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内容意旨
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风格等观念层面，亦涉及科举等制度层面的论述。实则桐城派的形成与发展动力之一在于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即因谋生而形成的社会网络。换言之，经济因素不仅推动了桐城派的产生，也是桐城派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治生方式即经济因素来研究桐城文派的流变，不仅有助于理解桐城文派发展历史的内在规律，也有助于理解桐城派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理念与内涵。本书从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入手，全面论述了治生与桐城派形成的关系，尤其是细致揭示了治生方式塑造的官员圈、幕僚圈、书院圈、地域宗亲圈对桐城派形成的作用，治生活动对桐城派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内涵的影响，治生收入与桐城派人才培养、图书刊刻等推动桐城派发展壮大重要现象的关联。
具体思路如下：
一是对桐城派文人治生的本体研究。本书分三章论述了桐城派文人治生的观念、方式、收入等，是对文人治生活动本身的深入探讨。第一章着重分析桐城派治生观对前人的继承和务实性特征，并以具体事例探讨他们重义轻利主张的真实性。第二、三章全面分析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及收入情况，按职业形态不同分别探讨，注意制度层面与实际情况的不同，将整体状况与个别事例结合分析，使论述内容尽量全面并客观可靠。
二是将桐城派文人治生与流派的发生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其内在规律。分为三部分逐渐深入：首先将治生活动形成的不同圈子与文学活动对应，说明流派本身就是由圈子构成。其次指出治生的需求对文学创作和学术的影响客观存在，但不是唯一原因，以刘开与方宗诚为例来说明。并以大量例证来说明风格和创作因素都不是流派形成的根本原因。最后以桐城派的治生收入对人才的培养和著作的刊刻情况来说明流派繁衍扩大的原因。
文中相关概念。治生：从字面的意思看，即为治理生计，并无可异议处。不过，治生的途径自古至今却在变化中。今人对于“治生”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内容。广义者，如王瑜、蔡志荣说“治生是指家庭财产的获得、合理使用及分配”。[16]狭义多指“货殖”，就是经商获利的方式。这两种定义之外，又有大于狭义又小于广义的一种中等范围定义，即除了经商之外，包括务农、工匠的一类治生。本书所言治生指一切可以获得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经营，包括做官、教书、游幕等“本业治生”方式和力田、商贾等“异业治生”。[17]
文人和士人：这两个词本身含义略有差别，“文人”强调了人物注重文学创作的特点，往往与“学者”相对，“士人”基本上包括全部获取了功名的读书人。对本选题来说，这两者却是基本统一的。因为桐城派的人物多半因学习古文而列名于流派，而能留下名字在各种桐城派文学史上的人物，又基本都有功名。从词汇的常用角度出发，本书主要使用“文人治生”一词，然而在具体对人群和个人的探讨中，用“士人”更为准确，因为很多桐城派人物基本是纯学者，或纯官员，没有可称述的古文作品。另外本文所言“桐城派文人”，主要指有明确的师承关系的桐城派文人，也包括主张与桐城派一致，或有明确私淑桐城派言论的士人，以民国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所列人物为主，另外也包括刘声木未列，而实际主张和创作皆与桐城派密切相关的一些人物，为明人物范围，特列《桐城派文人科举职业简表》附录于末。
本书内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论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观。论述古代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和桐城派文人对古代义利观的继承和演变；桐城派文人治生观在实际的家训和治生实践中的务实性特征。对桐城派文人治生观践行情况进行总体考察，论证历史上对他们“假道学”的指责并不客观，总体比其他文人品行并不更卑下；并以桐城派历史上“假道学”名声最甚的方宗诚为例，详细考证指责多半不实。
第二章论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方式与清代其他文人并无太大的不同，以做官、游幕、从教以及守田、医贾等为主，此章有个别而至一般的意义，从桐城派文人群体的治生途径见有清一代的文人生存之道。各节分职业而论，做官有科举、捐纳、恩荫、荐举之途。桐城派文人游幕人数和概况，游幕的特点、入幕方式及为幕之道。从教有官学和书院、私塾等不同体系，由于桐城派文人在各级书院影响最大，因而以书院山长为重点讨论从教方式，论证可得出山长之聘主要由书院的筹资方式决定。守田、医贾、食禀饩皆为治生来源，一并简述。
第三章论述桐城派文人的治生收入。与治生方式相对应，按照不同的职业来讨论收入。官员的收入除俸禄、养廉银等制度内收入外，因节礼等隐性收入使大多数官员的实际收入远大于表面收入，另又有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官员存在，皆选典型实例来说明收入状况。桐城派的高级幕僚收入可观，州县幕僚的收入情况比较复杂，丰俭不一。教师的收入分山长、塾师，各有不同，差异巨大，各就不同书院、人物进行分析。分析桐城派文人在官学或书院等不同机构中所得廪饩、膏火状况及原因。分析收入影响治生选择的类型和原因。
本书后三章论述治生对桐城派的影响，分治生圈子对流派形成的影响，治生对流派的文学、学术的影响，以及治生收入对流派人才和著作的影响来论证。
第四章论述治生圈与桐城派的形成。桐城派可以划分成前后相继又互有交叉继承关系的不同圈子。用圈子来描述桐城派的状态，可大致分为以官员为核心的圈子，以山长为核心的圈子，以地域宗亲为核心的圈子。除梳理桐城派形成过程中各个圈子的状况外，并举桐城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为例来论证圈子的复杂特征和交融情况。
第五章论述治生对桐城派文学、学术的影响。治生对文学的影响有多方面，最典型的是幕僚代笔之作和治生需求下的应酬文字，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单独成集极少，署名权不明晰，代笔水平参差不齐。应酬文字数量大，格式雷同，谀词较多。治生对学术的影响以经学为最，用力最多，成就较高，历史评价不一，争议较大。其中以《汉学商兑》引起的争议最为典型，考证方东树的谋食术与此著的关系。治生与流派的形成是本书最核心问题，论述了桐城派主要人物创作风格不一、文论也并不相同、甚至一些成员自身也并不认同的情况下被后代学者归入桐城派的原因。流派成员划分基本由圈子决定，同时产生了门派之见的弊端。以刘开和方宗诚的入幕自荐文为例，分析治生之需使得文章内容相近，但文风是由个性决定的。
第六章论述桐城派文人治生的财力与流派发展壮大的关系。一是通过财力支持宗族教育来培养人才，二是通过财力刊刻著述促进传播和扩大影响。桐城派的官员对宗族公产的捐献力度最大，各家族财力不一，对子弟的培养作用极大，都注重了对穷困子弟的扶助。在政策上倾向对科举人才的培养，直至民国以后发生转变。通过这些人才培养的手段使文脉有厚实的人才基础，也使家族势力长久不堕。正因为家族经济参与到人才培养中，才可看到桐城派中往往兄弟父子、族属宗亲相继而学习古文，成为流派成员。桐城派的著述极丰，刊刻形式多样，分自刻、他刻、家族与地方文献及总集刊刻等不同状况，各作论述，皆基于财力实现。
[1]吴孟复：《序》，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页。
[2]如更早有王镇远的《桐城派诗论初探》，以后有邱美琼的《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吴建民的《经学与桐城派散文理论》、曾光光的《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等。
[3]胡明：《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
[4]许建平：《文学生成与传播的经济动因》,《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
[5]祁志祥：《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考量》,《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6]许建平：《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7]刘增合：《儒道与治生之间——儒教经济伦理观念中的对峙与融通》,《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
[8]徐永斌：《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安徽史学》2011年第11期。
[9]徐永斌：《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人与书画治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0]朱丽霞：《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1]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12]吕靖波：《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
[13]闻洁：《塾师经济待遇初探》,《教育与经济》2000年第3期。
[14]陈宝良：《说“教书匠”——明清塾师的生计及其形象转变》,《文史知识》2012年第7期。
[15]孟祥栋：《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