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局限性

（一）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欧盟是当今世界最大而且最先进的经济力量之一

2003年，按当期本币对美元汇率折算的世界GDP为355990亿美元，其中欧盟占103750亿美元，美国为108750亿美元，欧美几近相等。下表统计数字表明，自1980年以来的25年中，欧美经济规模相较，经常此消彼长，而且有时幅度还很大：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欧盟GDP占世界的比重1980年达29.5%，比美国的份额23.8%高出近6个百分点，而1985年，美国占32.9%，比欧盟的22.1%高出10个多百分点；在90年代，欧盟、美国1995年各为25.5%和32.4%，美国又反超欧盟近7个百分点。如此反复消长，除了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差异因素外，主要是汇率变动所致。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表明，在欧元对美元汇率大致在1∶1.10附近的正常历史常态下，欧盟与美国的经济总量不相上下。

表1 1980-2004年欧盟、美国与日本GDP

在国际贸易中，欧盟所占份额更大。在2002年世界出口贸易总额48453亿欧元中（不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区内贸易），欧盟占了9973亿欧元，占世界20.6%，明显大于美国的14.7%和日本的8.5%；如果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区内贸易16070亿欧元计算在内，2002年世界出口贸易总额则为64523亿美元，其中欧盟的总体比重达40.3%，遥遥领先于美国的11.1%和日本的6.4%。在进口方面，欧盟的总体比重同样突出，但是如果仅就欧盟的区外贸易而言，不及美国，这就是说，美国约为世界提供了大约1/4的市场，而欧盟接近1/5（参见表2）。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欧盟均居世界首位。1991-1996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为2453亿美元，其中欧盟876亿美元，占34.4%；日本9亿美元，占0.3%；美国468亿美元，占19.1%。1997-2002年间合计，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总量为51150亿美元，其中欧盟17010亿美元，占33.3%；日本429亿美元，占0.8%；美国10492亿美元，占20.5%。1991-1996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为2806亿美元，其中欧盟1278亿美元，占45.5%；日本209亿美元，占7.4%；美国671亿美元，占23.9%。1997-2002年间合计，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量为41756亿美元，其中欧盟30326亿美元，占72.6%；日本1643亿美元，占3.9%；美国8023亿美元，占19.2%。流量如此累积的结果是，欧盟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既是最大吸收者，更是全球遥遥领先的资本输出地，进出相抵，欧盟是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净输出地（参见表3）。

表2 2000年世界贸易及欧盟、美国、日本进出口

2.欧盟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平衡力量和稳定力量

约瑟夫·奈的“三维棋局”观点认为，不宜全面过于高估美国的力量，而低估欧洲等地区国家的力量。他写道，在信息全球化时代，战略实力根本不会这样高度集中。相反，它像复杂的三维棋局那样分散在各个国家之间。在棋盘的顶层，美国的军事实力基本上无人匹敌；但是在经济这层棋盘上，美国并非霸权或帝国，举例来说，如果欧洲联合起来，美国想和它平起平坐也绝非易事；在位于底层的跨国关系棋盘上，权力被杂乱无章地分散，使用单极、霸权或美帝国这样的字眼毫无意义。^[1]欧盟委员会委员拉米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这一问题，他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欧洲是建立一个更平衡的世界的希望，是建立更公正的国际关系的希望。”^[2]欧洲的这种平衡作用，同时也发挥着稳定的影响。

表3 世界及欧盟、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与流出存量（截至2002年底）

虽然近些年来欧盟经济增长缓慢，货币与科技力量也暂时不及美国，但却始终比较稳定，它在世界经济中起着某种“锚定”的作用。我们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为例。诚然，迄今为止，欧元和欧元区依然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它还是为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作出了与亚洲地区国家不同角度的贡献。欧元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欧元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货币区”。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尽管绝对值颇大，但仍只占该地区GDP的15%，远远不及美国联邦各州之间的密切和方便程度；其次，欧元使成员国失去了各国经济政策最重要三个工具中的两个：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灵活的汇率政策，而第三个工具预算政策也受到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限制；此外，当欧元区一个国家遭受未影响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独立打击时，欧元区难以应付；欧元区各国选举日程的差异加剧了欧元区各国的经济不同步，因为选举往往伴随着扩大预算的政策；集中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预算政策在各成员国之间形成了本来就已存在的通货膨胀差别，使欧元在各国的购买力不同，且不大可能用原来国家可用调整货币政策或升贬汇率来缓解。^[3]一句话，欧元似乎依然面临着一个“可持久生存”的问题。这与美元大为不同。尽管如此，欧元、欧元区及其欧洲中央银行，仍以其特殊的方式，对始自2002年春的新一轮美元贬值起到了某种“疏通”的作用，从而为世界经济货币的稳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两年呈现的美元贬值、欧元升值之势是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一种调整的组成部分。全球经济已变得过于依赖于美国的高额贸易逆差，这使外国人手中的美元（对美出口所得）超过了他们希望持有的数额。抛售美元导致欧元、日元和其他一些货币升值。^[4]有人说，与亚洲国家相比，欧盟对美元贬值基本上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至今（2004年初春）未对汇市进行干预，对购买美国国债也无很大兴趣，虽然美元贬值同样对欧盟出口带来冲击。欧盟这样做，显然是不想承担购入美元而带来的经济损失。^[5]这样说，看来确是事实，但却是一个未被完全正确解读的事实。试想，如果欧洲人与亚洲人一样，也大力支撑美元，那么新一轮美元汇率调整过程就难以完成。在这里，欧元实际上起着一种为美元释放巨大压力，并有助于美元无虞的排气阀作用。自然，亚洲人自有亚洲人的贡献。看看亚洲国家地区，虽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但这些顺差很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返回到了美国，为维护美国财政的正常运行和物价的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还承担了美元贬值和利率下降而造成的收益损失。

3.欧洲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可供参考的经济模式

欧洲以德国为典型的社会市场经济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同。欧美经济模式的表征差异表现在它们的各自特征上。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公司企业自由地追逐短期利润目标；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劳动者只能享受有限的、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所得和社会福利；人们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总体认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德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下，积累的决策权同样也在私人公司，国家对资本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可能比较小，但政治体制严格地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使得有组织的劳工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市场和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里，主流文化是社会民主主义。欧美经济模式的实质区别集中在劳工的权利和资本的权力问题上。在美国模式下，政府相对于资本固然也有相对独立性，但其行为主要倾向于资本，因而在处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雇主与雇员、国家与公民、企业与资本市场等五对关系问题时，自然会偏好市场、企业、雇主、强调公民自我负责以及重视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而在欧洲模式下，政府拥有更强的独立性，其行为自然也重视资本利益，但同时又强调劳资协商和社会平衡。一句话，欧美模式的实质区别在于：美国不但信奉市场经济，而且实行市场社会；而欧洲固然也十分重视市场经济，但不听任市场社会。

欧美经济模式各有长短。对欧美经济模式的判断，首先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在受加尔文主义提倡的“允许经营致富，贷钱取利”影响的“自由的”美国，对于那些有财富、有权势或有才能的各路“社会精英”，自由市场经济也许是一种较为适宜的模式，在那里，资本财富受到尊敬，普通劳工遭到贬抑，政府只是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而被人接受。而在欧洲，由于有长期的阶级斗争背景、战争历史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广泛深入人心，人们普遍愿意接受相对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在那里，代表国家和公民的机构一般都不互相敌对，人们力求在资本、劳动和政府的协同作用下，长期维护社会和平。欧美经济模式都有成功的机会，也都有表现不佳的时候。对它们的评估，还同选择测量方法有关，例如时间段的选择和指标的选择。以时间段选择而言，20世纪50-70年代欧洲模式（“德国奇迹”等）也曾相当风光；80年代末日本成了世界的“学习榜样”；只是到了90年代后半叶，美国模式才“出人头地”。但这决不是定式。竞争并未终结。从选择不同的测量指标来说，如果按“时均”GDP（每个工时生产的GDP）计算，90年代上半叶美国只居第9位，排在前8名的，除了加拿大之外，都是欧洲国家——比利时、法国、荷兰、德国、挪威、瑞士和奥地利。在后来接着的几年里，情况也没有发生大变化。

在最近十年里，由于政治与经济原因，美国模式显得暂居“上风”。在政治方面，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妄图使美国成为21世纪控制全球主要政治与经济局面的强权国家。为此，除了使用武力之外，它们还试图用两种新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作为美国模式“灵魂”的新自由主义，以改变其他国家包括某些欧洲国家的内部秩序；二是大力推进明显带有美国味的全球化进程，以改变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的外部环境。应当说，美国大力倡导的上述两项“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经济方面，由于欧洲内外的原因，作为欧洲模式根基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严峻考验，使目前欧洲在欧美模式之争中暂居不利地位。但是，欧洲人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放弃欧洲模式的核心部分，它将依然是可供世人选择的、颇有成效的社会-经济模式之一。

4.欧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不仅是它自身的目标利益追求，而且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对于国际秩序，欧盟主张多极的世界，多边对话的世界，开放的世界，有规可循的世界，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对于国际规则，特别在世界贸易领域，欧盟往往是最重要、最积极的倡议者、监护者和执行人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欧盟力图担当“南北桥梁”的角色，这是美国无缘充任的。为此，欧盟在作种种努力。例如欧盟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一直占整个西方的一半以上：2000年在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外援中，欧盟占51.9%，日本占27.7%，美国占20.4%；1993-2000年8年合计，欧盟15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共达2006亿欧元，日本为860亿欧元，美国则为633亿欧元，在三方提供的外援总额3499亿欧元中，欧盟占57.3%，日本占24.6%，美国占18.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迄今欧盟的官方发展援助仍超过美国、日本之和，但因欧盟所提供的外援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因此，比重也呈现减少。

表4 欧盟、日本、美国的官方发展援助

（二）欧盟力量的局限性

1.经济、货币、科技、文化力量方面的局限性

诚然，如上所述，欧盟力量十分重要。但它的局限性，至少在目前，似乎要比美国更为突出。

在经济力量方面，虽说欧美GDP规模大致相当，但含义却很不一样。美国是单一国家、单一力量，它的资源可集中调度使用，以实现重要的国家目标；而从2004年5月1日起将有25个成员国的欧盟，却相对缺乏这种能力。例如，尽管目前欧盟15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平均已达GDP的48.4%（其中德国为49.4%，法国为54.4%，英国为42.8%，意大利为48.5%），但欧盟的财政资源是分散在各成员国使用的，只有相当于GDP1.2%集中在欧盟一级统一调配，而美国联邦一级财政却占了GDP20%左右（美国各州财政合占GDP的15%），这极大地影响着欧盟经济力量的有效使用。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2004年2月10日向欧洲议会提交了2007-2013年欧盟共同财政方案的建议草案，据此，2007年欧盟一级财政预算将为1246亿欧元（目前约为1000亿欧元），2013年将增加到1431亿欧元。根据计算，在欧盟东扩后的7年间，欧盟预算将提高40%，总金额达1万亿欧元，与欧盟GDP相比，份额仍在1.22%上下（欧盟规定其预算总额上限不得超过其GDP的1.24%）。围绕这个预算，净出资国与净得益国经常争吵不休，其使用方向也几经调整。东扩以后，欧盟预算资金将优先投于三大用途：一是优先用于实现欧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优先用于欧盟内部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以及欧盟全体公民所应该享有的各项社会权利和义务；三是优先用于国际事务，以便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可以想见，很难期望从中获得对欧盟经济发展本身会有多大动力。

在货币力量方面，始于2002年春的美元贬值，这不会动摇美元地位的根基。而欧元则有所不同。尽管在过去两年中它对美元汇率大幅上升，也确实抬升了欧元的国际地位，但欧元至今依然存在着一个能否扩大影响力和持久生存力的问题。美元的巨大影响力缘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它。欧元之所以现在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主要也在于它尚缺乏足够强大的外部影响力。从内部长期来看，美元将受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政府财政赤字的拖累，而欧元则会受欧盟国家巨额社会负担（这也是一种债务）的拖累。美国与欧盟面临的都是结构性难题，要想着手缓解，看来欧洲比美国也许更为困难。因为一切都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这方面欧洲在短期内未必能胜于美国。此外，欧元要想逐步成为强势货币，还必须致力于进入美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进入原材料市场（计价、结算等）和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目前世界外汇储备中大约80%是美元）。在所有上述方面，欧元还任重道远。

在科技力量方面，无论在基础还是应用领域，目前美国对欧盟的优势都相当明显。各国科技的基础发展水平可以通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奖这三个自然科学奖的次数来衡量。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有36名德国科学家、22名英国科学家、16名法国科学家和14名美国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而从1941年到现在（2004年年初），美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是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最多的国家，共获奖198次。其次是英国56次，德国31次，法国10次。从1901年到今天，美国的获奖次数比英、德、法三国的总和还要多。迄今为止，美国在科研领域中的经费占全世界投入科技研究的资金的40%。^[6]而在2003年全球390亿美元的高科技投资中，美国以257亿美元占了投资总额的60%。排在第二位的英国为24亿美元，不及美国的1/10，法国和德国则分别只有15亿美元和8亿美元。^[7]在应用科技领域，我们以国际专利申请为例。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03年收到的110114件专利申请中，美国有39250件，占35%；日本16774件，占15.2%；德国13979件，占12.7%；英国和法国则分别只占5.5%和4.3%（比较资料：中国1205件，印度611件，南非376件，巴西221件，墨西哥123件，这就是说西方五大国合占73.4%，而发展中世界“五大国”合占2.3%）。就美、欧比较而言，则是美国的35.7%对德、英、法三国合占的25.0%。

在文化力量方面，欧洲文化虽然高雅、深厚，但在美国大众、实用、商业文化面前似乎也有些抵挡不住。目前在欧洲的文化市场中有70%的美国电影和系列片，美国电影每年在欧洲的电视里播放5万次个节目。而在美国的文化市场上，外国影片的比例很难超过3%-4%，人们需要起早贪黑，才能在美国的电视里看到欧洲电影。近来国内外有人经常提到欧洲的“软实力”，含义并不清楚，无非是指影响力和吸引力。确实，我们应当重视包括欧洲文化力量在内的欧洲“软实力”，但同时现实生活还表明，如果缺乏硬实力的支撑，“软实力”也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2.欧盟目前正面临着两大难事，即如何“消化”好第五次扩大和富有成效地推进社会-经济改革

欧盟的第五次扩大，从长期看可能会提高欧盟在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扩大后的欧盟，它将在欧洲7.3亿人口中占4.5亿人，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中占400多万平方公里，在44个国家与地区中占25个，在11万亿美元GDP中占10万亿美元，显然，东扩后的欧盟将进一步成为整个欧洲政治、经济中的主导性力量，但西翼欧洲毕竟不等于整个欧洲，与其相对的东翼欧洲（包括俄罗斯等）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小视。不仅如此，扩大后的欧盟，其内部政治形势可能会出现种种变化，新入盟的原“东欧国家”内部局势如何发展，新老成员国在观念、制度、发展水平差距、实际利益分配等方面能否在短期内较为顺利地融合；在欧盟外部，欧美、欧俄关系将如何演变，特别是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和政策将如何运作，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还是未定之数，而它们的安排布局将对未来欧盟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欧洲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像美国那样的“合众国”。法国历史学家让·贝希勒尔认为欧洲从未真正产生过囊括全欧的“帝国”；欧洲联盟的未来发展，如果能进一步把欧洲引进一个旧大陆各国之间持久而又深入的“和谐共存”时代，那就将是欧盟对欧洲乃至人类的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8]普罗迪的志向则更宏大。他认为，欧盟并没有采取旨在创造一种欧洲民族身份的融合道路，相反，它追求一种“多样性中的统一”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宗旨是通过分享主权赋予欧盟实现其目标所需的有效行动的能力，但同时寻求保留我们的公民倍加珍视的那些民族、地区或种族身份”。东扩不会改变上述指导方针。但是，伴随着东扩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它使欧盟制度结构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欧盟原有的制度结构已经不再适合新形势。为了应付扩大的欧盟以及21世纪带来的挑战，欧洲必须改革它的机构机制。而欧盟宪法草案正致力于为此指明方向。普罗迪预期，2004年6月中旬有望完成对该宪法草案的最后修订。^[9]在社会经济改革方面，早在2000年欧委会就已提出的要在10年内把欧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之一的目标，德国施罗德政府2003年正式提出的“2010年议程”，英、法、德三国2004年2月18日提议在欧委会内设专管经济改革的专员或副主席一职，以及在不少成员国内已经付诸行动的大量改革措施，都预示着欧洲人正在为其社会经济改革而努力，但步履维艰。这里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欧洲的社会经济改革不仅仅是迫于已经相当厚实积重的社会经济难题，而且是欧洲要实现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前主席朔依布勒写道：“如果德国和作为整体的欧洲打算参与塑造世界新秩序，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欧洲必须加强其结盟的能力，必须在政治上达成一致，重新赢得经济和社会活力，在全世界倡导自己的经验、认识和价值观。”^[10]

3.扮演“南北桥梁”角色并不容易

欧盟力图通过独立提出方案、和平调停冲突、积极承担“维和”、提供发展援助、利用历史纽带、发挥自身经验以及给予贸易优惠等方法发挥“南北桥梁”的作用，其努力值得重视，但整体影响尚待扩大和深化。为此，欧盟自身首先必须有全面强大的实力。同时，欧盟必须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作出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欧洲和欧盟内部事务上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它们将使欧盟在外部世界包括南北问题上拥有令人信服的行动能力。同时，欧盟还应更加善于处理发展中世界的正当合理的诉求。仅以贸易优惠为例，欧盟是有严格条件的。欧委会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说得明白：“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它致力于发展保护劳动者权益，允许自由组织工会，鼓励实施与资方集体谈判，严格控制雇用童工和废除强迫劳动，那么它出口到欧洲市场的商品就可以得到减让关税的特别优惠政策。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严重并经常违反这些基本准则，我们将取消优惠政策。况且，欧洲并不是必须要提供这些优惠政策。而当欧洲提供时，也有权要求受益国在欧洲认为关键性的问题上做出起码的承诺。”^[11]此外，包括欧盟在内的“北方”国家与广大“南方”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存在巨大差异：“南方”首先寻求发展，而“北方”则是对生活质量“锦上添花”更为关注。这是两者未来冲突的一个象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