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汉考古与简牍

不仅先秦历史与出土文献紧密结合，秦汉史亦与考古发现密不可分，尤其是简牍材料的出土与公布，大大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因此，秦汉考古与简牍自然成为本次会议研讨的重点之一，四场主题发言也都与此有关。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春龙介绍了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9号井的地理位置、遗址状况和出土的简牍，并应与会学者要求，披露了7号井出土部分简牍的内容，其中西汉早期律名简引人注目。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的郑同修展示了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东定陶汉墓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对墓内发现的封护青砖和黄肠木上的文字进行了考释，并据文字内容认定该墓葬的建筑材料并非为某一位死者临时加工，而应属于汉王朝国家储备的“预作寿藏”产品，从而推断该墓葬为“亚帝王级”，墓主很大可能是汉哀帝生母丁太后，精彩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另外两场主题发言都是利用西北汉塞的考古成果对汉代历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子今结合出土汉简和汉代遗址发掘的实物资料，分析了汉代河西民间市场中丝、毛制品的使用、流通、转运情况，并对“匈奴好汉缯絮”“戍卒贳卖衣财物”与“吏民”“贳卖”“商胡”“贾胡”的活跃等现象作了特别说明，有助于增进对当时丝绸之路贸易及其经济、文化功能的认识。甘肃省简牍博物馆的张德芳以悬泉汉简为主要材料，梳理了西北汉简中对丝绸之路东、中、西三段道路及沿途诸国的记载，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为研究两汉丝绸之路、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材料。

涉及这一方面的会议论文亦不胜枚举。西北师范大学李迎春的《居延汉简所见广陵王临终歌诗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通过重新考释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的居延旧简241·10，发现其可能是《汉书·武五子传》记载的广陵厉王刘胥临终诗歌的早期传抄本，并进一步分析了汉代信息传播的方式、效率和朝廷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认为该简所记之事的流传非常迅速，很有可能是国家的有意传播，民众通过这种高效率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可以获知朝廷中的政治信息，而且可以根据个人情感需要汲取文化信息、获得情感熏陶，十分富有新意。这篇文章还根据该简与《汉书》文本的不同，对《汉书》的史料来源进行了新思考，加深了研究者对“缀辑所闻”在班固创作《汉书》中作用的理解。兰州城市学院孙占宇的《重读居延新简札记（一）》一文利用最新红外线图版，对破城子探方2—3所出16枚居延新简中50余处文字、符号提出了新的释读意见，所做工作十分细致，为日后学者利用居延新简进行研究提供了帮助。不过有些改释在会议现场遭到了部分与会学者的质疑，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某些结论在确定和日后被使用时也许还需更为审慎。首都师范大学刘乐贤的《也谈金关汉简中一种与〈孝经〉有关的文献》一文分析了肩水金关汉简中一篇与现存《孝经》文字相关的简册，认为这篇简册的8条简文可能出自王莽于始元三年撰写并颁发的《戒子书》，为重新认识西北汉塞遗址出土简牍中所见典籍的性质提供了一种思路。北京大学陈侃理的《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喜”的宦历》一文重新释读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两个漶漫不清的文字，复原了墓主喜的仕宦经历，为研究秦代基层行政制度和低级官吏的升迁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案例；并以此改释为据，对《编年记》与同墓所出其他简册的关系、秦统一前夕若干重要史实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虽然有的与会学者不同意将“御史”改释为“乡史”，但其补释并改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为“昌平君居其处，有（又）死。为属”，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其他问题的思考，还是颇有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怡的《说书槴》一文结合文献、简牍、画像资料，考证了古人收装书籍的用具——书槴的具体实物形态，指出山东临沂白庄东汉墓画像石中传统被认为是悬挂之简册的图案应当是书槴，并对文献中以“挂壁”来存放书籍的方式做了探讨，对重新认识秦汉书写史、文化史和名物研究都大有裨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邬文玲的《读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札记》一文梳理了目前学界对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考释了整篇文献，对“吾犀武舍人”之“吾”字和“犀武论其舍人尚命者以丹未当死”一句的含义提出了新解，对日后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的《汉代“超长纪年”问题新研》一文分析了汉代出土文献中的“超长纪年”现象，归纳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四种意见，并结合汉都城长安内及附近发现的钱范、骨签等文物上出现的超长纪年，排除了过去基于西北汉简得出的超长纪年为改元通知未达而产生的可能，认为这些超长纪年反映的就是当时实际纪年状况，后世史书的纪年与改元年号完全相对应，只是经过后人加工的结果。

除了上述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有论文对出土文献的性质及其与传世文献的关系进行思考。首都师范大学的蔡万进在《也谈出土文献》一文中，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就出土文献概念的形成与界定、出土文献与文献学的关系、出土文献对历史学研究的推动三个方面，对出土文献的内涵与作用进行了解说，指出出土文献概念的四个方面及其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它具有认识文献早期面貌和性质、辨别文献真伪、校读古籍、解读古籍词义文义等文献学的意义，以及证史、纠史、补史、撰史等历史学的价值，有助于我国出土文献学的构建和古史研究者树立对待出土文献的正确态度。无独有偶，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的《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告〉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一文也就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文关注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赵政书》与《史记》记载抵牾的现象，尝试对其原因进行解读，认为《秦二世元年文告》或许是出于政治需要而编造、曲说的，《赵政书》似乎归属于“小说家言”的可能性更高，二者的史料价值都不足以推翻《史记》所载秦始皇—秦二世之际的基本历史叙事框架。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一些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整理和述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宠亮的《西汉〈杨量买山石刻〉的发现与研究》一文总结了西汉《杨量买山石刻》的著录与研究概况，对各家关于其出土时间、地点、流传过程及最终命运的分歧一一辨析，得出了较为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该文最后还思考了传统金石学在碑刻研究上的不足，对建立现代、科学的碑刻文献学十分富有启发性。中国人民大学森谷一树的《日本西北边境出土简牍研究的新动态》一文介绍了20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学界对居延、敦煌汉简等西北边塞出土汉代简牍的研究，加深了国内学者对日本同行的了解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