的佚篇。《总德》强调慎德与葆天命的关系，与《厚父》的主旨契合，这可能正是《夏书》中不少篇目一个重要的共同主题。
结合上文的论述，再来看这些不算特别强的关联性，似乎也暗示出《厚父》一篇属于《夏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至于李学勤、程浩等先生以《孟子·梁惠王下》引“天降下民”等几句为论武王之勇，所以认为《孟子》引的应该是《周书》，而且一定是以武王为主人公的《书》，我认为这个推论从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天降下民”这几句，讲的分明不是武王而是禹的事迹，即使是要说武王之“勇”，何必引它？《孟子》引这两句，恰是用《厚父》的本来意思，与论武王之“勇”毫无关系，文义大致是说：《尚书》里说“天为下民作君作师，是要天子整治四方罪恶的”，武王见不得独夫横行，就一举灭商安定天下了，所以下民唯恐武王不好勇力，这才是大勇。这哪里能说明此段引《书》必须出于《周书》呢？阐说正义者诛灭罪恶符合天命的道理，就一定要引周武王为主人公的《周书》吗？
此篇如确是《夏书》无误，尚有两点可说。一是在战国时代仍有不少完整的《夏书》篇章传流，而且其中有不少记载和传统认识有差异，例如《厚父》谈皋陶、谈孔甲等，说明战国时对夏代历史的认识尚有较为丰富的数据可据，西汉时司马迁能完整地在《夏本纪》中记录夏代世系（虽然这个世系与《殷本纪》的商代世系一样，可能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不是偶然的。二是赵平安先生已经指出，此篇字体古老，有些写法特点在三晋文字中也能看到，这与此篇本属于《夏书》、在夏墟故地附近流行有无历史关联，[35]也是可以考虑的。
最后但并不是最次要的一点，必须在此揭出。我认为此篇是《夏书》，但绝非认为此篇的著作时代就是夏代，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从学者已经举出的大量证据和我们本文论证过程中所举的用以比较的例子来看，《厚父》的思想和语言，基本上同周初的《尚书》和西周金文中反映出来的情况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厚父》完全有可能是在西周流传的夏代传说基础之上编写出来以顺应周朝统治的一篇文章。沈培先生提示我，《厚父》篇记王言之前冠以“王若曰”，通篇又多称“夏之哲王”“夏邦”“夏邑”，而不说“我夏之哲王”“我夏邦”，这大概正显露了周人转述夏人说话立场的痕迹，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
附记：此文简单的初稿《简说清华简〈厚父〉篇应属〈夏书〉而非〈周书〉》曾于5月6日首发于武汉大学简帛网，因为成稿匆促，其中有不少不准确和粗疏的地方，当以此稿为准。写作初稿之前，曾就此问题请教裘锡圭先生、陈剑先生和邬可晶先生，获益甚多。全稿写成后，复蒙沈培、赵平安、周忠兵三位先生指正，对定稿帮助甚大。统此一并致以衷心谢意！
2015年5月6日下午初稿
2015年5月10日扩充修改
2015年5月15日定稿
本文于2015年6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承蒙主持人赵平安先生及李锐先生提出宝贵意见，会后我又对此文略作了一些修改。
2015年6月24日
本文又曾提交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出土文献与先秦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16—17日）讨论，会上宣读时，主持人大西克也先生向我指出“问前文人之恭明德”一句是包孕句，这类句式出现的时代比较晚，所以我当时根据大西先生的提示，怀疑此篇开头的“□□□□王监嘉绩，问前文人之恭明德”等文句，性质当类似于《书序》，《厚父》全篇本来应该是从“王若曰”开始的。但后经仔细考虑，终觉此问题较为复杂，还不能下断言，有机会容另文再作讨论。
2016年3月31日补记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1]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版。
[2] 李学勤：《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深圳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下引李说不再注。
[3] 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
[4]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118页。
[5]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发表的论文和学术帖，为免烦琐，恕不一一注明，敬请谅解。“天命不可谌斯”的“谌”，是蒙沈培先生指教的。
[6] 秉按：此字不识，可能是王自称其名。
[7] 秉按：此字原作“
”，疑读“巩”，句谓下民是巩固天帝之子（即王）的。
[8] 此字原释为从“彳”从“升”，读为“征”。秉按，所谓“升”旁似非是。
[9] 秉按：此字不识。
[10] 参见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前面两句引文，是赵先生对《厚父》全篇内容的概括，亦见《厚父》整理报告的“说明”（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下册，第109页）。
[11] 程浩：《清华简〈厚父〉“周书”说》，《出土文献》第五辑，中西书局2014年版。
[12] 周忠兵兄看过小文之后告诉我，他查了属于《尚书·周书》的篇章，“若说到夏，一般都是夏商周三者都会涉及，如《召诰》、《多士》、《多方》、《立政》等，未发现只提及夏者。且更多的是只提及殷商，如《牧誓》、《康诰》、《酒诰》、《无逸》等，从这点看，说《厚父》属于《周书》似不合适”。
[13] 此“如台”即奈何、怎么办，例如《尚书·西伯戡黎》“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14] 《康王之诰》“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顾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这都是周人自称周、周邦的例子，金文中周人自称周邦的例子更多，无须赘举，皆可与简文所记王自称“夏邦”等参看。
[15] 吴振武：《新见西周爯簋铭文释读》，《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裘锡圭：《
簋铭补释》，《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单称“神”的，见豳公盨、大克鼎等，参看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319—320页。整理者已经举到“宁簋（《集成》四〇二一—四〇二二）：‘其用各百神。’”这是完全正确的。
[16] 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第320页。
[17] 邬可晶：《〈上博（九）·举治王天下〉“文王访之于尚父举治”篇编连小议》，简帛网2013年1月11日首发。
[18] 郭永秉：《清华简与古史传说（三题）》，烟台清华简与儒家经典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12月4—8日。
[19] 马楠：《清华简第五册补释六则》，《出土文献》第六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
[20] 此文署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刊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15年4月8日。
[21] 裘锡圭：《关于石鼓文的年代问题》，《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卷，第317页。
[22] 余培林：《诗经正诂》，台北三民书局2007年版，第643页。
[23] 王引之著，李花蕾点校：《经传释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24] 马楠先生的文章里没有把“
”字括注“肆”，大概是想在此字上做文章，但此字与此篇其他用作“肆”之字的文字学分析，赵平安先生已有充分论证（参见赵平安《谈谈战国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以清华简〈厚父〉为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当无可疑。
[25] “慝”古多指邪恶、恶人，用作名词义，如作形容词，亦多用以形容事物，如《礼记·乐记》有“淫乐慝礼”。古汉语“慝人”的说法，见葛洪《抱朴子外篇·行品》，时代相当晚。
[26] 承赵平安先生、李锐先生示知，他们理解的“之慝王乃遏佚其命……”的“之”是“到了”的意思，就是“到了那恶王（之时），就遏佚其命……”的意思。但这样的话，“遏佚其命”等动作的发出者就颇为模糊，不一定仅指“慝王”而所指范围可能更大（例如王朝上下，甚至包括下民），这种表述似乎于文义不合，至少表义不够明确，实际上这句话的主语不可能是“王”之外的其他人，也就是说，这句话根本就不需要累赘地加一个“之”字；而且，虽然“之……”有“到了……的时候”的意思，一般是把“之”字用在动词之前的（例如《诗》的“之死矢靡它”），以“之某人”这种形式表达“到了某人的时候”，似乎仍显怪异，因为“之某人”很容易按照一般的语感被人理解成“到某人那儿去”的意思，因此在古汉语中以此类表述极为罕见，似乎很难找到可比较的语例（按照我的语感，这类理解的意思似乎说成“及慝王”才较合适一些）。
[27] 马说见前引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简第五册整理报告补正》；“蚊首”说见武汉大学简帛网学术论坛发帖。
[28] 也有学者认为此字是“辞”字所从的声旁，就应释读为“治”，今不取。
[29] 古书屡言邦国、民众、群臣之“慝”，例如《周礼·秋官·大行人》“殷
以除邦国之慝”，《鹖冠子·天则》“上统下抚者，远众之慝也”，《新序·杂事二》“以观群臣之慝”。
[30] 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2页。这一点是《经传释词》先指出的（第121页），而《词诠》引《尚书》证据较多，故据以引录。
[31] 参见张玉金《西周金文中“氒”字用法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7—108页。
[32] 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
[33] 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1页。惠栋指出“《周书·尝麦》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观也（秉按：武观，据《国语·楚语》韦昭注是启之子，太康昆弟）。彭寿者，彭伯也。《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遗文，《周书》载其逸事”，这是很有道理的。可以注意的是，《尝麦》“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与《厚父》“启惟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繇下为之卿事”表述极似，很可能是夏代传说衍变分化之异。
[34] 孙诒让：《墨子闲诂》，第280页。
[35] 陈梦家先生认为“关于夏、商、周三代之书的保存与拟作，应该分别为晋、宋、鲁三国所为。……夏、商之书多为晋、宋两国之人拟作。这些拟作，也自然有所本，因之也保存了许多史料”（《尚书通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8页），拟作之说未必尽然，但《夏书》在晋地更有流传的基础则是很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