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厚父》性质的已有讨论
我们先看一下赵平安先生的说法:
《厚父》通篇为“王”和“厚父”的对话。“王”首先通过追溯夏代历史,指出勤政、用人、敬畏天命、谨慎祭祀对于“永保夏邑(或邦)”的重要性,厚父则从反面阐明君弗用典型、颠覆其德、沉湎于非彝,臣弗慎其德、不“用叙在服”的严重后果。接下来,“王”介绍了自己当下的作为,厚父在响应中阐述了自己的认识和理念,重点是要畏天命、知民心、处理好司民和民的关系以及戒酒等。……厚父是夏人的后裔,他在与“王”的对话中用相当的篇幅谈到酒。……从《厚父》看,宣传戒酒其实从夏代就开始了,《厚父》中的戒酒词可以说是夏代后裔的酒诰。从某种程度上说,《厚父》可以看做是夏代酒文化在其后裔中的延续和映现。[10]
这些话除了说明“厚父”是夏人后裔之外,并没有坐实“王”和“厚父”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比较模糊,也透露出一种谨慎。不过,既称“厚父是夏人的后裔”“夏代后裔的酒诰”,则似是倾向于把对话发生的时代放在夏代之后,如果对话的主人公是夏代人,显然没有必要这样来描述厚父的身份。
李学勤先生则认为:
如果像上面所说,孟子所引确系来自《厚父》的一种传本的话,我们便可以得出几点推论:
……
第二,《厚父》中的“王”乃是周武王,所以尽管篇中多论夏朝的兴王(秉按:指禹、启、孔甲之类),该篇应是《周书》,不是《商书》(李文原注:在《厚父》简整理过程中,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马楠博士、程浩硕士等都指出了这一点)。
第三,《厚父》篇尾“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一段,与《尚书·酒诰》和大盂鼎铭文关于酒禁的论旨相同,均为针对商朝的覆灭而言。
从这段推论可以看到,清华简在整理过程中是考虑过《厚父》到底是《商书》还是《周书》的问题的,李先生的结论是这位“王”是周武王。那么“厚父”自然也是周初人物。程浩先生的意见类似,他说:
我们可以发现《厚父》篇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与周初的文献比较接近,而且从简文记载的对话内容来看,其发生在周初的历史背景下也是合情合理的。
他并认为,《厚父》是武王克殷之后向夏朝遗民厚父请教前文人明德的记录。[11]
读了整理报告和整理团队的相关论述,我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疑虑:此篇记王和厚父对话,通篇所谈都是夏代前文人、先哲王事,完全没有提商周以后人事,[12]何以一定要把这篇东西说成是晚到西周的“王”(甚至坐实是周武王)和夏代遗民“厚父”(甚至以为他就是类似于箕子那种“前朝遗老”)之间谈夏代教训的对话呢?其实从口气上看,这位“厚父”对“王”的教训之词不可谓不剀切、沉重(详下文),绝不类周初访求“前朝遗老”背景下的对话,赵平安先生的整理报告和文章都没有指实这位“夏人的后裔”是周初的前朝遗老,我想大概也是不赞同这种意见的。
翻看武汉大学简帛网讨论区“清华五《厚父》初读”一帖的回帖,我注意到网友“云间”已经从厚父的语气认为他是夏代末年的人,但没有作其他任何说明与论证,似乎也没什么研究者理会这种说法。我反复读过此篇之后,觉得整理者和一些学者将此篇性质定为与《周书》性质类似、以王为周王的看法是证据不够充分的。我认为此篇所记,很可能就是夏代孔甲之后某王与其大臣厚父的对话,应当是《夏书》的一篇而非《周书》的一篇。
《厚父》文中,有一些对文义理解关涉较大的语词和句子,还没有得到一致意见,这是该篇性质没有定论的关键。下面逐一阐述我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